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路上】阿音娜：拉萨访古——遗址、断碑和九层神殿

【作者简介】阿音娜（孟秋丽），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蒙藏关系史、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推荐语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为了推动主题教育成效进一步走深走实，历史研究所秉承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精神，按照中心党组要求，围绕当前主要研究任务，精心设计方案，组织全所同志先后前往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相关地方开展涉藏历史文化调研，旨在了解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搜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史实资料，考察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现状。本期推荐的是2023年11月历史研究所同志在西藏拉萨周边地区，围绕当前承担课题进行调研时的部分收获和感悟，为挖掘历史实事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服务。

目录概览

一、文明曙光：曲贡人的社会生活

青铜箭簇：走进金属时代

铁柄铜镜：镜中的邻居

猴面与鸟首：生肖？图腾？

石室墓：死后我将去哪里

二、勒于石上：噶琼碑（དཀ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ཀྱི་ལྷ་ཁང་）里的兴佛盟誓

三、九层神殿：吐蕃早期赞普王后们的佛殿理想与王权构建

（一）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108座佛殿的心愿

（二）从赤玛蕾（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ད）执政到热巴巾（ཁྲི་རལ་པ་ཅན）的追求

（三）汉式密檐塔和于阗工匠：温江多（འོན་ལྗང་རྡོ་）里的多民族文化交融

结语：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西藏进程

正文

拉萨河谷的第一缕文明曙光——曲贡，揭开了西藏中部腹心地区进入文明阶段的序幕。曲贡晚期地层中出土的双肩石铲在形制和年代上均与川西地区出土的有肩石器相接近，这表明西藏中部腹心地区与川西地区之间已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考古学家认为，晚期曲贡走进了“西藏早期金属时代”。

古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口增加，产生氏族部落，逐渐进入众多邦国时代。“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出，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无敌，最为崇高。”腹心地区的勃兴，具备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条件。雅隆悉补野部（ཡར་ལུང་སྤུ་རྒྱལ།）从早期诸邦国中脱颖而出，经过三十二代赞普的开拓，实现区域性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噶琼寺（དཀ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ཀྱི་ལྷ་ཁང་）断碑记载了这一历史动态的追溯与延续。

以“九”层为形制的早期灿烂宫殿建筑群陆续出现，承载着多族群、多区域文化交融的吐蕃之声：藏文在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的九层宫殿——帕崩喀（玛如宫མཁར་མ་རུ）里诞生、噶琼金刚界寺（དཀ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ཀྱི་ལྷ་ཁང་）九层佛殿宣示赞普的兴佛意旨、赤玛蕾（འབྲོ་ཟ་ཁྲི་མ་ལོད་བྲི་སྟེང）驻地温江多（འོན་ལྗང་རྡོ）曾发出赤松德赞（ཁྲི་སྲོང་ལྡེ་བཙན）的一封文诰，矗立在这里的九层神殿延续着赤热巴巾（ཁྲི་རལ་པ་ཅན）对赞普们理想的继承宣示……吐蕃早期的赞普和王后们续写着拉萨河谷的文明进程。

一、文明曙光：曲贡人的社会生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均曾汇集于这一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之上，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

——童恩正

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我们划定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框架和演进过程。苏秉琦的“满天星斗”理论、严文明的“重瓣花朵”认识、张光直的“相互作用圈”概念，都是对史前中国多样性、统一性、本土性的认识和总结。与此同时，作为“满天星斗”的中华早期文明的一颗星，青藏高原的考古进程也正在学人的努力下，不断加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整体叙事之中。比如学界已明确提出“西藏早期文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等概念，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正在构建；西藏考古已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尼阿底遗址的发现明确青藏高原腹心地区旧石器时代到距今4万—3万年前；夏达错遗址则为重建1万—5千年前人类在西藏高原的活动历史提供了科学资料；玛不错遗址成为西藏中部新石器时代的最早历史文化源头。曲贡遗址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掘后，2020年进行了再次发掘，出土大量石器和玉箭簇等等。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西藏早期文明的起源与人类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样，也是循序渐进地展开的，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然后再进入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只是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特殊性，这些进程并非过去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并非是单线进化型的首尾相互衔接，各个发展阶段的起始与终结并不是一刀两断，而是彼此之间的交叉与重叠时有发生；由于西藏高原地域辽阔，内部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各个地区先后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时间也各有差别。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直到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和周边地区以及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交流和互动，一方面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吸收来自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无论是从粟、青稞等农作物品种的引进、玉器的制造、青铜铸造、黄金制品等物化标志来看，还是从原始苯教丧葬仪轨、反映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岩画艺术风格、大石崇拜等精神信仰方面来看，西藏早期文明都具有丰富多彩的面貌，汇聚了多种文化因素。西藏高原早期文明的起源体现出人类对于高海拔地区的拓殖采取了与环境相适当的独特模式。西藏早期文明发展的水平并不低于周边的黄河、长江流域和南亚、中亚诸早期文明，只是在发展进程上略为滞后而已。

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文化遗址作为史前文化的大规模聚落，其文化内涵也体现了我们当前对早期文明的这种认识判断。

调研组在拉萨曲贡遗址阿音娜摄

曲贡遗址阿音娜摄

曲贡遗址阿音娜摄

曲贡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拉萨周围已经有人类居住，而居住在这里的曲贡先民业已过着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拉萨河谷地势平坦而肥沃，相对温暖的气候和充沛水源是史前曲贡人适应高原生活的基础。曲贡人与周边人群存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交流。史前人的精神生活同样异彩纷呈。

曲贡年代可分为早、晚两期，从史前文明初生和与周边交融的角度，曲贡遗址本身及其出土的众多文物蕴含着史前人对拉萨河谷文明曙光的贡献。

青铜箭簇：走进金属时代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其著作《青铜时代》一书中，对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言及：“中国古代的居民可能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已有很久的使用金属的历史。”“不论我们用不用‘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来指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段时期，这一段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金属器的发明与制造常常被作为“文明”的标志性物质成果之一。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西藏使用石器的时代似乎延续的时间较长，既使是在青铜器和铁器诞生之后，也曾经有过石器和早期的金属器并存使用的时代，所以很难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分界线划分得十分清晰。基于此，另外一位考古学家童恩正在其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西藏考古综述》中就西藏地区的青铜时代率先在学界提出了“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概念。认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应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

曲贡遗址出土的一枚西藏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箭簇作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一个证据为学界认同。由此可以证明，距今大约4000—3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先民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从这枚青铜镞的形态上看，它属于时代较早的铜镞，应当是仿自扁平的骨镞的造型，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玉镞的形态也很相似。这些现象表明，这枚铜镞应当系本地铸造，而不是远方的舶来品。青铜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将铜、锡、铅配合起来熔铸而成的，这和中原地区早期青铜的铸造配料方法相同。虽然仅仅只有一枚青铜箭镞发现，但由于这是消耗性的青铜武器，不可回收，如果没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很难想象可以由外地输入而不是由本地制造。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藏族先民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但是否可以由此证明西藏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由于资料太少还不能断下结论。

铁柄铜镜：镜中的邻居

远程贸易与区域性交流往往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之一。距今2500—2000年之间，约相当于中原战国秦汉之际，曲贡考古实物材料反映出这种远程贸易的若干线索。遗址墓地中出土的一枚带柄铜镜，从造型风格上看与西方流行的带柄镜属于一个系统。虽然对于它的源头目前考古学界还有不同认识，或认为其来源于南亚印巴次大陆，或认为其来源于中亚、新疆等地，或认为其与中国西南山地青铜文化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但都基本排除了西藏发现的这类带柄镜属于西藏本地制作的可能性，赞同其与欧亚草原带柄镜同属一个大的系统。概而论之，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贸易，这类带柄铜镜都只能是远程交换的产物。这说明，西藏地区与周边的区域性交流早在史前即已存在，镜中的邻居遍及东南西北，这颠覆了人们对史前西藏高原各部族之间、各部族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通与贸易的广度和深度的认识，它将文献记载的西藏高原与周边尤其是中亚、南亚的交流之始——公元初年提前到公元前8世纪。

采自祝铭：《西藏史前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曲贡遗址管见》 《中国民族》2023年4期

猴面与鸟首：生肖？图腾？

曲贡遗址中发现的两件动物堆塑，一件为猴面，一件为鸟首，引起学界浓厚兴趣。目前有关猴面研究的较多，有几种说法：一、藏族人民从古至今对猕猴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猕猴变人的神话虽经佛教徒改窜过，但由曲贡人对猴也怀有特别的兴趣看，也许它的源头是来自史前时代。二、猴面其实是人面。三、猴面和鸟首只是十二生肖中的两种。有关鸟首则认为与象雄部落的图腾“穹”鸟有关，还有从岩画中探讨鸟崇拜现象。等等。

尽管有不同的研究，不可否认的是，猴和鸟，在史前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特别的位置。猕猴和岩罗刹女结合产生吐蕃人的传说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被学界重视。藏文文献资料中有关藏族来源的传说，记载了猕猴和岩妖繁衍说即人猕猴和岩罗刹女结合产生吐蕃人的观点。《汉藏史集》记载，吐蕃上部的三个地方，被雪山和石山包围，像一个水池，被鹿、石羊等野兽占据，吐蕃中部的三个地方，山崖和草地紧接，像一条水渠，被猴子和岩魔女占据，吐蕃下部的三个地方，满是草滩和森林，像一块平整的田地，被大象和飞禽占据，没有人类，还不到教化的时机。后来，由观世音菩萨和度母加以指示后，这猴子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人。《吐蕃王统世系明鉴》等史籍也记载了这一猕猴祖先说。

藏族来自猕猴与岩魔女后裔说属于本土说的典型代表。图齐认为，人们在西藏发现猴子绝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传说认为，藏人是猕猴和女妖结合的产物。佛教思想在这种结合中看到了观音菩萨的化身。

猴面与鸟首，可能就是这种历史文化的史前源头在曲贡遗址里的例证。从曲贡出土的文物来看，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吐蕃社会流行猕猴崇拜，或有猴图腾。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流传于西藏民间并于一千多年前被载入藏文史册的“猕猴变人”传说的土著特性。《拉萨曲贡》报告指出，鸟首陶塑，一时还无法认定它究竟表现的是什么鸟。但我们知道，实行天葬的藏族人对鸟——尤其是秃鹫，有一种十分敬重的感情。在天葬出现之前，又会是怎样，我们不清楚。

汤惠生在《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一文中还注意到，曲贡猴面贴饰与中原北方新石器时代一些文化出土的陶面具很相似。如下图：

采自汤惠生《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 《藏学学刊》第10辑

石室墓：死后我将去哪里

曲贡土坑石室墓的发掘，是西藏腹地最大规模的一次古代墓葬发掘工作。其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是史前土著居民聚族而葬的公共墓地。反映了当时人观念中对于灵魂、冥间的一种认识和信仰。

人间居所的样式以及二次葬体现了史前高原人灵魂不死的认识观。尤其是二次葬习俗在中国诸多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这种葬俗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到近代方渐渐消失。国外，在美洲、亚洲一些地区的当代原始民族仍流行二次葬，它是在第一次埋葬使尸体腐烂后，再进行第二次拾骨葬。

石室墓的主人被推测为苏毗人。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出”，并逐渐在公元6世纪形成三大部族，即雅隆河谷的雅隆部族、拉萨河谷的苏毗部族、藏西高原的象雄部族。苏毗其时势力强大，松赞干布之祖父达日年赞之妹，曾服侍于苏毗王。

曲贡石室墓与川西、滇西以及新疆的少量石棺墓的年代，都处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初年的春秋至两汉，尽管曲贡石室墓与上述地区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是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反映，其文化内涵的个性因素是主要的。不过，这些石室墓分布在彼此邻近的中国西部地区，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西藏地区的腹心地带，因为最早的石室墓是在这里发现的。

二、勒于石上：噶琼碑（དཀ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ཀྱི་ལྷ་ཁང་）里的兴佛盟誓

吉楚河（按：拉萨河）沿岸拉萨的周边地区是可以进行适当科学调查的另一个区域……在卡琼（按：噶琼）还有一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带有碑铭的石碑，从寺庙修造年代开始记载。

——图齐《西藏考古》

噶琼祖拉康（དཀར་ཆུང་གཙུག་ལག་ཁང་།）全称“杰德噶琼多杰英祖拉康” （རྒྱལ་སྡེ་དཀ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གཙུག་ལག་ཁང་།）。据《娘氏教法源流》记载：“公元800年左右，吐蕃第四十代赞普赤德松赞（ཁྲི་ལྡེ་སྲོང་བརྩན།）敕令修建一座规模庞大的寺庙以建功勋，众臣一致谏言，赞普功勋卓越，修建一座犹如太阳、月亮大小的寺庙，但此地没有这么大的平地容下，虽可在北部牧场修建，但王臣都生活在中部地区，若在北方牧区建寺恐会空荒。于是选择在拉萨河南岸甲德（རྒྱལ་སྡེ）之地建立一座小星星大小的九层金鼎寺庙。寺名也被称为“噶琼多杰英”（དཀར་ཆུང་རྡོ་རྗེ་དབྱིངས），即“小星金刚殊胜地”。有关噶琼寺的图像资料较少，笔者仅在一幅布达拉宫所藏题为“温乡石头宫殿”的唐卡图（长91、宽62厘米）局部发现噶琼复原图像。

图片来源：《西藏唐卡》

噶琼寺具有鲜明的吐蕃宏伟佛殿建筑特色：九层宫殿、巨大的四方佛塔、碑刻等，四塔一殿的布局与桑耶寺相近。从前寺内设有静修院、讲经院、译经院。寺庙四方分别建有长寿塔、聚宝塔、凯旋塔和四门塔四座佛塔。另外有两座古碑，其中一座石碑已被毁。另一座石碑是公元800—815年间，赞普赤德松赞为了永保佛法昌盛而竖立，俗称“噶琼拉康石碑”，碑文完整收录在《吐蕃金石录》中。此拉康在吐蕃末代赞普吾东赞（འུ་དུམ་བཙན）时期受到破坏。

据2023年实地调研，昔日景象早已无存。只有寺中的石碑现已断毁成若干残碑，保存在某一二层殿中。佛塔只残留少部分塔基。1948年黎吉生曾到访噶琼寺，当时碑和佛塔还留存，但并不完好。他曾抄录碑文并拍摄照片，留下珍贵的资料。另外，图齐在上世纪40—50年代也曾到访，也言及石碑的碑文从寺庙修造年代开始记载，并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以下照片分别为黎吉生摄于1948年的噶琼寺。

1948年黎吉生所摄当时存世的噶琼寺碑及巨大佛塔旧影。来源：Tibet Album

噶琼寺断碑阿音娜摄

噶琼寺断碑三木旦摄

噶琼寺断碑三木旦摄

噶琼寺残存的一佛塔底部阿音娜摄

噶琼寺碑立于赤德松赞（ཁྲི་ལྡེ་སྲོང་བཙན།）（798—815）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赤德松赞于王室危难之秋，得佛教信徒护持取得王位，为酬劳佛徒，乃于拉萨河对岸修建噶琼多吉英佛寺，同时向全体臣工属民颁布不准毁坏佛教和坚守三宝之诏令。在盟誓的誓文中，规定历代赞普从幼年到即位以后，必须延请一位僧人为教师，从之学经；吐蕃全境都必须信仰佛法，敬奉三宝；供奉出家僧侣等。

据王尧先生碑文汉译全文如下：

圣神赞普墀德松赞之世，为圣教正法，永固久存，亲署盟证誓文：

圣神赞普先祖墀松赞之世，始行缘觉正法，建逻些大昭寺及诸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祖墀都松之世，于林之赤孜诸处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祖墀德祖赞之世，于札玛建瓜州寺，于深浦建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父王墀松德赞之世，于札玛建桑耶寺等寺庙，中央及四境遍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圣神赞普墀德松赞之时，亦建噶迥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祖辈以还，如此敬信奉行缘觉正法，永世不隳，不离不弃，化为无量妙业。若离之、弃之、隳毁之、湮灭之，则有无数罪孽接踵而至。今迩后世世代代，圣神赞普父王墀松德赞之世，所建三宝之所依处，所行缘觉之正法，不离不弃，不隳不灭，子子孙孙，均申盟誓。如此诸端，赞普父子、小邦诸王、尚论臣工，均参与盟誓。依盟书誓文，勒于石上者均一一遵行。如此，父祖以还，子子孙孙，建三宝之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正法，爱惜护持。【此后】任何时期，设或有人谓如此做作为有罪，或谓不善，或以占卜，或以梦觇等等，不拘何种因由，决不因而隳灭，决不离弃。勿论上下人等，勿论何人，以此等言词陈请，决不听信依之而行。

赞普子孙，自幼冲之年起，直至秉政作人主为止，从比丘中任命善知识充任教师，尽全力教其悉心修习正法。蕃地全境（人民），亦应学习正法，修悟正道，轨仪行为不停。上起蕃地贵胄上流，下至蕃地庶民黔首，其入解脱之门径，无论何时，永不阻塞，虔诚敬信之徒，悉令解脱。其中，有宿慧者，下诏任命为世尊之教法堪布，堪布等人须遵行经教之一切仪轨。任命善知识讲授经籍并作主持。出家诸人，予父子（赞普）均尊为皈依供养之处，赞普牙帐之内立三宝所依处，而供奉之，不令颓败，不离不弃，不毁不谤，而供奉之也。简言之，赞普之牙帐及蕃地全境，决不离弃三宝。祖、父、子、孙。无论何时，定断作三宝之顺缘者，决不降低、减少，不隳不灭。如同寺庙户籍文书诏令之前所言，依之管理行事。今迩后，每一代相承，赞普父子均作如此之盟誓。为使此誓词永不变更，出世间及世间之一切天神、非人，均奉请作证。赞普、小邦王子、尚论臣工均亲自起誓加盟，而增盟之详尽文字，于父王在世时所书盟书誓文一起，而秘置藏之。”

该碑文记载了以下引人注目的内容：

一是规定了多项崇佛政策，僧人更进一步成为吐蕃社会的特权阶层。

赤松德赞（754—797）崇尚佛教并以其辅政以后，朝“佛教政治”的方向发展。所谓“佛教政治”，就是大王政治，不仅具有世界大王的内涵，也含有道德及宗教王行者形象。世界大王是为“统四天下”的王中之王，道德及宗教王行者则是一位“法王”，以大乘佛教的道德及宗教治己治他。

赤德松赞赓继其父赤松德赞崇佛政策，仍自印度、泥婆罗等地延请僧侣，翻译佛经，建盖噶琼寺庙的同时，颁布不准毁坏佛教，坚守三宝之兴佛诏书，内容与噶琼寺碑文同，但比碑文更详细。恰白•次旦平措等认为，噶琼寺碑文以盟誓的方式规定以后赞普子孙及王室成员从小要以比丘僧为师，专心学习正法，这些在赤松德赞时完成的会盟碑与兴佛誓书中，都没有出现。

作了以下之规定：

1、赞普子孙从幼年起直至掌政止，均需从比丘中选任善知识，充任教师，使之学习佛法并尽量铭记在心。

2、吐蕃应打开学习和奉行佛法之门，永远不得关闭吐蕃上自贵冑下至属民遁入解脱之门，使众信佛者得入解脱。

3、诸出家僧侣不得为他人之奴，不得强行征税，不得列入俗人范畴予以诉讼。

4、在赞普宫中建立三宝之所依，对此应当供养而不得摒弃和停止，应以此作为供养对象。

5、在赞普宫中及吐蕃境内应有三宝，不得以任何方法予以抛弃。

二是记载了吐蕃早期历代赞普扶持佛教业绩和纠正历代赞普世序排列的混乱。

“圣神赞普先祖墀松赞之世，始行缘觉正法，建逻些大昭寺及诸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祖墀都松之世，于林之赤孜诸处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祖墀德祖赞之世，于札玛建瓜州寺，于深浦建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父王墀松德赞之世，于札玛建桑耶寺等寺庙，中央及四境遍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圣神赞普墀德松赞之时，亦建噶迥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碑文一开始就述及了从松赞干布开始的兴佛事业，然后历赤都松、赤德祖赞、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皆扶持佛教，并言及每朝所修建的佛殿之名。

另外，碑文纠正了诸史料有关吐蕃赞普世系的混乱记载。在赤松德赞以后，政局变动，数年之间，吐蕃三易其主。赤松德赞于797年逝，继由次子牟尼赞普继立1年，汉文史料记其名为足之煎，于798年遇弒，继由其幼弟赤德松赞（另名牟底赞普、景云塞那勒、定墀）嗣位，于804年遣使赴唐报其父及兄长之死讯，815年逝，继由其三子赤祖德赞嗣位。也就是说从赤松德赞到赤祖德赞间，传两代赞普。据林冠群先生分析，汉文史料如《旧唐书·吐蕃传》等对这一时期吐蕃赞普的世系变动记载不祥，“（贞元）二十年（804）三月上旬，赞普卒，废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张荐吊祭之。赞普以贞元十三年（797）四月卒，长子立，一岁卒，次子嗣立。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吊其使。”言及吐蕃使804年来补报赞普死讯，所记不详细，以致后世误以为该年有赞普死去。其实804年吐蕃当时在位的赞普，是牟尼赞普之幼弟赤德松赞（798—815），并没有赞普卒。噶琼寺碑文及其他藏文文献证明，可知赞普更迭确切的名号与彼此关系。

三是出现ར་ས、དགེ་བའྀ་བཤེས་ཉེན等古称。

藏文文献记载，大昭寺是由赤尊公主主持建造的，由于开始建设遭遇种种磨难，她便请教并采纳了文成公主对拉萨地形堪舆的方案，从而使填湖造地、修建大昭寺的工程顺利完成，而工程的建设经历了13年之久，松赞干布本人也直接参与了劳动，赤尊公主则亲自为赞普做饭、酿酒、做后勤，泥婆罗工匠负责工程建设责任，并根据先前对泥婆罗国王的许诺，将大昭寺门朝向西方，即正对着泥婆罗所在方向。王妃赤尊还从泥婆罗请来一千名工匠，建造大殿上层。据载，建寺当初是用一千只山羊，从乌茹上下澎域一个叫腾普郭巴（ཐེམ་བུ་ལྐོག་པ）的地方驮来土石修建的。所以从那时起，人们也把寺院叫做“羊土神变寺”（ར་ས་འཕྲུལ་སྣང）。拉萨的得名即因于此，即“羊土”（ར་ས），后来转为“圣土”（ལྷ་ས）。有学者认为噶琼寺碑文是最早出现拉萨古名ར་ས的文字载体。

善知识(དགེ་བའྀ་བཤེས་ཉེན)，即后世所谓之格西(དགེ་བཤེས་)，系僧侣中的一种学位名称。格西旧译为善知识。高级善知识后来担任吐蕃赞普幼年之师僧，颇有权势。噶琼寺碑文中两次出现善知识(དགེ་བའྀ་བཤེས་ཉེན)：“从比丘中任命善知识(དགེ་བའྀ་བཤེས་ཉེན)充任教师”“任命善知识(དགེ་བའྀ་བཤེས་ཉེན)讲授经籍并作主持”等记录。

三、九层神殿：吐蕃早期赞普王后们的佛殿理想与王权构建

松赞干布108座佛殿的心愿

西藏的第一座宫殿是雍布拉康（སྐུ་མཁར་ཡུམ་བུ་བླ་སྒང་།），据传为聂赤赞普所建。布德贡杰赞普时则建“青瓦达孜”（ཕྱིང་བ་སྟག་རྩེ།）等六宫。其后，史籍记载松赞干布及后世历代赞普、王妃在吐蕃之地广建寺院和神殿，而且每座寺殿均建造得美轮美奂、金碧辉煌。罗布林卡壁画中的复原景像。

（左）帕绷喀  （右）雍布拉康  

《弟吴宗教源流》（རྒྱ་བོད་ཀྱི་ཆོས་འབྱུང་རྒྱས་པ།）记，松赞干布想在吐蕃各地修建108座佛殿，他自己修建了42座。其后代赞普、王妃及庶民继续修建，完成了108座佛殿。但由于吐蕃时期的建筑遗存较少，同时，因历代多次的修缮，使现存的遗迹与早期原作差距较大。比如屹立在拉萨红山上的布达拉宫之处，最早是始建于7世纪的红山王宫。“法王松赞干布心想：我要利益有雪藏土的众生，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修习呢？我的先祖拉托托日宁协王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他曾居住拉萨红山的顶上，我也应该到这位先祖曾经到过的地方，在那个吉祥喜庆的地方，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松赞干布离开该地，到拉萨红山顶上修筑了宫殿，住在那里”。于是在“红山中心筑九层宫室”。从尼泊尔迎娶赤尊公主后，在赤尊的建议下，修建了城墙和一千间宫殿。在城的南面，“又在玛波日山南面城墙之内兴建宫殿，名叫索波宫，殿高九层，与国王之城堡相齐”。修建了九层高的扎拉吉祥无量宫，作为赤尊公主自己的寝宫。国王与王妃的寝宫之间有铁桥相连。当文成公主嫁到吐蕃时，松赞干布“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王统世系明鉴》一书记载了修建红山王宫的情况：“在木阴羊年为城墙奠基动工，建成后城墙高三十版，高大而广阔，每一边约长一个江扎（即声音能传播到的距离），城的大门向南，内有红色宫室九百间，连同顶上国王的寝宫共计一千间。一切宫室屋檐，装饰着珍宝，游廊台阁，都有铃铛摇曳发声，显得堂皇富丽。城市宫殿之美，使人观赏无厌……从坚固方面来说，若是有外敌犯境来攻，有五个人就可以守护……”

布达拉宫壁画：七世纪的九层红山王宫

早期宫殿都有九层之高的宏伟规模，并与羊土幻显神殿（大昭寺）、桑耶寺等早期宫殿样式有密切的关系。

从赤玛蕾（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ད）执政到热巴巾（ཁྲི་རལ་པ་ཅན）的追求

赞普赤德祖赞（ཁྲི་ལྡེ་གཙུག་བཙན，704—755）一朝在吐蕃史上，有其特殊之处。其一，赤德祖赞1岁登基，由祖母没卢赤玛蕾（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ད་）辅政，这是吐蕃史上唯一掌握政权的女性；其二，赤德祖赞自704年1岁（也有其他说法）即位，迄755年去世止，在位长达52年，这也是吐蕃赞普中，在位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两个特殊之处，对赤德一朝之权力结构有极大的影响。

在都松芒波杰于699年剿灭噶尔家族后，敦煌大事纪年自700—712年间，每年均提及没卢赤玛蕾（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ད）之行止驻地，尤其是700至704年间，赤玛蕾与赤都松赞普之驻地不同，此正意味着赤都松运用了太后方面的助力，协助管理政务，如702年大事纪年载：“母后驻于温江岛（འོན་ཅང་དོ）宫，于温江岛宫集会议盟。”此期间，吐蕃王室并未任命任何人担任大论，由赞普亲自领兵在外，而太后坐镇中央主持政事。至赤都松于704年以29岁英年战死于南诏，赤玛蕾（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ད）升格为“太皇太后”，此后至712年止，为吐蕃史上的“太皇太后听政”期。

敦煌文献记下“母后驻于温江岛宫”，为日后温江多修建的九层神殿打下伏笔。赤玛蕾之后的历代赞普继续在佛殿的追求之路上。

8世纪初建于山南桑耶寺以北桑普乡的扎玛止桑宫殿（《西藏王臣记》中称此宫殿为“红岩宫”），为赞普赤德祖赞及金城公主的宫殿之一，赤松德赞就诞生于此。

赤松德赞时，“赞普想要修一座福德无量的不变自成神殿，……蕃地先前诸位赞普中，我的权势为最大，应当建立一件功绩遗留给后世”。他给臣下提出几个选项分别是水晶塔、城堡、用铜包裹的黑波山、井、用金沙填满瓦隆卓莫沟、把雅鲁藏布江水引入到水洞、修建三宝所依的神殿。最后臣下选了修建神殿，这就是藏汉印三样式之桑耶寺。

布达拉宫壁画：三样式桑耶寺

赤德松赞时修建了噶琼寺九层神殿。《五部遗教》（བཀའ་ཐང་སྡེ་ལྔ།）记，赤德松赞修建九层噶琼寺时，从周围地区召来了许多木工。底层楼殿是按藏族风格修建的；四、五、六三层是来自白曲地方的汉族按照汉族风格修建的；最顶上的三层楼殿则是印度木工按照印度风格修建的。

九层噶琼寺殿如此绚烂，以致到了赤德松赞的儿子赤祖德赞热巴巾执政时期（815—836年在位），王室扶植佛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赞普言“逻娑如城堡、桑耶形如腹、噶琼像尸林，我要建造一座长者寺院！”。在赤玛蕾时期的宫殿温江多（འོན་ཅང་དོ）修建了自己的佛寺白美扎西格沛寺（意为吉祥无比善胜寺）。据传，这座寺也有九层之高。下3层为石砌，中3层为砖砌，上3层为木质结构。为建造该寺，从内地、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于阗等周边各地，以及吐蕃本地召集了大批能工巧匠。《西藏王统记》（རྒྱ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记：“于务香刀地方，欲为本尊建无比吉祥福增殿，自于阗召请善巧工匠，自尼泊尔召请塑匠石匠等，造九层神殿。下三层与门皆用石，中三层与门皆用砖，上三层与门皆用木。凡顶阁九层，每顶阁廊间，作诸出家沙门讲闻正法之处。神殿金顶，高齐背后之山，藏地无以伦比。此殿上三层供奉王之本尊，中三层住应供之僧伽，下三层住王与大臣眷属”。

《娘氏教法源流》（ཆོས་འབྱུང་མེ་ཏོག་སྙིང་པོ་སྦྲང་རྩིའི་བཅུད）还记载了赤祖德赞以武力威胁于阗派遣一位艺术家来吐蕃的故事，说赤祖德赞听说于阗甲热牟波之地有一位精通细石（也许是一种镶嵌细工）镶嵌的大师，便向于阗国王赠送了一铁匣子的麝香，并修书一封，说这是吐蕃的“熏象香”。赤祖德赞要求于阗王派这位艺术家来吐蕃，于阗王如若拒绝，将遭到吐蕃骑兵的袭击。这位艺术家于是协同他的三个儿子来到了吐蕃。《弟吴宗教源流》（རྒྱ་བོད་ཀྱི་ཆོས་འབྱུང་རྒྱས་པ།）：（热巴巾）后半生，修建了艾松迥卫神殿(按：指温香多神殿)，在建筑工艺上比起先祖的神殿超出了十三种技艺。

布达拉宫壁画：九层吾香拉康

罗布林卡壁画：吉祥无比善胜寺

唐卡中的温江多九层神殿采自《西藏唐卡》、噶琼寺内亦有此唐卡

扎巴坚赞的《王统日月宝串》描述这一神殿非常有意境：“上层金顶，有金龙、玉龙装饰，起风时，如有宝伞盖顶。中层墙面上，飞檐下，有网格装饰，四周立有宝伞、胜利幢及宝串，其上有丝绸宝冠及法铃。金顶上的金龙，高同后山。如此神殿，汉、蕃、尼等地少有，精妙无比，使见者起信。起大风时，金顶四周系铁链，拴于四尊石狮。上三层供养王之本尊；中三层住传法僧侣；下层是王臣等讨论佛法的地方，其上两层飞檐是讲法、闻法之处。殿内各佛堂之墙壁上，绘制事续、瑜伽续等众天的壁画。”

另外，赤松德赞及其以后两位赞普，均敕命延请高僧译师入蕃，同时培养吐蕃翻译人才，在吐蕃王宫内苑组织了三大译场，分别以译场所在的宫殿为名：旁塘、青浦及登伽（丹噶尔）。每一译场分别由三大译师各自率领自己的团队译经，并将已译的经论仔细登录，编入目录，是为著名的吐蕃时期三大目录《旁塘目录》（འཕང་ཐང་མ）、《青浦目录》（འཆིམས་ ཕུ་མ）、《登伽（笔者按：也作丹噶尔）目录》（ལྡན་དཀར་མ）。

至此，据《红史》记载，此时吐蕃王臣共建寺院一千零八座，远远超过了松赞干布108座的理想。

汉式密檐塔和于阗工匠：温江多（འོན་ལྗང་རྡོ།）里的多民族文化交融

温江多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之一，位于拉萨曲水县，海拔3600米。2022年考古学家已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首次对吐蕃时期高等级的离宫和佛寺建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为研究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材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实证。

温江多遗址发掘入围“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笔者随调研组2023年来到温江多遗址考察，现存只有塔基和石碑的龟趺，以及若干石碑残块。昔日吐蕃赞普和王后们居住及建立的绚烂宫殿早已消逝在千年的历史之风中。根据后期文献和目前遗址资料，这里曾透视出吐蕃早期的佛教政治和王权构建的蛛丝马迹。

热巴巾时代修建的九层吉祥无比善胜寺是温江多的核心建筑。其九层飞檐和辉煌壮丽见诸后世文献。谢继胜、贾维维通过梳理赤热巴巾时期至20世纪温江多宫室与寺院建筑的面貌后认为，吐蕃时期的温江多宫殿是藏地仅见的汉地密檐塔样式的建筑。同时，他们也提出后期文献记载的温江多吉祥寺是藏族文献与史学传统在毁于灭法时期的建筑遗物和早期史料的基础上“再造”的寺院之一。2020年温江多考古发掘报告也证实，遗址出土带釉瓦当、板瓦、琉璃砖等遗物带有明显的唐文化特征；而佛塔、建筑基址周边配置祭祀性的遗物坑等则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点，温江多寺是汉藏密切交流的产物。

在后期的藏文史籍中，论及温江多九层神殿的兴建，都会提到于阗工匠进藏的故事（前文已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吐蕃时期与周边地区多民族的文化交流的昌盛。

于阗（ལི་ཡུལ།），著名古国名，今新疆和田地区，大约东到民丰，西至皮山，就是汉唐地理书记载的于阗国。西汉通西域后，于阗属西域都护管辖；东汉初，其王曾助班超平定西域。以后，西晋曾封于阗统治者为“亲晋于阗王”。南北朝时期，于阗政权与内地诸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唐贞观年间，唐朝于其地置于阗镇，为“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一。吐蕃进入西域约始于7世纪中叶，并曾控制于阗，后复归唐管辖。于阗是西域佛教圣地之一，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魏晋至隋唐，于阗国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一说为龟兹。这一带地区佛教曾经十分盛行。吐蕃时代，与于阗政治、文化交流密切。

图齐20世纪40年代来到这里时，看到经过修复的四角佛塔，他说，“庙的四周有4座塔，看上去历史并不悠久，但都有古老建筑的痕迹。”

图齐所摄20世纪40年代的温江多遗存 《西藏考古》

温香多遗址佛塔塔基遗存阿音娜摄于2023年

龟趺碑座阿音娜摄

结语：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西藏进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对西藏地方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深入理解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通过历史事实揭示西藏地方始终东向的向心本质，探索中华民族内部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规律，对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做好藏学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一进程，在历史上表现为“四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开拓我们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我们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我们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我们伟大的精神；这一进程，西藏地方不仅始终没有缺席，还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多元一体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区域都历经了局部统一和内部融合，继而推动更大范围的深层次的统一，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贡献。西藏也是如此。

考古新发现对早期西藏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研究提供了新证据。据考古研究成果，目前在西藏发现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窥见青藏高原本土的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原、河西地区等不同文化因素相互交织融合，体现出早期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历史片断，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史实。同时，从传世文献记载看，西藏早期文明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氏族、部落、地区的文化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后形成的。拉萨河谷作为西藏早期文明的腹心地区，其内部族群互动和周边交流是诠释西藏融入中华文明进程的突出代表。从3700年前的曲贡人到吐蕃时期的历代赞普，从内地的和尚到于阗的工匠，从汉、藏、印三样式的建筑到唐代的瓦当，拉萨河谷从来不缺少多元的因素，而在这些诸因素中，其本土化的特征始终是核心，其东向发展的倾向愈发明显，雅隆悉补野部及森波、苏毗、象雄等部与祖国内地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联系从未间断，无论是联姻、战争、工程、贸易，还是从来不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的迁徙、互动，都将这一进程不间断的向前推进。阐释传播这一进程，解开千古高原上的文物遗迹密码，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