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荣：深入总结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

理论总是与实践相联系的，新时代藏学要反映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这是中国藏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各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全方位、天翻地覆式的巨大变化，西藏人民说“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的奇迹，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的奇迹。可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不但对西藏的发展成就充耳不闻，对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熟视无睹，还肆无忌惮地百般指责、诬蔑、攻击党的西藏工作政策，挑拨我民族关系、损害我国际形象，妄图将所谓的“西藏问题”政治工具化，以此破坏我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他们这样做，还有一套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作支撑、装门面，将自己打扮成代表“正义”的“圣人”。

针对涉藏国际政治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系统推进藏学创新发展，实现藏学核心命题的叙事革命，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我们应当坚持“两个结合”，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精准把握涉藏反分裂斗争的新规律，深入研究涉藏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藏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重点应研究以下三对关系，即民族与民族特性、宗教信仰的关系；藏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这三对关系是藏学研究应当重视的核心问题，既事关涉藏问题的认识论，又事关涉藏斗争的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更是摆脱国际藏学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重塑涉藏问题叙述、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治本之举。从哲学角度看，这三对关系的共同特点是本与末、主与次、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

第一对关系：民族与民族特性、宗教信仰的关系

这一对关系也可以说是体用关系，民族本身为体，民族特性、宗教信仰为用，前者为本、属于第一性，后者为末、属于第二性。但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本末倒置二者的关系，把藏传佛教当作藏民族与生俱来的根本特性，从不关心藏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只是口口声声叫嚷着要“保护藏民族特性和藏传佛教”，认为“没有了藏传佛教就没有了藏民族”，以抽象的、他们头脑中想象的藏族人代替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以所谓的民族特性绑架民族个体。这在认识上是荒谬的、反常识的，在伦理上是不道德的、反人性的。关于民族与民族特性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没有与生俱来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先有民族实体后才有所谓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藏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信仰藏传佛教，公元7世纪上半叶佛教才传到西藏。不能说在佛教没有传入前，藏民族就不存在，或者说藏民族就不是藏民族。

二是没有永恒不变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都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对特定时代这一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精神表达。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千百年来，藏民族不是一成不变的，藏传佛教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藏传佛教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适应社会、顺应时代，不断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对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研究和把握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不能抛开物质实践活动进行单纯抽象的观念研究，那样必将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三是没有完美无缺、不能变革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把所谓的藏民族特性、信仰抽象化、绝对化、永恒化，成为悬浮在空中的与活生生的个体剥离了的东西，成为尽善尽美、不容有一丝一毫变化的标本，以空洞的文化符号遮蔽了具体人的现实生活，在抬高民族特性地位的同时，却极度贬低了人本有的存在价值。这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反现代反文明的。现代化要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旧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有很多糟粕的东西，是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把广大藏族人民从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现当代，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革除藏传佛教中不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东西。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保护和传承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真心实意地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在这方面所用的心思之深、所花费的精力之多、所投入的资源之巨，有目共睹，世所罕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更加切实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2012年至2024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累计投入专项资金4.73亿元，用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开展传习活动及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等。2016年至2024年，累计投入资金28.42亿元，实施377个文物保护维修项目。2012年以来，中央累计投资48.9亿元用于西藏公共文化建设。2018年底，启动了周期10年、计划投资约3亿元的布达拉宫贝叶经等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同时，西藏重视依法保障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权利，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和西藏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下达的普发性文件、发布的公告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藏语言文字，西藏中小学校都开设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和藏语言文字课程，在出版、传媒、生活等领域广泛使用藏语言文字。

西藏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切正常宗教活动都由宗教团体或公民自由自愿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信教群众家中普遍设有经堂或佛龛，藏传佛教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法会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雪顿节、燃灯日、萨嘎达瓦、转山转湖等1700多项宗教民俗活动循例举行。2011年以来，政府帮助大力改善寺庙基础设施，巩固提升广大僧尼学修生活条件，统一维修改造寺庙僧舍，修建寺庙养老院，提供医疗卫生服务，98%以上寺庙实现通路、通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全区僧尼实现医保、养老保险、低保、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体检全覆盖。

第二对关系：藏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也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国家是本，民族是末，本固才能末宁。当今世界，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核心行为体，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保障和发展国民利益的最坚强的堡垒、最坚硬的屋顶。要破除西方所谓的“一族一国论”。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叫嚣“藏民族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似乎只有这样才符合公理和道义，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世界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民族情况，用中国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阐释中国的民族关系。

一是“一族一国论”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谬论。如果按照这一理论，那么，当今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就应当有2500多个国家，这不仅违背了人类不断融合、迁徙的历史潮流，还会导致民族间普遍对峙，进而频繁引发冲突、战争和灾难。“一族一国论”往往被民族分离主义者视为理论基石，用于为其分裂行为辩护。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就是鼓吹这一歪理邪说，否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挑拨我民族关系，危害我国家安全。我们要深入挖掘、系统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二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状况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依然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明的这些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是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而西方一神教文化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凝固性和不宽容性，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族群相互排斥、不断分裂。

三是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西藏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前，从来就没有“西藏独立”一说，也从来没有西藏是一个国家之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西藏人民始终倾心内向，在政治上拥护和接受中央政府管辖，在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各族人民密切交往，亲如兄弟。十一世班禅说，藏民族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心灵归属，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西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他还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强大，无论是民族还是自己所信仰的宗教，都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传承。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举全国之力，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繁荣西藏，确保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国其他地方一道实现共同富裕。西藏曾经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谋划、推动下，西藏和全国有关方面一道，以超常之思、超常之举和超常之力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截至2019年底，累计实现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千百年绝对贫困问题。在此基础上，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适足住房权得到保障，2006年至2024年，中央和西藏共下达补助资金372.63亿元，不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各族人民普遍实现了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12年至2024年，西藏累计完成公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4019.25亿元，建设一批交通重点工程，铁路运营里程从2012年的701公里增加到2024年的1359公里，公路总里程从2012年的6.52万公里增加到2024年底的12.49万公里；用电难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2011年以来，西藏重点解决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实现了建设西藏统一电网以及大电网对全区74个县（区、市）与主要乡镇全覆盖的目标；受教育权保障更加充分，2012年以来，先后11次提高对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经费标准，2014年至2024年，西藏累计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3022.5亿元，2012年起，西藏在全国率先实行15年公费教育，教育主要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全民覆盖，截至2024年底，西藏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763.22万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覆盖面不断扩大。

第三对关系：人与地的关系（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自然环境因为有了人才有存在的价值，而离开了自然环境人则无法生存。人类既要改造自然，又要保护自然。西方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或者极度信奉人定胜天，狂妄自大，肆意破坏自然环境，或者搞极端环保那一套，“目中无人”。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关系。

一是自然世界因有人的存在才产生了意义。人是万物之灵，世间事物因人才有灵气。王阳明说，“君未看花时，花与君同寂；君来看花时，花色一时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特殊，全球独一无二，是无数人心向神往的地方。去青藏高原旅游，每一步都是绝世风景，每一瞥都是旷世画作。但要知道，在游人眼里的美丽风景，却是西藏人民日常生活要面对的严酷环境。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打着“生态环保主义”旗号，把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绝对化，反对西藏搞一切形式的建设，攻击说“西藏修筑公路铁路是破坏环境，修建水电站是破坏环境，开挖矿产更是破坏环境”，却丝毫没有关心过如何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暴露出来的是一幅典型的虚伪冷血的假道德嘴脸。

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之高、汇聚力量之大、投入资金之巨都是空前的。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西藏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价值、最大的潜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全方位、开拓性、历史性的成就。“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富民”的民生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与高原生态共存、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于西藏人民思想共识，成为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

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要因环境而异。要深刻理解所处生态环境的地理特征和气候特点，正确处理改善生活条件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发展经济与适应地理环境的关系，真正将生态、生产、生活融为一体。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态气候，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的方式方法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地因时因事制宜。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其共性要求和自身特点。西藏地广人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环境承载能力极差，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难度高效率低。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高水平的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吸引更多的人到城镇来。要提高农牧区现代化水平，培养新型职业农牧民，以合作社或公司化经营模式，从事农牧业生产。要重点发展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现代服务、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高新数字、边贸物流、通用航空等产业，这些产业基于西藏的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是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的。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牢记“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的使命，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环境权利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西藏自治区也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完善，西藏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总面积达41.22万平方公里，系统保护以33条重要河流为主的江河源，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西藏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良好，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2016年以来，西藏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以上，主要城镇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良，7个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及以上标准。2024年，拉萨市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一名。珠穆朗玛峰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优良状态，达到一级标准。生态补偿制度有效落实，2018年至2024年，落实各类生态补奖资金953.96亿元。

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就要跟进一步。西藏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无比广阔壮丽的前景呼唤、催促着中国新藏学的诞生，这是我们藏学工作者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

（来源：《中国西藏》2025年第5期，作者陈宗荣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