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新时代西藏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其意义

【内容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初步系统阐释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显示了中央对全国各个领域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决心与部署。作为我国现代化一部分的西藏现代化，由于基础十分薄弱，须有国家和地方合力实施，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得以达成。邓小平曾专门论述对内开放的必要性，并希望西藏在21世纪走进中国现代化的前列。对此命题的定性定量分析，要通过构建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体系，做出西藏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内开放是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西藏的发展历程是治国必治边的必然，内地省市参加西藏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继续扩大对内外开放，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

【关键词】西藏现代化；对内开放；共同富裕；治藏方略；耦合分析

【作者简介】孙勇，男，河北邢台人，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边疆问题和理论。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援藏、援疆精神的口述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3&ZD207）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西藏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改革开放之后西藏对祖国内地的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全局考量下进行的。西藏的对内开放，有着理论、现实和历史逻辑，不仅体现着区域平衡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要求，而且有着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对西藏改革开放中持续对内开放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须解答三个问题：西藏改革开放为何形成了主要面向内地开放的局面？西藏对内开放与经济发展是何种关系？在新时代是否有必要继续扩大对内开放以及路径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纵观西藏地方当代的现代化建设历程，源于国家的全方位支持和祖国各族人民的大力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在全国大局之中的必然取向。

（一）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的必然性

西藏对祖国内地的开放，源于长期治国治边的历史实践，源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治藏方略是有历史连续性的，体现了70多年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战略判断和决策，由此决定了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西藏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2023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扩大“双开放”，并强调“牢牢把握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更大力度融入“双循环”，在广泛交流合作中促进共同发展。”

1.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西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期望。2023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贺信中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希望西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提出西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将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晰明了。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下，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得到中央的扶持和全国各个省市的援助，迈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作为合成词，内涵即“共同”——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富裕”——是物质富裕、精神满足和生态良好等全方位的富裕。西藏的共同富裕实现之路既有与东中部省市的共性，即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社会分配方式的完善，也有获得外源性支撑以及激励内生动力的结果的特性——西藏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持续对祖国内地开放，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2.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中的基本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学者认为，西藏的开放是包含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具有立体的、全方位的开放内涵，其中以对内开放为主的开放是主观认识结合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

21世纪初就有专家提出，西藏的开放要依靠内地，提高内联的水平和效率，并以此来解决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因此，西藏的对内开放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新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各个区域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联系，使得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对内开放。有学者指出，面临新的经济环境，中部地区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实现赶超崛起，并指出对内开放需重视包括商品市场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在内的区域一体化。“对内开放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省份的经济联系、人员交流、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为西藏的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对祖国内地的开放，作为西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中央方针政策的体现，一直就有着政策制定者明确的指向性——首要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不断增进民族大团结，保证边疆地区的安全，为打开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奠定基础。为此中央通过大中型基建项目安排、确定对口援藏政策、实行财政补贴等方式，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显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底蕴。

3.对内开放是西藏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西藏既有着发展起步较晚、底子较薄等边疆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共性，又有着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特性。基于这些不同的条件和现实，却面对同全国其他地区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相同艰巨任务。西藏现代化发展路径是要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前提，以扩大开放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价值取向。在西藏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彰显着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是挫败西方反华势力炒作所谓“西藏问题”的强有力举措。

2023年7月1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强调：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之一，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换言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以现代化进程推进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对于西藏来说必然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向祖国内地的对内开放又是其重要路径。

（二）西藏改革开放中对内开放的内在逻辑

“经济交往以促进地区发展”，在区域经济学的学理上予以解析，就是一个区域经济的存在和变化是以另一个区域经济的存在和变化为前提的“依赖”关系，即在经济意义上的依存和依靠。

1.坚定实行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的理论逻辑。对内开放，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多次强调对外和对内两个开放，并论证了对内开放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使这一思想逐步完善起来。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邓小平“两个怎样”的论断，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换言之，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怎样”，为西藏对祖国内地的开放提出了制定新时期西藏工作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明确地表达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省区理性认识和制定政策的逻辑：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各区域间的开放与合作是包括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内部之间的立体式、全方位的合作，为的是给经济社会带来发展的活力。相对于对国外的开放是打破封闭，发展同各国的经贸、技术合作等关系；对内开放则是国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主动破除本位主义进行交往交流与合作的互相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国内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面对早先的区域“壁垒”，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各区域间、各行业间都要打破封闭，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要素流通、经济沟通，发展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经济事业，加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西藏“两件大事”（即发展和稳定），不断分析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中央部委、大型企业和相关省市对口援藏的政策，会后制定了一系列国家帮扶西藏的项目规划以及对口援藏的项目。这是对邓小平对内开放理念的贯彻，也是对口援藏的开端。这次会议对口援藏由工作安排成为一项政策，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得到了来自中央决策的指引和保障。

2.坚持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的现实逻辑。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愿望。西藏1951年和平解放，社会现代化即开始发端，特别是民主改革之后，开启了整体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由于其复杂的地缘性、社会制度的跨越性、历史上的封闭性和宗教影响的深远性等缘由，西藏必须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率先发展起来，但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藏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没有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情况下，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全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各省市区掀起了现代化建设高潮，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束缚和体制的限制，全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新时期。而当时西藏的发展改革却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从客观上来讲，西藏地处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对外交通等对发展都有不小的制约，导致西藏对外开放受限；当时西藏资金、技术、人才要素匮乏，现代经济体制不健全、群众受宗教文化影响较严重、文盲率比重较高、思想封闭、市场观念淡薄、社会发育程度低。再加之西藏面临当时的机遇“一个没赶上，一个没抓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同全国大局相比呈现滞后局面，发展差距逐渐拉大。1986至1992年期间，从增速来讲，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而西藏仅为2.7%。从总量来讲，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一。

以2009年西部8省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作分析，可以明晰地看到西藏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仅占非常小的比例，特别是利用外资可以忽略不计。这足以反映出西藏经济体制不够健全、自身积累十分薄弱、内部活力不够、金融市场发展很慢、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表征。（参见表1）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近邻的南亚大国不对中国开放，加之西藏受境内外分裂势力的严重干扰、破坏，经常发生骚乱活动，有一个时期使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科研部门不能正常工作，想实行同东部地区一样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几乎没有可能。

改革开放后，西藏的开放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取向。但沿着这一行之有效的方式行进，西藏与内地及沿海极大的不同在于对外循环通道打不开——在南亚方向上的主要国家对中国西藏的陆路交通向外链接没有配合，因此无论是过境贸易还是边境贸易都处在被锁定的状态。正是几个因素形成的这种状态，也导致了西藏的开放主要是或者只能是面向祖国内地。

3.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几十年的实践逻辑。中央对西藏在几十年治理过程中逐渐成熟的治藏方略，是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第一要素。党的治藏方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为指导，根据国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参考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经验教训，所提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理念的总称。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必须”，还着重强调了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列出了“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工作要点。西藏推进实现现代化，坚持依靠对祖国内地的开放，夯实自身基础，是一条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选择。

中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西藏实行总体供给模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为保证这种模式得以继续，采取召开座谈会形式进行总体部署和协调必不可少。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一次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重大部署决策支持西藏发展。从中央到其他兄弟省份，从财政到项目再到人才等方面对西藏提供了诸多支持，正是在这种“国家在场”下所形成的帮扶政策和发展模式使西藏取得了长足进步。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

二、西藏经济协调发展耦合评价模型构建及分析

对内开放使得西藏经济加快发展，不仅为西藏带来了丰富的资金，并且极大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项目安排且动员对口援藏，拉动西藏经济发展，二者之间有着耦合关系。

（一）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

学术界目前对西藏对内开放指标尚无统一结论，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多采用综合评价方法。为了对西藏改革开放中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分析，同时充分考虑西藏数据的可获得性与现实情况，参考有关文献建模方法，选取西藏1995年至2020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

（二）选取定量分析后的研究显示

1.采取熵权TOPSIS法，以计算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内开放的综合评价指数。通过这个方法确定所选取的14个二级指标权重，然后运用TOPSIS法测算出1995—2020年西藏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内开放的综合指数，进行综合指数分析。

首先，通过熵权法为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见表2）。其中权重较大的二级指标为中央财政补贴（0.2286）、国内旅游人数（0.2791）和国内旅游收入（0.3148），其余比重较小。

其次，运用TOPSIS法测算出西藏1995—2020年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见图1）。可以明显看出，西藏对内开放呈现出波动式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几乎呈直线增长。其中对内开放在2004—2008年改变了之前增速较缓的局面，出现快速增长，在2009—2019年保持较快增长。

图1：西藏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此外，只有2002—2007年对内开放综合指数低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其余年份均大于或等于。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各项政策长期倾斜西藏，也在于西藏自身不断敞开区门，同祖国内地诸多省区市实施经济协作，依托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济圈、陕甘宁青经济圈等周边经济圈。

2.采用耦合协调度后的分析显现。建立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计算出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出西藏在1995—2020年间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为直观表现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相关数据转为曲线图（见图2）。

图2：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耦曲线

可见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程度一直较高，耦合度C值从1996年起就一直处于高度耦合阶段；同时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也基本上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在2008—2009年因拉萨发生严重骚乱事件导致出现异常，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出现下降情况。1995—2020年西藏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从开始的严重失调发展到目前的优质协调，实现了明显提升。说明在这期间，西藏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通过实证分析后简要结论

选择1995—2020年相关数据，参考有关文献，把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建立指标体系，并通过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二者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有如下结论：

首先，西藏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对内开放综合指数由1995年0.14增长到2020年的0.52，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1995年的0.04增长到2020年的0.54。其中在1995—2005年对内开放综合指数增速较慢。

其次，1995—2020年间，对内开放与西藏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耦合关系，目前属于高度耦合。可以看出，在观察期内西藏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动态协调关系，从侧面说明对内开放对于拉动西藏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对于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实现现代化、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

最后，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高度相关。1995—2020年西藏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严重失调到优质协调的过渡。不难看出，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2009年后快速增长。在2019年末出现了新冠疫情，导致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不同步，也使得这段时间内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一定下降。

三、新时代继续推进西藏对祖国内地开放的路径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加大对内开放力度，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一）始终坚持治国必治边是西藏对内开放的指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并列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之中。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从“两个大局”与边疆现代化的角度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特别是西藏的安全、稳定和发展。

1.治国必治边与稳藏是国家一体化的载体。“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是继承并发展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历届中央领导人治国治边的经验和思想，在总结归纳我国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发展与西藏实际情况作出的新判断，是必须坚持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从国家发展全局来看，西藏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两个大局”之中西藏的对内开放，肩负着沟通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体现了加速“差距递减”的含义，是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助推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载体，必须坚持下去。

2.以对内开放为重要途径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西藏各族民众在内的中国各兄弟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和统一的大中国。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维护与增进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固有使命。西藏的对内开放，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文明建设的平台，有着长远的作用和意义。

自打破行政壁垒对祖国内地开放以来，西藏人民群众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向内地发达地区学习，接受一切有利的思想文化。通过对口援藏，与支援单位一道在对内开放中主动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切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信心。

3.以对内开放强化反分裂斗争，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反华势力加大了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和破坏的力度，对西藏的建设和安全带来威胁，是对西藏改革开放最大的干扰因素。进入21世纪，“西化、分化”我国乃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是他们毫不掩饰的图谋，西藏乃至四省涉藏地区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寄予希望的一个突破口。

在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增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全国各族人民多年来始终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是西藏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西藏的对内开放，不断增加增厚了西藏安全的要素，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性得以加强，越来越体现出边疆与内地反分裂的全方位、多层次和全覆盖。

（二）以建设重要通道为机遇不断扩大对内开放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把西藏建设成为国家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这是中央赋予西藏的一项使命，是西藏能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更大开放的机遇。

1.西藏通过对内开放最终将促进“双向开放”。西藏背靠祖国内地，依托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经济体量，有向着南亚地区推进“带路”行动的巨大资本。通过对内开放，完善自身通道基础设施，改善经商环境，吸引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红利，培育西藏的新发展极和增长点。

西藏以内地为支撑持续优化外经贸，在不断加快推进拉萨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和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之中，可加快推动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支持企业扩大自尼进口，开展对尼双向贸易，提升边境贸易水平。

2.西藏以对内开放夯实对外开放的物质基础。西藏的对内开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不仅可以提升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助于完善我国在西南领域开放新格局。在开展滇藏铁路、新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和技术攻关工作的同时，加快了川藏铁路工程，不仅开辟了第二条进藏铁路，也是西藏融入“成渝经济圈”的关键基础性工程，更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中尼跨境铁路建设，也是依托内地开展工作，能够增强中尼友好关系。

在西藏对内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发挥数字经济推动多边电子商务形成全天候信息交流，对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口岸贸易现代化建设、提高利用水平、加快通关速度有着重要作用，同时要加快重要通道建设，扩大开放，使西藏发挥出应有的区位优势。

（三）西藏以对内开放努力推进区域协调

西藏通过“双向开放”推进国内的区域协调，有利于解决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自己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1.借力周边经济圈是西藏向内开放的门径。在西部大开发实施20年后，2020年5月中央发布《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同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带动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加强与周边地区交流合作，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济圈、陕甘宁青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周边经济圈。加强区域合作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周边省区是西藏对内开放的关键枢纽，主动融入周边经济圈，是西藏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2.西藏以双循环为导向进一步对内开放。2022年，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其中的一系列的决策部署，对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明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的着力点，对西藏来说具有新的重大机会。特别是随着川藏铁路的修建，为西藏融入“成渝经济圈”提供了重要基础。西藏同成渝合作的互补性、耦合性很强，进一步对内开放，将对西藏产生强大拉力。

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势必会进一步加速西藏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对内开放的水平。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促进要素流通的重要举措，全国统一大市场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要素流动，更加充分以内地优势资源促进西藏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使得西藏对祖国内地的开放再上新台阶。

3.发挥对口援藏与对内开放的双向作用。从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至今已有30年时间，各援藏省市和中央部委对西藏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形成了干部援藏、经济援藏、智力援藏、民生援藏和招商引资援藏等全方位援藏形式。对口援藏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对口援藏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政策将在西藏各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之路仍需依靠强劲的内生力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主要面向祖国内地开放是西藏主动求变、审时度势后所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之路。发挥好对口援藏与对内开放两个积极性，“双轮驱动”西藏高质量发展，使西藏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在落实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中的责任担当进一步彰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结语

实行对内开放，就是通过非均衡的发展手段最终实现均衡和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西藏在改革开放中所选择的对内开放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三交”和“五个认同”，体现在我们党治藏方略的各个方面，当我们回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和西藏自治区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所强调西藏的开放主要是面向祖国内地开放这段历史时，愈发彰显其意义。展望未来，对内开放将会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