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辉、刘英华：藏医学与阿育吠陀源流考辨

【内容摘要】我国的藏医学与古印度医学阿育吠陀的渊源关系是传统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笔者从传播历史和理论内容角度，系统考察两者关系以及两者与“印度”这一历史地理概念的关联，重点探讨阿育吠陀对藏医学的影响，两者的联系和区别，阿育吠陀发源传承的地理范围及其与中国的历史关联，以及当代藏医药在南亚的传播现状。在涉及阿育吠陀地域的论述时，应厘清古今“印度”概念的内涵差异，避免将古代南亚次大陆的地理文化概念与现代印度主权国家概念混淆。阿育吠陀的形成与发展是多地区文明交流的成果，其传承主体涉及南亚多国及中国部分地区；阿育吠陀对藏医学理论体系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藏医学并非阿育吠陀的简单分支，而是具有完整独立体系的中国本土传统医学；藏医药在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地扎根生长，成为当地重要传统医学资源，其理论体系核心与主要传承脉络可追溯至中国西藏地区。在我国藏医学对外交流中，需客观认识藏医学与阿育吠陀的历史关系，推动形成更广泛的学术共识，促进传统医学领域的文明互鉴与学术对话。

【关键词】藏医学；阿育吠陀；古印度；中国西藏；源流；文化主权

【作者简介】罗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英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6年4月28日在知网平台网络首发）。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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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源远流长，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在传统医学领域，古印度医学与我国中原、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的传统医学在历史上尤其汉唐时期交流密切，对促进各自医学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关于藏医学的来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观点是：藏医学是我国古代藏族先民在与自然界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命健康认知和疾病防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融合祖国内地中医学、天竺（古印度）医学、大食（阿拉伯、波斯）医学的精华，逐步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和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体系。然而，近20年来印度将藏医药纳入传统医学法律管理体系，并在学术话语中主张藏医学源于阿育吠陀（Ayurveda），并在其学术与政策话语中将藏医学表述为印度传统医学体系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也错误地将古代文明交流等同于现代国家疆域内的文化归属。事实上，藏医药自元代以降即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扎根生长，成为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地的重要传统医学资源。

本文从医学发展史、传播脉络与核心理论体系比较维度，系统考辨藏医学与阿育吠陀的关系，以及两者与“印度”这一地理历史概念的关联，以期深化对藏医学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历史认知，助力传统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更旨在澄清藏医学与阿育吠陀关系的认知误区，为维护我国藏医药文化主权、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学术支撑。

一、历史回响：古印度医学对藏医学的影响

（一）前吐蕃时代：本土知识的积累与外来医学的零星传入

藏医学的发展以青藏高原藏族先民的本土医疗实践为基础，古印度医学的传入与影响，是其体系发展成熟过程中的补充性内容。古印度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国与南亚毗连，在历史和文化上有悠久和密切的关系。从两汉至唐代，古印度的佛教和医学沿着丝绸之路或是越过喜马拉雅山脉，传入中国西域、中土和西藏地区，是中国和古印度地区大规模的文明交流阶段。在古印度传统医学体系中，阿育吠陀的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是占主体地位的医学体系，故阿育吠陀通常被作为古印度医学的代表，其名称源自梵文“Ayur”（生命）与“Veda”（知识），意为“生命科学”。阿育吠陀成系统地传入中国西藏之际，适值藏医学发展从医学实践经验的早期积累到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为藏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资源。

在公元7世纪以前的前吐蕃时代，西藏已有本土医药学知识的存在，以及中原、天竺等周边医学传入中国西藏的传说或记载。相传吐蕃第一代聂赤赞普在位时，其臣下对他说：可以用药物来治疗中毒。可见当时藏族先民已掌握了一定的药物知识。据藏文史料记载，公元6世纪以前的前吐蕃时期已有针对麻风等传染病的隔离习俗、制毒术与解毒药、野牛角用于早产儿急救术、鲁病（ཀླུ་ནད།）的病因和治疗等医学理论和实践。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公元4世纪）有天竺医学传入西藏的传说：天竺名医比吉噶吉、比拉噶孜兄妹入藏传播医药学，藏王拉托托日年赞获悉其盛名，隆重礼遇之，将公主伊吉瑞恰赐嫁给比吉噶吉，两人得子通格托觉坚。通格托觉坚得到其父所授天竺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真传，成为良医，他本人和后代成为历代赞普的保健医生。囊日松赞时期（公元6世纪末），由中原传入历算六十甲子、医疗、讲论饮食利益和危害的保养方法，由天竺传入十二缘起支和六日轮转等，这是吐蕃最初的医药和历算。

（二）吐蕃时期：阿育吠陀的系统传入与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

公元7至9世纪的吐蕃时期，是藏医学在本土实践基础上，吸纳外来医学精华、完成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阿育吠陀传入西藏，对藏医学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相关史实具有诸多史料记载，并体现在藏医学著作之中。但藏医学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在选择性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体系重构。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邀请各方名医传授先进医术，先后有来自中原的韩文杭德、天竺的巴拉达扎和大食的嘎林诺3位名医进藏，他们带去体现各自医学精华的书籍，并翻译成藏文献给松赞干布，又合著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已亡佚），对藏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过据著名医史学家蔡景峰先生考证，这三个名字并非吐蕃时期入藏医师的实名，而是象征性称谓，分别代表中原医学、古印度医学与大食医学三大体系；藏医专家米玛教授的《藏医药史论》（藏文）也持相同观点。其中，代表古印度医学的巴拉达扎，其原型是古印度传说中从天神因陀罗传承阿育吠陀医学的神话人物，为西藏带来了将疾病分为隆、赤巴、培根三类进行药物治疗的《“布秀”母本子本详略》（འབུ་ཤག་མ་བུ་ཆེ་ཆུང་།）等书。以隆、赤巴和培根分类的三因学说是藏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可见阿育吠陀对藏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吐蕃的主流医学为天竺、中原及上部藏地的医疗方法，比如《文殊心经》（འཇམ་དཔལ་སྙིང་གི་ཟུར་ཐིག）中提到：“天竺汉地上部藏，三大医科大菩提”。赤松德赞时期（公元8世纪中后期），多次邀请中原、天竺、大食、吐谷浑等地的名医进藏，诊治疾病，编撰医著，培养人才，传授和交流各自的医疗经验，其中天竺阿育吠陀医生有当时“三神医”之一的达玛拉扎和“九太医”之一的辛迪嘎瓦等。此外，包括古印度阿育吠陀医生在内的各方名医入藏，以及阿育吠陀医学文献如《阇罗迦本集》等经典著作于吐蕃时期传播至西藏，为当时及后世的藏医学和历史著作所记载。阿育吠陀中三种核心生命能量（Dosa，复数Doshas）作为其医学体系的基本学说，为藏医学所吸收和发展，形成的三因学说是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月王药诊》《四部医典》（宇妥宁玛·云丹贡布著）等藏医学经典著作中重要的医学理论，对于藏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后弘期以降：阿育吠陀的继续传播与影响式微

宋代，西藏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阿育吠陀继续随着佛教复兴而传入西藏。但随着藏医学本土理论体系的全面成熟，其对藏医学的影响已逐步从理论借鉴转向技术层面的补充，影响力显著式微。

公元11世纪初，阿育吠陀三大经典之一的《八支心要集》及注释本《八支精要广注·词义月光》由古印度高僧阿底峡进入古格传播佛法时带入西藏，由翻译家仁青桑布完整地译成藏文，被藏文版大藏经《丹珠尔》收录。该医典被译成藏文后，一度被许多吐蕃医生奉为学习藏医学的重要参考著作，但并未取代《四部医典》的核心经典地位。公元12世纪，藏医学家宇妥萨玛·云丹贡布曾多次赴天竺学习八支医学，在前人基础上编修的《四部医典》亦吸收了《八支心要集》的部分内容，将“五官支”的内容并入“身支”当中，新增“妇科支”，并对各支的内容进行符合青藏高原疾病谱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藏医学自身的理论特色和实践创新。《四部医典》最终定型，成为藏医学第一经典，它的诞生标志着藏医学理论体系走向成熟。自此以后，包括阿育吠陀医学在内的外来医学体系与藏医学的交流，相比吐蕃时期的系统化、大规模互动显著减少（直至现代西方医学的全面传入西藏）。这一时期，外来医学对藏医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技术层面的特定疗法或药物，在核心理论层面已无实质性影响。 

二、体系重构：藏医学对阿育吠陀的选择性吸纳与本土化独创

（一）阿育吠陀核心理论及其与藏医学的共性

阿育吠陀是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在古印度传统医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形成的确切年代存在较大争议，文献中最早关于阿育吠陀的记载，始见于古印度诗歌集《梨俱吠陀》（Rigveda），该书成书年代学界尚存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其核心内容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部分文献记载其起源可追溯至更早时期。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600年左右，阿育吠陀的医学体系形成，主要分为内科和外科两派。阿育吠陀医学的三大经典著作有《阇罗迦集》（Charaka Samhita）、《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和《八支心要集》（Astanga Hridaya Samhita），是当代南亚各国阿育吠陀正规教育所采用的主要教科书。《阇罗迦集》主要内容是基本理论、草药、治疗原则和预防；《妙闻集》主要为外科治疗学知识；《八支心要集》融合了《阇罗迦集》和《妙闻集》的内容，将吠陀医学分为8个分支进行论述。

阿育吠陀理论认为，宇宙万物均由五种基本元素组成：水（Jala）、土（Prithvi）、火（Teja）、风（Vayu）、空（Aakash）。这5种元素以不同的组合形成了人体的三大核心生命能量：瓦塔（Vata）、皮塔（Pitta）和卡法（Kapha）。瓦塔字面译为“风”，由风和空元素构成，调节呼吸、心率、消化、运动、神经系统和代谢物排泄等，是生命活动的动力；皮塔字面译为“胆”，由火和水元素构成，主司体温、视力、胆识等，与人体代谢机制有关；卡法字面译为“痰”，由水和土元素构成，可以调节体液、联络关节肌肉、濡润关节等，是构成机体结构和稳定性的基础。三者各自又分为5种亚型，功能不同，遍布全身，无处不在，分布各有侧重。人体有7种组织要素（食糜、血液、骨骼、骨髓、肌肉、脂肪、精液）和3种代谢废物（粪便、尿液和汗液）。构成人体的三大基本因素保持平衡，7种组织要素和3种代谢物相互协调工作，共同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疾病的发生是各种内外因导致平衡被破坏，基本因素的病理性增多、减少或紊乱的结果。

阿育吠陀的药性理论认为，药物和食物有6种味道：甘、酸、咸、苦、辛、涩。六味也是由五种基本元素的组合比例所决定的。甘味所成，因多土、水；酸味所成，因多土、火；咸味所成，因多水、火；辛味所成，因多风、火；苦味所成，因多风、空；涩味所成，因多风、土。不同味道的药物和食物对不同体素失调所致疾病有治疗作用，其中甘、酸、咸味可治体内“风”之不调；甘、苦、涩味可治“胆”之不调；辛、苦、涩味可治“痰”之不调。所有物质（药物或食物）根据其味道、在体内的作用和对人体3种基本因素的影响，有8种性能（virya）、20种功效（guna）、3种消化后的味道（vipaka）的分类。在消化过程中，20种功效可以归类为8种性能。甘味和咸味消化后变成甘味，酸味不变，苦味、辛味和涩味变成苦味。

以上阿育吠陀的医药学理论内容，与藏医学理论中的“五源学说”“三因学说”及其生理功能和分类、七精华、三秽物，以及藏药学的六味、八性、十七效、三化味理论大体相似，这些内容主要见于《四部医典》的第一、二部。

（二）藏医学有别于阿育吠陀的独创性内核 

藏医学部分理论受到阿育吠陀的影响，两者存在相似的内容是正常、合理的。但藏医学绝非阿育吠陀的藏文翻译版本，作为一门拥有独立完整体系的传统医学，藏医学在其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形成了大量有别于阿育吠陀的内容。有学者对考古和医史文献的梳理研究发现，早在佛教尚未正式传入中国西藏的前吐蕃时代，象雄和雅隆等地已有不同区域的独特医学（苯教和象雄医学），通过交流交融渐渐形成了藏族医学，这一时期并未受到或极少受到外来医学的影响。即使在《四部医典》成书所处的吐蕃时期，西藏藏医药大学央嘎教授通过详细文献考证对《四部医典》的文本来源作了深入探究，提出在影响藏医学的古印度医学主要著作《八支心要集》译成藏文之前，宇妥萨玛·云丹贡布就已经用藏文创作或撰写了几部作品，这些作品对《四部医典》的主要章节有主要影响，还指出《四部医典》中许多可能出自宇妥原著的内容。

《四部医典》全书特别是占较大篇幅的第三、四部中，存在大量在阿育吠陀中未见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在实践层面，藏医诊疗技术呈现出有别于阿育吠陀的鲜明本土化和民族特色。藏医学的主要理论除三因、五源学说外，还有寒热和五行学说。寒热学说贯穿藏医学基础理论的各个方面，用于解释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药性理论等内容，与中医阴阳学说相似，但又有许多特色。五行学说来源于祖国内地的中医学，藏医学在实践中又衍生发展出新的特色，如五行与五季、物候、脉象的对应，与中医学有一定的差异。藏医学各分支学科与阿育吠陀的差异更大，例如生理学范畴的脏腑理论，藏医学以“比象”描述人体各脏腑功能特点及相互关系的方式，和中医的五脏比象大致相似【尽管对个别脏腑如脾脏、“三焦”“三木塞”（བསམ་སེའུ།）的认识存在差异】，与阿育吠陀医典《阇罗迦集》的相似内容主要体现在对脉管的描述上；诊断学范畴的脉诊和尿诊，吐蕃时期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等已有详细描述，而同时期及以前的阿育吠陀医学经典著作均未发现相关系统记载，直至公元13世纪阿育吠陀著作Sharangadhara Samhita首次描述了脉诊及其在诊断中的重要性，阿育吠陀的尿诊也是在中世纪才见于各种著作中。药物学方面，尽管药性理论一致，但药物来源及炮制、功效认识和应用的本土化趋势不可避免。阿育吠陀与藏医学等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药材使用上存在交集，常用的共用药物以植物药为主，包括诃子、荜拨、姜黄、檀香等，但多因药用部位不同而主治功能各异；矿物药在阿育吠陀的临床实践中应用相对少见，而藏医药常用。

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定量比较研究，也证实了藏医学与阿育吠陀在治疗内容方面的部分共性与显著差异。例如：一项对《四部医典》与《八支精要集》所载食物、饮品、药材及制剂的比较研究发现，两部著作共有食物占9.9%，共有饮品占14.1%，共有药材占13.8%，说明两者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异，尤其在饮食种类与药材来源的差异突出，反映了青藏高原与南亚地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特征和文化背景差异。对中国和印度药典等收录方剂的比较发现，共纳入645种阿育吠陀制剂和458种藏药制剂，其中38种属于两种医学的共用制剂，这些异同体现了藏医学对阿育吠陀医药学相关知识的吸收以及藏医学自身的发展。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对以达利萨（杜鹃叶）为君药配方应用，西藏山南当许镇蚌巴奇塔出土的藏文医书中首次记载了阿育吠陀医学的达利萨（夏）散方，此后历代藏医学文献记载了数十种达利萨为君药的配方，数量远超出早期传入的阿育吠陀医方。

（三）藏医学对外来医学的本土化重构及其历史必然性

阿育吠陀传入西藏，在理论上为藏医学所借鉴，成为藏医学理论体系的来源之一，但在理论的指导下如何进行治疗才更加凸显医学的本质。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藏民族自身医疗实践的基础上，整合、吸收周边医学体系内容的结果，具有独特的西藏地域和民族特色，以及明显有别于阿育吠陀的理论和实践内容。藏医学消化、吸收阿育吠陀的相关内容为己所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和丰富，形成了独立成熟的医学体系。尽管藏医学与阿育吠陀在历史上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的理论内容有部分共同或交叉之处，但藏医学绝非阿育吠陀的分支，也不是所谓“失传的阿育吠陀”（a lost form of Ayurveda）。

从藏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吐蕃时期的藏医学在早期阶段，其古印度医学的痕迹并不明显，自吐蕃地方政府多次迎请各方名医入藏传播医学后，藏医学在实践中大量吸收周边医学先进知识，根据学科自身发展以及医学实践的需要，结合本地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资源和人文社会环境，对外来医学体系的内容不断有选择性地加以取舍。阿育吠陀、内地中医、大食医学等任何一种外来医学体系，其内容无论是多或少地被消化吸收，显著或隐约地体现在后世的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中，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医学体系被全盘复制流传下来，而是被藏医学在实践中进行整合、重构和本土化。藏医学在学习与实践应用中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与先前所学习借鉴的外来医学不同的医学体系。

三、概念祛魅：古今“印度”的地理分野与阿育吠陀的非专属属性

当前，部分南亚国家将藏医纳入本国传统医学管理体系，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藏医学理论体系来源于阿育吠陀医学，而阿育吠陀为该国自己的传统医学。这一叙事从根基上存在根本性的逻辑谬误。前者的学术谬误已在本文第二部分进行系统厘清，后者将阿育吠陀的起源传承与现代主权国家的疆域概念进行排他性绑定，与历史地理事实相悖。因此，从医学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共识出发，厘清相关概念的内涵与边界，是客观认识相关议题的前提。

（一）“古印度”与“现代印度”的概念内涵与地理分野

从当代国家疆域的角度谈一种医学的发源地或归属权时，首先需要对这种医学产生地域名称的古今内涵和地理分野进行界定。阿育吠陀医学诞生于古印度地区。“印度”之名起源于印度河。中国历史上对印度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当时称为“身毒”（印度河梵文Sindhu的对音）。《后汉书》又将“身毒”称为“天竺”。唐代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始改译为印度。因此，古代文献中的“印度”，是对南亚次大陆地区的统称，涵盖该地区古代各个部落、族群或国家。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古印度的范畴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等南亚次大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历史。

（二）阿育吠陀医学在“古印度”的发源和流传地域

古印度阿育吠陀发源地在印度河流域，位于今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从阿育吠陀医学3部经典著作的形成地看，《阇罗迦集》在古代北印度的呾叉始罗国（Taxila，塔克西拉，今巴基斯坦境内）形成；《妙闻集》在迦尸（Varanasi，瓦拉纳西，今印度共和国境内）为主的印度中东部形成；《八支心要集》的作者瓦跋塔（Vagbhata）生于信德（Sindh，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婆罗门医学世家。阿育吠陀从印度河流域向整个南亚次大陆地区传播发展，成为南亚各国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尼泊尔的阿育吠陀历史悠久，保存着大量的经典文献，近年来该国国家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阿育吠陀写本目录，加德满都Kaiser图书馆收藏了公元878年抄写的《妙闻集》，是现存最早的阿育吠陀写本之一。入藏传播佛法时带去大量阿育吠陀医学著作的高僧阿底峡，其出生地在古印度东部的萨霍尔国（又名萨诃罗国），即今天的孟加拉国。阿育吠陀早在公元前便已传入斯里兰卡，其在疾病预防与治疗方面的应用，至今仍在当地居民中广为流行。

从阿育吠陀医学经典著作的形成与早期传播脉络可见，其起源与发展并非局限于现代某一国家的疆域范围，而是以印度河流域为核心，辐射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多地域族群共同参与构建的医学体系。南亚次大陆内的现代主权国家，均在阿育吠陀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明确的历史印记，均是阿育吠陀的历史传承主体。阿育吠陀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属传统医学。

（三）中国在阿育吠陀医学传承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与阿育吠陀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除发源于中国西藏的藏医学在实践中对阿育吠陀八支医学的传承和发扬外，新疆地区涉阿育吠陀的文献亦不少见。1890年，英属印度陆军中尉Bower在中国新疆库车的库木吐喇（Kumtura）石窟前的佛教寺院发现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著作共51叶。根据字体等判断，抄写年代约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该写本医学部分共计41叶，1323颂，444个药方，内容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男性等科病症，国内外学者考证公认其为阿育吠陀医著，源于《阇罗迦集》、《毗卢本集》（Bhela-Samhitā）、《妙闻集》等。此后，新疆吐鲁番等地又陆续发现了多部隋唐时期的梵文、于阗文、回鹘文写本，涉及《毗卢本集》、《八支心要集》、《医理精华》（Siddhasāra）、《耆婆书》（Jain Book）等阿育吠陀医学著作。

新疆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各种版本、语种的阿育吠陀医学著作，时间早于吐蕃时期阿育吠陀的大规模入藏，说明我国西域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成为阿育吠陀的重要传承和实践地。中国西藏地区更是在阿育吠陀的传播与本土化重构中形成了系统的医学体系。这说明，阿育吠陀的传承范围自古便超出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范畴，中国同样是这一传统医学体系的重要传承与发展参与主体。

综上，从现代国家概念的意义上来说，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医学家共同创造与传承了阿育吠陀医学。“古印度”一词与作为当代国家概念的印度并不一致，不能将古代印度的地理概念与现代印度的国家概念混淆。例如国内曾有文章提到“尼泊尔阿育吠陀医学源自印度”的说法，即属于对古今印度概念的混淆所致。阿育吠陀并非当今任何国家的专属传统医学。明确了“印度”的概念以及阿育吠陀的多元传承属性，才能清晰藏医学与阿育吠陀的关系，以及二者与“印度”这一历史地理概念关联的客观正确认识。

四、源流反转：藏医学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反向传播

（一）藏医学以中国西藏为中心的对外传播历史脉络

公元8世纪以后，随着吐蕃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服或影响，藏医学开始以中国西藏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和辐射。元代以来，理论体系发展成熟的藏医学随藏传佛教向跨喜马拉雅地区、蒙古等地传播并落地生根，成为当地重要的卫生资源至今。目前，藏医药在南亚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

在不丹，藏医学最早于公元8世纪从中国西藏传入该国；公元17世纪，不丹的藏传佛教寺院开始教授传承藏医学，此后藏医学逐渐成为不丹的主流医学。当代不丹有两种官方医疗体系，一种是现代医学，一种是传统医学，后者在不丹被命名为“Sowa Rigpa”，是藏文གསོ་བ་རིག་པ།（意为“医学”）的拉丁文Wiley转写。不丹政府将其称为不丹传统医学（traditional Bhutanese medicine）。这种医学来源于藏医学，融合了不丹当地的古老医学实践，在理论和实践、民族药理学、民族植物学等方面与藏医学一致，某些疗法与藏医学略有差异。 

在尼泊尔，从吐蕃时期起，包括藏医学在内的藏文化就对尼泊尔北部具有强大的影响。公元8世纪以来的1000多年里，藏医学一直在尼泊尔北部很多地区得到实践和传承。近代以来，由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变革等各种原因，藏医学发展处于衰落时期，实践地域在缩小。1998年，尼泊尔北部毗邻中国西藏的藏医从业者成立了喜马拉雅藏医师协会（Himalayan Amchi Association），旨在保护和振兴尼泊尔的藏医学事业。目前，尼泊尔全国各地开设了一系列藏医诊所，蓝毗尼佛教大学设有藏医与外科学（Sowa Rigpa Medicine & Surgery）本科专业，首都加德满都还有一些小型的藏药生产企业。

（二）印度藏医来源与“命名政治”的本质辨析

在印度，其境内和实际控制区内的藏医资源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历史上发源于中国西藏的藏医学向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的结果，主要分布在拉达克地区、喜马偕尔邦、锡金、印控克什米尔等地，这些地方多数在历史上是藏族的传统居住区，或为中国西藏的藩属地，均因近代以来英国及继承英国殖民利益的印度对中国西藏以及周边地区蚕食，而被印度控制至今。二是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其追随者中包括了一定数量的藏医人员，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所谓“门孜康”的藏医机构，职能涉及藏医医疗、人才培养、藏药生产、出版翻译等，在印度传承发展藏医至今，该机构还在印度各地开办藏医诊所。三是在我国藏南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并设立伪“阿鲁纳恰尔邦”）原本存在的藏医资源。据有关学者统计，2017年印度的藏药产业总值约为1100万美元。

2010年9月，印度政府公布《印度医学中央委员会（修正案）法（2010年）》[The Indian Medicine Central Council（Amendment） Bill，2010]，正式赋予藏医的法律地位。印度对藏医学的官方命名是“Sowa Rigpa”，而不是全球广泛认可、约定俗成的“Tibetan medicine”。有学者分析认为，印度政府的法律承认是出于对藏医市场潜力的经济承认，与其商业化和工业化直接相关，将藏医命名为“Sowa Rigpa”是希望通过“命名政治”产生对其藏医的所有权主张。笔者认为，印度政府不用国际通用的“Tibetan medicine”称谓，而以“Sowa Rigpa”命名藏医，其本质是通过术语的去中国化，剥离藏医与中国西藏的历史文化关联，为印度将源自中国的藏医纳入其本国传统医学体系并声索所有权，提供话语支撑。

五、结语

笔者系统梳理了从前吐蕃时期到当代，中国藏医学与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关系，厘清了两者与古今“印度”历史地理概念的本质关联，主要内容如下：其一，古今“印度”的地理与内涵分野，是讨论相关议题的根本前提，阿育吠陀是南亚次大陆以及中国等多国家、多地域共同参与发展的传统医学体系，不应视为现代单一国家的专属文化遗产；其二，阿育吠陀对藏医学的影响，始终局限于“选择性借鉴、本土化重构”的范畴，并未改变藏医本土起源、独立发展的根本属性；其三，当代南亚各国的藏医均源自中国西藏，是中国藏医学对外传播的成果。以上历史脉络与事实，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体现。

当代社会，传统医学的医疗、文化和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中国、印度等传统医学资源丰富的国家均制定了传统医学发展战略。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医学国际化传播、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在话语权和产业等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在藏医领域，近些年来国外对藏医的命名、立法承认、推动申遗、制定标准等，都是以上趋势的体现。因此，在我国藏医药的对外交流和国际竞争中，需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客观认识藏医学与阿育吠陀的关系以及两者与古今“印度”概念的历史关联。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交流和宣传中应准确理解“Sowa Rigpa”的文化内涵，明确其作为中国藏医学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和重视我国在阿育吠陀医学传承发展中的历史角色，加大对阿育吠陀的研究力度，在涉及古代阿育吠陀的地域归属时，建议采用“古印度阿育吠陀”的表述，以尊重历史语境，避免以现代国家概念混淆古代文明地理。通过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科普宣传等方式，推动国内学界和公众对藏医学起源发展形成广泛共识。这既是彰显文化自信，维护我国藏医学文化权益的内在需求，也是发挥中国藏医学的独特价值，为全球健康事业贡献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