马忠才、王媛：青藏高原特色优势企业与民族互嵌结构共进机制研究

【内容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宏大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组织与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如何实现互促共进，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本文聚焦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的特色产业实践，依托民族互嵌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系统阐释特色优势企业与民族互嵌结构的互动逻辑。研究发现，此类企业通过产业链将不同民族的生产要素、能动主体与利益诉求深度嵌合，构建起“利益联结、协作平台、文化相通、心理认同”四位一体的递进式共进机制。具体而言，企业首先通过利益共享将各族群众联结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经济共同体；随后依托生产环节搭建的制度化协作平台，推动跨民族日常互动常态化；并在长期共同生产实践中增进文化理解与情感相亲，最终实现经济协作向社会交往、文化相通与心理认同的深层延伸，进而达成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本文不仅拓展了民族互嵌理论在经济组织领域的应用，也为民族地区依托特色优势企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微观实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特色优势企业；民族互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马忠才，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王媛，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6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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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课题，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二者深度融合、一体落实，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兼具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本质，也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团结进步与繁荣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当前，学界针对此议题已在宏观层面形成了诸多理论共识，为实践奠定了学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建构与逻辑推演，对于二者如何在具体场域中落地生根，以及通过微观实践实现具象化融合，仍缺乏充分的实证回应与本土化探索。

民族地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其现代化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的实施成效，这是当前民族研究亟待深化的命题。这里的现代化进程，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式”，也“难以照搬东中部地区的发展经验”，唯有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才能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激发民族团结的内生动力，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民族地区的互促共进、一体发展。

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是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生、多种生计交织的典型区域，自然成为这一协同推进的重要实践场域。其发展既承载着边疆地区现代化转型的时代使命，也肩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责任。该区域拥有牦牛乳等独特的高原资源，但长期受制于资源整合能力弱、产业发展层次低、族际互动深度不足等困境，未能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与团结优势。近年来，在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产业政策的双重引导下，一批扎根乡土的特色优势企业悄然兴起，成为整合区域资源、联结各族群众的微观载体。这类企业以牦牛乳特色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为抓手，有机整合了藏族的牧业资源、回族的经营传统以及汉族的技术与劳动力资源，构建起从奶源培育、生产加工到市场流通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群众在产业链的各环节实现了常态化协作与利益共享，使企业本身成为促进民族互嵌交融的全新平台。与行政主导的族际交往举措或单纯的市场交易不同，特色优势企业以共同的产业发展为根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的生产经营实践，其推动民族互嵌的过程更具内生性与持续性，为边疆民族地区协同推进现代化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路径。

本文聚焦于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深耕牦牛乳产业的特色优势企业实践，立足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致力于探究以下核心问题：这类企业如何通过产业现代化，破解本土特色产业的发展困境？在产业发展的不同环节，企业又通过哪些具体机制，推动各民族从浅层交往走向深度互嵌？期望通过对这一区域实践的深度剖析，为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象融合，贡献切实可行的本土化方案。

二、理论与概念：特色优势企业与民族互嵌

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为系统阐释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特色优势企业与民族互嵌结构的互动逻辑，本文以民族互嵌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为核心分析视角，探讨共进机制的动态生成过程。

（一）理论视角：民族互嵌与马克思交往理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并将其作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途径之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这些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学界围绕“民族互嵌”的理论内涵与研究范式持续探索，其分析维度逐步拓展，内容逐步丰富，形成了具有实践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有学者认为，相较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嵌入性”理论，“互嵌”意味着“多主体间以最为合适、舒服的状态内嵌在一起，相互融合，交替能量；相互作用，共同成长，达成互嵌共生、共情、共赢之态”。各民族实现多维互嵌的系统性整合，打破民族间的交往壁垒，构建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格局，其目标是“形成一个结构相融、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的多民族共同体”。

目前，学界对民族互嵌的探讨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格局，但重心仍多集中于空间互嵌与社会互嵌两大维度。前者多以民族互嵌式社区为研究场景，聚焦居住空间布局、公共空间建设等核心议题，探讨空间上的“相邻而居”如何为族际接触提供物理基础；后者多围绕族际交往、关系构建、治理机制完善等议题展开，探讨各民族成员如何构建社会联系，形成跨民族的社会共同体。这些成果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民族互嵌的实践路径与实现效应，但仍存在可深化之处：其一，关于多民族经济互嵌何以促进特色优势企业发展的微观研究较为匮乏；其二，企业如何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为有限；其三，鲜有研究以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企业为载体，深入剖析产业经济场域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与微观机制，未能充分回应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融合的现实议题，这将是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理解经济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学理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而“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换言之，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交往行为的基础，经济互嵌作为物质生产交往的核心形态，是族际交往的原始起点与根本动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经济利益联结基础上的生产要素与社会资源的嵌合过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经济互嵌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了民族交往的层次与效度。这一经典论断，将经济层面的相互联结视为推动民族交往走向深化的核心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促进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为一体”，“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些论述立足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将经济互嵌从单纯的生产要素整合，提升至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为本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二）概念阐释：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并明确提出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民族互嵌的实践场景拓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方位嵌入不仅体现在社区生活层面，更应延伸至生产经营、产业发展等经济领域。企业作为各民族成员共同就业、协同生产的正式组织，是民族互嵌从社会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的核心载体，也是实现各民族共事共乐、共富共享的重要平台。

根据“十五五规划”“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立足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的指引，结合区域产业实践，本文将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的特色优势企业阐释为“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其核心内涵是指：以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为依托，整合不同民族群体在长期生计实践中形成的资源、技术与经营等比较优势，吸纳多民族成员共同参与生产经营，并在产业链核心环节形成制度化协作与整体性利益共享的企业组织形态。这一表述立足地方特色优势企业与民族互嵌格局深度融合的实践样态，既是互嵌理论在产业领域的微观具象，也是民族互嵌研究向经济组织场域延伸的形态表达，兼具理论属性与互嵌内核。

三、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的特色优势企业

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沿青藏高原东缘分布，跨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以及云南西北部地区，是高寒牧区与河谷农区的动态过渡区域。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当地多元互补的民族经济特质：藏族居民主要以牦牛养殖、青稞种植为主要生计，掌握着高寒牧业技艺与高原优质资源；回族群众大多依托经商传统，成为连接当地资源与外部市场的重要纽带；汉族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掌握现代化经营理念与先进技术，弥补了当地产业发展的技术与人力短板。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内部劳动力的优势特长虽呈现差异化发展，但各民族的生计优势各有侧重、互为支撑，为民族间的经济协作与互嵌交融奠定了天然基础。而这种内生的互补性，也成为当地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孕育与发展的本土根基。

近年来，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依托牦牛乳等特色资源发展的优势企业已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甘南、青海东部、川西北等核心区域内，其数量与规模呈稳步增长态势，大部分牦牛主产区均培育形成了1—3家本土牦牛乳生产加工企业（包括具备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区域性中小型企业）或合作社联合体。这些企业大多扎根民族地区，员工构成普遍以汉、藏、回等民族为主，在原料收购、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形成了稳定的多民族互嵌关系，是高原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较为常见的组织形态。它们的形成，是区域资源、政策环境、市场机制与企业发展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本文的田野调查于2024年10月、2025年9月在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的核心区域甘南藏族自治州开展，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当地两家深耕牦牛乳生产加工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H公司、L公司为核心调研对象。二者不仅是当地特色优势企业的代表，也是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实现多民族共参与、共发展的典型样本，其交往模式能够充分反映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的整体特征。

H公司自199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牦牛乳深加工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牧户”的产业化模式，以甘南为中心，搭建了辐射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的牦牛乳曲拉原料供应网络，带动五省区内14.5万农牧户增收。其产品线覆盖高端蛋白原料、功能性奶粉等多个领域，销售网络覆盖全国，甚至远销欧盟、美国、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H公司由当地的回族企业家创办，员工涵盖汉、藏、回等多民族，人数比例为6：2：2，各民族成员在生产、管理、研发等环节各司其职、协同合作。

L公司属中华老字号企业，始建于1953年，经2003年改制后，逐步构建起从牧草种植、牦牛标准化养殖，到产品研发生产、品牌营销的产业链条。其通过在甘南地区设立奶源收购站、派驻技术服务团队等方式，与周边7个乡镇1000余户群众签订增收致富协议，与18个行政村签订鲜奶收购协议，深入推动传统高寒牧业的现代化转型，带动了周边农牧民约1.5万户8万余人实现增收。L公司在生产经营与日常管理中，同样汇聚了汉、藏、回等多民族员工，人数比例为3：4：3，形成了多元主体协作的发展格局。两家企业虽在产品定位与发展路线上略有差异，但均根植于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的特色资源，紧扣多民族共生的地域特征，形成了共性实践。下文将结合田野调查，深入剖析其推动民族互嵌的内在机制。

四、利益联结：从“分散经营”到“合作共赢”

在甘南地区，各民族虽具备生计与资源的天然互补性，但相对分散的传统经营模式，却使得这种互补性仅能形成局部的族际互动，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利益联结，更无法形成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持续动力。针对这一核心问题，当地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通过产权共有、产销联动的层层设计，构建起各民族深度联结的利益共同体。

（一）从分散资源到共有产权

传统牧业的核心发展难题在于，各民族优势要素相对分散且缺乏利益联结的制度载体。而如今，在产业发展的新形态下，当地企业以共有产权为抓手，通过生产要素整合，构建起各民族利益共享的协作架构。以H公司为例，其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实践中，就形成了以“产权共有”为核心的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即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将农村集体经济资金与牧户产业专项帮扶资金集中整合，以入股形式注入企业，形成“村集体持股、企业运营、村民受益”的协作架构。这种“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东”的转化路径，让各族村民不仅间接获得了企业股东身份，更依托制度化的分红机制共享发展收益。

2018年起，我们公司和ZGMM、ZGDM、LX3个乡镇20个村集体970户农牧民签署了扶贫合作协议，H公司作为载体，直接吸纳村集体经济资金、“三变改革”专项资金入股，每年按照8%的股比进行分红。村集体参与分红后，再将获得的利润按比例发给村民，以这种产业形式带动他们脱贫致富。昨天，我们集中发放了今年的分红资金共100多万。这七年来，H公司给入股的村集体和农牧户分红累计大概有900万了。

在这一过程中，各族村民通过其拥有的股权直观地认识到，自身收益与企业效益已紧密相连，一种基于共同利益期待的“我们感”得以生成。

入股后每个人的股份占比都是清晰的，企业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大家肯定是希望它越来越好。企业挣得多，我们分红就多，大伙儿都很上心，也愿意参与进去，我们也是这里头的一分子呗。

这种明晰的互嵌式产权结构以及公平的利润分配方式，使得参与其中的各民族成员突破了以往相对孤立和分散的经营状态，通过现代产权纽带和经济利益共享，从各谋其利走向合作共赢。

（二）从个体生产到集体协作

产权共有让各族群众有了利益联结的前提，但分散的个体生产仍难以对接规模化的产业运营。为此，基于族际接触的合作性原则，企业以收购站搭建、兜底价保障、技术赋能的组合举措，逐步构建起各民族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H公司通过与村集体签订帮扶协议，建立起覆盖全村的定向牛奶收购网络，并将全村草场纳入企业基地范畴，形成“村域即基地”的生产格局，改变了以往各户分散销售、相互无联的状态。同时，H公司还通过设立牧区定点收购站，为各民族牧户解决了销售难、运输远的现实问题；推出兜底保护价机制，叠加政府政策补贴，让其不再担忧市场价格波动。这种契约化协作，使得各族村民不再是独自面对市场的个体经营者，而是产业链上紧密联结的共同成员。一位藏族牧民表示：

以前牛奶都是自己找商贩零卖，价格忽高忽低，销路也不稳定，没人收只能炼成酥油、曲拉，放久了品质也会变差。H公司和全村签了协议后，收村里所有的牛奶，这下终于不用自己找销路了，现在我们全村（汉族、藏族）把牦牛都合在一起放，挤好的牛奶就一起送到收购站去。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大家的利益是一起的。谁家有难处，互相帮个忙顺带就把奶给送了，没人计较。收奶时每家都有自己的记账本，一家就算有10头牦牛，年底也能挣4万块左右。

为确保奶源品质，企业依托村集体组织，对各族村民开展技术帮扶。例如，针对鲜奶易腐坏、传统曲拉加工粗放等问题，L公司利用自身技术平台，持续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牧区，开展紧贴生产实际的技能培训，指导牧民规范使用存储设备，改进初加工技艺。H公司也为牧民家庭引进小型酥油分离机等实用设备，通过现场指导与示范，帮助其掌握符合现代食品标准的制作工艺。

L公司的技术师傅会定期来村里培训，主要是教我们使用（L公司提供的）鲜奶储存罐，把牛奶的初加工做规范，也会讲些防疫知识。我们学会后牛奶存得好，交的奶合格率高，收入也跟着稳了。

起初，牧民手工打酥油提炼得总是不太透彻，酥油里经常还残留没分离干净的奶脂。这种原料交到厂里，后续加工起来就很麻烦。后来我们改进了方法，引进了手摇式酥油分离器，免费发给大家用，还派专人到现场教大家如何操作。掌握了这个新法子后，原料质量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这种技能帮扶，在推动传统牧业技术升级的同时，也促成了现代畜牧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双向学习。一位汉族技术员提到，“我们在推广新方法的过程中，也从牧民那里学到了很多适应当地草场与气候的传统经验，彼此都在进步”。

族际接触理论认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平等地位接触，并且这种接触能够使族际间产生对共同利益和共同人性的感知时”，才能有效推动民族互嵌结构的深化发展。从产权共有到产销联动的过程中，企业通过编织利益联结之网，将各民族的分散资源系统整合，将其互补优势逐步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实践成果，让族际接触从浅层互动走向常态化合作，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提供了稳定而持久的现实动力。

五、协作平台：从“制度协同”到“日常交往”

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更是一个为各民族成员提供常态化、高频次互动交流的制度化平台。在其日常运营过程中，跨民族的社会互嵌与人情往来并非偶然出现，而是融入了企业运转的各个环节。

（一）生产场域的制度协同

这种交往在企业定期召开的生产例会中可见一斑。生产例会不仅是技术学习、信息交流的平台，还承担着鲜明的仪式意义。例如，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及教育活动“进企业”的部署要求下，L公司常借此场合，公开表扬员工间民族互助的先进典型，对民族团结行为进行正面倡导与价值强化，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并形塑着企业内部的交往模式，为持续、正向的民族互动奠定积极基调。

公司每周周一开例会，我在会上受过两次表扬：一次是一位汉族同事因操作不当受了伤，我第一时间送他去了医院。那娃娃从小是收养的，住院时家里没人来照顾，我主动在医院陪护了两天两夜。还有一次是厂里的新设备出了故障得请工程师来修，我们班组需轮流值班盯着。我看大家都很累，就让他们都去休息睡觉，自己一个人顶在那儿帮忙，直到生产线恢复，整整三十几个小时没合眼，那次以后我升为了班长。

除生产例会外，企业的技术培训则以更具情感深度的方式，为各族员工搭建了交往互动的微观通道，这主要体现在公司资深成员与新手之间结成的师徒关系上。员工间“老带新”的方式，不仅传递了知识，更在技能授受中构筑起跨越民族身份的职业情谊，使工作场域转化为跨民族交流的互动平台。

公司的“老带新”不分民族，都是混在一起按照岗位需求匹配的。有的是直接安排让老员工带新人，比如我入职的时候就有一个汉族师傅，他带得特别细致，手把手教我，帮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有的是后期自己认的，新人觉得某个老员工经验丰富愿意跟着学，老员工也愿意教，慢慢就成了师徒。我们公司机修房的主管是回族，一直认一位老一辈的藏族机修电工为师傅，对他特别尊敬。

技术培训所奠定的技能基础与初步建立的同事情谊，为各族员工在生产线中实现更深层次的互嵌提供了可能。生产线精细化的岗位分工，将各族员工紧密联结为一个功能整体，每个人的操作节奏与质量直接关系到下游同事的工作效率，乃至班组的整体产能。这种结构促使大家主动沟通、相互理解，逐渐形成了无需言明的行动默契。在面对临时性生产压力时，跨岗位、跨民族的互助协作得以自然发生。以L公司酸奶生产线为例，各族员工依据工序流程被分配于前处理、灌装及外包等不同工段，形成有序的协作链条，任何一环的顺畅运行都离不开其他环节的默契配合，前处理工段会及时向灌装岗通报物料状态变更，灌装端会根据产线节奏主动调整包装物料供给，在任务繁重或设备调试期间，常可见各族员工跨岗支援的情形。

我们整条生产线大约有三十人，汉族、藏族、回族都有，我每个人都认识，都能叫得上名字。大家在工作中都是分工配合的，一人负责一个步骤。遇到哪个车间要加班时，所有人都会主动过去帮忙，不分谁是什么民族。比如外包车间设备调试或机器故障时，为了保证按时完工，大家全部都会过去帮忙，手动完成包装。

（二）集体生活的人情网络

如果说生产协作是员工间交往的初始动力，那么工作之余共同生活空间的营造，则为制度协同中产生的好感与默契，提供了发酵和升华的土壤，让协作平台的内涵从生产维度拓展至企业日常的生活维度。在企业的混居宿舍中，共居体验和宿舍闲谈成为各族员工分享个人经历、家乡风物、文化习俗与生活感悟的窗口，为其创造了倾诉情感困惑、建立私人友谊的机会。这些看似琐碎的非正式互动，让员工间从因工作需要而相识的熟人，逐渐成为能够深入彼此生活、积累社会信任的友人。

我们宿舍四个人，我是藏族，还有一个回族，两个汉族。我们的关系真的特别好，直到现在都没变，还经常联系一起玩。刚进厂那会儿，大家年纪都小，没怎么上过大学，一起干活、一起吃住，处得就像大学同窗好友一样，感情甚至比那还深。我结婚时，那个回族的朋友还专门来帮我招呼客人。

同时，这层友人关系，还在集体食堂的共食场景中，得到了反复确认与持续滋养。人类学视野中，“共食”本身就是一条维持社会化人际关系、确认共同体身份的特殊纽带。它不是单纯地一起吃饭，而是通过食物的共享行为，将个体连结为有互动、有认同的社会网络。企业的集体食堂通过饮食安排的文化包容性与固定的用餐节奏，让来自不同班组、岗位及民族的员工拥有了每日实现交汇的必要时空节点。在同桌而食中，大家围绕“食”这一核心要素展开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增进着彼此间的了解与接纳，以一种最朴素、日常的方式强化着“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基础认知。

我有一个蒙古族同事是投奔亲戚来的，我们同期进厂，常一起吃饭。起初他吃不惯本地的手抓，后来时间长了也习惯了，甚至笑称几天不吃还会想。刚来时他说自己没吃过糌粑，我就从家里带来给他尝，他也请我们喝过家乡的蒙古族奶茶，和酥油茶味道不同，但也很好喝。

在共居共食所构筑的人情网络中，跨民族通婚现象的出现，正是企业内全方位嵌入状态的直观体现。访谈中一对汉藏民族通婚的夫妻表示：“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虽然民族不同，但价值观、生活习惯都很合拍，慢慢就走到了一起。”这种从同事到家人的身份转变，不仅是交往互动的结果，更是深层次社会互嵌的典型例证。

公司搬到产业园区这10年里，厂内员工间谈恋爱、结婚的特别多，民族通婚的可能少说得有10对。我两个本地的汉族朋友，一个娶了L县的藏族，一个娶了Z县的藏族，都是在厂里谈的对象。

可见，企业所构建的协作平台，是一个从工作到生活，从制度到情感自然深化的有机体系。其通过制度化空间与生活化场景的有机结合，推动着社会交往从偶然走向必然，从表层协作走向深度互嵌，为深入的文化理解与情感相通培育了丰沃土壤。

六、文化相通：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人们在共同经济生活中的相依性、互补性为文化相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推动着各民族文化从“各美其美”的空间共存转向“美美与共”的互嵌交融。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文化接触，而是民族互嵌在企业场域中从经济协作、社会交往走向深度交融的实质性跃升。它聚焦于各民族员工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真实诉求，直面文化差异易形成交往壁垒的现实问题，表现为由浅及深的动态过程。

（一）从尊重差异到互学互鉴

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物理载体，更是多元文化接触的天然场域。不同民族成员汇聚于此，其语言习惯、沟通方式等呈现出多样性，在接触初期易成为彼此交往的心理边界。然而，随着生产协作的持续深化，各民族成员间会逐步建立起对彼此专业能力与工作态度的客观认知，真实的合作体验会逐步取代那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成为族际交往的新基础。例如，各族员工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卓越技能、敬业精神与合作诚意，往往能够成为打破偏见的重要契机。

之前找工作时还担心少数民族同事多，会有习俗上的差异不好融入，但来了之后发现完全是想多了，他们都很热情，工作激情也很足。不管什么时候干活，都能全身心投入，不管是体力活还是细致活，都透着一股认真劲儿，状态也很稳定，哪怕是加班到很晚也不会敷衍，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

随着共事时间的积累与刻板印象的消解，各族员工间自发的、积极的文化调适随之展开。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尊重并学习彼此的文化，并在此过程中进行自我行为调整。例如，大家会在集体生活中自觉尊重并顾及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在工作间隙与茶余饭后开展语言互学；在民俗节日互赠民族特色美食。

我的藏语是跟藏族同事们待久了听得多了，慢慢就学会了一些常用表达。比如他们说“去打球”“吃饭了吗”这类简单的，我都能听懂也会说，复杂一点的虽然说不好，但能抓住几个关键词，能知道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每年民俗节日，我都会给我的少数民族舍友发微信祝贺，他们也会把自己家做的油香、馓子带来给我们分享。作为回馈，我们就买上些水果，大家在宿舍摆上一桌，算是一起庆祝了。

这些细微之处的体贴行为看似平凡，却是文化交融的实践起点。“偏见源自无知、熟悉产生喜爱”，真实积极的接触互动能够有效消解偏见，推动民族交往从被动共处走向主动接近。

（二）从差异相容到文化相通

当不同民族文化获得充分尊重与理解时，差异便会由调适对象进一步转化为互补资源，推动企业内的文化交融从互学互鉴走向集体共创，最终实现差异相容、文化相通的深层状态。这一跃升在企业每年组织的“浪山”活动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每年盛夏之际，H公司与L公司会组织全体员工前往周边的草原或风景区集体“浪山”，共同参与搭建帐篷、烹制美食及文体联谊等活动。这一过程中，各族员工虽未严格按照民族刻意分配任务，却也自然地依托各自文化背景中的经验与专长，形成了分工协作。藏族员工常凭借其传统生活经验，主要承担起搭建帐篷的任务；回族员工主动负责餐饮筹备，确保食材符合多元化的饮食需求；而汉族员工则凭借其细致与条理，多负责统筹策划与采买工作。这种分工协作，是在充分发挥各自文化优势基础上的有机配合。由此，一种“和而不同”的企业文化悄然形成，它既肯定每个民族的独特价值，更强调在协作中凝聚共识、共创价值。

“浪山”活动中，锅庄舞已成为凝聚群体认同的共通文化符号。当不同民族成员随音乐围圈起舞时，统一的动作在模仿与传习间流转，原有的文化边界也在集体欢庆中悄然柔化。这种共创共享的文化实践，使得差异不再是被调适的边界，而是构建集体认同的资源，进而导向文化相通的深层状态。

浪山那几天，大家都比较放松，会组织爬山、拔河这些集体游戏，晚上一起跳锅庄舞，每个民族的都跳。感觉和我们相处久了，汉族、回族的同事也变得爱唱歌跳舞了。

文化相通是一个从刻板印象消解，到建立自觉的文化尊重与调适，进而实现美美与共的动态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尊重差异但不强调与强化差异，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但不强化与凸显特性”，以理解、包容与欣赏为基础，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转化为共创共享的源泉。

七、心理认同：从“民族身份”到“共同体身份”

民族互嵌的价值理性是在推动各民族之间结构整合、认同深化的过程中促成民族关系的现代性塑造，建设团结向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互嵌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利益的联结与社会文化的交融，更催生了一种内化于心的心理互嵌与情感认同过程。这一过程始于企业生产劳动的微观实践，逐步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范畴，最终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切归属。

（一）企业认同：“我们”意识的形成

在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内部，认同构建始于基础的生产实践。当不同民族成员为共同的经济目标而并肩协作时，生产单元内部会逐渐萌生出“我们”的认同意识。基于这种认同雏形，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号召，以系列文化实践活动厚植企业文化根基，进一步将认同整合并升华为超越民族身份的企业认同。例如，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民俗节日，两公司均实行统一的假期安排和普惠性的福利政策，各族员工同等享受每个节日的福利与红包，各类节日都是全体员工共同体验的欢庆时刻。同时，公司还会筹办全厂性运动会、联欢会等集体活动，为包括退休员工在内的各族员工构建一个属于企业人的共同文化空间。

过节时公司会放假还会发福利，汉族、回族、藏族都一样有。我们公司各个节日只要是发福利的，就每个民族都不落下。我们就是这样的氛围，不会说今天是你的节你放假，都是共同庆祝的。

中秋节“职工运动会”全公司的员工都参加，礼品非常丰厚，项目有篮球、羽毛球、拔河、跳绳这些。我报了篮球和跳绳，虽然没拿奖，但特别开心。各部门的同事都聚在一起，不管哪个民族，大家都为自己的队友加油呐喊，氛围特别好，感觉比平时工作中更能拉近距离。

今年香浪节时，我们公司把自建厂以来跟老板一起打拼直至退休的员工都请了回来。其中有一位来自临夏的回族爷爷，现在快80岁了，他看到我们展板上贴的老照片时，特别激动地拉着我说：“哎呀，你看你看，这是我的库房。”听到他这么说，我感觉他真的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

这种共同的节庆体验、共享的物质关怀和共有的集体记忆，逐渐淡化了员工交往的民族属性意识，强化了情感联结，促使他们的自我认知中与交往中增加了共处一个企业的“我们”的身份认同。

（二）地域认同：家乡自豪感油然而生

当企业认同日益牢固并深入人心时，这种情感便会向外投射，与企业所扎根的这片土地及文化表征产生深刻共鸣。各民族成员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效力的企业，并非一个孤立的经济岛屿，其发展与当地的风土、物产及文化血脉相连。尤其是当企业的产品成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代表地方特色的一张名片时，这种关联就变得尤为真切。当各族员工在日常生活中亲眼见证承载着自身劳动价值与地方特色的产品获得市场青睐时，一种强烈的地域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个体劳动、企业品牌、地方文化在外部世界得到价值确认后的直观心理反应。

每次在超市，甚至外地城市看到我们公司生产的酸奶时，那种感觉真的特别亲切，很兴奋也很骄傲，荣誉感和自豪感是肯定有的。每次看见我都会拉着身边人介绍：“这是我们甘南的特色，是我亲手生产的。”

这种情感一方面源于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认可，更深层次的则是一种文化自信。产业的发展及企业的强大，让当地各民族成员真切地看到了自身所处地域的独特价值与潜力，从而激发起对家乡深厚的认同与热爱。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命运与共的深度体认

心理认同的最高层次，是将个人、企业与地域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切归属。这种体认深植于参与者最朴素的现实观察与利益感知。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作为一个微观社会单元，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缩影。在其发展叙事中，企业员工及合作农牧民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国家的稳定发展与政策支持，是地方特色产业与企业得以存续和繁荣的根本前提；而企业的兴旺，是各族群众实现家庭增收、生活改善的直接保障。这种国家发展好，企业才能好，各民族才能好的认知逻辑，将个体命运、区域发展与国家繁荣紧密相连。于是，对企业的归属、对地域的自豪，这些在具体情境中培育的情感，便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与意义框架。当各族员工将自身视为企业、区域发展的一部分时，也就在情感和认知上更贴近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自觉。而这份自觉，更在一次次心手相牵的公益行动、一份份心系家国的共同情怀中，沉淀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定体认。

积石山县地震那会儿，听说那边受灾了，公司里不管是汉族、藏族还是回族同事都主动报名捐款，全公司累计捐赠的物资、奶粉这些前后差不多有100万了。大家上班之余都在聊灾区的情况，心里都揪着，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

今年九三阅兵时，公司组织大家一起看了直播。看着那些方阵整齐地走过去，还有战斗机飞过，心里一下子就热起来了。所有人都看得特别认真，听到精彩介绍时，大家还会不约而同地感叹一声“哇!”。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同事，眼里的那种激动和骄傲是一样的。真正地觉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每个民族是真正的一家人。

这种坚实而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不仅推动着各民族成员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也激励着他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愿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身力量。心理认同机制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微观日常的、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之中，让个体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身份认知重塑。它充分证明了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厚、最持久的根基所在。

八、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特色牦牛乳产业为考察对象，立足田野实证，以民族互嵌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特色优势企业与民族互嵌结构的互动逻辑，回应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核心命题。研究发现，扎根民族地区的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以经济互嵌为核心纽带，将产业发展与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紧密结合，形成了从利益联结、协作平台、文化相通到心理认同的共进机制，为民族地区两大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微观实践范例。

这些机制既印证了经济互嵌作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物质基础的理论论断，也在产业场域中拓展了民族互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态。具体而言，企业以利益联结重构资源配置，形成稳定的经济互嵌结构；以生产经营场景搭建常态化协作平台，推动经济互嵌向社会与文化层面延伸；以利益共享与日常互动促进文化相通，最终实现经济互嵌向心理互嵌的深层跃升。同时，企业实践以物质交往支撑精神交往、以精神交往反作用于产业协作与民族共生的过程，激活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使民族互嵌具备了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

1985年，费孝通先生赴甘南调研时明确提出，甘南是藏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门户，应当以现代化、商品化提升本土资源价值。其核心正是立足甘南农牧交错的地域特质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格局，通过激活本土资源优势、推动民族间经济协作，让甘南成为藏族地区对接现代化的前沿阵地。费先生在考察中发现，当地各民族形成了“藏族牧业、回族商贸、汉族农耕”的传统生计分工，区域间与民族间的经济协作，是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发展与民族团结的关键路径。这一论断，本质上是对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早期理论探索，而本文所考察的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正是对这一经典理念的当代诠释与跨时空对话。在实践层面，企业将传统民族生计分工，升级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下的专业化协作——各民族成员在企业组织中实现利益联结、生产协作与文化相通，藏族主要深耕奶源培育、回族主导市场流通、汉族赋能技术加工，各民族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中得到精准释放，使费先生笔下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从传统集市贸易的浅层协作，升维为现代化产业发展中的全方位互嵌；在理论层面，企业以产业现代化推动的经济互嵌，不仅契合先生当年的发展构想，更将这一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度结合，让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实现了“发展与团结”经典命题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理论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互嵌型特色优势企业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现代化，而以特色优势产业为载体的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则是实现二者协同推进的重要路径。其一，产业现代化立足区域禀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既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因地制宜、走特色发展之路的内在要求，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深度经济互嵌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核心纽带，其以利益共享为核心，让各族群众平等参与、共同富裕，践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追求；其三，内生性交往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它摆脱了形式化推动，使民族互嵌在生产生活中自然生成，真正做到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虽明晰了此类企业推动两大核心命题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与理论逻辑，但在研究范围与类型上仍有拓展空间。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区域至西北、西南等更多边疆民族地区，对不同产业类型的特色优势企业开展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经济互嵌驱动民族交融的差异化机制，丰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民族地区协同推进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模式，为新时代民族地区依托特色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学理支持与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