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群东主、羊进拉毛：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黄河源国家公园的考察

【内容摘要】黄河源国家公园园区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条件得天独厚。本研究综合运用社区参与理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学科知识，分析黄河源国家公园园区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制约因素及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深入研究黄河源国家公园园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黄河源国家公园园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更群东主，1990年生，男，青海兴海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文化传承研究。羊进拉毛，1991年生，女，青海兴海人，博士，青海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文化研究。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兴起于美国，随后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自18世纪末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建立以来，以自然保护为主题的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国纷纷兴起。“到1994年，世界各国共建立9832处国家公园和类似的保护区，保护面积达926349646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的6.2%”，国家公园建设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也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环境教育，使它具备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多重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正式起步。2014年5月，青海被列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范围，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对青海乃至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因此，对青海国家公园建设开展研究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中，黄河源园区率先开发成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具有可依托的优越自然环境条件。从宏观上看，该园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有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空间布局的合理化，有效缓解我国其他地区旅游接待的压力，促进我国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从区域角度来看，生态旅游可以改善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生态体验、环境教育、科普教育、科学考察等场所。

黄河源园区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三江源腹地，是中华母亲河的源头区，这片土地不仅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还承载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其原始的高原地貌、冷峻的冰川雪山和广袤的草甸草原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地，充分展现着完整的世界第三极自然景观和生物景观，对于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具有重要意义。要识别黄河源园区的生态系统价值，首先需要识别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价值，真正欣赏其多样性和脆弱性。三江源地区不仅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同时也是青藏高原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保护的重要区域，是园区居民重要的生计空间。这种生态系统功能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孕育了玛多县“两湖一河一碑”和三张“名片”的旅游资源优势。文化误读、生态污染、社区大多数居民仍要依赖“政府补贴”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出现，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在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该如何合理开发生态旅游。园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园区发展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有效促进生态旅游与园区可持续发展、提升园区发展韧性等对于国家公园建设至关重要。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制度建设，或者流于纯粹的生态保护的高度，而很少有研究从国家战略的多维角度来赋能、界定战略承载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二、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一）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资源概况

黄河源园区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果洛州）玛多县境内，属于黄河源区上游，介于东经97°1′20″—99°14′57″，北纬33°55′5″—35°28′15″之间，园区总面积1.91万平方公里，包括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2个保护分区，涉及玛多县的黄河乡、扎陵湖乡和玛查理镇，共19个行政村。园区东部与玛沁县毗邻，南与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四川省石渠县接壤，西南以巴颜喀拉山为界，与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相连，西靠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麻莱县。

试点区包括了黄河乡和扎陵湖乡全部区域、玛查里镇6个行政村以及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扎陵湖湖泊水体和湖滨带（含扎陵湖鸟岛），总计68平方公里。园区内主要有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陵湖—鄂陵湖保护分区、星星海保护分区、黄河源国家水利风景区、扎陵湖—鄂陵湖花斑裸鲤极边扁咽齿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扎陵湖—鄂陵湖国际重要湿地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

除了具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外，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草地资源等，据《青海三江源玛多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实施方案》记载：“其中草原生态系统最大，面积为124.04万公顷，湿地生态系统面积40.08万公顷，荒漠生态系统面积18.9万公顷，城乡生态系统最小，仅833公顷。”在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中相对具有典型性的景点有扎陵湖—鄂陵湖、东格措那湖、巴颜喀拉山、星宿海、黄河源牛头纪念碑、格萨尔赛马称王地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生态旅游的圣地。未来，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该园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将为研究者提供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观察样本和文化遗产研究材料，同时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亲身体验并深入探索其独特的自然之美与文化魅力，在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在文化价值方面，其是我国民族文化、源头文化的核心区域，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地方民族史志以及文学作品中，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具有代表性，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嘎嘉落文化”，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宝库。

（二）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与机遇

黄河源园区依托其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积极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以展现高原千湖的壮丽景色，让游客能够近距离观赏到野生动物，深刻体验并领悟黄河文化与藏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游客还能深入体验藏族传统生活方式，感受浓郁的民俗风情。为此，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和规范当地民众开展环境友好型的经营活动，探索实施全民共享机制，致力于构建高品质且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将黄河源园区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全面释放国家公园的潜在价值，推动多元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

黄河源园区在加强交通、酒店、景区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的同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旅游的法律法规，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增强了生态旅游的合法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此外，该园区生态旅游带动了酒店、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见表1）。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在生态文明的引领下，民族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致力于构建全新的发展格局。例如，黄河源园区通过积极采购社区服务的方式，有效吸纳了当地牧民群众参与其中。他们不仅聘用牧民担任司机和领队，还从当地购买所需的物资并安排住宿，这种全面的合作模式极大促进了社区的融入与发展。截至2023年10月，这些企业已成功接待了39批次、共计355人的游客，实现了超过150万元的总收益。这些试点活动不仅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还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了生态惠民的目标，让当地居民切实受益。这些实践路径的成功，为未来的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三）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劣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黄河源园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通信、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交通不便、住宿条件差等问题，影响旅游体验。尽管黄河源园区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但由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加之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这些资源的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目前，园区的旅游产品较为单一，缺乏特色和亮点，难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览。

与此同时，黄河源园区的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一定挑战，由于园区位置偏远，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热情不高，缺乏参与旅游开发的能力和机会。这导致园区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和配合，增加了旅游开发的难度。且黄河源园区的客流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季节性明显。这种显著的季节性客流对当地旅游业综合效益的实现以及湿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如何在淡季吸引游客、提高园区的旅游收入，如何提升社区参与度等都是园区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逻辑：政府、企业、社区多元主体协同视角

（一）东道社区参与生态旅游

东道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有利于增强当地居民保护资源、珍惜资源、维护环境的责任心。那么，生态旅游目的地作为东道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故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改善其生计经济的机会，而当地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若要通过开发生态旅游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那么同时也要考虑东道社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发展生态旅游的目标是追求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共生，而要保证这一目标的有效性并最终实现，必须让社区参与进来，开展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活动”，因此，该园区鼓励社区居民通过“股份合作自主经营、扶贫带动”等模式参与园区建设，建立特许经营机制，通过多种途径从生态旅游中受益。如黄河源园区为了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探索构建“股份制”和“联户制”等多种集约化利用方式，让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保护区决策和利益共享。将社区居民的利益同生态旅游区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形成共生共赢的利益关系。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在生态保护与草蓄平衡的前提下，提升生态畜牧业发展水平，并通过引导和鼓励农牧民积极投资入股、合作、劳务等多种形式（见表2），适度开办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牧家乐、餐饮服务、生态产品加工销售等，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综合效益，拓展增收渠道，逐渐增加与旅游产业相关联产品的服务项目的收入，增加劳动就业机会。

近年来，在“政府主导、管经分离、多方参与”的特许经营机制下，以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为支柱的生态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社区居民的能力和素质，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环保意识。旅游空间生产力是维持空间机体的功能或能力，决定着黄河源园区旅游场域中空间生产的条件和状况。在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专项规划》中关于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方面的数据后得知，通过生态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牧民参加合作社的比例达90%，转产转业劳动人口比例达50%，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500元。参与生态旅游相关福利的人更愿意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即旅游就业和保护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生态旅游过程中，社区居民更倾向于展示他们与自然区域之间的关系，展示他们的文化、当地产品和民族符号，当社区居民成为这种解释性向导时，不仅有助于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也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性。

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各项生态旅游服务获得直接经济效益，有助于改善经济生活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扶贫”。

目前，在黄河源园区参与生态旅游、生态体验、环境教育等活动的大多是周边社区居民，处在个别参与阶段，以自发的、分散的旅游商品经营和旅游服务为主，也有少部分社区以“股份、扶贫”等合作社的形式参与生态旅游活动，协调各利益集团的关系。但由于当地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结构单一，使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且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心理参与”等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黄河源园区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胜地，促使该地区生态旅游业实现了巨大的发展，但社区参与一直停留在被动参与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评估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效果，对黄河源园区社区参与状况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87份（见表3）。其中60%的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有一定的认识，30%的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的认识薄弱；68%的社区居民愿意参与生态旅游，32%的社区居民表示不想参与生态旅游；43%的社区居民认为自己缺乏参与生态旅游的经济资本，40%的社区居民对此表示否认；58%的社区居民表示自己缺乏生态旅游的相关知识和技能，40%的社区居民对此表示否认；59%的社区居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参与生态旅游，41%的社区居民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生态旅游；60%的社区居民认为政府会支持他们参与生态旅游，31%的社区居民认为政府不会支持他们参与生态旅游。通过调查问卷可知，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因此，需要更高层次的社区参与来促进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在调研时发现，大多数居民认为生态旅游会加强当地社区的凝聚力，提高当地居民的能力和素质，并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同时也有部分社区居民认为开发生态旅游弊大于利，不合理地开发旅游业会对当地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造成破坏。

笔者认为，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参与过程中，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等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且能带来经济效益，对这种资源的新认识，成为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与特色文化保护的原动力。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仅靠自身投资力量而限制外来投资的进入，不仅开发速度慢，而且难以实现理想的发展规模。然而，若依靠外来投资去发展本地旅游，就可能会出现某种“依赖性”或经济收入的“漏损”现象，即众多旅游项目，从设计、开发到建成后的经营，所需的技术和资金都是外来输入，且相关管理人员都由外来人员担任。使大部分旅游收入流出当地经济体系，降低了社区居民保护自然环境的经济动力，从而引起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该园区生态旅游应以“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发展模式，遵循“区内体验、区外服务”的原则，在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提高生态旅游社区的参与度，打造玛多地区生态旅游文化品牌，引导公众亲近自然、体验自然、感悟自然。在鼓励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克服包括语言、知识和技能短缺以及生态旅游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充分调动全民积极性，激发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东道主、旅游者

1.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者获得知识、意识等的载体或途径，同时也是生态旅游教育性的实质性体现及精品性的保证。它的目标是激发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形成正确的环境观，拓展和增强环保知识与技能，通过环境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旅游者的他乡期待以及文化差异吸引着游客，“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统治过程中，地方性更是成为一种诉求和表征”，那么，在旅游跨文化行为中，东道主与游客之间要发生接触，在接触中会产生交往和沟通的现象。“交往假设（Contact hypothesis）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所发生的交往既可能产生积极效果，也可能导致消极的结果。”在开发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强化了社会互动。但在旅游文化传播与环境教育过程中，由于受到旅游开发不合理、文化传播缺乏创新、语言沟通存在障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文化误读或刻板化现象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环境问题，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教育对生态保护、生态体验、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范恩源和马东元认为“环境教育（Envirenmental education）是以跨学科活动为特征，以唤起受教育者的环保意识，使他们理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度为基础”。黄河源园区的环境教育以园区本地价值，着重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生态科普教育、国家公园常识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一个民族的生态伦理，构成了该民族对自然、对人生的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黄河源园区生活的主要是藏族群众，藏族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和自然资源的珍贵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通过对“自然崇拜和自然禁忌，建立了尊重和承认自然内在价值和权利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自然界所有生物都有其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人类应该尊重他们的存在”。这种生态伦理观体现了保护自然、珍惜一切生命的生态文化特征。

黄河源园区内的生态体验与环境教育的高度融合也是为了教育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藏族具有统一完整的生态伦理体系，在开展环境教育过程中，当地社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到传统文化中，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态伦理观，广泛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构建自然与人文生态系统，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调研时发现，该园区以生态展示中心、博物馆、接待中心和生态体验点为载体，以园区三江源生态环境演化历史、“中华水塔”形成机理、高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严格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园区地质地貌、山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多样性、文化、园区运营与保护等专题为主要内容，通过制作影像、画册、展台、展板等宣传方式开展生态科普教育。在阐释各解说专题要点时，解说内容和解说对象不局限于园区内，宜适当扩展至国内外，针对不同的解说对象，解说内容的深度也不同，不同深度的解说在目的、用语、推荐方式、交流互动模式等各方面都有所差异。

生态旅游作为环境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实现环境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仅有利于拓展社会环境教育的新领域，也有利于推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当地社区居民被排除在决策和管理之外，或者不同的群体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有不同的看法密切相关。因此，该园区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的高度融合，离不开当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旅游者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环保知识和技能，以此来提升社会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在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倡导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绿色居住。同时也鼓励当地社区居民使用绿色产品，参与环保志愿活动。教育和解释是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人们在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高度融合中正确认识黄河源园区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在园区内实施环境教育活动，建设环境教育解说系统和解释性标志（见图1）。这种环境教育活动加强了游客的环保意识和支持保护的行动，为东道主和旅游者提供了了解、学习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媒介服务，正确引导公众参与生态体验，在以生态体验为手段的生态旅游中，推进环境教育。

图1黄河源园区环境教育和解说系统建设内容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在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过程中，以亲子游憩活动为主的游客群体更愿意参与环境教育活动，对环境教育活动的认同和实际参与度也相对较高。其他游客大多数出于旅游休闲为目的来到黄河源园区，对园区的了解非常有限。通过访谈数据得知，11%的游客对黄河源园区有所了解，24%的游客只是听说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但不知道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黄河源园区之间的关系，40%游客的认为无论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黄河源园区都具有环境教育功能，在生态旅游中融入环境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有利于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又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25%的游客认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虽然具有一定的环境教育功能，但由于游客的时间有限，加之“分散式”旅游特征，很难集中接受环境教育，不能充分发挥环境教育功能。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旅游者对黄河源园区具有较强的探索欲，但园区内的环境教育活动形式较少，未设计专门针对“分散式”游客群体的环境教育活动，使旅游者对黄河源园区的本地资源、生态价值、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认识仍处于初期阶段。因此，以全方位、多视角推进环境教育，是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2.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的参与者不仅仅是生态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生态旅游者和当地社区居民。谢雨萍认为，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环境保护是生态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旅游是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最佳旅游方式，也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核心。适当开发生态旅游不仅有利于广泛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也有利于提高国家与地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不当，出现了原始地貌和植物遭受破坏、相关旅游资源减少、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现象。

近年来，在多方努力下，黄河源园区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生不断改善，牧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据《青海三江源玛多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实施方案》记载，黄河源园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已实施土地沙漠防治34.87万亩，重点沼泽湿地保护45.12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80.24万亩，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但由于试点区地处海拔4000米以上，治理恢复周期长，保护任务重。目前，退化草场的面积仍占草地面积的70%左右，仍有1141.35万亩沙漠化土地，729.26万亩黑土滩需治理，871.57万亩重点沼泽湿地需保护，1245.3万亩草原鼠害区需防治。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离不开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人类向空气、土地、河流与海洋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为人类谋福祉的同时，维护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被关注的问题之一。总之，草场退化、不合理开发、极端天气、非法砍伐等都是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景点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风险。

四、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规范生态旅游中多元主体参与行为

在生态旅游的全面发展中，各方均需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首先，游客应遵守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和文明行为规范，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积极参与生态旅游活动并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权益。其次，旅游从业者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诚信经营，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并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同时，当地居民也应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并尊重游客的权益和隐私。最后，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生态旅游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并加强与各利益方的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行为规范的遵守和实施，将有助于实现生态旅游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赢。

（二）在生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分挖掘与利用多元供给潜力

在生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应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包括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等，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旅游领域。此外，政府可以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建立公私合作模式，共同投资建设生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有效融合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邀请专业机构参与体系的设计、规划和管理，确保服务项目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并为生态旅游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政府还应重视并发挥社区的力量，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当地居民的服务水平和环保意识，使其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科技手段方面，政府应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生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智能化水平，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为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还应不断创新服务内容，提供定制化和个性化服务，并开展生态教育活动，推广绿色出行方式，提升生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水平。

（三）优化与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资源利用

为了确保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性的措施。首先，制定科学的生态规划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对生态旅游区域的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和自然景观进行全面评估，明确资源的合理利用范围和保护目标，确保旅游活动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进行。其次，推广绿色旅游理念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宣传和教育，让游客和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到保护生态资源的重要性，并鼓励他们采取低碳、环保的旅游方式。同时，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我们应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住宿等，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已经受损的生态环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对生态旅游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以提高生态资源管理的效率和精度。最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先进的生态旅游开发经验，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对于提升我国生态旅游生态资源利用与保护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四）培养和引进生态旅游专业人才

为了确保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重视生态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与保留。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高等教育机构应设立与生态旅游相关的专业或课程，提供全面的知识体系，并结合实践教育，让学生有机会在生态旅游企业或自然保护区等机构实习，以便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识。其次，为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住房补贴等优惠政策，并建立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库，为用人单位提供便捷的人才搜索和推荐服务。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的生态旅游理念和技术，为我国的生态旅游专业人才提供更多交流和合作机会。最后，为了激励和保留人才，我们应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加强培训和继续教育，设立奖励制度，以表彰和奖励在生态旅游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从而确保生态旅游行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结语

自1872年全球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建立以来，国家公园成为人类社会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主要方式之一，它较好地平衡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园拥有自然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资源保护、为人类提供自然体验等多重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将其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调研考察时强调“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保护好三江源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近年来，青海省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契机，深化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逐渐提升黄河源园区的主要功能，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玛多国家公园。该园区发展生态旅游条件得天独厚，但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混淆了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的区别，出现了相应的环境问题，由于生态旅游活动的小规模特点，加之保护地资源利用的限制、优势资源效益发挥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生态旅游经济效益的规模，难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因此，本文从空间生产理论、社区参与理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推动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对于黄河源园区来说，需要精心规划空间布局，确保生态优先，在尊重各地发展权利的同时，国家战略也应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项目带动等形式进入该地区，承载区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划，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撑，确保生态旅游发展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