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识：藏医药标准化语境下的制度变迁、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

一、引言

（一）核心概念界定：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适用性说明

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有必要首先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理论框架的适用边界。

“制度”（institution）在诺思的理论体系中，被定义为“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包括正式的规则（法律、规章）和非正式的约束（习俗、行为规范）。与“制度”相区分，“组织”（organization）则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如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等。制度提供激励和约束框架，组织在这一框架下活动，同时组织的行为和互动也会渐进地改变制度。

在藏医药标准化语境下，“制度”具体指向：规范藏医药活动的正式规则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学会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以及标准研制、审批、实施、修订的程序规则；同时，也包括影响标准化实践的非正式约束，如学术传统、行业惯例、跨区域协作的文化认同等。“制度变迁”则指这一规则体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包括新标准的制定、旧标准的修订、标准层级的提升（如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标准制定主体的调整（如从地方自发走向国家统筹），以及标准化工作模式的转型（如从分散探索向体系化推进）。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演进是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共同作用的结果——藏医药标准化既受既有制度框架的路径制约，也在关键事件推动下实现跃迁。这一理论框架之所以适用于本文研究，是因为藏医药标准化实践具有典型的制度变迁特征：早期教育领域的标准化探索形成了初始路径，深刻影响着后续各领域工作的方向和方式；国际格局变化和国内政策突破构成关键节点，打破既有制度均衡，推动标准化从地方分散走向国家统筹、从国内规范走向国际竞争。这一理论视角为理解藏医药标准化的演进逻辑、现实困境和未来路径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工具。

（二）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传统医药国际标准制定权已成为关乎文化主权与产业竞争力的战略焦点。藏医药学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青藏高原，公元8世纪形成奠基之作《四部医典》，其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在高原环境中守护健康的医学实践和智慧结晶。据市场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占有全球超过80%的藏药生产市场份额，藏医药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已具备坚实基础。

标准化是贯穿传统医药学术、临床、产业、国际化全链条的核心支撑。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对于藏医药而言，统一的术语体系与分类框架是推动学术体系规范化、知识传承精准化的前提；诊疗技术和疗效评价的标准化是保障临床实践科学化、医疗服务同质化的关键；药材质量标准与炮制规范是从源头守住藏药品质、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三）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路径依赖：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早期形成的制度框架会持续影响后续演化的方向和方式；关键节点：指外部冲击或内部变革打破既有制度均衡，推动制度实现跃迁的特定时刻。这两个概念相互配合，能够有效解释制度演化中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基于此，本文从时间维度追溯标准化演进的历史逻辑，从内容维度解析标准体系的构成与特征，从空间维度审视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与应对，系统回答以下问题：藏医药标准化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历程？当前标准体系呈现何种结构特征？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战略路径？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政策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与藏医药标准化相关的政策文件、学术文献和权威媒体报道。数据来源包括：国家及地方标准化政策文件、国家及地方中医药管理部门公开信息、权威媒体关于藏医药标准化的报道等。

二、藏医药标准化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

（一）教育先行阶段（1980—2000年）：标准意识的萌芽

藏医药标准化的探索之路，最早发轫于教育教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藏医药现代教育的逐步建立，教材不统一、教学内容差异大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藏医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瓶颈。在此背景下，青海藏医学院（现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牵头编写全国中等藏医学校统一教材，开启了藏医药标准化的早期探索。

1998年，青海藏医学院与西藏藏医学院联合编写《全国藏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大纲》，首次系统规范了藏医药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为藏医教材标准化奠定了框架基础。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努力，目前全国藏医药高等教育已形成了涵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培养体系，藏医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也于这一时期逐步成型。教育领域的标准化实践，不仅为后续各领域标准化工作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在全行业树立了“标准”意识，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这一路径深刻影响着后续各领域标准化的方向和方式，体现了制度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特征。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自发探索、局部突破”。标准化工作主要依赖院校和学者的自发推动，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成果形态以教学大纲、教材规范为主，尚未形成正式的标准文本；工作范围局限于教育领域，尚未延伸至临床、药材等核心业务。

（二）体系化推进阶段（2010—2020年）：多领域全面展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的组织指导下，藏医药标准化工作进入体系化设计、系统性推进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从零散的项目探索走向系统的顶层设计，从地方各自为政走向跨省区协同推进。

在组织体系建设上，2016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启地方系统化探索。西藏自治区每年投入专项资金支持藏医药标准化研究项目，2024年度藏医药标准化研究项目已正式启动立项工作。2021年，五省区藏药标准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搭建起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协同工作的制度框架。2025年12月，青海省首次召开藏医药标准化工作会议，四川、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区）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参会，进一步完善了跨区域协作机制。在术语规范领域，针对藏医药长期存在的“一药多名”“同名异药”“同病异名”等问题，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藏医药研究机构联合开展藏医药基本名词术语研究，于2020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藏汉对照藏医药学名词》，完成常用藏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工作，建立了一套统一规范的藏医名词术语体系。这一工作延续了教育阶段形成的术语规范传统，是路径依赖在术语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临床诊疗领域，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牵头制定《藏医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及多项疾病诊疗指南；2020年6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藏医分会组织编纂的《藏医医疗技术操作规范》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收录藏药浴等9项藏医特色医疗技术的操作标准与实施流程，作为学会标准发布实施。此外，青海省先后出版发行《藏医常见病临床诊疗指南》《藏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藏医护理规范》等，为临床实践提供了规范化依据。

在藏药标准领域，形成了国家统筹修订与地方特色补充的双线并进格局。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于1995年颁布，共收载藏药制剂200余种。地方层面，2013年《西藏自治区藏药材标准》颁布实施，成为西藏首部地方藏药材标准，2025年该标准第三册进入出版流程；2026年1月，《青海省藏药材标准》第三册正式出版，收载26种青海特色常用藏药材，明确了全套质量控制指标。

（三）里程碑突破阶段（2025—2026年）：国家标准的跃升

2025年12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批准发布《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GB/T46946—2025）推荐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起草，于2026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疾病分类国家标准。

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理论本体、满足藏医临床诊断需求，将藏医疾病分为三大基因病等十五大类和隆病等97节细类，编制了藏医疾病名术语与分类代码表，规定了3036种疾病的代码、藏医疾病名及其汉名。这一标准的出台，在藏医药标准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一，统一疾病名称体系。有效解决了藏医药长期存在的“一病多名、同病异名”等问题，为临床诊断、学术交流和医疗管理提供了统一的分类框架和术语依据。藏医药学在青藏高原千百年的传承中，因地域分布广泛、传承谱系多元，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流派与临床经验，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命名与分类的差异。《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GB/T 46946—2025）的发布，标志着这一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二，突出藏医临床特色。系统梳理和体现了藏医优势病种，有助于发挥藏医药在特定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标准在分类体系设计上，既参考了国际疾病分类（ICD）的基本框架，又充分尊重藏医“三因、五源”“七精华三秽物”等基础理论，在分类逻辑和病种设置上保持了藏医学术的主体性。

第三，支撑医疗质量管控。为藏医医疗服务质量控制、效果评价与管理监督提供了科学的监测指标。统一的疾病分类是医疗服务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也是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医疗质量评价、医疗安全保障的前提条件。

第四，促进数据平台建设。为构建藏医药大数据平台奠定基础，同时也可为医保结算、卫生统计等信息化工作提供可靠数据支撑。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标准化的疾病分类代码是实现电子病历互联互通、健康数据汇聚共享、医保支付精准管理的核心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该标准由西藏、青海等省区联合制定，充分体现了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藏医药标准化协作机制的成效。作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的发布打破了长期以来藏医药标准以地方标准、学会标准为主的制度均衡，将藏医药标准化正式纳入国家顶层标准体系。

（四）当前藏医药标准体系的基本框架

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建设，我国藏医药标准化工作已形成涵盖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三大类别，覆盖术语、分类、药材、制剂、诊疗、操作等核心领域的多层次标准体系。根据现有资料，主要标准存量可归纳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见，藏医药标准化已实现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的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现有标准中除新发布的疾病分类国家标准外，多数标准仍停留在地方标准、学会标准或学术规范层面，国家层面统一、权威的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这正体现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早期形成的以地方标准为主的格局，至今仍制约着标准体系向国家层面整合的进程。特别是在藏药材与制剂质量领域，现行有效的仍是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近30年来虽持续推进修订，但与当前产业发展和临床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三、现实挑战与问题检视

对照我国藏医药标准化工作现状，虽然已取得一些成就，但也可以发现我们在多个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这些挑战既是制度演进中路径依赖负面效应的集中体现，也是下一步制度创新需要着力突破的关键环节。

（一）国内标准体系不健全：层级分散与衔接不畅

一是标准体系化水平亟待提升。现有标准中，术语类、诊疗类、药材类标准虽有积累，但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机构，尚未形成协调一致、有机衔接的体系化成果。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早期标准化工作以地方自发探索为主的路径密切相关——各地根据自身需求和条件分别推进，形成了相互独立的标准体系，后续虽建立了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协作机制，但整合难度依然较大。产业与临床广泛依据的仍是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国家层面统一、权威的标准集群尚未完全形成。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在2025年12月召开的藏医药标准化工作会议上指出，需构建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藏医药标准体系，加强标准与临床、产业的衔接。

二是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的转化机制不健全。西藏、青海等省区在藏医药标准化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在诊疗技术规范、特色药材标准等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地方标准，但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快速转化的机制通道尚不畅通，制约了标准化成果的体系化集成。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演进中形成的“地方先行”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标准化工作主要依靠地方推动，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未能同步建立，导致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的衔接缺乏制度保障。

（二）科研支撑薄弱：循证依据不足制约标准质量

标准研制需要坚实的科学依据支撑，而当前藏医药领域的科研积累尚显薄弱。这是路径依赖负面效应的又一体现——早期标准化工作侧重于经验总结和规范整理，对基础研究和循证评价的投入相对不足，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成为制约标准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

在药材物质基础研究方面，藏药复方成分复杂、作用机制不明确的问题较为突出。研究表明，藏药的国家和地方标准不能覆盖大多数藏药品种，还存在“同名异物”“一名多物”等现象，其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的薄弱，加之藏药在我国一区四省均有使用，且存在南北藏医药学体系之分，均给藏药标准提高工作带来了难度。亟须整合应用 DNA条形码鉴定、红外光谱、代谢组学等新技术和新方法加强品质评价研究。

在临床循证评价方面，符合现代循证医学要求的高级别临床证据相对缺乏。202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藏医药有34种经典名方入选，这为藏药复方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相关临床研究工作仍需系统推进。

在标准化专项研究方面，西藏自治区已进行相关布局。2026年度自治区科技计划已设立“藏医药标准专项”，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旨在系统推进藏医药标准化研究工作。但整体投入规模与标准化工作的系统性需求相比仍有差距。

（三）复合型人才短缺：专业与规则兼备者匮乏

人才是标准化工作的第一资源。藏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要求从业者同时具备三方面素养：深厚的藏医药学养、精通国际标准制定规则、具备外交谈判能力。这种复合型“标准外交官”人才的系统性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瓶颈。这一短缺同样可以追溯到路径依赖的影响——早期教育领域的标准化探索主要聚焦于专业知识的传承，对国际规则和外交能力的培养重视不足，这一培养模式的路径延续至今，导致复合型人才供给难以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

从培养体系看，藏医药高等教育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但国际标准化相关课程和训练仍属空白。明吉措姆建议，应允许西藏藏医药大学效法青海大学藏医学院博士生内外联合的培养方法，派遣博士研究生赴西方国家高校机构学习一年，使更多藏医药高层次人才通过留学获得国际视野。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系统分析了藏医药标准化的演进历程、当前格局与现实挑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藏医药标准化呈现“教育先行、术语奠基、临床突破、药材跟进”的渐进式演进逻辑。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领域的自发探索，到21世纪初多领域全面展开，再到2025—2026年国家标准的里程碑突破，藏医药标准化走过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这一演进路径深刻体现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特征——早期教育领域的标准化探索所形成的制度框架、人才储备和经验积累，始终影响着后续各领域工作的方向和方式。

第二，《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的发布标志着藏医药标准化正式纳入国家顶层标准体系。该标准在统一疾病名称、突出临床特色、支撑质量管控、促进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后续各领域标准研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作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这一国家标准的发布打破了长期以来藏医药标准以地方标准为主的制度均衡，实现了制度跃迁。

第三，藏医药标准化面临国内标准体系不健全、科研支撑薄弱、复合型人才短缺、国际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正是制度演进中路径依赖负面效应的集中体现——早期形成的“地方先行”格局、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培养模式、面向国内的工作机制，至今仍制约着标准化工作的体系化整合和质量提升，亟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突破。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构建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藏医药标准体系，突破地方分散的路径依赖。在《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成功发布的基础上，系统规划并优先启动藏医药基本术语标准、常用药材与制剂质量标准、优势病种诊疗指南等核心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充分发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藏医药标准化协作机制作用，推动地方标准化成果加速向国家标准转化，形成“标准共建、成果共享、经验互鉴”格局。近期目标（1—2年）是完成藏医药基本术语国家标准研制；中期目标（3—5年）是推动主要藏药材和制剂标准的国家层面统一；远期目标（5—10年）是构建覆盖全领域的国家级藏医药标准体系。

第二，强化科研支撑，为标准化提供循证依据，弥补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历史欠账。依托西藏自治区2026年度科技计划“藏医药标准专项”等平台，针对藏药复方物质基础研究、炮制工艺机理研究、临床循证评价等关键科学问题，系统组织攻关研究。重点支持符合现代循证医学要求的高质量临床研究，产出国际认可的科学证据，为国际标准提案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同时，加快推动《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英文版的审定与推广。建议设立国家级藏医药标准化科研专项，形成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确保基础研究持续积累。

第三，构建复合型“标准外交官”培养体系，打破专业教育与规则培养脱节的路径惯性。依托西藏藏医药大学、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等高校，探索开设国际标准化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支持高层次人才赴海外学习研修，拓宽国际视野。建立藏医药标准化专家库，对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专家给予稳定经费保障，确保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持续发声。建议在相关教学、科研机构设立“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专项”，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标准化机构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形成“专业+规则+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藏医药标准化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域之事。唯有凝聚共识、协同发力，通过制度创新突破路径依赖，方能在传统医药国际标准化的新格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让传承千年的藏医药瑰宝在标准化的护航下行稳致远。

【来源：《中国藏学》2026（S1）增刊，作者彭博识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