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高娃研究员做客历史所金鬘讲坛，从多语种合璧文书中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密码

5月8日下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举办第18期金鬘学术讲坛。本次活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乌云高娃研究员作题为“元明多语种合璧文书书写形式的传承性”的学术讲座。藏研中心各部门50余人参加。讲坛由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音娜主持，张云研究员担任与谈人。 

近年来，多语种文献成为学界热点。无论是它的搜集整理，还是书写形式，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乌云高娃研究员指出，古代王朝与边疆民族、周边国家交往的文书中，双语或多语合璧文书书写形式是普遍存在且具有传承性的。讲座从元代多语种合璧文书及其书写特征、明代多语种合璧文书及其颁发范围、元明多语种合璧文书及其影响等三个方面重点探讨元明两朝在多语种合璧文书书写形式方面的传承性，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乌云高娃研究员谈到，多语合璧作为一种文书形式，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特征与使用范围。关于番汉合璧文书书写形式的起源问题，由于现存文书有限，很难确定其起始时间。从现存较早的合璧文书即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的长庆三年（823年）所立“唐蕃会盟碑”来看，这是以藏汉合璧书写的纪念唐朝与吐蕃于长庆元年（821年）双方会盟成功，将盟文以汉文、藏文刻石而立的纪念碑，是较早以藏汉合璧书写的碑刻文献。

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边疆政策、民族融合具有独特特征。元代官方通用语有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文字。除汉文文书之外，两种文字或两种以上文字合璧文书的书写形式是元代文书行政的普遍特征。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并规定蒙古新字的使用范围。此后，忽必烈规定元朝往来文书以两种文字合璧的形式书写，即蒙古新字与当地通用的文字并行。元朝规定凡以八思巴字书写的诏书，以两种文字合璧，附上接受诏书的地方和国家的通用文字。元朝并不禁止多语言文字的使用，除上述常用的汉字、八思巴字、回鹘式蒙古文、波斯文，另有藏文、西夏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合璧书写的现象，出现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并行的“多元”格局。元朝统治者在国内外颁发文书时，除了规定文书以蒙古文字书写之外，还要附上以接受地区的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副本。元代的文书、碑刻、牌符、辞书等出现以多种语言文字合璧的形式书写情况。向中原、女真、高丽等处颁发的文书以蒙、汉合璧的形式书写，给西藏等地的文书则用汉、蒙、藏合璧的形式书写，给畏兀儿等地的文书则用蒙古文和突厥语、畏兀儿文合璧的形式书写，给中亚颁发的文书则以波斯语和蒙古文合璧的形式书写，给法兰西等欧洲国家的往来书信则以拉丁文、蒙古文、波斯文合璧的形式书写。

忽必烈颁发给西藏的八思巴字文书及汉字印章

元代多语种文字合璧文书书写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元朝多语种合璧文书以“mungketengri in küčün dür, qaγan nu jarlig”（“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为开头，忽必烈继位之后成为定式。二是元代官方文书加盖汉文印章或八思巴字印章，且书写文书的文字和所加盖的印章的文字不同。如：以波斯文书写的文书使用蒙古文印章或八思巴字印章，以藏文书写的文书使用八思巴字印章，以八思巴字和汉字书写的文书使用汉字印章等。三是多语种合璧文书的开头或结尾处，常有以不同文字书写的情况。比如元代现存碑刻也有碑额以汉字、八思巴字书写，碑文正文以汉文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书写的情况。

元朝翻译事业发达，翻译人才辈出。元时期不缺乏通突厥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汉语、波斯语、藏文、梵文的译者。元时期在翰林院、国子学、蒙古字学、会同馆均设有通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的译官。契丹人、女真人、回鹘人多充当译官。元朝在蒙古翰林院、会同馆等机构设立蒙古、回回“必阇赤”（“bicigeci”）和“怯里马赤”（“kelemerci”）。蒙古翰林院是负责起草蒙古文书的行政机构，“必阇赤”是撰写或翻译文书的译使。“怯里马赤”是指口译人员，即“通事”的蒙古语名称。例如：元朝译官相威和刘敏不仅通蒙古语，还掌握了诸国语言文字。

明代文书行政主流趋势是继承了唐宋以来的汉文书书写形式和特征。但是，明朝与边疆民族交往过程中继承了元朝双语合璧文书的书写形式。明初继承元代多语种合璧文书书写形式特点，洪武、永乐时期出现番汉合璧文书书写形式，并对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多语种文字合璧文书书写形式产生影响。从现存明代多语种文字合璧文书来看，有蒙汉文字合璧文书、汉藏文字合璧文书。这些蒙汉文字合璧文书的颁发范围包括鞑靼、女真、西番、伊朗等地区。汉藏文字合璧文书和蒙藏文字合璧文书的颁发范围包括西藏、青海等地区。

《明成祖颁发大宝法王的诏书》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五体文字合璧题记）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

明朝专门设立四夷馆，培养通蒙古语、女真语、藏语、波斯语、梵文等番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

元明多语种合璧文书书写形式有着传承性，且对后世影响较深。一是元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合璧的书写形式有着传承关系；二是元明文书冒头句“qaγan nu suudur”有着传承和影响；三是元代文书行政所用梵文、八思巴字印章在元明清长时段仍被使用，影响深远。

明末清初，清朝入关前与东北建州女真、蒙古朵颜三卫交往的作为朝贡凭证的信牌，有以汉文、蒙古文、满文合璧的形式书写的圆牌（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这些信牌从形状和多语种合璧的书写形式看，明显受了元代圆形信牌的影响。

乌云高娃研究员指出，现存元明清时期多语种合璧文书不能涵盖全国乃至与海外交往的外交文书全貌，很难全面考察元明清时期多语种合璧文书行政体系的书写整体特点。但是，现存西藏和青海地区的多语种文书和非汉文印章，充分反映了西夏、元、明、清时期，作为国师或法王印章的梵文印章和八思巴字印章在西藏地区得以长时段应用的情况，这为正确认知元明清时期多语种合璧文书书写体系提供了有力佐证。清朝文书行政体系更是出现了从多语种合璧文书到加盖多语种合璧印章的独特现象。

清代“摄政诺门汗令文”八思巴字印章

清代“摄政诺门汗令文”以蒙藏合璧的形式书写，加盖八思巴字印章和梵文印章。可见，元代多语种合璧文书加盖八思巴字或梵文印章的传统在西藏地区的影响较为久远。在明清时期，很有可能西藏地区传承和延续着元代特有的以八思巴字或梵文刻章和用章习惯。

最后，乌云高娃研究员在前述考证的基础上对元明多语种合璧文书的传承性进行了总结，认为多语文本书写这一做法，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往来中存在已久。元时期，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交流渐成常态，多语文本书写在这一时期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元朝治理中开放包容态度的集中体现。多语文本书写形式，在元朝实现了格式化的发展。在明清乃至近代仍有传承和发展，明清两代根据需要对颁赐对象、空间范围和所用文字等方面进行调整。不可否认的是，多语文本书写确实成为了后世王朝政治治理中的重要特点与方式，正确认识元明两朝多语种合璧文书书写形式的传承性，为了解元明鼎革时期元朝制度、文化、文书行政书写体系对明朝的影响有所裨益，为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传承性提供历史依据及当代启示。

在与谈环节，张云研究员对本次讲座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乌云高娃研究员具有深厚扎实的语文学基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广博的多语种资料征引，从元明历史上多语种合璧书写形式这一“小切口”出发，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主题”。

开放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乌云高娃研究员同与会学者就多语词汇、八思巴字印章、《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的研究现状、多语翻译人才等问题展开讨论，讲座持续近四个小时。主持人在总结中提出，藏学界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中，应在多语种史料的储备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近期着力推动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往来多语种公文文书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作为具体举措，本次金鬘讲坛特邀多语种专家乌云高娃研究员莅临讲座，取得良好效果。也希望通过本讲文书书写形式这一独特的问题意识，促使大家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至此，第18期金鬘学术讲坛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