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53讲：北京和谈之前鲜为人知的先期接触与预备谈判

第53讲：北京和谈之前鲜为人知的先期接触与预备谈判

“七八事件”发生后，西藏亲帝势力趁机加紧策划“西藏独立”。1949年底，噶厦决定，派出“亲善使团”分别赴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以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援助。对此，中央政府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此举，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在中央政府的严正警告下，西藏赴英美的代表未能成行，其阴谋活动未能得逞。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依然不肯罢休，于1950年初另派一个使团同中央政府谈判并表明立场。

一、香港预备接触

以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携带一封宣称“西藏独立”的信于1950年2月5日欲经印度到香港等地寻找中央政府驻港代表说明或了解情况。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有“要求共产党不要进军西藏，对原属西藏，现已沦为汉人之手的地区，应通过谈判，逐步加以解决”。夏格巴一行于3月初到达印度噶伦堡。

3月15日夏格巴致信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全文如下：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港总领事先生：

谨此通知阁下，我俩及使团的其他人员，系西藏政府派遣赴华的特使，将于最近到达香港。若你通知北京贵政府及早派遣代表赴港商谈，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将由加尔各答致电阁下，说明我们赴港日期。

则僧噶（即孜恰）土登杰布孜本夏格巴

这一使团又于4月10致信毛主席，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阁下：

1950年3月15日我们曾致函驻港贵总领事，谅他已及时报告阁下。但迄今尚未收到回复，现将该函打字乙份附上。

我俩，则僧噶·土登杰布和孜本·夏格巴，及使团的其他人员，系奉西藏政府之命赴港和贵政府商谈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假如你能早日派代表赴港商谈，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将大大改善，我们盼望你将贵代表赴港日期通知我们。

则僧噶·土登杰布孜本·夏格巴

1950年4月10日于印度加尔各答

这表明西藏噶厦派出的这一使团打算以“独立国”的身份在香港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关系。夏格巴等打算于4月16日（乘飞机）去香港，他请求印度政府向西藏代表团提供前往香港所需的外汇和签证，令他们吃惊的是，英国政府官员拒不允许他们进入香港。原因是英国人当时的对藏策略是紧跟在印度后面的，由于4月初，印度当局作出希望汉藏双方可以在印度进行谈判，这样以便印度能够及时掌握谈判动向，并直接建议西藏代表团同中央政府新任驻印度大使在新德里进行先期商谈。夏格巴等人将这一消息电告了拉萨政府，收到的指示仍旧是要他们按原计划前往香港。

5月22日，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铁生就如何接待将来香港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电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5月24日，毛主席批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于5月28日回复孜恰·土登杰布和孜本·夏格巴等人，来信欢迎他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并且说明该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而且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5月28日，毛主席在林伯渠草拟的电文上加写的批示：“谈判的地点必选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英国政府为什么配合印度，拒绝夏格巴去香港？

英国政府认为他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是西藏事务现在主要是印度政府关心的事情，他们不希望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主要原因是英国不愿意引火烧身，把麻烦引到香港，因为他们本来就担心中国政府要收回香港，这相当于提醒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毫无疑问，印度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中国实际上会拒绝在香港与西藏代表团举行谈判，他们将会要求西藏代表团到北京去，到头来西藏代表团就会失去行动自由。因此，看上去西藏代表团要么留在印度，等待中国驻印度大使到来之后同他进行谈判，要么就到中央政府所在地谈判。正如印度政府的想法一样，选择前者会更好些。所以，英国当局支持印度政府的想法，认为西藏地方代表团与中国中央代表在印度举行谈判比去香港谈判更为合意。据此，英方于6月4日阻止了夏格巴等人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这时，夏格巴等人前往新德里企图说服英国高级专员和印度政府改变他们的政策，但还是遭到了英方的拒绝。

西藏噶厦打算与中央在香港谈判的计划未能实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关于谈判的性质和地点已经非常明确，即以夏格巴为首的这一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也探知了英国的底牌。

二、新德里先期接触

西藏地方政府原计划与中央政府在香港谈判的计划破灭后，他们在听取了多方意见后打算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新德里进行谈判。6月17日，夏格巴等人收到噶厦的通知，同意在新德里举行谈判。噶厦的这份电报中还谈道，他们已经与中央方面取得联系，以弄清是否中央方面会同意此种方案。6月18日，西藏地方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随后到达噶伦堡，在这里等待中央方面的回话。这样，夏格巴等人在新德里待了将近10天，这期间他们同美国驻印度有关机构举行了重要的会谈以求获得美国的援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拖延时间，争取喘息之机。

此时，中央方面决定让西藏地方代表团在印度等候9月份将到新德里的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的到来并进行谈判，但是这次谈判只能算作是预备谈判，真正的谈判还是要在北京举行。

鉴于袁仲贤大使9月14日左右才可抵达加尔各答，因此8月30日，周恩来总理电示申健，要他以代办身份与西藏地方代表团在新德里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此前周恩来总理于8月2日指示申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代表团的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其以此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8月4日，申健复信夏格巴等，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们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名义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等问题。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国内各地方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均愿给予协助。

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关于与西藏代表团接谈方式给申健的指示中说：袁仲贤大使到后，可约夏格巴等来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可以在新德里晤面。见面后，（1）袁大使可先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2）然后再解释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为举世公认。（3）西藏问题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问题，只能由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商谈解决，外人不能干涉。（4）我们认为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北京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故希望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商谈。（5）时间虽稍耽搁，但并不算晚。西藏代表团可早日动身，我大使馆愿尽一切力量予以帮助。

中央方面并不确定西藏地方当局是否会真正进行谈判，因此毛主席在8月底指示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政府和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向西藏地方致电，他嘱咐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内容如下：“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

于是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4日回到新德里，并于9月6日与申健会面。西藏地方代表团表示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只要袁仲贤大使一来就可开始，同时他们要求中央在会谈期间不得对昌都采取任何行动。申健告诉他们，谈判必须在北京举行，新德里会谈只是谈判的一个序幕，并且请他们必须于9月中旬之前赶到北京。

9月8日，中央电示申健：中央人民政府得到他们愿意来北京、不要第三者参加商谈并相信与中央会很好的合作的表示，极为高兴。西藏地方代表团到北京商谈，什么事都可提出。但有三点建议:（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这一章是商谈的根据；（2）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除国民党的影响，保卫国防，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概为现状，达赖活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是商谈的主要内容。（3）故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地方代表团迅即动身乘飞机经香港、广州北上，中央人民政府已派员在广州接待。人民解放军将按原定计划在西康行动，代表团愈早到京，愈有利于西藏问题和平解决。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申健随即约见了该代表团，赠送给他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提出三点建议。

袁仲贤大使9月14日到任后于17日会见西藏地方代表团，西藏方面反复申明西藏的传统地位。西藏地方代表团向袁大使说“西藏将会像这样保持独立，我们也将继续与中国保持亲密的‘供施’关系。当然，不需要中央政府从帝国主义手上解放西藏，因为这里没有英国、美国或者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者。统治和庇护她的是达赖喇嘛（而不是外国强权）。”袁仲贤大使答复说不会同西藏代表谈论“西藏独立”的问题，并进一步明确了该代表团到达北京的期限，即9月20日前须抵北京，否则一切责任在彼。9月19日，周恩来总理电示袁仲贤，肯定了其与西藏地方代表团的谈话甚妥，并指出西藏地方代表团已定行期，只需帮助他们按时动身即可。

以上情况表明，毛主席始终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但遗憾的是，西藏地方始终是一意孤行地抗拒中央的建议以拖延谈判时间。一方面对中央的意见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为“西藏独立”寻求支援。

夏格巴一行到底在印度干什么呢？他们四处寻求外援，并百般拖延赴京谈判。夏格巴等人似乎并没有诚意同中央商谈和平解决西藏的问题，他们一面答应到北京谈判，一面又出入于美国、英国驻印度的机构和印度外交部。

来看看夏格巴的活动日程吧：

夏格巴曾于9月5日会晤印度外交部梅农，会后夏格巴对记者发表讲话提出六点：

1.他们有权代表其政府与中国签订条约。

2.希望在新德里举行条约谈判。

3.北京政府屡次宣布解放西藏，但不知解放之意义为何？

4.西藏人民爱好和平，倾心从此为一完全独立国。既无外国管制，也无外国影响，无可解放。倘中国侵略西藏，在全世界人眼中，将为一可耻行为。

5.反抗任何侵损达赖主权者。

6.6日与中国代办进行初步讨论，等大使到再全面谈判。

9月8日，西藏地方代表团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代表们希望得到印度的帮助，但是这次会谈很不顺利。夏格巴等人告诉尼赫鲁，除非中国事先同意“西藏独立”，否则他们不会去北京。他们还说他们不相信中央政府，要印度作为西藏和中国谈判的担保。尼赫鲁答复说，印度将会继续奉行一贯的政策，即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承认西藏内部自治。但是他也很坦率地说，如果西藏代表团坚持西藏完全“独立”，那么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将是非常困难的。

同尼赫鲁会面之后，夏格巴一行又拜会了英国驻印度公使罗伯茨（F. Roberts），夏格巴等人希望英国帮助他们对抗中央政府。但是英国人告诉他们，从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英国对西藏的所有责任都移交给了印度政府。

第二天，夏格巴等人又拜访了美国大使馆。罗易·韩德逊（Loy Henderson）大使在报告中说：夏格巴称西藏政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用武力反击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侵略行径。西藏地方政府希望夏格巴对美国曾在8月份答应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感谢，夏格巴最终说明西藏政府就是要“独立”。

由于之前中央提出的三点建议远远超出夏格巴等人受命的范围，于是他们告诉袁仲贤大使他们需要请示西藏地方政府。9月20日，夏格巴给噶厦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代表团同印度政府及中国大使的会谈内容，并请求指示。夏格巴在报告中说，西藏地方政府如果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就很难同中央达成协议，并且建议西藏地方当局至少应该在名义上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还建议西藏争取保留同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在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而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联系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驻军问题，西藏地方政府应该提出，由于没有什么潜在的威胁，所以西藏自己的部队就可以胜任。从实质上来讲，夏格巴和土登杰布建议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地接受中央提出的第一点，拒绝涉及军事驻扎第二点，而部分地接受第三点。然而9月28日西藏地方政府还没打算好是否妥协，他们指示夏格巴等人设法拖住中央政府，直到噶厦作出决定。

噶厦在给夏格巴的电报中解释说中央提出的三点建议对西藏地方当局非常重要，他们不得不逐条详细地讨论这些条件。在中央的反复催促下，夏格巴等人立即赶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他们按照噶厦的指示编了一个谎话，说由于电报通信在西藏很不发达，所以收到噶厦的回复还需要几周时间。没有记录表明中央方面说了什么，但是一定程度上促使西藏地方代表团作出决定。因为在9月30日，夏格巴又给噶厦发了一份电报催促政府尽快表态，否则如果拉萨再拖久一点，战争可能就要在金沙江边界爆发了。在同一天，噶厦终于通知夏格巴等人，在政府“民众大会”上决定，接受中央提出的三点建议将会使西藏失去所有的政教权利。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很强大，他们依旧很难作出抉择，指示夏格巴等人继续采用拖延术，直到拉萨当局重新估计世界形势。夏格巴等人对这种回复感到失望，这种答复让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立刻回信噶厦，说虽然这个决定对西藏至关重要，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继续拖延了。他们还说，国际形势不会改变，希望拉萨立即答复。

在中央的反复催促下与西藏地方当局寻找各种借口的拖延下，解放军于10月6日被迫发起昌都战役。

三、昌都前线接谈

在中央政府的反复催促下，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代表团”迟迟不肯来北京，中央决定派代表赴拉萨劝和。西南局曾派出志清法师赴藏劝和，但是被藏军封闭而受阻，直到1951年8月才到拉萨。1950年7月，西南局又派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的名义自甘孜白利寺启程赴藏，但是不幸的是，格达活佛被西藏地方官员软禁后被毒死在昌都，在西藏地方将和谈大门关上后，人民解放军被迫以打促和，昌都战役被迫于10月6日打响。在昌都战役的有力打击和其后新一轮政治争取的攻势下，西藏地方当局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夏格巴代表团关于和谈的性质，以及是否要赴京谈判，发生了数次变化。

1.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并同意派代表赴北京

昌都战役打响后，西藏地方政府与昌都基巧的电台失去联络，故拉萨方面还不知道昌都的情形，夏格巴等人到10月17日才知道昌都战事已发生。10月18日，夏格巴会晤了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中央统战部向西南局通报袁大使与西藏代表团谈话情况（1950年10月21日）还原了当时双方接谈的情况。

西南局：

兹将袁仲贤10月18日来电摘转如下：

西藏代表团今晨（笔者注：指10月18日）来谈：昨得拉萨电云，解放军正向昌都前进，希望在等待拉萨消息期间，由我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暂勿军事行动。如解放军仍继续前进，被各国看到对中国面子上也不好看，同时西藏人民将非常难过，因西藏从未反对过中央人民政府。另方面，（若不停止进军）他们这个代表团也将白白跑了一趟路，即或去北京也象征着谈判失败。我称：这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明确的说明，解放军遵从共同纲领的规定，负有解放台湾、西藏的任务。西藏一定要解放，但中央不愿打仗，中央希望你们9月20日前速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如果不能按时前往，一切后果由代表团负责。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中国国内问题，所以并无各国看了好看与不好看的问题。你们不早去北京对你们没有好处，虽然现在已10月18日，但仍希望你们立即下决心到北京去。他们屡次提出请求停止进军，我则重复未按时去北京责任完全在你们，盼你们立即赴北京。最后他们说将此意即用电报拉萨。

中央统战部

从该文件中即可看出虽然西藏地方当局依旧执迷不悟地拖延，但是中央还是很宽容、耐心地等待他们赴北京进行商谈。昌都地区形势的变化，迫使西藏地方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三点建议。噶厦于10月20日召开会议讨论对中央三点建议的对策。其“倡议书”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其一，“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此条件在答应后根本不危及达赖喇嘛的尊严，不危害与削弱西藏佛国独立自主地继续掌握、维持和发展政教，仅承认‘从属外国’之句。其二，“与外国之间交往要通过汉政府”（汉文原文为：涉外事务必须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条以不答应为利的前提下行事。其三，“由汉政府建立驻防军队”（汉文原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巩固国防），此条对政教之远近利益，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守卫自己的土地仍由西藏政府承担。尽一切力量使政教长远与目前安宁并存。

由一开始坚持与中央政府对抗，声明“西藏独立”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由拒绝谈判到“请教主立即作出决定，限期内向共产党政府派出代表和谈”。这三点确实有很大的进步。说明西藏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但情况依旧复杂，原因是亲英分子达扎等仍掌握着权力，实际上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这三点建议并未立即实施。

西藏地方政府10月21日向夏格巴等发出通告，拉萨方面已失去了同昌都的无线电联系，在噶厦10月20号商定的三条对策的基础上又附加两条内容，分别是：让夏格巴等人立即奔赴北京进行谈判；转告中共当局，不应当对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西藏军官进行任何伤害，应当尽快让所有西藏战俘和囚犯返回家园。夏格巴等人接到这五点建议时对噶厦这种微不足道的妥协感到失望，但还是迫于压力与袁仲贤进行交涉，商定于10月22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午餐会。

在这一过程中西藏地方通过内部协商后，同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指示夏格巴等人立即奔赴北京进行谈判。

2.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同意其“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央谈判

就在夏格巴等人准备赴宴时，又收到噶厦的一封急电，指示他们取消先前作出的决定。原因是经摄政、噶伦和“仲孜杰”参加的会上商讨中央方面的三点建议，达赖喇嘛授意应通过求神问卦来决定，但是卜卦得到的神谕是：如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会给西藏带来危害。因此取消先前的五点指示。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应当于10月26日离开新德里前往北京。

3.西藏地方政府既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又不同意其“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央谈判

正当夏格巴等人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时，于11月2日收到噶厦10月31日发出的电报，指示他们取消去北京的决定。至于何时离开印度，另行通知。原因是噶厦又通过卜卦来决定不应该派代表去北京。作出这种变动的真正原因是噶厦决定向联合国求援，因为此前在7月7日联合国通过84号决议派遣军队支援韩国抵御朝鲜，因此噶厦受朝鲜战争的启发将希望寄托于联合国。

昌都战役后，噶厦给夏格巴等人的指示由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意赴北京谈判到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同意先去北京谈判，最后又改变为既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同意夏格巴等人赴京谈判。这几经变化，说明西藏地方政府还处于脚踏两只船、摇摆不定中。虽然噶厦认识到以藏军阻拦解放军已没有指望了，但依靠国外势力援助的幻想并没有破灭。他们继续拖延时间争取外援，静观其变。这时西藏内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0月25日，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官员会议”。会上亲帝派与主和派形成对立，摄政达扎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于1950年11月17日提前亲政。

达赖亲政后决定派代表赴昌都与中央先期接触。西藏地方一直拖延到11月底，这时拉萨的形势已非常严峻。国内方面：昌都已经解放，西藏地方内部势力发生了分化；国外方面：美国和英国已拒绝接受西藏代表团寻求外交军事援助；联合国不愿考虑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印度不愿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支持和外交声援。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形之下，西藏地方当局的态度大为转变。在1950年12月17日召开的拉萨官员大会上决定达赖喇嘛携主要官员出走亚东。由于11月9日阿沛等四十多名藏政府官员曾联名致信达赖，详述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加之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藏地方企图“独立”的局面不利，因此达赖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昌都与中央进行和谈。当日，达赖喇嘛给王其梅、吴忠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昌都中国人民政府文武指挥官王其梅、吴忠：

达赖喇嘛致函如下：根据西藏全体僧俗人民对我的要求和信任，本人于吉祥的藏历十月八日接受了政教重任。在我未成年之时，汉藏友谊遭到了损害，对此深感遗憾。最近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上中下广大地区，但我相信毛泽东阁下不会没有对我和西藏人民关怀。由于上述大量军队进入西藏，后果难以预料，我准备暂住在西藏的亚东，请将此事转报毛泽东阁下。

最近，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属下的报告，此处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如果能将所占领我的人民和康区等地的寺院、土地全部归还给我，那么毛泽东阁下的威望将会遍及全世界，我也必定感恩崇敬，敬请三思，并祈回示。

于铁虎年十一月九日（公历12月17日）

达赖于1951年1月18日给袁仲贤大使致电，原文如下：

印度德里，中国人民政府代表，尊敬的袁大使：

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十月八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由于）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为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拉萨）和外出的两部分。我政府不得不顺应民心，将“国都”迁往亚东。并由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和从拉萨政府派出堪仁二员（此二员分别是堪穷土登列门和仁希桑颇·登增顿珠，笔者注）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所派的助手是扎萨索康苏巴（也称索康扎萨或索康旺钦次旦，笔者注）和堪仲曲配土登（也称群培土登，笔者注），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为增进汉藏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毛毯一床。

达赖喇嘛（盖章）于亚东

1951年2月1日，袁仲贤就欢迎西藏增派和谈代表复达赖的信，原文如下：

达赖活佛：

收到你的来信和你送给我的可贵的礼品，并见到你的代表曲批图丹喇嘛和索康扎萨先生，我衷心欣慰，同时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执政。你的意见经我转呈中央人民政府，已得到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是一直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事情，已电告昌都的人民解放军俟你派的两位代表到达，当予以很好的招待，并尽快地护送昂布（阿沛的另一音译，笔者注）及两位代表去北京。唯从西藏经西康等地去北京，因路途较为不便，恐一时不易到达，因此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大使馆当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我很高兴听到你开始执政，能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使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好，祝你多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袁仲贤

从达赖给王其梅、吴忠和袁仲贤的信中可以看出，西藏地方对中央的态度已开始转变，但是从信中内容来看，西藏地方还是没有和谈诚意的。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拖延，由之前的主动拖延变为如今的被动拖延，虽说是被动，还是为之后的和平谈判迈出了一步。

1951年2月5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两位谈判代表堪穷土登列门、仁希桑颇·登增顿珠到昌都并受到当地驻军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两位代表出发时携带达赖喇嘛给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的亲笔信和噶厦的谈判五项条件。同时，达赖还写信给阿沛，要他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根据五项条件，同解放军进行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的内容主要是：（1）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十三世达赖出国后发生的，同美国只是商业关系。（2）要求归还旧汉政府与解放军解放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请汉政府协助。（4）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请撤走。（5）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

西藏地方虽然是派出了代表进行商谈，但是从五项条件的内容来看依旧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没有进行谈判的基础。这一点连当时的西藏代表桑颇·登增顿珠也意识到了，他说：“信没有封口，而只是卷起来的，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其中的内容。我看到信中的内容之后马上意识到，按照信中所说，和平谈判是不可能进行了……这五点内容与其说是谈判要点，不如说像是（对中共先前在广播上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的）答复，其中没有一点是能够协商和和解的。”“我意识到如果以这五点为基础来进行工作，想成功地进行和谈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想这些指示可能是对外使用的，有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些口头上的与书面指示不同的指示。所以我打定主意，在离开拉萨之前，表面上去道别，实际上我分别拜访了每一位噶伦和两位司曹（笔者注：两位司曹分别是鲁康娃与洛桑扎西），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些附加的指令，然而他们都只字不提。后来，在昌都，阿沛看到这些指令后，说这五点毫无用处，问我，还有口头指令吗？当阿沛·阿旺晋美听到没有其他指令时说道：现在指望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怎么能指望我们以这样的内容进行谈判呢？我没有回答。”桑颇和阿沛一眼就看出这些条件“毫无用处”，西藏地方当局当然也不会幼稚到真打算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此举明显带有试探性质，中央也明白西藏地方当局的意图并认识到西藏地方当局派出的和谈代表是明显带有信使性质，一方面不放松对和谈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加紧准备占领拉萨。

四、动议拉萨和谈

阿沛认为这样的条件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础，无论在昌都还是到北京谈判都不会有结果。他找到王其梅，通报了噶厦的谈判条件，建议王其梅政委代表中央方面到拉萨谈判，并表示将陪同一起前往拉萨，当面向噶厦详细解释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或许谈判可以成功。昌都工委分析后认为，这一建议可以接受。因为西藏问题无论如何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可以派人到拉萨同噶厦接触，即使谈不成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做些工作。

2月8日，昌都工委向西南局并西藏工委提出，直接派人去拉萨，迅速实现和谈的设想，建议“一方面促袁大使通知达赖派代表从海上去北京和谈，同时派王其梅和阿沛去拉萨，并带电台、机要、随员、卫队200人。当代表从印度启程后，我们从昌都出发”。西南局在报中央批准的同时，也通知王其梅做好准备。驻甘孜的十八军前指负责人对王其梅前去拉萨的安全问题甚为担心。而王其梅在缜密地分析了西藏地方当局的情况后认为，现在解放军力量的强大，200人的卫队保护，藏方是不敢对其加害的。

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档案材料显示：昌都工委曾酝酿在昌都或拉萨与噶厦官员进行预备谈判。

同时，阿沛也愿意为他前去拉萨的安全担保。于是，王其梅赴拉萨的准备工作进入紧张的筹备之中。后来，中央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让阿沛来京谈判有利，依然决定谈判地点在北京。这四个方面主要是：一、由中央首长向阿沛表明中央对藏政策，经过他转达亚东和拉萨两方面，可以稳定拉萨方面，也有可能争取亚东达赖不跑印度，并有理由促其所指定的谈判助理从速来京。二、即使谈判不成，在适当时将谈判经过公布，亦能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三、有利于我前线部队和组织直接进行宣传联络活动。四、反之，如将阿沛滞留于昌都，将使对方怀疑我无谈判诚意，并给敌人以挑拨借口。如派其梅同阿沛径赴拉萨则作用远不如阿沛来京，且这只是代理司伦的私人授意，因而含有若干危险性。不如先来京经过谈判再携带我们条件转回昌都偕其梅入藏为更有利。至于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谈成与否，均不会动摇，故缓兵之计无任何作用。且我已公开告诉印度大使，如达赖逃印，将失去在西藏一切地位，无碍我军解决西藏问题，只会在中印外交上蒙上暗影。这一指示表明中央没有同意阿沛的建议，依然将北京作为谈判地点，拉萨谈判的计划并未实施。

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地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已经由先期与中央的对抗到同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对话。昌都战役后，西藏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达赖亲政，亲英派摄政达扎下台，国外企图以“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敢妄加支持“西藏独立”。所以昌都战役后，“西藏代表团”准备赴京与中央进行和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派代表赴北京和谈

1951年1月2日，达赖一行到达西藏西南的边境重镇亚东。他们天真地以为逃到亚东，靠近印度，可能会得到外国实质性的援助。事实上，情况未如他们所愿。在他们到达亚东三天后，亚东噶厦召开了“亚东会议”，召回所有在印度的“西藏官员”，这些官员受命报告他们在印度与印度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交往的经历，供大会讨论。这次会议中一些事情逐渐明朗。一方面，对于西藏新的申诉，联合国、英国和美国都没有给予积极的反馈；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力量很强大，无法对抗，而且中央提出的谈判条件又很宽容。所以，经过几天的讨论，西藏地方当局一致认为同中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是最佳选择。

于是，1月18日，亚东噶厦派两位代表群培土登和索康扎萨携带达赖和“官员会议”分别致我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信函去了印度新德里。他们于1951年1月27日拜见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他们同袁大使商量谈判的地点，并争取同意从亚东增派代表与阿沛一起同中央进行谈判。袁仲贤坚持谈判必须在北京而不是在昌都或拉萨举行。并且袁大使对于西藏提出的从亚东派遣其他谈判代表经由印度去北京的请求也当即表示同意。袁大使还说明如果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央将不会改变西藏的政教制度。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喇嘛，转达毛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在信中说：“唯从西藏经西康等地去北京，因路途较为不便，恐一时不易到达，因此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政府的认可。毛泽东主席的祝贺，使达赖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因而大受鼓舞，坚定了同中央政府谈判的决心。

1951年2月，毛泽东主席通过新中国驻印度的首任大使袁仲贤祝贺第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并提到已经安排昌都的人民解放军好好招待噶厦派出的代表，并尽快护送西藏地方代表阿沛等到北京谈判。

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昌都战役前，中国驻印使馆人员与土登杰波、夏格巴使团曾在印度有过先期接触。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代表曾先在昌都与王其梅等十八军前线负责人接谈，后又动议到拉萨谈判。昌都谈判因西藏地方政府缺乏诚意，并未进行，拉萨谈判的建议也因形势的变化而胎死腹中。无论是在新德里大使馆的接触，还是在昌都战役后的商谈，包括在先后被取消的香港、拉萨接谈的联络过程中，有关谈判的时间、地点，尤其是西藏谈判代表团的性质是地方代表团，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身份的合法性这些谈判的重要原则，在北京进行和谈之前谈判双方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西藏地方就谈判地点经过“两国四地”的反复变动后，西藏地方的谈判代表也几经变化，最终还是按照中央最初的指示前往北京进行和谈。至此，和平解放西藏取得重大突破。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