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玮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医教研”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与经验分析

北京藏医院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属的重要医疗与科研机构，自设立以来始终依托藏研中心整体发展布局，在国家民族医药政策与学术体系建设进程中，逐步推进自身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的调整与完善。从制度层面看，其设立与运行体现了民族医药跨区域发展的探索实践。从学科层面看，其在临床体系构建、科研机制形成及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持续推进，则反映出藏医药由传统经验体系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型的具体过程。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对北京藏医院相关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从具体案例层面理解民族医药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有助于从机构运行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的视角，进一步认识民族医药在当代学术体系中的发展路径。基于此，本文在既有资料与实践基础上，从医疗、教学与科研多个维度，对北京藏医院的发展经验进行归纳分析，以期为民族医药的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

一、首都藏医医疗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机制探索

199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西藏自治区山南藏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在北京联合创办藏医门诊部，并在此基础上正式申请设立北京藏医院，经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建院，标志藏医药首次以独立医疗机构形态进入首都医疗体系。建院初期，医院实行“联合投资、风险共担、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运行机制，在当时医疗体制环境下具有明显探索性意义，不仅在制度层面突破了民族医药跨区域发展的现实瓶颈，也在实践层面为民族医院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参照。同时，医院创办之初即由西藏山南藏医院连续派出多批藏医专家进京开展诊疗工作，逐步形成“中央协调、地方支援、优势互补”的医疗支持模式，在保障医疗质量与技术规范的同时，实现了藏医知识体系由原生地域向首都空间的有效转移与结构性嵌入，使传统医学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制度化生长条件。通过持续运行，北京藏医院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涵盖门诊与住院的基本医疗体系，并逐步形成以藏医为主体、多民族医结合的医疗结构，其制度设计与运行经验对于民族医药在非原生区域的落地实践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同时也为后续国家层面民族医药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践依据。

二、藏医特色专科体系构建与优势病种诊疗规范化

（一）重点专科建设

建院以来，北京藏医院围绕藏医优势病种治疗持续推进专科体系建设，在临床实践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先后设立藏药浴科、心脑血管病科及胃肠病科等藏医门诊特色单元，逐步形成以藏医理论为指导、以特色疗法为核心的专科发展路径。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依托长期临床经验积累，对风湿类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等开展系统化诊疗探索，通过病例积累与疗效观察，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优势病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诊疗规范体系，使传统经验在实践中不断趋于稳定与可复制。同时，藏药浴等特色疗法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得到规范化应用与持续优化，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诊疗手段之一。

在专科体系发展过程中，国家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2008年肝病科与糖尿病科获批“十一五”重点建设专科（专病）项目，脑病科被列为强化建设重点专科。2011年，通过国家重点民族医院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评估验收，标志着专科建设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重点专科申报与培育工作，同年组织完成藏医“十二五”国家重点专科项目申报并通过评审，进一步强化了专科体系的制度支撑。2023年，获批北京市朝阳区藏中医骨伤重点专科培育项目，体现出专科体系在新阶段的延伸与完善。

迄今，医院累计服务患者已逾百万人次，患者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反映出藏医药在慢性病与疑难病治疗中的独特优势及其跨文化医疗适应能力。总体而言，专科体系的形成既是临床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共同作用的体现，为科研、教学及学科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

（二）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规范化与推广应用

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北京藏医院围绕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开展系统整理与规范化研究，通过对藏药浴、火灸、放血疗法等代表性技术进行持续病例积累与经验总结，逐步明确其适应症范围、操作流程及安全控制要点，使原本依赖个体经验的技术逐步转化为具有规范标准的医疗手段。在规范化过程中，医院将传统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操作规范相结合，对关键技术环节进行细化与优化，并通过临床观察与数据分析对疗效进行验证，从而提升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与科学性。在推广路径上，依托全国藏医药高级研修班及各类培训项目，将规范化技术向全国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进行系统传播，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并通过学术论文与案例报告对技术效果进行持续总结，从而增强其在学术界与临床实践中的认可度。同时，在推广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医疗条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技术在不同环境中均能够实现有效应用。该项目通过“经验提炼——规范构建——推广应用”的路径，实现了藏医特色疗法由个体经验向行业技术的转变，对提升民族医药整体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藏医药多学科融合研究模式构建

随着科研体系不断发展，北京藏医院逐步推进多学科融合研究，通过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推动传统医学研究由经验总结向机制解析转变。在具体实践中，医院通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分子生物学、药理学及数据分析等多学科方法应用于藏药研究与临床问题解析之中，使传统经验能够在现代科学框架下获得解释与验证。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藏药活性成分、作用靶点及调控通路的系统研究，不断提升研究深度，使部分成果能够进入更高水平学术发表体系，从而增强藏医药研究的科学性与国际可交流性。与此同时，多学科融合也拓展了研究视角，使藏医药除了临床应用外，还逐步进入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领域。在人才培养方面，该研究模式促进了复合型科研人才的成长，使医务人员逐步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该项目通过持续推进多学科融合，为藏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路径与实践基础。

三、现代研究体系构建与应急科研实践

（一）国家科技计划引领下名老藏医经验系统化工程

在北京藏医院科研体系建设进程中，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所支持的“民族名老专家医技医术的抢救性传承研究”，以及“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所支持的“基于循证医学支持系统的少数民族医药优势病种临床评价示范研究”等重大项目，构成医院由经验积累向系统创新转型的支点，上述项目依托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围绕制约民族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展开系统攻关，在持续推进过程中逐步形成涵盖经验采集、文本整理、数据库建设及传承机制构建的综合研究体系。在实施路径上，以名老藏医专家为核心对象，通过临床跟诊、医案整理与系统访谈等方式，对诊疗经验与辨证思维进行结构化记录，使传统依赖口传心授的知识得以标准化保存，并进一步通过多学科方法进行分类整合，构建涵盖证候体系、方药规律与疗效特征的数据库资源，实现由个体经验向群体知识的转化。在成果层面，形成多部专著与系列研究报告，并支撑学术论文持续产出，同时在应用层面反哺临床与教学，形成“科研——临床——教学”联动机制。从整体意义看，该项目在方法学上确立了民族医药经验系统化研究路径，推动其由经验医学向规范化、体系化发展转型，是医院“医教研”体系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与标志性的核心工程。

（二）藏医药古籍文献系统整理与学术资源转化

依托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藏医古籍整理与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及医院长期持续投入，北京藏医院系统推进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与学术转化工作，通过多轮资源普查与文献收集逐步构建较为完整且具有连续性的文献资源体系，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珍贵古籍的影像采集、版本比对与文本整理，并结合语义梳理与学术注释对文献内容进行系统分类与再阐释，使分散于寺院体系、民间传承及历史遗存中的医学知识资源转化为结构化、标准化的学术资源，同时依托信息化技术建设专业数据库平台，实现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分级管理与多维检索功能集成，从而提升资源调用效率与研究支撑能力。该领域研究与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形成持续协同与交叉支撑机制，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藏族传统科技文献系统整理、中外关系史料综合研究以及中医药现代化与重大新药创制等多个方向开展协同研究，同时延伸至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及区域重大科技专项等相关议题，在多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不断拓展藏医药文献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路径与解释框架，使其逐步由单一文献整理研究向综合性知识生产体系演进。依托系统整理与研究成果，形成《全国藏医药古籍名录》《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等多部具有学术价值的整理本与研究著作，在支撑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应用的同时推动知识的体系化积累，相关研究成果亦通过社科类期刊论文与学术会议论文等形式持续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藏医药文献研究与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方法互鉴，该工程在持续推进过程中实现由传统意义上的“文献保护”向以知识重构与体系再生产为核心的研究模式转型，在保障文献资源系统性保存的同时，为藏医药理论体系的现代重构与跨学科协同发展提供稳定而可持续的基础支撑。

（三）院内科研激励与现代实验室平台建设的协同效应

为推动科研能力持续提升，北京藏医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以院内课题资助为基础的科研支持体系，通过持续投入引导医务人员围绕临床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在实践中逐步构建起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科研组织模式。在院内课题的持续资助下，医院围绕藏医药优势领域持续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其中部分成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并获得行业学术奖励，从而实现了传统经验向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此同时，院内课题在培育研究方向与科研人才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部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等院外课题支持，体现出科研能力由内部培育向外部竞争性获取的转化过程。在临床研究方面，围绕常见病与慢性病的持续探索，逐步形成一批以疗效评价与机制探讨为核心的研究成果，使藏医药在现代医学研究框架中的可解释性不断增强。从整体运行情况看，院内科研资助不仅在课题层面促进研究开展，更在长期过程中推动形成从问题提出、研究实施到成果产出的连续性机制，使科研活动由分散探索逐步转向系统化推进，并在实践中形成“临床问题驱动——多学科方法介入——成果反哺临床”的运行路径。此外，该体系在推动科研产出的同时，也在方法学层面促进了民族医药研究由经验总结向机制分析转型，为藏医药现代研究体系的形成提供持续动力与实践支撑。

围绕科研能力的长期建设，北京藏医院持续推进实验条件完善与技术平台整合，通过分阶段引入实验设备、优化科研空间布局以及强化技术支撑体系，逐步形成可承担多类型研究任务的综合性实验平台。同时，建立伦理委员会，以确保医学科研活动符合伦理规范。在此基础上，医院围绕藏药复方、经典方剂及特色制剂开展实验研究，将分子生物学、细胞实验及药理评价等现代科学方法引入传统医学研究之中，使原本依赖经验判断的治疗机制能够在实验层面获得验证与解释，从而在方法学上实现由经验认识向机制分析的拓展。在科研运行过程中，医院注重强化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将临床问题转化为实验研究课题，并将实验结果反向应用于临床实践，逐步构建起“临床提出问题——实验解析机制——回归临床应用”的循环体系。在成果层面，依托该实验条件体系，医院科研项目承接能力与论文产出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为新制剂研发与技术改进提供重要支撑；从整体意义看，该项目通过持续性建设，使科研条件由单点支撑转向系统平台，为科研活动长期稳定开展提供基础保障，并推动研究模式由经验总结向机制研究与成果转化并重方向发展。

（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藏医药介入与转化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北京藏医院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统一部署下成立防治工作小组，由措如·次朗等藏医专家开展应急科研攻关，基于《四部医典》等经典文献系统梳理藏医“瘟疫”理论，并结合现实防控需求研制出“九味防瘟散”“七味祛瘟粉”等藏药制剂并投入实际应用。在2009年甲型HlN1流感防控过程中，相关制剂与防护理念再次应用于群体防护实践，并在实际效果与社会反馈中不断优化。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院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防疫方案，将“九味防瘟散”与健康干预措施相结合，参与群体性防护与健康管理工作，使传统藏医防疫理论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形成连续性实践路径。在此过程中，医院不仅向相关医疗机构提供防护药物支持，还通过参与学术研讨系统阐释“曼度”等传统疗法在空气防护中的作用机制，并推动相关研究成果通过专家论证纳入民族医药防疫经验体系，从而实现了从“应急科研”到“体系化公共卫生能力”的转化，这一连续性实践表明，藏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独特价值已由个案经验上升为可重复、可推广的实践模式，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四、多层次藏医药人才培养与教学体系探索

北京藏医院自建院初期即承担藏医药人才培养任务，1993年开始接收进修生，标志着系统化教学工作的启动。2002年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开设藏医学本科班，组织仁旺次仁等专家承担教学任务，并由名老藏医开展临床带教，实现传统师承教育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结合。围绕藏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北京藏医院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构建起以培养藏医人才为核心的专业培养体系，并在国家民族医药人才发展格局中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培养平台。北京藏医院依托名老专家资源与临床优势，将经典理论讲授、临床经验传授与实际诊疗训练有机结合，使学员在真实医疗环境中实现知识内化与能力提升，同时通过课程体系的持续完善，使教学内容在保持传统理论特色的基础上逐步增强规范性与系统性。在培养形式上，除联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藏医药研究所连续举办14届“全国藏医药高级研修班”外，医院还承担国家相关人才培养任务，如接受“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及有关部门委派的特培学员开展定向培养，通过个性化培养方案与临床实践训练相结合，进一步拓展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该体系不仅实现了藏医药知识经验的有效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人才流动与学术交流，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提升民族医药专业队伍的整体水平。该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构建以高级研修为核心、以多层次培养任务为补充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路径上实现了“理论——实践——传承”的统一，为藏医药学科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支撑，同时也在民族医药教育领域产生了一定示范效应。

五、藏医药文化展示体系建设与国际交流新格局

（一）藏医药学术著作出版与知识体系构建工程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北京藏医院持续推进藏医药学术著作的系统整理与出版工作，通过对临床经验、古籍文献及科研成果的综合整合，逐步构建起具有结构化特征的藏医药知识体系。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医院依托多学科专家团队，对分散于不同来源的经验性知识进行系统梳理与规范表述，通过统一体例与学术语言，使传统以口传心授为主的知识形态逐步转化为可传播、可引用的文本体系，从而在知识表达层面实现由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的过渡。在成果形态上，陆续出版包括《藏医肿瘤诊疗研究》、《藏药炮制学之煅烧工艺技能研究》在内涵盖基础理论及临床诊疗等多个领域的学术专著，在学术层面为后续研究提供系统化参考资料。与此同时，著作出版与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互动关系，部分成果被纳入教学体系与继续教育课程之中，实现知识的再利用与再传播。通过“经验整理——文本建构——出版传播——再利用”的循环路径，不仅促进了知识体系的持续积累与结构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藏医药学术表达方式的现代转型。

（二）从内容整理到实体基地的民族医药文化展示路径

在藏医药文化传播方面，北京藏医院通过多阶段持续推进，逐步构建起以内容建设为基础、以项目推动为依托的文化展示与公共传播体系。2013年，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藏医药文化展示中心”项目立项，标志着相关工作首次进入制度化推进阶段。通过系统梳理藏医典籍、传统器具及药材标本，以及仿绘80幅医学唐卡，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展示内容体系与学术框架，为后续展示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医院逐步拓展文化传播路径，将展示活动由院内学术整理延伸至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参与国家级展览及专题展陈等形式，使藏医药文化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例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中提供扎塘版《四部医典》版本及藏医外治器械等展品，以及参与藏医唐卡与相关文献、器物的专题展出，在实践中实现由“资源整理”向“公共展示”的转化。与此同时，随着文化传播需求的不断提升，医院进一步推动展示载体建设，于2024年获得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资金支持的“民族医药文化展示基地”项目，标志着文化展示工作由内容积累与外部展示阶段，进一步向实体化平台建设阶段拓展，目前相关展示空间与功能体系正处于建设推进过程中。从整体发展路径看，该体系呈现出由“内容整理—公共展示—空间建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动藏医药文化的系统呈现，更在于逐步构建民族医药面向社会的传播机制，使传统医学知识能够在当代公共文化体系中获得持续表达与广泛认知，从而在学术传播与文化认同两个层面形成协同效应。

（三）国际合作基地建设与跨文化交流实践

2008年，北京藏医院获批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标志着其被正式纳入国家民族医药国际传播体系，在国家层面制度框架下，医院逐步构建起多层次、结构化的对外交流网络。初期，医院主要通过参与国际藏学会议及相关学术论坛开展对外合作，承担医疗保障与学术交流双重任务，以学术展示为主要形式，重点在于提升藏医药在国际学界的认知度与可见度，同时在交流过程中不断梳理适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表达方式。随着交流实践的不断深化，医院逐步拓展合作路径，通过举办民族医药专题论坛、出访国外医疗及科研机构及接待国外学者访问等方式，推动藏医药从学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层面的国际传播，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跨文化医疗服务经验。与此同时，部分科研成果通过英文论文及著作形式持续发表，在国际学术界扩大影响，使藏医药研究从“被介绍”向“主动表达”转变。在长期发展中，实现了由“参与型交流”向“平台型合作”的结构性转型，使北京藏医院在民族医药国际传播体系中逐步形成节点性平台作用，不仅拓展了藏医药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其在全球医学体系中的传播与认知提供了制度化支撑。

六、新时代背景下“医教研”协同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在长期发展基础上，北京藏医院逐步形成以医疗服务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支撑、以科研创新为驱动的“医教研”协同发展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资源整合与结构优化，使三者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医疗方面，通过持续提升诊疗能力与特色技术水平，为科研与教学提供实践基础与研究对象。在教学方面，通过本科教育、继续教育与师承培养等多层次体系，为学科发展持续输送人才，并在教学过程中反向促进临床经验总结。在科研方面，通过项目组织、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并将研究成果反馈至临床与教学实践，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医院还通过文化传播与社会服务拓展藏医药影响力，使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这一综合发展模式下，北京藏医院逐步实现由单一功能机构向综合性学术平台的转型，其发展路径体现出民族医药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范式。

七、结语

综上所述，北京藏医院在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科研创新为支撑、以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播为延伸的综合发展模式，其演进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医药在当代学术体系中的转型逻辑。通过制度建设、专科发展、科研组织与知识转化等多方面的持续推进，医院不仅在医疗服务层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技术优势，也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系统经验，并通过多种传播路径扩大了藏医药的社会与学术影响。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的历史节点，从体系内部视角总结北京藏医院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到民族医药在国家战略与学术体系双重框架下所呈现出的结构性演进特征。未来，如何在保持传统理论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规范化研究、强化多学科融合并提升国际交流能力，仍将是推动民族医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来源：《中国藏学》2026（S1）增刊。作者高玮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院长，角加系北京藏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豆以彪系北京藏医院科教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胡贤达系北京藏医院科研科科长、副主任药师。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