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52讲：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五世格达活佛

第52讲：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五世格达活佛

前面我们讲了解放西藏“靠政策吃饭，靠政策走路”。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政治争取，政策宣传，打政治仗，打补给仗。

一、努力做好政治争取工作

中共中央指出：“我军进驻西藏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是中央政府在充分考量国内外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因时、因地、因势作出的伟大决策。为了能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采取藏语广播、书信往来、宗教界人士入藏等方式，对西藏上层进行了全方位、多渠道的争取工作。

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极大地限制了西藏与内地的信息交流，特别是和平解放以前，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地区，藏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了解有限。中国共产党要和平解放西藏，当务之急就是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传递到雪域高原，让西藏上层人士了解中央的善意，增进西藏地方对中央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西藏地方当局沟通更为快捷，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问题。当时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拉萨，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加上西藏地方当局的封闭，使得派人入藏难度很大。而且“西藏通讯十分落后，当时还没有电话邮政的公共服务”，电话和邮政的公共服务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才建立起来。但是，为了抵御“汉人”的进攻，在美、英的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于1949年夏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而且这时许多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都已拥有无线电收音机。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指出，1945年后，“许多西藏政府官员都有无线电收音机，有一部分官员还收到了外国的报纸”。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也提到，1952年避居亚东时，“所有我们能得到的资讯只有靠收音机广播”。他说：“我在寺中有一部老式的收音机接收器，靠六伏特电池运作。每天晚间，我听北京电台的藏语广播。偶尔，我和一位或其他官员一起听，但大多数独自收听。”

由于西藏上层人士获得消息的主要来源是收音机，因此，中共中央就着手加强对西藏的广播宣传。陕西、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经过筹备，1950年5月9日正式开播藏语节目。首次播出的内容，是邀请藏族学者、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大师（时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西藏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讲话。他首先阐明了解放西藏的必要性，接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最后他呼吁西藏同胞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解放西藏的大军从各路行将出发，箭已在弦，时机迫切，只有起义，才有生路。望我西藏同胞快快起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使西藏人民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由和平途径达到解放。”尽管当时由于通信设备及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每次广播讲话，“不是都能听得清楚和完整，只能听个大概”，但是收音机是当时内地与西藏主要的沟通方式。1950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格巴会晤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时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共产党中国政府将要‘解放’西藏的情报主要是通过收听电台广播和非官方渠道得到的”。

尽管每次的广播收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传达的和平讯息毕竟首次传递到了雪域高原，对封闭的西藏地方当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害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进拉萨的“惊弓之鸟”来说，当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同时，西藏地方当局部分人士知道共产党不信教，害怕失去现有的政教地位，因此大力宣传“藏独”，与外界接触更为频繁。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的力度，中央顾不得入藏艰难，决定派有影响力的人物陆续入藏进行调和。

1950年2月，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派藏族干部张竞成等4人，秘密携带电台，以商人身份跟随西藏到西宁经商返回的骡帮入藏。这两个骡帮，一个是拉萨大贵族擦绒商队，头领是拉多；另一个是青海人张西园，他们曾受到青海联络站的帮助，因此愿意护送张等人入藏。到达西藏后原计划在拉萨住下去，但因为拉多把张竞成的情况告诉了擦绒，从而暴露了张竞成的身份，随后张将青海省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和摄政达扎的信经擦绒转交噶厦。噶厦“外交官”找张竞成谈话，没收电台，并监视其行动。5月26日，西藏地方官员给廖汉生回信，称“中藏感情悠久和好，请向北京政府解释为妥”。这封回信通过西北军区联络部一直转送到军委情报部李克农部长手里。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员并以持中央政府信函方式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联系。

噶厦还赠送张竞成藏银5000两、粮食200斤，派藏兵8人护送出藏。虽然这次劝和团只在拉萨待了46天，但是这次入藏，以人民政府的名义首次给西藏地方当局正式的函件，引起了西藏地方的重视，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初步试探了噶厦对中央解放西藏的态度。

1950年2月24日，西南局报告中央，拟派出曾经长期在拉萨与西藏上层有良好关系的汉族僧人志清法师（密悟）到西藏去做达赖喇嘛的工作。中央当即批复同意，要求通过志清说服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的羁绊，由达赖本人或其代表来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或与进军中的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谈判。1950年春，密悟法师等五人组成的劝和团先于解放军部队一个月出发，向西藏行进。因情况险恶，为安全起见，密悟法师化名志清法师。到康定后，同行的阿旺嘉措留下来（后来任甘孜藏族自治区副主席），密悟法师的一个徒弟也留下。密悟法师等三人继续西进。

当密悟法师等前行到甘孜德格欲渡金沙江时，由于西藏方面戒备森严，他们没有马牌（即通行证）不能过江。为此，密悟法师想尽办法，动员甘孜大金寺管家过金沙江同藏方联系，但依旧难以通过，于是滞留德格数月。之后，解放军攻克昌都，密悟法师乃动身向昌都进发。动身前，密悟法师动员德格土司支援解放军和前往昌都参加解放军召集的会议。

密悟法师到昌都后，出生入死，历尽艰难，先于解放军一个月进入西藏拉萨。密悟法师在进藏路上和进入拉萨之后，为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大量工作。他频频接触进藏沿路及拉萨的各界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和政策，说服他们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协助解放军解决进军中的困难。他还动员沿路及拉萨各地贵族为解放军筹集粮食，腾出住房支援解放军。密悟法师利用自己在佛教界的影响和同西藏上层各界人士熟悉的条件，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派人到塔尔寺等寺院找到了达赖喇嘛的长兄当才活佛和夏日仓活佛等几名宗教界上层人士，准备以青海藏族代表团的名义派往西藏。5月，组成青海寺院劝和代表团准备入藏。由当才·土登晋美诺布任团长，黄南加荣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寺活佛土登嘉措为副团长，西北军区联络部派干部迟玉锐为随团秘书，携电台同行。劝和团带着中央关于与西藏地方谈判的条件、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的公函以及电台等，同行的还有商人、骡马帮和朝佛者，约一百五六十人。7月中旬，劝和代表团自西宁出发，经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14日进至西藏聂荣宗境时，被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扣留。随后，三位活佛被送到拉萨，当才活佛立即投靠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另两名活佛的行动受到限制。迟玉锐等四名工作人员被押送至山南泽当软禁，所带之电台被没收，直至1951年初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和谈后，才将迟等人放出。迟玉锐等人到了拉萨，收回并修复电台，立即与上级取得联系，反映了拉萨当时的情况。除了上述人员外，迟玉锐的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李铭为报务员，汪永德任藏语翻译兼摇机员。沿途他们被西藏当地称为“共产”。汪永德后来回忆说：“当地人都知道我们是‘共产’，争相传说‘共产党已到了西藏’，实际上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一次不宣传的宣传，共产党和谈代表团进藏的事还是人人皆知，而且影响很大，当局怎么封锁也封锁不住‘共产’进藏的消息。”

二、格达活佛的义举

五世格达活佛，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白利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被认定为甘孜白利寺活佛，8年后获得格西学位。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主要是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中国工农红军官兵自身的革命行动。朱德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产生了积极效应。格达活佛等上层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中国工农红军官兵—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中国工农红军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中国工农红军官兵的自身行动，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取得成果的一个关键。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仅就粮食筹集而言，格达活佛凭借特殊的宗教影响力和个人魅力，号召白利寺连同下属的7个小寺庙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大力支援。中国共产党对以格达活佛为首的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成功，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顺利通过藏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格达活佛见识高远，1935年，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藏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族地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诬蔑，通告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这时，格达活佛却派人打探红军动向，倾听红军的宣传。在红军到达甘孜后，他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伤害百姓的行为，由此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让他们得到幸福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因而决心亲近红军，并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群众广为宣传，说服民众不要听信谣言，各自安居乐业。在他的宣传和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消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这期间，格达活佛又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仅白利寺就支持红军青稞3万余斤，豌豆4000多斤。

格达活佛支持红军的行为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关注。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这位开明的佛教界人士。那是一次亲切的长谈，正是这次长谈，不仅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了相信共产党、永远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副主席。从此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继续北上。7月1日这天夜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总司令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

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喇嘛生龙多吉一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便公开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有的被抓去当国民党的兵，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格达活佛对此极为震惊，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劝阻，并把红军留下的轻伤员尽快转移到当地群众之中分散保护，就连自己的亲妹妹也认领了一名红军伤病员。一些重伤员被悄悄接到寺庙中，由格达活佛亲自精心调理治疗。一个多月后，绝大部分伤病员得到恢复和好转，于是格达活佛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先后将200多名红军战士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走上了北上的道路。

1950年3月，西康解放。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到达甘孜，格达活佛十分高兴，立即从白利寺赴甘孜县城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

吴忠和天宝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我真怀念朱总司令，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并要求先遣支队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吴忠和天宝一起上马，与格达活佛并辔而行，十里送别。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十大纲领》，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了昌都地方当局中个别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对此，格达活佛十分气愤，决心发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但因电台由反动势力控制，不能如愿，愤恨成疾，加之外国特务的毒害，1950年8月22日，含恨圆寂于昌都，时年48岁。

关于格达活佛的死因，有三种说法：一说被英国人福特毒害致死。当时新华社作了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大都这样讲。他本人在押时承认有“唆使”之罪，后来则完全否认，并要求平反；二说被当时的昌都总管拉鲁毒害。当时重庆《新华日报》上有这样的报道，但亦无足够的旁证，且后来他本人也不承认；三说是病亡的。认为格达死因当时就没有确凿的被害证据，既不是福特害的也不是拉鲁害的，是自己病死的。有资料说：“昌都大活佛的管家仁钦登珠在追悼格达活佛时说，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生了病就有死的危险，格达活佛可能是生病死的，不是中毒死的。”

关于格达之死福特回忆录中写道：火化通常是处理活佛尸体的办法，但是“活佛圆寂后通常不会这么快就被火化”。一般来说，“必须留有时间让死者的灵魂离去。这是引起我的怀疑的第一个事情”。不久他又发现有关格达之死的其他异常情况。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格达是被谋害死的。我想我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愿他永远不会被发现。”福特还认为，通过调查“他们一定会发现不可能是我谋杀格达，既不是我本人给的毒药，也不是通过我的仆人或工作人员给他提供的毒药。”

格达活佛身死之谜，虽是“害”与“病”一字之差，意义非同小可，政治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总之，福特的回忆印证了格达被害致死的肯定性，从而排除了病故的说法。格达活佛遇害，中央最终认识到，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自恃天险，同时寄希望于“国际干预”，固执自信，顽固程度超出我们的预料，在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统战工作很难奏效。格达活佛遇害，客观上也使得解放昌都出师有名。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果断而又幽默地说：“在西藏问题上，我看打一仗也有好处，中国有句古话，不打不相识，你不打，人家就不理睬你，就要翘尾巴。”9月，在十八军党委会上，军长张国华对实施昌都战役的意图作了简明准确的阐释：“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止我军进藏，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大门时，才施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这个打也是为了和，这叫先礼后兵，以打促和。”毛泽东主席乐观估计，“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因此，昌都战役必须打，以打促和。当然打昌都战役也离不开统战工作，可以说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正是昌都战役胜利的重要保障。

细心的读者会问，既然西藏是和平解放，为什么在昌都又发生了一场战役？这就涉及和平解放与昌都战役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解决革命中的问题，历来主张尽一切可能以政治手段、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被迫采用必要的军事手段。在中国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明确提出用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如解决绥远问题的形式）解决问题；而且有些地方的解放，实际上还超出绥远的方式。在解决西藏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尤其强调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将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后，邓小平率先提出“政治重于军事”的科学论断。此前，毛泽东主席在与来访的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谈话中就谈到，西藏有补给困难和民族宗教等特殊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军队开去了事”。此后，朱德、刘少奇也讲到西藏问题最好以政治办法（谈判）解决。后来毛泽东主席还提出过西藏实行上下协商的和平改革。这一切都体现了着眼于“和”的精神。在西藏这样一个民族与宗教问题突出、情况极为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解放、和平改革，可以把社会大变革引起的巨大震荡降至最低限度，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减少国家人力、财力、物力的无益消耗，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良好影响，于国于民都有利。共产党、解放军在各方面都占绝对优势，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感召力影响着藏族地区各阶层，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所无法抗拒的。所以，只要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和平解决是可能实现的。这已经为解放西藏的胜利进程所证实。不仅这样，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和边防事宜，也是着眼于“和”的精神。取消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谈判方式成功解决的，开创了国际先例。在平叛过程中，部队全面进驻西藏边防时，也是按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建设和平稳定的西南边防来设置的。对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政府又是反复多次采用政治、外交方法，力争谈判解决。这样才能与邻国和睦相处，有利于在南亚各国以至世界上展现新中国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边境的安定和生产建设的发展。

当然，着眼于“和”并不是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谋取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去争取和平，而不可能无条件、无原则地主张一切和平并反对一切战争，并且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绝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与战都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就西藏来说，人民解放军要坚定不移地进驻西藏、巩固国防，要支持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这些就是前提和原则，也是共产党的正义性所在。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反对非正义战争和拥护正义战争。自古以来，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必然是既有文事又有武备，其成功的和平行动都必须有武力作后盾，能战方能求和。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