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湘民：奠定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根基——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内容摘要】西藏地处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边疆。近代以来，社会条件和祖国内地有所不同，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西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工作进展速度要慢一些，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加以对待。从1949年到1965年的16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委带领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进藏干部职工，团结西藏广大僧俗上层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完成了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维护祖国西南边疆的主权和安全；开展了统战上层、影响群众工作，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创造了西藏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良好政治条件。通过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创造西藏全面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社会条件，迎来了西藏社会稳定发展时期，建立西藏自治区，全面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根基。为随后的西藏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切，党的全面领导起到了根本保证作用。

【关键词】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党的领导

【作者简介】廉湘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成员、副总干事、研究员,研究方向：西藏历史、当代西藏政治。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5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杨东生）、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洛桑坚赞为副主席，洛桑慈诚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长，委员共37人。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20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西藏地方经历了5次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变革：一是以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标志的西藏和平解放；二是1959—1961年的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三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四是实现了社会制度从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稳过渡；五是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四件大事依次标志着一是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一举解决了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西藏主权遭受侵害、治权受到损坏的问题；二是彻底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得解放，解决了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问题；三是全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区，奠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根基；四是实行改革开放，西藏各族人民开始走上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中，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在祖国西南辽阔的青藏高原上逐步呈现。

一、解放西藏、进军西藏，创造西藏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良好政治条件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统战上层、影响群众的历史任务，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开始得以贯彻落实。

（一）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维护祖国西南边疆的主权和安全

1949年三大战役的结束，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只是时间的问题。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2月4日，在与斯大林派到中国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见时，毛主席谈到解放战争，说：“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比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明确指出解放西藏这一既定目标和将采取的方针。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也加紧了分裂西藏的罪恶活动。7月8日，他们策动了所谓的“驱汉事件”，加紧了与国际反共势力的联络。针对当时局势，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各个涉藏地区的人民陆续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电报，表达了要求解放西藏的强烈愿望。

1949年12月，在去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毛主席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信，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决定着手解放西藏。1950年1月2日，毛主席从苏联发电报，将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从西北局改由西南局承担。10日，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据此成立。15日，在对十八军主要领导干部下达进军西藏的命令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藏军5个团的全部、3个团的大部，争取1个团起义，共计5700余人。昌都战役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消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当局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的阴谋，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起到以战促谈的作用。它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震撼了西藏上层集团，促使其迅速分化，达扎下台，十四世达赖开始亲政。昌都战役因此被比喻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新的和谈代表团。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此后，执行与维护协议成为西藏工委、驻藏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干部职工在西藏工作的主线。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入西藏，驻扎到漫长的边境线上。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正式成立，解放西藏、进军西藏任务胜利完成。

（二）统战上层、影响群众，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2年4月6日，毛主席发出《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要通过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工作来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议的问题。并指示了处理伪人民会议事件的具体办法。为了中央直接处理西藏工作的方便快捷，两天后他又指示西南局和西藏工委，“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西藏工委凡是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19日，再次指示处理同藏族有关的工作均须事前报告中央。12月29日，对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未遵守这一规定提出批评，并再次指示西藏工委必须遵守上述规定。

中共西藏工委正确判断了形势，提出“统一战线应以反帝爱国为主和以稳定上层、与帝国主义争夺上层为中心工作，不是反帝反封建并进的统战方针”。得到中央复电肯定。当时，达赖喇嘛是西藏地方上层的总代表，达赖集团在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控制着西藏地方政府，因此统战对象以达赖集团为主，同时团结班禅集团，也注意搞好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二者之间的团结。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内部上层人士中，可以依据其政治态度将他们划为左中右三派。为了让他们为西藏人民多做善事，毛主席多次亲笔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写信或亲自与之谈话，介绍我党的民族政策，征求他们对党在西藏工作的建议和意见。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期间，毛主席多次接见他们，进行了亲切谈话。对到内地参观的西藏参观团、致敬团和观礼团，毛主席总是亲自接见，主动说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在拉萨，西藏工委领导带头走访、看望上层贵族、喇嘛，给寺院僧人发放布施，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支持地方政府组织各种参观团、致敬团、国庆观礼团到祖国内地参加活动，还成立了拉萨小学，聘请上层人士担任职务，担任藏文教师。逢年过节，主动邀请上层人士参加联谊活动，或登门拜访。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模范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下，通过多次接触，西藏地方上层人士渐渐熟悉了共产党、解放军。

在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等进藏人员真心诚意地尽一切可能为西藏的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把党的影响深入到西藏群众中去。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在进藏之初，主动给三大寺所有喇嘛发放布施，后来又给广大乞丐发放救济。1952年初，通过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进藏人员给雪所辖18个宗、谿的农奴们发放农业贷款。在1954年江孜洪灾后的救济过程中，驻藏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奋不顾身的行动和急灾民所急、想灾民所想的作为使人民解放军的美名传遍了西藏。解放军还广泛开展了赈灾、为百姓送医送药的活动。在公路通车以后，更是为藏族百姓送去了大批必不可少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把老百姓的困难当成了自己的困难，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点点滴滴的工作积累中，西藏百姓真正认识了共产党、解放军，发自内心地把人民解放军等进藏人员称为“新汉人”。

由于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巨大成就，西藏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顺利成立，西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创造西藏全面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社会条件

在平息武装叛乱后，党中央根据西藏农区、牧区以及寺庙等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民主改革政策，采用分类指导原则，在西藏推广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建立起了西藏人民自己的政权机构。

（一）平息叛乱

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鉴于西藏社会比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有更大的特殊性，中央允许西藏在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上有一个较长的等待过程。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下半年，在共产党国家相继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国际上一时反共呼声甚嚣尘上。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和在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加紧联系，加快了策动叛乱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般2500周年活动。在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极力怂恿达赖喇嘛留在国外。最后在周总理多次做工作，以及印度政府“下逐客令”的前提下，达赖喇嘛才回到国内。

早在解放西藏之前，毛主席对解放和经营西藏就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布局。他将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涉藏地区的工作和西藏工作联系起来考虑，把这些地区作为对西藏的工作的示范性地区，在工作布置上也极为慎重。解放后，在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热潮时，对涉藏地区的改革始终没有安排。1950年11月，在西康省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这是我国建国后成立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其目的之一是给在西藏成立自治地方作示范。1955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在这一运动的同时也掀起了批判所谓“小脚女人”的反右倾运动。对涉藏地区工作的慎重态度被某些同志视为右倾保守，因而在甘、青、川、滇涉藏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民主改革运动。有些地区的民主改革在具体做法上没有完全按照和平改革的方针执行，过于急躁。这些涉藏地区的反动上层不甘心放弃他们享受已久的特权，不愿放弃封建剥削制度，他们不惜发动武装叛乱来对抗改革。各涉藏地区的叛乱首先波及到了西藏的昌都地区，随着其他涉藏地区平叛的节节胜利，各地叛匪大量涌入西藏，使西藏各地深受叛匪的荼毒。

西藏的叛乱局面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由局部叛乱发展为全面叛乱。3月20日，拉萨打响平息叛乱的战斗，仅仅两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取得拉萨平叛的胜利。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就完成了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

（二）民主改革

在平息叛乱的同时，从1959年到1961年，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首先在平息的叛乱的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农业区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广大农奴和奴隶。在和平解放以后的八年，西藏广大农奴群众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通过亲身体会，对两种政权、两种军队进行的对比和思考，受到了深刻的实际教育，觉悟有所提高。这八年不仅为民主改革作了群众基础的准备，也作了良好的干部准备。1956年大收缩时期送回内地学习的西藏本地干部大批返藏，成为基层民主改革的执行者和具体指导者。

中共中央和西藏工委及时地制定出了有关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这些具体政策始终贯穿了分类指导的原则，对西藏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农区、牧区和边境地区，对原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所属庄园牧场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

在人口占全区总人口70%以上的农区，在阶级划分上只分农奴主（包括农奴主代理人）和农奴两大阶级，根据农奴制社会的特点，不划资本主义成分的富农。在改革步骤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运动（三反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双减即减租减息），第二步是分配土地，对西藏地方政府、叛乱寺院和叛乱贵族的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给农奴和奴隶。对未叛寺院和贵族多余生产资料实行国家赎买，再分给农奴和奴隶。在改革方法上，实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和自上而下同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谋求西藏民族的共同进步。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民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运动期间力求避免出现破坏生产和生产下滑的现象，为此，在分配土地之前，实行了“谁种谁收，谁种谁有”的政策，避免了农业减产，土地荒芜。

在面积占西藏一半，人口占总人口约30%的牧区，采取了和农区不同的具体政策。在改革时间上，牧区的民主改革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着手实施。针对牧业的特点，从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入手，中央和西藏工委制定了一系列十分稳妥慎重的政策，开展了“三反两利”（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牧主牧工两利）运动，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将他们的牲畜实行没收，按照“谁放牧归谁所有”的原则分配给牧民，对叛乱分子及其家属亦按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留给所需的牛羊，对未参叛的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牧区实行“三不”政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以保护和发展牲畜作为民主改革期间牧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明确宣布牧区草场仍按原来放牧习惯继续放牧，除个别需要调整的以外，一律不能分配。还宣布废除三大领主霸占草场、牧场和收取草场税租等封建特权。反对和废除牧区种类繁多的乌拉差役，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给劳动牧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废除剥削严重的“不生不死”出租牲畜方式，允许“有生有死”出租牲畜方式继续存在，具体数量由出租和承租双方商定。从而促进了牧区的社会稳定，实现了人畜两安。

平定叛乱后，党和政府对寺院的民主改革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继续贯彻宗教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院，同时，彻底废除寺院的剥削压迫，彻底废除寺院的各种封建特权制度，坚持宪法进寺，彻底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在寺院民主改革中，贯彻依靠贫苦僧尼，团结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的阶级路线。西藏寺院开展了“三反三算”（即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和算经济剥削账）。通过民主改革，实行了政教分离，还寺院以宗教场所的本来面目。1959年下半年，制定了寺院民主管理试行章程，通过各寺院试行，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通过，成为颁行全区各寺院的《寺庙民主管理章程》。

历时两年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旧政权，先后建立起西藏人民自己的各级政权机构；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农奴和奴隶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他们成为拥有充分人身自由的国家主人。

三、稳定发展，建立西藏自治区，奠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根基

1961年初，西藏为期2年的民主改革胜利结束。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西藏工作汇报。指出：“西藏工作现在要防‘左’防急，要稳，不仅是社会政策，包括民主改革、经济政策、上层改造。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一切政策，一定要照顾习惯，不能照搬照抄内地经验，把内地的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不得了。要休养生息，改革后让农民生活天天向上。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修点房子。这个政策恐怕不只三五年，而是十年八年。这样安定下来。西藏五年不办社，现在有的合作社，不好的去掉，好的放在那里，不再搞新的。”4月，他与周恩来同志一起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西藏工作的方针和重大问题。4月21日，根据会议精神，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西藏社会从此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被称为当代西藏“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民主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组织动员起来的翻身农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建政工作。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逐步建立区、乡人民政府，县、区、乡人民政府成立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1960年1月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西藏地区市县行政区划分的决定》，将西藏地区原有的83个宗和64个相当于宗的独立谿卡合并划分为1个市、72个县，设立7个专员公署。到1960年底，全区建立了区级政权283个，乡级政权1009个。1962年8月25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选举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建立西藏各级选举机构。1963年3月2日至8日，乃东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选举的政府——乃东县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到1965年8月5日，西藏全区的基层选举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县一级的选举工作已经开始。到7月底，全区已有百之九十的乡完成选举工作，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占绝对优势的乡人民政权。到8月23日，自治区选举委员会公布：全区有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有16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出席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5次会议，讨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成立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及其自治机关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的全面建立。

四、党的领导是全面推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保证

从1949年到1965年，西藏工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领导，贯穿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3个时期，覆盖了实现和平解放、执行协议、平叛改革、成立自治区、稳定发展、“文化大革命”6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毛主席以远大的战略目光、非凡的战略勇气、超凡的杰出才能，领导实现了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完成了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的历史性任务，为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在20多年时间里，他认真分析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设定党的西藏工作目标和具体步骤，明确工作思路和指导方针，规定工作方法和落实措施，领导推进了党的西藏工作，使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从1949年谋划、落实解放西藏到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16年里，毛主席处理西藏工作显示出少有的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的一面，亲自谋划、亲自指引、亲自安排、亲自检查，细心指导、精心嘱托，一言一行里充分显示出人民领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无限深情、看待西藏问题的战略眼光、应对纷繁复杂事务的谨慎态度。他将政策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手段的灵活性巧妙地融为一体，体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这一时期，毛主席亲自处理涉藏事务，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留下了大量文稿。1952年4月8日，规定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他不仅会见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亲自做他们的工作，还接见了全部来京的西藏的各个参观团、致敬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亲切交谈。毛主席高度关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多次做出指示、批示，与西藏地方上层人士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以及来访外宾就此进行谈话。1961年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建立了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实行“稳定发展”方针。

中共西藏工委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成立的。随着解放军进驻西藏各地，昌都、三十九族、波密、江孜、日喀则、阿里、黑河（那曲）等分工委、临时分工委陆续成立，党的领导体系在西藏建立起来。从1950年1月，到1965年9月1日经中央批准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实践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西藏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历史昭示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定在辽阔青藏高原上展现勃勃生机，西藏各族人民在伟大祖国怀抱中必定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