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11月28日，第二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主办。来自藏研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13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19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主题进行深入交流。藏研中心总干事郑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丹珠昂奔，藏研中心副总干事刘威、扎洛等出席会议。

开幕式

郑堆总干事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的召开得到了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积极响应，体现了学界对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厚感情以及对藏研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他代表藏研中心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对长期支持藏学事业的专家学者表达敬意。他提到，吐蕃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吐蕃史研究在文献整理、多学科交叉、多语种史料互证等方面进展显著，但同时也存在古藏文释读分歧、多语种史料整合不足等挑战。他指出，吐蕃在制度创新、文化整合和疆域治理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国际形势下，要坚持以扎实学术成果回应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多语种史料和考古证据阐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希望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推动吐蕃史研究不断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藏学界的智慧。

参会学者围绕“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这一主题，从吐蕃历史总论、内外交往、佛教文化、世俗文化及家族世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呈现了吐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多元视角。

第一场：吐蕃历史总论

中央民族大学陈践教授以“吐蕃三大文献简介”为题，系统梳理了吐蕃三大文献，即碑刻钟铭、简牍与敦煌古藏文文献。重点分析了《唐蕃会盟碑》等金石文献，探讨了第三次藏文厘定及古藏文元音符号正反写法的使用规律，并指出唐代吐蕃政权的向外扩张是简牍与敦煌古藏文文献多发现于新疆、甘肃等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大学丹珠昂奔教授以“历史的方向与阶段的具体性:吐蕃史研究三题”为题，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提出吐蕃史研究应确立三大理念：认识私有制国家“家天下”的发展规律及其向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归宿；把握从民族史、国家史到世界史的人类历史走向，明确研究对象的具体历史方位；理解历史主体从帝王将相到人民的根本转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冠群教授以“汉文「吐蕃」的命名及其音读”为题，对汉文“吐蕃”的命名与读音进行了考辨。他通过分析唐代早期史籍，推断“吐蕃”的命名源于唐廷对Bod政权的认知与音译结合，并论证了“吐蕃”在唐代的读音近似“Thu-pw’an”，其音译的选择具有合理性与历史语境。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梁俊艳研究员以“黎吉生的吐蕃敦煌文献研究：动机、目的与历史影响”为题，评析了西方学者黎吉生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探讨了他的研究动机、目的及其对中印关系与西藏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第二场：吐蕃内外交往

北京大学王小甫教授以“关于吐蕃西北发展的几点认识”为题，分享了他早年关于吐蕃向西北发展的研究，涉及吐蕃入西域路线、统治中心及其与阿曼（大食）的交流。西南民族大学杨铭教授以“吐蕃治下吐谷浑邦国地位的变迁:以《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为新线索”为题，利用敦煌、新疆出土文献，系统探讨了吐蕃治下吐谷浑邦国地位的变迁，揭示了吐蕃对其从“因俗而治”到深度整合进自身军政体系的治理模式。南开大学沈琛副教授以“吐蕃与南诏关系史事丛札”为题，利用新发现的唐代碑志材料，从汉藏史料对勘角度，梳理了唐、吐蕃、南诏三方关系的复杂史事。藏研中心阿音娜研究员以“一幅吐蕃时期的藏汉对照世界地图”为题，介绍了一幅保存在日本的吐蕃时期藏汉对照《西域地图》，认为该图反映了8-9世纪吐蕃周边的地理认知与文化交流网络。

第三场：吐蕃佛教文化

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以“法成译《楞伽经疏》残卷初探”为题，对法成所译《楞伽经疏》藏文残卷进行了分析，认为法成的译介体现了吐蕃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度与水平。上海师范大学牛宏教授以“敦煌藏文文献《禅书》及相关讨论”为题，解读了敦煌古藏文文书《禅书》，指出其内容融合了禅宗与密宗、印度与中原禅修思想，具有调和顿渐的色彩。复旦大学任小波副教授以“再说法成：吐蕃时期汉藏佛教交流”为题，重新审视了高僧法成的历史地位，指出其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及归义军初期，对汉藏佛教交流，特别是将中原唯识学说引入藏传佛教界所起到的桥梁作用。西藏大学夏吾卡先教授以“拉达克地区公元7至11世纪塔形岩刻与题记的整理研究”为题，系统整理了拉达克地区发现的7至11世纪塔形岩刻与题记，认为这些遗存为研究吐蕃向中亚的扩张、中西文化交流及佛教后弘期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第四场：吐蕃世俗文化

藏研中心张云研究员以“吐蕃王朝的制度遗产”为题，探讨了吐蕃王朝的法律、部落、职官等制度对后世西藏地方的深远影响，指出后世在法律体系、基层部落制度等方面对其有所沿袭与变革。南京师范大学陆离教授以“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方祭祀礼仪研究”为题，通过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官方祭祀礼仪的探讨，认为其对唐朝敦煌礼仪进行了选择性吸收与扬弃，其中最为关心的是确保占领地区农牧业生产不受影响，反映了吐蕃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互动。西北民族大学扎西当知教授以“浅析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IOL.Tib.J.740.1号主要特点及学术价值”为题，以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总体情况为背景，重点对IOL.Tib.J.740.1号文书进行了简析和翻译，指出该文书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吐蕃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中央民族大学杨毛措教授以“官职纠纷与家族内讼：读敦煌古藏文诉讼文书ITJ1254”为题，通过解读敦煌古藏文诉讼文书ITJ1254号，剖析了吐蕃治下吐谷浑地区的官职纠纷案例，为理解吐蕃的封赏制度、官职制度及吐谷浑史提供了新视角。

第五场：吐蕃家族世系

中国人民大学黄维忠教授以“从《禄赞墓志》看吐蕃赞普都松芒保杰继位之争”为题，利用《禄赞墓志》，结合汉藏文献，分析了吐蕃赞普都松芒保杰继位背后激烈的政治斗争，认为墓志解决了原有相关汉藏文文献记载的矛盾之处。青海师范大学索南才旦博士以“吐蕃小王象雄热桑支世系史钩沉”为题，研究了吐蕃附属小王“象雄热桑支”的世系历史，揭示了该家族在吐蕃西部边缘地区政治稳定和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藏研中心严永山研究员以“不一样的赞普世系：试论《五部遗教》的吐蕃史书写”为题，分析了伏藏文献《五部遗教》中的吐蕃赞普世系记载，指出其在早期悉补野部赞普世系排列及部分吐蕃赞普继位情况上具有不同于其他文献的独特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其母本可能成书的年代。

五场报告结束后，进入交流互动环节。与会学者和听众围绕国内吐蕃史研究状况、对相关文本的重新解读、新发现文献的史料价值、如何协调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闭幕式

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严永山作会议总结。他感谢广大研究者长期以来在吐蕃史这片沃土上的辛勤耕耘和栽培，感谢大家无私地分享对吐蕃史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感谢对西藏历史文化论坛学术平台给予的呵护和支持。他指出，通过一天扎实而又热烈的讨论，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本次论坛实现了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新阶段的再探索。大家基于“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观，对中华民族之所以自古为一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有助于藏学界投身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本次论坛是我们解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社稷如一”密码的再尝试。通过重返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关注大唐、吐蕃、西域、南诏、吐谷浑等唐代中国各政权之间的来往和互动，解析涉蕃多语种文献的形质、内容、特点和价值，观察唐蕃等各方彼此之间物质、行为、制度、精神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四个与共”理念的历史基础和时代价值。三是本次论坛使我们获得唐代吐蕃史研究同行者协调奋进的新机缘。全国吐蕃史研究团队实现了一次小团聚，从首都北京到雪域高原，从东方明珠到宝岛台湾，共有来自全国9个省市区13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9位吐蕃史专家与会交流，推动了吐蕃史研究新发现的大讨论，实现了吐蕃史研究队伍的再传承，对藏研中心牵头协调全国藏学工作提供助力。

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是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自主创立的三大交流平台之一，每两年举办一届，旨在加强对外学术联系，推动西藏地方历史研究，发挥历史研究所在相关领域的牵头协调作用。2023年，首届论坛以“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为主题，获得了学界的关注与肯定。本届论坛聚焦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探讨了唐代吐蕃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所作出的贡献，说明了吐蕃史不仅是西藏地方史，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民族交融、文化互鉴这一宏大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论坛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阈下的吐蕃史研究在文献挖掘、视角拓展与方法创新上的不断深入，众多研究成果为理解吐蕃历史的全貌提供了更为坚实和多元的学术支撑。

与会学者对本届论坛的协调组织工作以及在推动吐蕃史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普遍反映此次论坛政治站位高、学术水平强、研究信息多、参会收获大、会议组织好，希望历史研究所今后多举办这类学术活动，进一步发挥藏研中心在全国藏学研究领域的牵头协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