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朋飞、柳艳红：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分析

【内容摘要】对口支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意义重大。为此，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理论剖析和实践路径提炼。首先，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是弥合“经济人”假设逻辑断点，将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社会人”，这是探究对口支援产生的“久久为功”经济影响的关键。其次，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其核心是这种援缘关系的对口支援既推动了受援地生产力进步，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生产力的发展和跃迁。对口支援推动广泛的分工与协作，推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经济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在生产力发展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后，提出对口支援主要通过分工协作重塑地区间经济关系，依托文化生产力凝聚发展共识，补齐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短板等实践路径，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一体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对口支援；中华民族共同体；援缘纽带；经济分析

【作者简介】段朋飞，普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柳艳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6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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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口支援并非源于理论的推演，而是源自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孕育于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援助思想，以及古代中国跨域济急的“泛舟之役”“协饷制度”“移粟救民”“移民救粟”等互助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内化于对口支援的实践之中，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彰显，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共同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供给。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手足相亲”的亲缘纽带、“守望相助”的地缘纽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援纽带，有着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思想动员机制。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机制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发挥援缘纽带作用，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弥合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口支援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且在持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动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以上论断为本文研究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对口支援在不同阶段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它充分展现了公共利益诉求与国家具体措施供给之间的有机衔接，为各民族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口支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满足集体利益的制度供给，体现为一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把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和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口支援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公共利益诉求和国家具体措施供给的畅通弥合。

中西方在政体架构及文化内涵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并无与对口支援相对应的政策举措。从国内来看，对口支援实践成果丰富，但其理论研究近年来才开始不断增加。总体来看，有关对口支援的研究仍旧碎片化，学理拓展空间较大，尤其是对口支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影响方面。已有对口支援相关文献可分为三类：一是政治学视角的政治性馈赠说、府际关系说、规模治理说、简约治理说，为对口支援研究提供了制度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二是管理学视角关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急管理、重大工程移民搬迁等，体现了对口支援的公共性和保障民生属性。三是经济学视角主要集中在横向转移支付等财政学范畴，研究内容涵盖了从早期的厂社对口协作关系，到横向转移支付的经济政策评估，再到对口支援促进受援地经济增长的机制及区域协调发展等多个方面，更多聚焦在受援地经济绩效评估方面。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对口支援通过援缘纽带建立的跨区域经济关系，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相关研究正在涌现。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民族工作关照重点变化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中，应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是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践，因此整个理论体系应包括这三个方面，可以通过主动“铸牢”，发挥观念的能动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较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维度分析有待丰富，研究成果散见在民族经济学或者区域经济学中，目前主要聚焦在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发现，经济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经济联系通过交通、市场网络等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和延续。对口支援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先富带动后富”的整体性思想，区域之间的援助行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对口支援不仅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多个维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对口支援作为从多项工作生成的统称性概念，是相对庞大复杂的，因此应该对不同类型对口支援进行分类治理，以厘清其核心目标。从核心目标分类看，对口支援包括特殊民族地区全面性对口支援（援藏援疆）等共五类。从国家规模治理效用角度看，对口支援可以划分为边疆地区治理类型、突发重大事件治理类型、促进社会发展和合作类型三类。本文聚焦于对口支援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关注面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但不单单指全面性对口支援——全国援藏援疆。在对口支援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学理阐释中，通过弥合“经济人”假设逻辑断点，回应了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经济人”实际上是抽象还原为“社会人”，进而深入探讨对口支援通过哪些机制作用和实践路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影响。

二、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

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所公认的研究纲领和实践模式。它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观，为成员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研究框架和行为准则。人们观察现实世界所基于的范式视角不同，所获得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就不同。中国特色对口支援孕育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人类共同体形态中。对口支援作为一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体现为援缘关系的制度性安排，是从本土的中国特色实践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沿用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出发点的经济维度分析，是“方纳凿圆”，甚至“南辕北辙”。而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和人类共同体形态演变的基本规律。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进行对口支援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分析是必要的。

（一）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体现关系逻辑

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蕴含着关系的逻辑，二者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共同体的本质在于通过特定的关系、纽带和机制实现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结。有学者发现，共同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过程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强调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研究对象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关系网络中的“纽结”，共同体的性质只有在关系之中才能得以呈现，而关系的变动也会相应地改变共同体的性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呼应，他们从一般意义上对共同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共同体的核心在于通过何种纽带和机制将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行动、共同生活，从而形成具有一致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行动单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关系体，其“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性的最好阐释。共同体关系是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稳定群体联系，历史上，共同体的关系纽带包括亲缘、地缘和业缘纽带。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活动，它们决定了共同体成员如何协作、如何分配资源，以及如何从彼此的劳动中获益。这些关系不仅影响着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结构，也决定了共同体在更广泛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构成的经济纽带，是连接共同体成员重要的桥梁。对于历史上经济活动如何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许倬云的观点颇有启发。他认为，中国能够维持相对统一和延续，除了文化的因素外，也要考虑经济联系的因素。“经济的交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因而“没有完全破裂成欧洲一样的许多板块”。他也特别重视道路与市场的网络，认为秦汉贯通全国的驿道，唐朝的“道”与宋朝的“路”，严密的驿站系统，对于人员的流动与商品的贸易很有作用，这一原因也维系着“中国”本部的基本稳定。

共同体的关系特性与对口支援的“支援—受援”关系形成了天然呼应。有学者总结指出，对口支援体现为“任务型府际关系网络”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从提出到发展完善，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援缘纽带。对口支援源于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援助思想和人与自然灾难斗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看出，对口支援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其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它在亲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援缘这一特殊的纽带。对口支援始终扮演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角色。在经济关系逻辑层面，对口支援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嵌套关系，建立起支援地与受援地之间的情感纽带、经济互嵌，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文化认同，既是一种情感联系的支援关系，又是一种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二）作为实践升华的对口支援与“经济人”假设的水土不服

对口支援并非源于理论的推演，而是源自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与西方共同体理论与经验的“参照系”不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一样，从实践升华而成的对口支援，运用“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理论被验证是“水土不服”的。可以看到，现有经济视角的对口支援研究大多数聚焦政策评估和经济效果，其中，很难评价出“久久为功”的作用，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的长期性影响，导致容易引发对对口支援政策效果的“不自信”，但长期观察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对口支援效果则十分明显。

实际上，经济学或者经济维度的分析范式最初并非从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出发的。经济学源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后来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詹姆斯·穆勒（Mill James）指出，“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以后，经济学的逻辑放在了“个人”身上，开启了从“史观”向“微观”转换的先声，开始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人”，即个人主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经济学研究将人类活动进行高度的精致化和个体化，甚至原子化，将行动者行动想象为同质化的原子在无摩擦的“牛顿的力学空间”运动，进而实现“通约”，展现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将历史因素抽象掉，将人简化为理性经济人，在后人的努力下推演整个“精致”的经济学大厦。于是出现了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把人假设为“经济人”，不承认“人”还有经济目标之外的追求。但是，就中国人而言，自出身之日起面对“物质人生”“社会人生”“精神人生”，且每一阶段各有需达到的目的，即“求生存、求享乐、求崇高”的价值目标。因此，中国人的经济行为通常出现其他目标优于经济目标的基本事实。显然，对口支援的实施并非优先追求经济目标。

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仍然坚持了“史观”，而不是抽象的人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史观论述的那样，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们的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为了实现共同的生产目标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口支援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下逐步迈向对口合作，支援方与受援方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府际网络，构建了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分工协作关系。发展理念也从单一的“输血”逐步向“造血”与“活血”转变。对口支援以援缘纽带为基础，亲缘、地缘和业缘互动，巧妙地连接起“东与西”“山与海”，呈现出“山呼海应”、协同共进的生动局面。在经济关系逻辑层面，对口支援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嵌套关系。支援方与受援方形成了一种兄弟姐妹式的援缘纽带，建立起支援地与受援地之间的情感相织、经济互嵌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文化认同。它既是一种情感联系的支援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三）基于“社会人”假设厘清对口支援的经济逻辑

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而人的存在是关系的存在。因此，我们对“经济人”假设要辩证看待，人是由经济和文化建构的“社会人”，对口支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中，体现为“关系中的人”或者“共同体中的人”。对口支援天然具有“援缘纽带”的连接属性，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业缘纽带”得以体现。从生产关系来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共同体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它反映了一种通过经济联系结成的群体连接关系。对口支援实践从外部嵌入式转变为业缘纽带连接的互嵌式生产关系建设，通过支援地和受援地双方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形成跨区域产业合作的生产关系，牵引受援地融入全国经济网络。

从交换关系来看。马克思指出，“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交换行为的发生需要在经济交换中心，即市场中进行。经济关系中最活跃的形式是经济交换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为交换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加速了商品在时空中的流动，并传导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交通网和市场是经济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加强了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交通通信网络系统，以物流、商品流、信息流形式构成了经济联系的神经中枢，随着经济的交换中心市场的逐渐扩大，产生了城市。从对口支援实践来看，与全国互联互通的交通信息网络和规模化的市场网络，是建立受援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决条件。

三、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

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蕴含着关系的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对口支援可以直接或者必然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恩格斯曾总结发现：“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形成的，或是人为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维度一定意义上也是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表明它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其核心是这种援缘关系的对口支援既推动了受援地生产力进步，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生产力的发展和跃迁。

（一）对口支援推动广泛的分工与协作

马克思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分工理论，为我们分析分工体系下的对口支援模式，以及市场的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核心要义是专业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但分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分离和独立，这就凸显协作的重要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分工协作思想，认为不仅分工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协作本身也创造生产力，分工与协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认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认为：“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因此，分工与协作是一体两面，二者需要统一起来。功能主义学派代表涂尔干（Emile Durkhem）也提出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通过功能分化提高生产率，而在于功能彼此紧密地结合”。分工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而且在相互孤立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形成相互联系，同舟共济，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不止是暂时的，而是范围广泛的联系。涂尔干用“有机团结”来概括社会功能有机体的人与人分工与协作。因此，分工与协作是促进经济一体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中华文明在地理环境影响下，既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格局，又形成了中华民族经济互补性的初始条件，所谓“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古代中国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造成各地区不同的经济类型，中原地区适于农耕，北方适于牧业和狩猎，南方适于小规模农业和渔业，使互通有无成为必然。在经济生活本身所需的物质交换的推动下，形成各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在自然分工基础上开始有经济往来，随着生产力发展，沿河道、路网，各地区的经济网络重叠融合，形成了更庞大的经济共同体体系。对口支援的跨区域经济行为更是全方位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界限，使支援方和受援方在分工的经济基础上形成联合，这突出地体现在二者的产业合作上，并呈现出螺旋式循环上升的发展路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不断形成更高发展程度的分工与协作，从初级形式向着更高级形式不断发展壮大。

（二）对口支援推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除经济因素外，文化认同纽带形成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骨架，影响着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总体方向。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文化生产力作用的前提是引导受援地区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文化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完善。生产力是在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说物质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文化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二者结合形成了人、自然、社会三维有机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文化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文化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和催生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并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其核心就是发挥文化生产力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概念”，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

文化生产力作为人文经济的外化体现，其本质内涵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人是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思维方式是文化生产力的中介要素，文化资源是文化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文化生产力一方面体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化认同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深远影响。文化作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指向人群整体的生活。在经济活动中，最先体现为对物质文化的认同，如对主流经济发展理念和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认同，进一步地，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个体心理层面普遍接受“相信繁荣取决于生产率”的基本信念，并“最终伸展到整个文明社会”，才能体现为一种“增长共识”，进而表现为一种“增长的文化”推动全国经济发展。对口支援体现了从“见物不见人”物质逻辑，转向“见物见人见生活”的人文逻辑，这也是钱穆所论述的人文界事物之间有意义的交互关系。对口支援通过发挥文化生产力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双重作用，更好地满足受援地人民群众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起到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深层的凝聚“增长共识”的作用，推动文化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使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三）对口支援推动经济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共同体形态演变的直接驱动力。交换范围与分工理论相伴而生，经济规模与范围是生产力进步的环境条件。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通行着同一规则、足够大、分工细密的市场，是生产力成长的重要环境条件。较小的市场规模和不畅通的交通网络必然阻碍生产要素与经济体制因素完全自由流动。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论述了企业在生产或销售环节利用规模经济，导致产品生产成本降低和资源的高效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相同的见解：“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许倬云则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提出中国内部的凝聚力除了文化力量之外，主要是全国性经济交换网络规模范围的继续拓展，不断将全国吸入一个整合的经济结构之中。他将这一动态延展过程形象比喻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成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这种经济网络体系的背后“镶嵌”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随着经济的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的经济体系从古至今在规模与范围效应的作用下，在不同的时期都是围绕着一个国内统一的经济网络进行构建。自古以来，中国疆域内经济体系依托分工协作与规模范围效应，紧密相联为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网络，体现为基础设施网络、经济治理网络、贸易网络和大宗商品网络等，该网络一旦成型，它既能向外拓展，又难以轻易分裂；即便在经济不振时，网络可能暂时分裂为多个地区性网络，但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影响，这些网络始终紧密相连，最终再度合而为一。从战国到秦汉逐渐形成的精耕农业，使中国的农业长期具有小农经营和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特性。小农经营造成了中国人口安土重迁的习性，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特性造成区域交换发展而成的经济网络，常常在政治处于分裂的状态时，维持经济整体性的存在，因此，国家终于呈现“分久必合”的现象。当前，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网络”的巩固和拓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对庞大且密集的交通与信息网络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对口支援制度设计初衷就包含补足受援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短板弱项。对口支援对全国经济一体化具有“诊疗”的作用，通过国家能力及时消除“木桶效应”，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和市场化基础建设，将受援地的市场链接到日益扩大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中。

四、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经济维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表现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地区通过经济互补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本质上是通过对口支援援缘纽带强化“各民族经济相依”，具体来看，对口支援通过分工协作重塑地区间经济关系，依托文化生产力凝聚发展共识，补齐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短板等路径，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一体性”。

（一）通过分工协作重塑地区间经济关系

对口支援在实践上升为政策的过程中建立起援缘关系，进而推进了东西部地区分工与协作深化。总的来看，对口支援推动形成了支援方与受援方援缘相依式的产业合作模式，打造了基于援缘关系纽带的产业链互补的运行方式。通过在支援方与受援方之间构建产业生产关系，使其在分工协作的动力机制下嵌入全国性的经济共同体发展中。新中国成立后，对口支援模式开始萌芽，形成了“工农结合、城乡互助、厂社协作”的早期支援格局。这一阶段的对口支援呈现出自发性与分散性的特点。此后，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与张庆曙光公社率先建立了厂社直接联系的对口协作关系，并在机械农具、技术人才及生产基地等方面实施了“对口支援、一包到底”的创新举措。这一实践得到了高度肯定，也在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对口支援”的概念。1979年，党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同志在全国边防会议上的报告，明确提出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标志着对口支援正式上升为国家政策设计。此后，对口支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确立，再到拓展的历程。经过70多年的实践积累与理论研究，对口支援模式已从单一的基础设施“硬”支援，转变为基础设施与人才、管理、技术“软”“硬”相结合的多元化支援模式；从以财政资金“输血”为主，发展为助力受援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支援。如今，对口支援已形成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内容多维化的格局，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经济一体化基础。另外，支援方与受援方建立了协作机制，主要通过支援方工作机构及支援干部嵌入受援地政府组织架构的方式发挥作用。

第一，依托支援方的人力资本、资金优势、管理技术，以及受援方的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政策等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共同探寻产业合作机会。在资源依赖的背景下，形成资源互补的联盟关系，摆脱协调困境和利益冲突，整合区域内资源，推动产业协同发展。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资源，完善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实现跨区域合作，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支援方凭借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通过“同频共振”的模式，推动受援地产业发展。另外，对口支援通过构建支援地与受援地之间的分工协作组织机构，实现产业链的互补与协同发展，形成紧密的共同经济关系。根据对口支援制度安排，支援干部不仅在对口支援前方指挥机构中担任职务，还嵌入受援地政府部门的组织架构，担任具体职务，履行政府治理职能。对口支援协作机制并非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下，秉持“少算经济账、多算政治账、要算长远账”的理念，充分体现了支援方与受援方的整体利益诉求，彰显了双方在价值共创中的协同合作，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组织协调保障。

第二，发挥支援方和受援方资源禀赋，通过合作建设飞地园区，实现产业集聚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口支援在发展“飞地经济”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支援方和受援方政府通过建立“超越契约关系的合作联盟”及飞地合作协商机制，共同推动飞地经济的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两个相互独立且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行政区域打破原有的体制和边界限制，开展跨空间的经济开发，从而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和协调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发挥“飞地经济”在对口支援、帮扶、协作中的积极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着力提升合作园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水平。飞地经济作为一种“嵌入式”经济发展模式，能够连接两个经济区域，突破传统行政区划的分割，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使资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此外，“反向飞地”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通过在支援地区设立孵化器、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将创新成果带回受援地的“飞出地”，推动受援地整体产业升级，助力融入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依托文化生产力凝聚发展共识

对口支援通过援助双方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原本各民族未挖掘的文化活动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连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桥梁，对口支援将受援地文化资源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为文化生产力释放提供广阔空间，产生综合效益。通过支持文化教育项目和文化交流活动，增强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的建设，加强文化传承和保护。通过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产业优势，释放经济发展潜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凝聚中华民族共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得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还为各族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基础。

例如，北京市援建的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完美融合，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为“小鸟巢”。文化体育中心不仅为西藏人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高质量文化体育活动空间，还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固桥梁，加深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丰富了拉萨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精神上的享受。紧邻该中心的4A级景区牦牛博物馆，以展示藏族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为核心，成为群众和游客了解藏族文化的重要窗口。牦牛博物馆作为北京援藏项目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彰显了文化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成为传播西藏优秀文化的重要平台。同时，北京援疆推动了“文化润疆”工程。以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为故事核心改编的大型舞剧《五星出东方》和以和田历史文化故事为题材的大型歌舞《万方乐奏·融梦和田》，是两地合作创作的产物，不仅在新疆和北京演出，而且还在全国各地巡演，讲述了民族团结，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故事，促进了北京、和田两地的文化交流，使两地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对口支援纽带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凝聚起共同的精神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对口支援正是通过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等，为受援地凝聚了发展共识，并培育了“增长的文化”。具体而言，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援助省市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增长共识”传递给受援地区，双方“手拉手奋斗”提高受援地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了文化认同提升的正外部效应，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流价值。此外，“组团式”教育援藏援疆推动了青少年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得”，通过支持受援地青少年学习、鼓励双向人口流动和双向就业、推动援缘双方文化交流、教育投入和医疗援助等，推进了更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重塑了受援地人们的语言“习得”场域。语言能力提升对受援地产生的文化认同作用是系统性的，凝结转化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上。

（三）补齐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短板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以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对口支援将支援地和受援地联系有限的经济单元，纳入一个跨区域的经济整体中，而这种跨区域经济联系的前提是区域分工。分工导致经济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协作使分离、独立的经济体形成整体联合。对口支援经济维度的发展方向就是促进受援地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包含生产端的产业联合及消费端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市场是分工的基础，市场容量决定社会分工的程度，同时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完整地论述了分工与市场之间循环累积的互应关系，分析了以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对口支援推动了受援地加快融入全国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循环中，而随着全国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产力水平可释放的经济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对口支援带动受援地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加快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对口支援，受援地正加速融入新发展格局，并在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上持续发力。具体而言，通过消费帮扶和市场拓展，打破市场壁垒，助力受援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更广阔的国内市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仅是国内市场的深度融合，更是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大市场。在畅通国际大循环方面，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对沿边地区城镇化建设和边贸通道建设的投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形成口岸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例如，喀什地区依托与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对口支援关系，充分吸收两地在国际贸易和跨境物流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引入成熟企业和先进技术，推动喀什地区第三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满足全国各地对国际贸易和跨境物流服务的庞大市场需求，使得喀什地区与内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共同的价值追求越来越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

另外，全国范围内的交通和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对口支援在完善市场流通的“硬联通”和“软衔接”方面起到了补充投入作用。从结果来看，2012年至2023年对口支援的民族地区的路网密度显著增长，路网密度增长率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一举措不仅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有助于经济一体化发展。要完善全国性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离不开区域经济网络与全国经济网络的深度融合，这包括与全国互联互通的交通信息网络和规模化的市场网络的连接，实现与国内各个区域单元的联通。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更加紧密、覆盖范围更广的经济网络不断加固，确保经济整体性的持续存在，从而打造一个规模更大的经济共同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完善。

五、结论与展望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进程。它既是恩格斯发现的人类共同体发展沿着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印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形态有别于人类发展史中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现实。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依赖复杂的经济关系和动力机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构成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基本联系，交通网和市场的发展成为连接各成员的重要纽带。生产力发展需要分工与协作、经济规模与范围的不断扩大，是推动经济共同体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在已有对口支援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对口支援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价值。

第一，在对口支援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学理阐释中，通过对西方“经济人”假设的弥合，转向以“社会人”为经济维度分析的逻辑起点，即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社会人”，是处于“关系”中的“经济人”。明晰了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济维度的基本前提。具体地，共同体的关系特性与对口支援的“支援—受援”关系天然呼应，对口支援天然具有“援缘纽带”的连接属性，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业缘纽带”得以体现。对口支援并非源于理论的推演，而是源自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与西方共同体理论与经验的“参照系”不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一样，“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中国的从实践升华的对口支援。进一步地，基于“社会人”假设厘清对口支援的经济逻辑进行还原来看，对口支援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嵌套关系。

第二，在厘清对口支援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下，探究了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其核心是这种援缘关系的对口支援既推动了受援地生产力进步，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生产力的发展和跃迁。对口支援推动了广泛的分工与协作，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经济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具体来看，一是对口支援推动广泛的分工与协作。支援方和受援方在全国分工的经济基础上形成联合，随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对口支援跨区域经济突破了经济现代化发展中历史遗留的相对封闭、区隔状态。二是对口支援推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一方面体现为通过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将文化资源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化认同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深远影响，对口支援为受援地凝聚了发展共识并培育了“增长的文化”。三是对口支援推动了经济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促进了受援地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可容纳的环境条件，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国家经济繁荣。

第三，总结了对口支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对口支援政策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实践路径。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路径是：通过分工协作重塑地区间经济关系，依托文化生产力凝聚发展共识，补齐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短板。通过对口支援，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之间形成了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经济联系，修复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断裂，使跨区域的经济衔接成为一体。这种跨区域的经济合作，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支援地与受援地在产业合作中实现了资源和优势的互补，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分工协作使得双方在产业上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共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文化生产力作为连接经济与文化的桥梁，推动了受援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提高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为文化生产力释放提供了广阔空间，奠定了能动性基础。经济规模与范围的拓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受援地能够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联动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彰显了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既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切口，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独特实践。尽管本文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对口支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及作用机制，但理论整合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拓展。未来可以尝试构建跨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综合性分析框架，提升理论整合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