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称“藏研中心”）当代研究所，前身是1992年成立的藏研中心办公室国外藏学研究室和1997年成立的藏研中心办公室综合研究室。2000年9月，经藏研中心党组研究决定，成立当代研究室，安七一担任主任。2001年7月，当代研究所正式成立，大丹增、毕华、韦刚、廉湘民、张诗高先后担任所长，刘洪记、肖杰曾任副所长主持工作。当代研究所现有人员6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以上者3人，拥有博士学位者4人、硕士学位者2人。
长期以来，当代研究所以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涉藏州县的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中的所谓“西藏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为主要研究领域，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展研究，既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又结合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开展现实应用研究，以此推动中国藏学政治学科领域发展，为党和国家做好西藏工作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依据，充分发挥涉藏智库的作用。近年来，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给涉藏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当代研究所逐渐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涉藏领域国家安全和国际涉藏问题研究，承担了大量研究课题和任务，形成了一大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为党和国家涉藏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切实践行藏研中心“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稳定服务”的“两个服务”宗旨。
一、当代研究所近年来承担的课题
（一）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政治建设方向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经略西藏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党的西藏工作方针政策为在西藏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了保障，是做好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驱动，是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核心密码。多年来，藏研中心将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作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设立了一系列项目，当代研究所以此系列项目为依托和平台，持之以恒、躬耕不辍，收获了一系列喜人成果。相关成果收入《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丛书》内部印刷或公开出版。当代研究所近年来围绕该方向开展的课题主要有：
1.涉藏反分裂斗争实践的理论思考，藏研中心重点课题，2013年5月立项，2018年12月结题。该课题在当代研究所此前关于党的西藏政策系列项目的基础上，将反分裂和维护稳定作为研究主线，着重分析各个时期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各个时期西藏工作的任务和面临的社会情况，重要历史时期分裂势力的活动形式、规律和影响，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相应的政策措施、效果和后续的社会影响。廉湘民主持，当代研究所全体人员参加。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西藏工作篇”，藏研中心重点课题，2019年4月立项，2023年12月结题。该课题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为重点，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重要内容、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并力争把理论性与现实性统一起来。廉湘民、肖杰、张诗高先后主持，当代研究所全体人员参加。
3.涉藏领域政治安全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藏研中心重点课题，2024年1月立项，计划于2028年完成。该课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分析涉藏领域国家安全的主要内涵，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涉藏领域国家安全方面的经验，跟踪研究涉藏反分裂斗争态势，分析对涉藏领域政治安全的潜在影响。张诗高主持，当代研究所全体人员参加。
4.新时代党的西藏工作理论研究，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3年5月立项，2023年12月结题。杨力源承担。
5.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西藏治理研究，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4年4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杨力源承担。
6.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涉藏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研究，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4年4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肖维霖承担。
7.大国竞争背景下加强我国涉藏国际传播的必要性与路径，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5年4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孙舒承担。
（二）国外涉藏政策方向
1.奥巴马时代美国的西藏政策的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藏研中心重点课题，2012年4月立项，2016年12月结题。杜永彬承担。
2.特朗普时代美国西藏政策的走向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藏研中心重点课题，2017年5月立项，2021年12月结题。杜永彬承担。
3.第115届美国国会涉藏动态研究，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17年5月立项，同年11月结题。肖杰承担。
4.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国内政治动因研究（1987—2018），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19年4月立项，同年11月结题。肖杰承担。
5.2024大选期间美国涉藏议程设置风险跟踪研究，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4年4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张晓磊承担。
6.特朗普政府涉藏政策跟踪研究，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5年4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张晓磊承担。
（三）国外藏学方向
1.国外西藏穆斯林研究动态，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19年4月立项，2020年12月结题。杨晓纯承担。
2.欧洲藏学研究的现状分析，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3年5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肖维霖承担。
3.北美藏学前沿问题现状及发展趋势，藏研中心所级课题，2023年5月立项，同年12月结题。张晓磊承担。
（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研究：1949—196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9年至2024年。杨晓纯主持。
2.西藏世居穆斯林族群认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2年至2016年。杨晓纯主持。
（五）合作课题
1.《宗教工作文献资料汇编》，2017年至2019年，当代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人大民宗外侨委合作。藏研中心主持人廉湘民，成员王小彬、拉加当周、杨晓纯、周卫红、索南多杰、秦婷。
2.《外事工作文献资料汇编》，2022年至2024年，当代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人大民宗外侨委合作。藏研中心主持人张诗高，成员肖杰、杨力源、杨军财、杨晓纯、张晓磊、肖维霖、胡可、董天歌。
3.西藏宗教问题的症结及治本之策，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重大委托项目，2013年至2017年。王小彬承担。
4.西藏现代化发展中的民族问题对策研究，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重大委托项目，2013年至2017年。王小彬承担。
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西藏穆斯林历史与现状研究，国家民委一般项目，2018年至2019年。杨晓纯承担。
此外，当代研究所还积极发挥智库职能，承担了大量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委托的应急性课题，相关专家学者还参与了藏研中心承担的多项国家高端智库课题，参与了大量重要文件起草和政策研究工作。
二、相关科研成果的主要观点
当代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学术专著、论文、文章、研究报告、译著和资料汇编等形式，可以分为公开出版（发表）和内部出版（发表）两大类。由于当代政治研究的特点，大量成果并未公开出版（发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文章散见于《中国藏学》《西藏发展论坛》等学术期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等有关媒体。部分成果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治藏理论的新飞跃，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个必须”高度概括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十个必须”涵盖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科学回答了新时代西藏工作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和丰富内涵。
明确了西藏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也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个坚持”构成西藏政治现实的基本框架，是西藏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首要内涵。伴随中国共产党经略西藏的历史进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这一系列发展变化最核心的密码，就是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有力保障，这一制度具备保持政治稳定、人民当家作主、集中力量办大事、各民族一律平等、走共同富裕道路等显著优势。西藏作为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只有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与全国一道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这一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不仅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各项权利，促进了西藏民主政治的实现，同时也为西藏带来了繁荣稳定，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明确了西藏工作的核心理念要求。也就是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这“三个必须”都是西藏工作的全局性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建设治理西藏的系统性认识和整体性把握。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科学阐释了治国、治边、稳藏的内在辩证关系，彰显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从国家全局和整体上对西藏工作的战略定位。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这就决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和西藏和谐稳定是当前西藏工作的第一位任务。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是在西藏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对西藏工作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深刻凝练，既明确了西藏工作的前进方向，又提供了具体方法，是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基本遵循。
明确了西藏工作的重点着力方向。也就是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这“六个必须”分别从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阐明了西藏工作重点领域的着力方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是要把西藏工作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认识、去谋划、去布局，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不动摇，坚决同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进行斗争，坚决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和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坚守人民立场，让各族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把人心和力量汇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要不断发扬和传承其积极因素，淡化和消除消极因素。生态保护第一，就是要从长远考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把握好两者的平衡点，走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推动从严管党治党走深走实，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
（二）党的西藏工作历史阶段
1.提供根本保证与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阶段
从1949年到1976年，党逐步确定了西藏工作的根本原则，为西藏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证。这一阶段分为3个时期。
一是和平解放西藏时期。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到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争取和谈，昌都战役胜利，促使达赖亲政后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签订《十七条协议》。
二是建立人民民主新西藏时期。包括“前八年”与“后六年”。“前八年”，指从1951年到1959年。经过与伪“人民会议”的斗争，迫使达赖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职务。1954年，争取达赖、班禅同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同年中央确定了“六年不改”方针，主要做上层统战工作，兼做影响群众工作。“后六年”，指从1959年到1965年，1959年3月，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全面叛乱，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叛。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从1959年到1961年，西藏平息叛乱，同时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制度，实现政教分离，在基层进行民主建政。1961年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建立了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实行“稳定发展”方针，即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个体经济，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在逐级普选基础上，1965年9月，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三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工作造成极大损失。1970年12月，中央决定在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从1966年到1976年，西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2.共同发展进步与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阶段
从1976年至2012年，西藏进入与祖国其他地方共同发展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该阶段可以分为5个时期。
一是徘徊发展时期。1976年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逢“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7年至1980年是西藏的徘徊发展时期。
二是发展探索时期。1980年3月，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确定了“减免放”的政策，即减轻农牧民负担、免征免派购、放宽政策，标志着西藏农牧区经济改革的起步，西藏开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1984年2月至3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一个解放，两个转变”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一个解放”，即解放思想；“两个转变”，即西藏经济要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制定了“两个长期不变”的经济政策，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确定第一批援藏项目43个工程。西藏长期存在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标志着西藏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同时，西藏面临着达赖集团利用开放之机进行渗透破坏，组织策划20世纪80年代末拉萨骚乱的严重局面，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
三是转折发展时期。1989年10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形成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对统一思想、促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
四是加快发展时期。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邓小平关于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下，在经济方面，研究和解决发展差距、优惠政策和制约因素等问题，确定第二批援藏项目62项工程，形成了援藏工作的新格局；在政治方面，明确了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同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
五是跨越式发展时期。2001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深入分析了新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部署了在新世纪初，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到推动跨越式发展、从保持稳定到实现长治久安的各项工作，确定了117项重点建设工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2010年1月18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深刻总结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特别是平息“3·14”事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对确保西藏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突出解决民生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统筹研究部署四省涉藏州县工作产生了重要作用。
3.提质增效发展与增进各族群众“三感”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西藏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考察指导工作，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为更好促进西藏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先后主持召开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出了“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表达了“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期许，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要求，明确新形势下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确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今天的西藏，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边疆巩固、党建加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三）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自治区实践的成功经验
1.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实践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理解现代中国构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依照宪法，维护现代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和平解放西藏，收回外交权，平定叛乱与民主改革，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在西藏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区，全面深入地整合西藏地方社会，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国家的主权意志，是构建现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要的、必然的举措。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
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的实践，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的内生性，立足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集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合一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地方民族主义狭隘的一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出发，呈现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长期的、普遍的特征。
在上述现代中国构建的共同特点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实践取得伟大胜利的宝贵经验。共同性是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实践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不能过分强调西藏的差异性，但是，西藏工作又不同于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做法。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真正做到了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在强调共同性时没有忽视差异性，在强调差异性时也没有忽视共同性，既注意了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灵活性，又坚持了重大政治问题的原则性。
3.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
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积极争取与十四世达赖合作，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到70年代末中央争取达赖回归，80年代中后期达赖集团煽动拉萨骚乱、借助国际反华势力加快分裂步伐，到2008年策划组织实施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等等。事实证明，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是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政客。党中央对其分裂主义的反动本质，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以革命的两手准备对待之。
争取有利国际环境，做好外交斗争，既是党中央与达赖集团斗争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实践取得伟大胜利的必要步骤之一。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染指中国西藏，培植西藏亲帝分裂势力，策划煽动“西藏独立”，破坏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所谓“西藏问题”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达赖集团公然进行分裂主义活动，正因为得到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党中央采取相关措施，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做好外交斗争，有效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4.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作为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终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更加明确了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根本目的，更加紧密地将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为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的实践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党中央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让聚居的藏族享受自治权利，同时也让西藏各民族群众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西藏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开始形成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旧西藏，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口”“连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穷鬼们”的农奴和奴隶，翻身成为真正的主人。这是对旧西藏压迫剥削、不平等民族关系的跨时代超越与伟大进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
5.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西藏全面发展
现代中国构建在西藏的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证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财政、物资支持，兄弟省份对西藏自治区的无私援助，促进了新西藏第一个“黄金时期”（和平解放至西藏自治区成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切实改善了西藏民生，凝聚了人心，有效提升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巩固深化，有力驳斥了达赖集团和美西方反华势力所谓“内部殖民主义”的谎言。
（四）美国“涉藏立法”的动因、效能与应对
1.美国“涉藏立法”的法律效力和外交效果
美国“涉藏立法”的行为和内容在国际法上均属非法和无效，其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原则，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已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享有独立处理西藏事务的主权，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声明，多次通过涉藏议案，同时在议案中将西藏认定为“独立”国家，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国际法国家承认的实践，中国一贯严正反对并拒绝承认其效力。其在国内法上虽符合国会程序正义，通过绑并条款、多次立法、听证游说及总统妥协等方式提升通过率并监督执行，但内容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捏造的污蔑报告和“藏独”材料，绝大多数议员未实地了解西藏，因此程序合法却缺乏实体正义，其国内有效性也相对有限。
同时，美国“涉藏立法”的外交成本呈现持续性和高昂性特征，国会通过综合拨款法案授权涉藏拨款近2300万美元，投入巨大，其外交收益则具有多元性和递减性，首先服务反华反共、分化弱化我国、争夺地缘缓冲区以及拉拢印度入西方阵营的利益，塑造部分美国民众对“西藏为独立国家”的错误认知，但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结构性演变、中美关系走向对立以及西藏经济文化宗教人权全面发展，美国涉藏谎言基础缺失，外交收益逐步递减，整体上“涉藏立法”虽短期维持干涉机会，却难以长期支撑战略价值。
2.我国应对美国“涉藏立法”的法律与外交路径
一是法律应对路径。我国法律应对应升级模式，不仅继续阻断美国“涉藏立法”的法律效力，更要公开揭露其行为与内容的非法性，通过邀请权威国际法学家和组织调研西藏历史现状、组织中西方藏学专家交流并发布权威报告，以简明易懂形式向大众传播正确认知，同时依托现有法规设置严密防线，支持涉藏地区僧俗群众对发起不法议案的议员提起诉讼以增加其政治成本，官方则加大适用《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办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反制直接间接责任人，未来需强化执法司法力度形成威慑，切实阻断美国冒险碰触我核心利益的企图。
二是外交应对路径。我国外交应对需解构美国涉藏谎言话语体系并提交国际争端解决平台，首先加大国家对西藏治理和发展成效的宣传，主体实现多元化，鼓励宗教界人士和学术界代表走出国门宣传社会经济文化包括宗教的巨大成就，方式实现多元化，定期发布中英文白皮书、创新国内国际交流活动并组织媒体报道，以戳破谎言加快美国涉藏战略失败。其次将美国“涉藏立法”事件提交国际争端解决，基于全球影响力平台构建系统化模式，采取同一议题多次提起、绑定普遍关注议题的方式提高美国制造谎言的难度，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关于非法性的咨询意见，通过联合国大会联名决议施加政治压力，并在进程中发挥能动性，跳出美国设定的议题框架，主动主导西藏事务议题设置，以我国主权优势令美国逐渐丧失操纵机会。
三、下一步发展规划
2026年是藏研中心成立40周年，藏研中心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当代研究所将在藏研中心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和涉藏现实问题研究，进一步优化科研力量配置，积极探索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交叉学科运用等研究方法，强化科研工作为现实服务导向，加强前瞻性、应用性研究，加快成果转化，提升当代研究所在党和国家涉藏工作中的智囊效能作用。
一是坚持“一个中心”。紧紧围绕“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稳定服务”这个中心开展科研工作。坚持运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武装思想，立足促进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长治久安，放眼境外反华势力和国际涉藏舆情动向，努力探索前沿问题跟踪与中长期战略研究之间的结合，加强研究成果的时效性和现实工作服务型，精心围绕当代研究所承担的中心重点课题设置子课题，努力打造科研精品，力争为有关部门和地方提供有前瞻性、针对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成果。
二是办好“两个品牌”。继续办好《藏事探索——境外涉藏舆情分析专刊》和《藏事译丛》，进一步加强舆情研判分析，建立完善翻译和审读专家库，严把翻译稿件质量和译文准确性，力争把两个品牌办成有关部门和地方了解境外涉藏舆情和藏学研究前沿问题动向的窗口，使其发挥连接境外涉藏动向研究专家、学者智慧和决策部门间的桥梁作用，将其打造为藏研中心的品牌。
三是构建“三个平台”。按照藏研中心要加强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工作和推进“横向破圈、纵向贯通”、构建国际藏学研究统一战线的部署要求，打造好当代研究所“学术沙龙”“涉藏热点问题研判分析会”“涉藏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3个平台，联络和协调国内涉藏现实问题研究专家，凝聚力量、提升效能、锻炼人员。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利用各种渠道，稳妥推进与境外部分涉藏现实问题研究专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学术影响。
目前，当代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具有政治学、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法学等多学科背景，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初步形成了一支政治过硬、结构合理、年富力强的研究队伍。下一步，当代研究所将按照发展规划，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科研力量，根据所内人员的学术专长和兴趣合理配置各研究方向人员，力争在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做到有人长期值守，每个研究方向每年都有精品产生。同时，各研究方向采取老同志传、帮、带的方式培养年轻人，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培养捕捉热点、敏感问题的思维，加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调研，进一步提升全所的整体科研水平，为推进藏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藏学》2026（S1）增刊，作者张诗高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所长。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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