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荣：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挑战、关键问题和实践路径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战略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作出明确要求，为我国边疆学研究擘画了努力方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深入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挑战、关键问题和实践路径。

一、警惕以解构中国为导向的边疆历史理论思潮

当前，关于我国边疆历史、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导向、舆论环境严峻复杂，错误思潮屡屡冒头，对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理论挑战，需引起高度警惕。具体而言，这些错误理论与思潮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新清史”余风未靖，潜在危害仍应高度警惕。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新清史”的实质及危害认识更加清晰、批驳更见成效，“新清史”过去在大陆学界被奉为“座上宾”态势得到根本扭转。但是，国内仍有少数学者与“新清史”暗通款曲，互为奥援。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利用自身影响，以学术交流为幌子，通过组稿、评奖等隐蔽方式为“新清史”站台背书。

二是“海上新清史”滋生且声势不小。近年来，西方学者将“新清史”研究领域从陆地拓展到海洋，将清代海疆管理的自主性抹黑为“扩张性”。台湾“同心圆”史观等相互配合，将清朝统一台湾的军事实践污蔑为所谓“征服”，为“台独”分裂势力输送弹药。

三是套用“赞米亚”（Zomia）学说歪曲我国西南地方治理实践。“赞米亚”最初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者威廉·冯·申德尔于2002年提出。后来，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继承发扬，宣称历史上有许多人主动选择逃离国家政治，使得一些高山地带成为“非国家空间”。近年来，西方学者套用“赞米亚”学说，把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说成是脱离历代中央政府管辖的“化外之地”，与“新清史”互为应援，极大影响西南边疆稳定和我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总的来说，这些理论思潮虽各有侧重，但本质相同，都是西方帝国理论的变种。说到底就是拿西方的殖民扩张逻辑比附、剪裁中国历史，质疑“中国在哪”，“到底有没有中国”，暗示我国广大疆域是靠所谓“殖民侵略”开拓的，进而从长城内外到辽阔海疆，再到西南边陲，层层肢解我国疆域。这些观点还试图将党的边疆治理政策视为“帝国”的延续和翻版，歪曲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源流和成功经验，矮化党的执政地位和治理成就，煽动反统谋“独”，挑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严重威胁我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这些理论和思潮利用群众中对“现代国际秩序”“现代民族国家”的朴素认同，有意混淆历史与现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遮蔽“西方中心”的先验预设和解构中国的政治企图，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极易引发舆情。

因此，在中外历史思潮激荡中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用我们自己的概念、逻辑和语言，讲清我们的边疆是怎么形成的、如何巩固的、怎样治理的，是应对西方政治和学术话语霸权的必由之路，是服务新时代边疆治理、保障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题中之义，更是捍卫我们的历史解释权和文化主体性的应尽之责。

二、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三个关键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应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第一，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解决“为什么建”。我们的辽阔疆域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开拓出来的。我国历代均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尽管在某些时期曾一度出现政权对峙、国家分裂，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始终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就是要以大一统为核心，把数千年稳固疆域、维护统一的历史过程、发展规律讲明白，把边疆与内地的广泛往来和深度交融讲清楚、说透彻，不能见分不见统、见异不见同。同时，要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阐明实现现代化是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概言之，判断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得好不好，管用不管用，就是要看提出的概念、理论、观点是否有利于维护疆域稳定和国家统一，是否有利于凝聚边疆地区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解决“靠什么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底、丰富的思想资源之上。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一切有利于正确解释我国边疆历史和边疆治理成就的思想成果，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边疆理论、党的边疆治理方略与我国历代治边思想和治边举措蕴含的智慧结晶结合起来，从“老祖宗”那里找寻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理论观点、实践经验和思维方式，运用“两个结合”提出概念、凝练理论、完善体系，用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批驳基于“帝国”理论的西方学说，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是帝国，我们为什么没有帝国式扩张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我们目前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边疆治理政策具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考量，推动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敢发声、会发声、常发声。

第三，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主要抓手。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解决“用什么建”。一是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既要打造业务精湛的基础研究队伍，又要打造成效突出的应用对策和阐释传播队伍，实现两条腿走路，特别要注意培养边疆民族地区的优秀人才，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平台拓展他们与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二是抓好史料体系建设。要下大力气克服目前史料星散各处、查阅不便、编研困难等问题，大力挖掘边疆史料，特别是以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史料，建设全国统一的边疆史料信息集成平台。三是抓好信息技术建设。当前，国家在边疆治理中也开始逐步使用“大数据”“云计算”。我们的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也不能只建在纸上，还必须建在“云”上，实现学术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交互、资源共享，使我们始终掌握最鲜活的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把各地治边稳边富边的动人故事和新鲜经验转化为原创概念和理论成果，不断增强边疆研究的时代感和穿透力。

三、凝聚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学术合力

明确了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工作重点和行动方向以后，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学术合力，积极推进。

一要倡导跨学科研究。边疆学以边疆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涉及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只有把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结论整合起来，才能形成系统把握和综合判断。同时，还要积极吸收更多真正知华友华的海外人士参与边疆研究，扩大“朋友圈”和影响力，使更多海外人士了解我国边疆的真实形成过程，认同我国边疆治理的伟大成就和经验。

二要推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边疆研究既具有基础理论性，也富有应用对策性。不把边疆是什么、我国边疆的形成依据是什么、我国边疆治理的原创性理论和实践是什么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搞清楚，应用对策研究就缺乏学理性和说服力。反之，没有应用对策研究提供的鲜活问题意识、生动现实经验，基础研究也容易脱离实际、空洞无物。要以服务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提炼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亟须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建言咨政，把理论解释转变为治理效能。

三要加强“冷门绝学”传承创新。一些西方学者经常自诩“精通”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动辄拿我们不重视少数民族文献“说事”。客观来看，过去一段时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冷门”学科的确面临人才断档、储备不足的严峻局面，给边疆研究造成很大困难。我们要共同努力，切实加强满学、突厥学等领域研究，推进契丹学、西夏学等学科建设，把“冷门绝学”打造成为我们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轻骑兵”、战略储备力量，真正把边疆各族人民支持大一统、向往大一统、维护大一统的生动理念和实践提炼出来、传播出去。

四要发挥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学术期刊具有引领风气、匡正导向、构建范式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发了大量具有很高政治站位和理论水平的优秀论文，守住了边疆研究阵地。建议今后继续加强在组稿、约稿、审稿、用稿等环节的综合把关，“设题”“解题”“破题”一体推进，真正把致力解决我国边疆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思想、有见地、有情怀的好文章选上来、发出来，形成对边疆研究的全面示范和带动。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微信公众号，该文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朱昌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