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珍：情感治理——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维护民族团结的一种重要方式

【内容摘要】以往的民族团结研究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教育等“制度与技术”路径，而相对忽视了情感维度。事实上，民族团结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情感要素，而且从西藏和平解放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注重通过情感治理的方式维护西藏的民族团结。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参观团、“来来往往，吃吃喝喝”，关心西藏上层人士的成长等方式开展情感统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办实事办好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结对认亲”“感党恩”等群众路线方式培育与西藏各族群众的感情。实践证明，情感治理在民族团结中的运用，柔化了各方面关系，是对“制度与技术”治理路径的有效补充，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情感治理；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群众路线

【作者简介】刘文珍，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讲师。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4年第2期。因篇幅限制，省略参考文献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事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其视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从维护民族团结的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政治角度的民族平等，经济角度的发展互助，社会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制度层面的“民族区域自治”，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精神方面的措施和“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法治措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上述维护民族团结的理念和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述研究的局限性，就是“高度重视理性、制度和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尤其是“人”的情感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部分学者主张“将情感带回国家治理的中心”，重新发现“被理性化遮蔽的情感治理及其空间”。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存在“拟家化”的特征，国家被看做放大版的家庭，国家治理和家庭管理遵循相同的情感逻辑。对情感的重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裴宜理以情感的方式重访中国革命，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工作传统是其赢得政权的关键。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基层治理中的“送温暖”，结对制、驻村工作队等机制中的情感维度，并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民族团结中的情感逻辑，还鲜有学者进行挖掘和梳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并要求“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这就指出了在维护民族团结中做好情感工作的重要性，只是学术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其带入合适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事实上作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团结，不能仅仅依靠制度，还必须有情感的纽带。弗洛姆认为，人是一种“相关性”存在，人具有与他人相关联的迫切需要。这种联结就是一种情感需要。在西藏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今天，深入分析民族团结与情感的相关性，梳理中国共产党运用情感治理方式在西藏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机理，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族团结概念中的情感要素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增强，旧的维系社会纽带断裂，如何维持社会的结合就成为各类思想家思考的一个共同问题。甚至有人指出，“团结”已经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不光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也在团结问题上着力颇多（比如滕尼斯、涂尔干）。通过对团结概念的源流与系谱进行系统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团结概念中包括的丰富的情感性要素，民族团结与情感是高度关联的。

（一）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团结概念

西方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民族团结概念，但我们可以从团结概念出发来分析其中蕴含的情感价值。杨立峰认为，团结是由法国大革命中的口号“自由、平等和博爱”中的“博爱”演化而来。德国知名社会学家布伦特霍斯特通过细致的文献考察认为，现代普遍团结理念的源头是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友谊观念和犹太基督教的博爱传统，而最终形成于法国大革命。从这一角度看，团结从开始就是与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了两卷的篇幅专门讨论“友爱”，并且已经将友爱与团结联系起来。他认为“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立法者们也重视友爱胜过公正。因为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所以团结似乎就是政治的友爱。”在古希腊，城邦是人们公共生活的载体，城邦的就是政治的。所以，亚氏论述的是政治方面的团结，而且团结与友爱是分不开的。但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是公民政治，而公民身份只是属于少部分人的特权，广大的外邦人和奴隶是不包括在公民在内的，所以当时的团结只是公民内部的团结。亚氏的这种“友爱”的范围，也只限于公民内部，是一种特殊性的友爱与团结。但是这种“友爱”却是以后更广泛的“博爱”的原初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基督教的产生和传播为全人类的博爱和普遍性的团结提供了可能。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成为国教，此后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主张“要爱人如爱己”“不必想著我们的籍贯、国籍或是肤色，我们就是同一天父的儿女”，都是兄弟姐妹。虽然这种超越阶级、超越国家与族群的博爱在古代社会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种精神资源，到了一定历史阶段，就会被激活。到了二十世纪，面对人类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抗，罗马天主教把团结这一理念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提升为天主教的核心原则。但不变的是，天主教将团结的来源视为“人类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的理念，与博爱一脉相承。

现代一些学者也尝试从情感的角度对团结进行界定。拜尔茨认为团结是个体之间的相互依附或依恋行为。王尔德认为团结本质上是彼此支持的团结成员之间的相互同情感和责任感。威尔特也将“行动者和受动者相互之间由于共同的归属感和同情感而结合在一起”作为团结的一项重要特征。不可否认，团结还有其他方面的内涵要素。但是情感联结是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不容置疑的。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话语中的情感要素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理论总体上指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平等联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民族的封闭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人类历史由各个地区、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转变成了“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那么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必须是世界性的各国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团结话语，也主要是从上述意义上来讲的，指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治上的联合，以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比如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话语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中国化，典型表现就是提出了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比喻。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指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之后，“大家庭”成为形容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话语。比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话语会有如此的变化？这恐怕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中国古代是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形态，具体到民族关系方面，“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观念在2000多年前的《史记》中就得到了清晰的表述。从金元之后，“华夷一家”的思想更是得到了历代各民族的广泛认同。而且从汉朝开始，中原王朝就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和亲结成了“亲戚”，比如吐蕃与唐就结成了“甥舅关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方面延续中国古代关于民族关系的话语，就不足为奇了。总之，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比喻，是一种实然描述，也是一种应然的期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各民族实现“情感上的亲近”这样一种目标的愿望。

三、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的情感实践逻辑

维护民族团结，就对象来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另一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两者也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中分别对应上述两大群体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将情感治理的逻辑充分运用于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在维护民族团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情感统战：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各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身后联系的一把头发。西藏上层人士也不只是孤立的少数人，而是联系着众多的藏族群众。尤其是和平解放初期，西藏上层人士掌握着“民族与宗教两面旗帜”，对基层群众有巨大的号召力，所以维护民族团结必须从西藏上层人士入手。

组织参观团，增进互相了解。民族团结的前提是消除各民族间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隔阂。民族之间的误解与隔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互相之间的不了解。西藏由于与祖国内地山水相隔，藏汉之间的了解和交流相对较少。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增进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藏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就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自1952年起，西藏工委陆续组织西藏地区的致敬团、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佛教代表团等几十个团体到内地参观。这些参观团在祖国内地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各省市的热情接待，使他们感受到了内地各族人民对藏族人民的深厚情感，感受到了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庆节组织少数民族观礼团成为一项制度安排被固定下来，为增进各族群众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激发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1979年的国庆观礼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观礼活动上，来自西藏自治区的成员们热泪盈眶地说，“要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们的光明，他们依然生活在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下。”除了国庆观礼团，在其他重大节庆点，中央也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比如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一路走来，我们感受到祖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形势，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日穷波多寺僧人格桑次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赴内地省份参观之后说。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体现了参观团在维护各民族感情中的重大作用。从2022年开始，西藏自治区民委开展了“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增进西藏与内地其他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提高。

“来来往往，吃吃喝喝”。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初，面对一个充满猜忌、怀疑，甚至敌意的上层。入乡必须随俗。西藏由于传统的游牧民族的习俗保存还较多，人民向来热情好客，而且当时很多贵族都有过林卡娱乐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西藏工委采取了被毛泽东称为“来来往往，吃吃喝喝”的情感统战方式。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党委领导全员上阵，每个人都按照职责分工分配统战任务，“兵对兵，将对将”，定期与西藏地方上层联系和接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在短时间内带头拜访了僧俗贵族人士40多人。按照藏族习俗，凡是拜访必带礼品，而且藏族上层贵族喜欢应酬宴请。据一些当时资料描述，这样的林卡往往中午开始，一直玩乐到夜晚，尽兴而归。通过这种方式，进藏部队和西藏工委与西藏上层之间有了初步的信任，原来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有的甚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5年7月西藏工委联络部部长徐淡庐因工作需要即将离藏，他的藏族朋友纷纷到来住处辞行、话别、赠礼、送行，有的还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对上层代表人物的尊重、关心、培养。情感的建立也源于彼此的尊重与坦诚相待。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统战工作中特别注重尊重藏族的宗教与风俗习惯，注意维护民族感情。在昌都战役前，西藏工委进一步明确了三条宗教政策——包括保护各地喇嘛寺庙、严禁借住和参观寺庙、不得在寺庙旁边宰杀牲畜等。进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使“共产党毁灭宗教和寺庙”等谣言不攻自破。和平解放以来到现在，对藏族上层代表人物更是关怀备至。其中一个例子是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当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朱德总司令特意举行宴会以示欢迎。不久后的“五一”节，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毛泽东主席接见。亲身感受到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欢迎，以及周到热情的接待，阿沛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已经完全消失，更加坚定了其心向祖国的决心。第二个例子是第十世班禅。从1951年开始，习仲勋同志与十世班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坦诚相待，以心换心，而且对其真心的帮助。建国后的多年中，每年春节，十世班禅只要在京，习仲勋全家必有一天和他在一起度过。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还保持了“外出活动告别，回来谈心”的习惯。第三是十一世班禅。自从坐床以来，中央非常关心十一世班禅的成长，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修行环境。中央领导人定期接见，了解其学习、工作情况，并提出殷切希望。十一世班禅已经成长为一位佛法精神、受信众敬仰的藏传佛教大活佛。

（二）群众路线中的情感意蕴

民族团结的主体是各族群众，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维护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将维系与各族群众的感情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中央和自治区也将是否是否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作为评判干部的重要标准。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将一些政策措施赋予情感价值与内涵来实现与各族群众的真正团结。

为各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办事”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生活实践话语，其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建立与维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办事”看似是一种物质性的帮助，但是在中国人的含义中蕴含的却是情感化的实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藏之初就注重通过为群众消除疾病、兴修水利、架桥修路、发放农具等来争取群众的支持，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赢得群众的信任。在日积月累的真情付出下，藏族群众真正认识了共产党、解放军，发自内心地把解放军称为“新汉人”“菩萨兵”。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秉承爱民、利民、惠民理念，财政投入全力向民生倾斜。根据媒体梳理统计，2021年提出办理13项民生实事，2022年提出办理38项民生实事，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办21项民生实事。除了自治区党委的整体安排，各市（地）、各部门也结合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另外，作为帮助西藏发展的对口支援西藏政策，也是在“藏汉一家亲”的维度下进行的。在实践中，各对口援藏省市对西藏各市（地）的项目援藏、教育援藏、医疗援藏、就业援藏，都在“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中起到了情感联结的作用。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考察。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党中央对西藏的特殊政策、领导人的考察批示等行为被称为“特殊关怀”，这就是赋予了情感化的意义。尤其是中央领导人在各类大庆节点出席庆祝大会，更是具有拉近西藏与中央距离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前，陈毅、谢富治、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至今十年多的时间，有二十三位中央领导、三十三次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考察，更是在西藏各族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全家人都觉得总书记很随和、很亲切，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心里非常温暖。”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达瓦坚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总书记到家中看望的情景记忆犹新。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党和国家的人格化的代表，因此领导人的亲临，会形成浓烈的国家“在场感”，原本遥远的距离感会得的消弭，边疆人民产生与北京心连心的团结感。

结对认亲交朋友。各种形式的结对制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也是联结党和群众的重要措施。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对还有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结对认亲能够很认真、很讲实效地开展起来，对促进民族团结很有意义。”有据可查的是，西藏早在2013年全区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就开展了“领导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脱贫攻坚战开始，西藏更是近16万名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认亲，这其中包括了区（中）直单位、驻村工作队、援藏干部等。仔细考察，可以发现结对认亲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各民族的情感化联系。一是日常生活互动。结对认亲活动一般要求干部每月电话联系一次，一年至少一周时间到结对亲戚家中居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拉手唠家常，嘘寒问暖，在交心的基础上建立感情。援藏省市还会邀请藏族“亲戚”到内地做客。2020年12月琼结县的20多名群众到湖北襄阳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认亲”活动。期间两地的群众拉家常、介绍民俗手艺、交流致富门路，感情就在日常的走动中得到加强。二是亲情化的帮扶。结对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一般会经历“行政化”到“亲情化”的转变过程。党员群众关系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拟家庭化关系。结对党员干部要了解群众生活、工作的困难，可以说是事无巨细，都要想法设法解决，承担类似家庭成员的角色。我们经常能听到群众对结对干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比儿女还亲”等类似的评价。

感党恩教育。感党恩教育是和“诉苦”类似的一种情感工作方式。有学者提出，“诉苦”和“忆苦思甜”是政党塑造国家意识的一种情感治理技术。还有学者认为“诉苦”是中国革命中的一种情感动员机制。但是在西藏，经常开展的感党恩教育其实更多发挥的是一种情感唤醒的功能。因为情感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体验，大部分时候是隐秘的存在，需要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加一些外界的刺激下才会得到完全显现。具体来说，以2022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安排部署在全区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为例，包括“话难忘瞬间”“献真诚祝福”“学典型模范”“晒幸福生活”“谈振兴梦想”“树文明新风”“聊善治故事”七个方面。从过程来看，感党恩教育一般和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结合进行，通过演讲、歌咏比赛、主题展览、群众讨论等方式让群众了解旧西藏农奴制的黑暗，明白当今的幸福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取得的，最终唤醒群众内心深处对党和国家的感情，实现情感从自在到自觉地转变。

四、以情感的方式维护民族团结

（一）民族团结中情感治理的核心机制

中国共产党加强各民族之间信任、理解的情感治理实践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方式。抽象的民族团结话语最终必须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每一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在西藏的党员干部是践行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载体，也是情感治理实践的执行者，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一具象化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明晰中国共产党以情感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的具体机制。

图1.情感治理在民族团结中的作用机理

以西藏上层代表人士为主体的情感统战。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政治政策。通常意义上而言，它是关于政治联合与合作的。但是当统一战线运用于民族地区时，也就具有了维护民族团结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而言，政治团结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催化剂。对实践中的具体做法进行理论升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着一定的规律。增进双方的了解是实现团结的前提。恐惧和疑虑大都来自于未知。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参观团这一独具特色和仪式感的方式，通过“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奠定了情感基础。情感的深化来自于双方的来往。“来来往往、吃吃喝喝”，看似事小实则包含着“大政治”。为融入当地的人情网络，西藏地方干部采取了面向生活的、俗世化的情感策略。情感的维系来自于长久的关心与爱护。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藏族代表人物的关心培养，发展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党外朋友，成为党的重要支持力量。

以西藏基层群众为主体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党的话语中，群众路线是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工作方法。从理论上来看，它是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的关键机制，也是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支持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同统一战线类似，当群众路线适用于民族地区时，也会具有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同理，人民群众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通过自身的党员干部首先用“办实事办好事”这一方式获得藏族群众的好感，建立情感基础。其次，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慰问、各对口援藏省市的帮扶赋予情感化的意义，产生民族大家庭的亲密感。结对认亲交朋友，作为制度化、常态化的联结机制，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近距离互动，更是使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得到经常性的保持。最后，通过仪式化的“演讲”“表演”等活动，进行“新旧对比”，追溯“幸福来源”，将党和国家的各种优惠性政策和帮扶性政策情感化，唤醒西藏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恩心理。

（二）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通过情感联结实现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从西藏和平解放开始就使用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人不只有物质需要，人还有“情感的需求”，心理学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相比于单纯的物质支援包括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福利等方式，情感治理方式回应了群众心中的情感诉求，满足了群众心中的情感需要。另一方面，人不仅是一种“理性存在”，也是一种“情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各种形式的“制度与技术”治理手段在我国层出不穷。但是“制度与技术”治理手段作为一种人类理性化预设的产物，忽略了人作为情感存在这一重要面向，在这种情境下人被当做机械化的存在物。相比“制度与技术”手段，情感治理关照人的全面价值，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情感治理作为一种柔性化的治理方式，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也是民族团结的粘合剂。

民族团结中的情感治理方式是不是就是全能的呢？从实践中看，情感治理也有一定的不足。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维护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情感治理方式一般是作为物质、教育、制度与技术方式的辅助手段使用的。离开上述方式的情感治理，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是说情感治理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其他手段才能发挥其作用，其应用的范围和场景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另一方面，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情感异化。作为情感治理实践中介的部分党员干部在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有时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地完成任务，并没有打心底把群众“当亲人”。从自身的规律来看，情感的产生维持都需要长久的经营，而实践中各种措施比如结对认亲、援藏干部大部分是有期限的，这就会使情感的维持面临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