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51讲：靠政策吃饭靠政策走路

第51讲：靠政策吃饭靠政策走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把解放西藏正式提上了具体的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具体提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任务由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及一野十八兵团担负。11月23日，根据西北地区解放战争比西南地区结束得早和班禅集团留居青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又改变部署，安排西北局承担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要求在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进军西藏，并就进军西藏做好干部准备和对其他应当注意的事项作出计划。西北局立即展开工作，制定选择方案，作评估分析。12月30日，彭德怀报告中央，从西北进藏困难甚大，完成进藏准备需要两年时间，而从西南进藏较易，建议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收到西北局的报告后，果断调整部署，把进军西藏的任务确定给了西南局，指示派出1个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的兵力进军西藏，并争取于5月中旬开始进军，10月以前完成。1月8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复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进军西藏的计划，同意于9月占领西藏，由二野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0日毛泽东主席复电中共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提出的计划，指出要抓住现在英、印、巴基斯坦均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利条件，迅速定出进军西藏的实行计划，第一步务必于3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云南、青海、新疆各出一支部队“多路向心进兵”，批准成立了由张国华（十八军军长、任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任副书记）、王其梅（十八军副政委）、昌炳贵（十八军副军长）、陈明义（十八军参谋长）、刘振国（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天宝（全国政协委员、藏族干部）组成的西藏工委（5月又增加了平措汪杰），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

一、西南局负责，多路进军

解放西藏采取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方式？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成为中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针对西藏的特殊性，考虑到西藏地区特殊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为了既有利于解放军进军西藏，又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加强民族团结，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争取和平进军，力争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思想。

1950年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藏族各界人士座谈会，朱德副主席重申了解放西藏的决心，并指出解放西藏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向西藏上层说明政策。

围绕进军西藏，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就成为西南局、西北局主要的一项工作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将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后，7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央，主要意见有两条：

1.康藏两侧之新疆、青海、云南驻防部队给予协助。

2.确定二野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

紧接着，1月15日，刘邓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部署进藏任务。这时候，几位首长主要研究和考虑的问题是解放西藏的方式方法和策略问题。刘伯承认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也能引起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由经济问题的解决从而达到政治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则明确提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放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同时解决好补给问题、公路问题。

也就是说可以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主要是打政治仗，而非军事仗。打政治仗，就要研究民族、宗教、统战，是文战，而不是武仗。

这时候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坐镇重庆，贺龙在成都对西藏情况着手调查。当时陈云向贺龙介绍了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1919—2006），原名于式谷，祖籍山东淄博，其父亲是清朝政府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并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出任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于若木共有五个兄弟姐妹。大姐于式玉，留学日本，民族宗教问题专家。于式玉的丈夫是李安宅，河北人，他早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留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后任四川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也是著名的藏学家。1949年12月，应贺龙之邀，李安宅夫妇参加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组建工作，随军进藏，筹办了昌都小学、拉萨小学。

于式玉的大哥于道泉也是藏学家，1950年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做教授，这之前他也是在北大、北京图书馆工作。他是第一个教藏文的教授。解放军部队南下的时候，于道泉就向贺龙介绍过华西边疆研究所这边有人才，可以为进军西藏提供帮助。所以，贺龙最先找到的是李安宅。

此外，贺龙咨询的另一个人选是法尊法师，他是研究佛教的，曾到过甘孜，也入藏学习过。所以，对西藏、藏传佛教很了解。

这几位可以为解放军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但是他们对历史地理并没有研究。解放军进军西藏，一方面要了解民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让贺龙很着急的一件事是需要大比例尺，且有等高线的地图。于是，李安宅就给他们介绍了任乃强先生。

任乃强先生的儿子任新建回忆道：“那时候，我父亲在川大教书。当时康藏地图的草图他已经画好了，这是用圆锥投影法分幅绘制的地图。成都解放的第二天，贺龙就派人找到我父亲，急急忙忙地开车把他送去了西南军区贺龙那里。”谈及任乃强，大概所有的访谈、回忆都会提及他为解放军进军西藏赶绘地图的事情。

其实，贺龙是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早在率十八军入川之际，即着手对西藏进行了研究。进入成都后，他认真阅读了许多有关西藏的材料，派部下了解西藏的情况，同时，他也广泛征求在成都的藏族上层的意见，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其中，过去长期治理四川的刘文辉，就是他频繁请教的对象之一。刘文辉也曾经想解决西藏问题，还派手下进西藏了解了不少情况。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刘文辉本人也没有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心。但不管怎样，刘文辉对西藏的情况还是了解的。1950年1月23日，贺龙邀王维舟、廖志高与刘文辉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贺龙十分坦诚地说：你对西藏的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向你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你也出一出主意。

刘文辉曾经在1939年兼任西康省主席，但他以治理四川省为重点，自己不长住康定，只是时而去视察一番。西康省主席一职，实际上由西康省民政厅厅长张为炯代理，直到解放。刘文辉和张为炯治理藏族地区，自有一套他们的办法，他们主要是依靠藏族上层进行治理。比如，他们都信佛教，并且都是崇奉广布于康藏地区的格鲁派。由于这层关系，他们与康藏各地的著名活佛、喇嘛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刘、张二人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藏族上层的利益，藏族上层也拥护他们，因此，他们与藏族上层的关系十分密切。

当贺龙等向刘文辉征求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时，刘文辉也以自己当时的认识坦诚相对、直抒己见。刘文辉的意见是：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依靠藏族上层，藏族上层不光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领袖，对广大藏族群众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把藏族上层争取过来，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了。贺龙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认真地听着。贺龙心中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解决西藏问题，基本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使藏族广大群众从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这样才能争取下层广大群众的拥护。有广大群众拥护，解决西藏问题的根基才牢固。但是，西藏情况特殊，上层确实对下层起很大影响作用，要解决西藏问题，也离不开争取上层。因此，贺龙并不先将自己的看法谈出来，而是向刘文辉详细了解藏族上层的情况。谈话中，刘文辉表示，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一定尽全力。贺龙见刘如此表态，便请刘文辉向他推荐一些藏族上层人士，同时也推荐一些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刘文辉见贺龙如此信任自己，便尽其所知，向贺龙推荐了一些藏族上层人士，也介绍了一些专家、学者、名流。刘文辉特别向贺龙推荐了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刘文辉说，任乃强是西藏问题专家，是难得的人才，1935年组建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时，就被聘为委员。任乃强博学多才，为了修纂《西康通志》，曾对康藏历史、地理、社会、宗教、风土等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对中外资料也作过深入的研究。

贺龙十分重视刘文辉的意见，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才的人。他知道，要解决西藏问题，自己要将一些专家团结在身边，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提出好的解决办法。而任乃强正是他所需要的专家。贺龙决定把任乃强请来，和他长谈一次。贺龙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地图等，在处理完公务后，就潜心研究这些材料。

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贺龙派人把任乃强请到他的住所，同时也请中共西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等参加接见。一见面，贺龙就亲切地握着任乃强的手，非常诚恳地说：“任先生，你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请就你的看法，爽快提出来，我们大家研究。”任乃强见贺龙这样亲切、诚恳，也就敞开胸怀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的东部的，经验比我丰富。我试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问题仅供参考。”贺龙挪开嘴里的烟斗，笑着说：“你就直接说好了。”于是，任乃强谈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应注意的事项，谈了如何解决语言困难，谈了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问题。任乃强还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保护寺庙、团结僧侣对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贺龙听后不住地点头，郑重地说：“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绝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贺龙非常清楚，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则，是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是他最紧要的任务。于是，他又向任乃强问起进军路线。任乃强很客观地说：我不懂军事，但了解一些地理环境。接下来，任乃强毫无保留地向贺龙谈了他以前到康藏民族地区去实地考察的情况，他说他去考察，虽是进行学术的探索，但也是出于爱国心的驱使，才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他向贺龙清楚而又简要地介绍了西藏的地理、从哪个路线进军方便等。最后，他对贺龙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有过光荣的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和英国签订了几个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英国的侵略就越来越猖狂了，公然派人到昌都、大小金川、打箭炉、巴塘勘察资源，测绘地图，搞社会调查。”任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看着外国人去调查，应当自己搞调查研究，这样，他下定了决心，利用修志的机会，绘制了一幅西藏地图。贺龙听到任乃强自己亲手绘制了西藏地图，非常高兴，立即问任乃强地图的情况。任答复说：由于条件的限制，还不能说很精确。一共20大张，其中两张还没有画完。画完后，我要把这些地图全部无偿地提供给您。后来，贺龙同志调拨了自己和收编的两个测量队人员给任乃强先生派用，花了18个昼夜，在康藏全图基础上赶绘出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这份地图后来印发进藏各部队。关于这段经历，任乃强先生1981年写过一篇《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的文章作了详述。

贺龙赞扬任乃强有一颗爱国之心，表示共产党人要虚心向他这样的专家学习，不光解放西藏，以后的和平建设，也要依靠他这样的人才。临告别时，贺老总紧紧握着任乃强的手说：“今天向你学到很多东西，感谢你了！”贺龙的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使任乃强深受感动。此后他见到知识界的同仁，就赞扬共产党，赞扬贺龙，这使四川许多知识分子很快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也使与这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信任共产党。这为后来西藏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

贺龙请任乃强来谈话，只是他团结四川知识分子的一例。其实，贺龙在进军西藏之前团结熟悉西藏情况的知识分子的事例是不少的。仅仅他请这些上层人士到自己家里谈话就有许多。当年，他还请了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谢国安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些谈话中，贺龙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作为一个统帅，他已经全局在胸了。

谢国安，藏名叫多吉卓巴。10岁时，他逃离甘孜家乡入拉萨哲蚌寺学经，做了一名小僧人。半年后，他离开寺庙，跟随藏商商队去了锡金甘托克。又过了一年半，他来到印度大吉岭的教会学校学习藏文、英文和梵文，由信佛教改信了基督教，英文教名为保罗·夏热甫。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孔贝被派往中国西部，成为大英帝国驻中国西康省府打箭炉的领事。由谢国安口述、孔贝笔录的英文专著《藏人论藏》（A Tibetan on Tibet）1926年在伦敦出版。1944年，谢国安受聘到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文的翻译与教学工作，同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资料参考。法国的大卫·妮尔夫人、石泰安教授等人的研究工作都得到了他的帮助和指导。1950年，谢国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以63岁高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又从基督徒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人称“智慧保罗”。他先任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顾问，后调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教授藏文。

二、政治优先，政策先行

为了研究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西南局和西北局还先后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组成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研究，为中央决策西藏工作做参谋。

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原为“西藏问题研究室”，是1950年十八军进藏时为解放西藏而特设的一个决策机构，是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一个设在军级单位的政策研究室，它担负调研康藏地区情况、为解放西藏出谋划策的重要任务，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信息保障和重要的决策建议。虽然该机构只存在了7个多月，但它“在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有关它的机构设置、作用和贡献，在西藏近现代史料中偶有提及，个别党史刊物也有过零星介绍。事实上，十八军顺利进藏及西藏和平解放政策的出台，该政策研究室功不可没。西藏社会情况如何，各阶层对中共态度，怎样解放西藏，谈判的底线和原则是什么，如何处理达赖、班禅的关系、“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路是如何提出的，“两步走”（反帝反封建分两步进行）的策略如何形成的，这些都与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息息相关。

该机构成立的时间是1950年2月28日，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东胜街“沙丽文”旅馆。成员有华西大学李安宅、于式玉夫妇，蒙古族藏语学者谢国安及女婿刘立千，精通藏语文的汉族学者傅师仲。王其梅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进军西藏的各种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室成立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还有《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短时间内便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这些方案和材料都经十八军党委上报西南局和中共中央。

从西北方面看，1949年冬中央军委情报部和西北局决定建立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由秦慎之同志负责。任务是：一、对西藏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为解放西藏做准备；二、争取、团结班禅及其行辕人员；三、争取达赖集团。青海联络站受中央军委情报部西北处和青海省委双重领导。青海省委确定青海联络站对外名义用“青海省民族问题研究委员会”。为了同部队协作有时也以“青海省军区联络处”的名义对外工作。联络站对班禅工作速见成效，联络站一成立，经过调研马上编写了《班禅堪布会议厅沿革、组织人事及政治态度》，送西安和北京。在沟通西北局、中央政府与班禅堪布厅之间的联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西北西藏工委成立后，青海联络站改名为西北西藏工委联络处，受中央军委情报部和西北西藏工委双重领导。调查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进军有关的地理、路途、气候及西藏的历史沿革。这些都是解放西藏先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联络站收集了有关西藏的大量图书资料和档案，并结合收集到的动态情报进行分析研究，编写了40多份材料，为中央制订对藏政策、解放昌都、和平谈判及进军西藏提供了一些重要依据。1950年3—4月间，中央电西南局、西北局和青海省委，要求提出对藏政策的建议。张仲良同志要秦慎之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后来张亲自写了几条意见电报中央。但由于在基本的对藏政策方面青海省委提出了不够策略的建议，中央后来基本上采纳西南局、十八军的建议。

在《张国华将军在西藏》的附录中，有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即《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该文献全文共有8条，这份材料最后落款盖章为十八军政策研究室，1950年3月。后来，由十八军党委上报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条。现摘录如下：

对西藏现行政教合一制度及对达赖、班禅的态度：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要逐步改革，实行政教分离。但由于西藏人民对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所以这种改革必须根据西藏人民的觉悟程度，有步骤有计划地在相当时期以后才能够达到。对西藏的原有政权机构暂保留，对僧俗官员采取团结的方针，目前可成立军政委员会，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藏人民自治政府。

那么和平解放之初，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提出对政教合一的制度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集中到一点，十八军政策研究室认为：无论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还是原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均应暂时保留。“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想初露端倪。

1950年2月24日西南局关于派志清法师赴藏向中央的报告，25日就得到中央的批复。中央认为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或者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的意见是对的。同时由于听说达赖的兄弟现在西北，中央又电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即设法派去。4月22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向达赖喇嘛等发表讲话时，号召“望我西藏同胞快快起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经由和平途径达到解放”。这样，研究制定和出台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条件提上了党中央、西南局、西北局的议事日程。

5月1日，青海省委提出和平谈判六项条件（下称“六条”），后来中央认为这六条不够策略，没有批准。现将经多方努力寻找到的青海省委所提和平谈判“六条”照录于此。

彭、贾并西北局去西藏之夏日仓、当才、先灵等活佛，今日（辰东）均到西宁，夏日仓活佛表现最积极，与西藏各方关系也较多，拟以青海藏族代表团名义，并持省府主席函赴藏。他们要求决定去藏的谈判条件。

初步意见如下：

1.西藏当局宣布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部分，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愿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2.驱逐英美特务，逮捕国民党特务如欧阳鸷等。

3.协助解放军入西藏，西藏武装接受解放军领导，实行共同纲领二十条、三十二条之军事制度。

4.西藏实行区域自治，各负责人由藏胞推出，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5.西藏各当权人，只要赞助和平解放事业者，其生命财产均受保护，如进行破坏和平解放事业者必办，并没收其财产。

6.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此六条他们表示同意，并提出从西宁走时要秘密，便于进藏。所需骡马牦牛三百匹（共七十人），总预算一万银元左右。住宁费用很大，不能持久，请速指示。

张仲良、辰东（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

5月3日，中央同意夏日仓、当才、先灵等去西藏谈判及所提条件。

5月11日，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向中央的请示中提出和平谈判四项条件。原文为：

为着便于政府解决，我们拟定以下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

（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电文最后还说这四条比张仲良提出并经中央批准的六条更为宽泛而较易奏效，请中央考虑指示。

5月17日，中央复西南局电中即指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而青海省委的六条确有不够策略的地方。”中央认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要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这和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提出的“保留原有的政府机构”“改革是相当长时期才能达到的事情”，西南局提出的“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谈判中所提条款中最策略最成功之处。至于西藏的亲英美官员和国民党员，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和西北局均提作谈判条件，西南局四条未将此内容作谈判条件。中央则认为“只要他们不进行反抗亦可不加追究，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处置，也不要提作条件。”党中央毛主席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吸收了十八军政策研究室、西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正确思想，同时摈弃了部分不太策略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正确指示。

毫无疑问，中央的方针是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及西南局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正确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即便如此，为慎重起见，党中央在5月17日的电文中还是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如此便有了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制定的十项条件（亦称公约十章或十大政策）。

十项政策内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5月27日，西南局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电示中央，29日，毛泽东主席便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并委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起草复电。6月2日，西南局将这十项条件作为内部指示，发给了西藏工委、西南局。指示此十条“暂不宜在布告、传单中全文公布，但这些原则可用口头或文字向藏族各阶层进行宣传。”

这十项谈判条件，完全是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也表现出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照顾和宽容。这十项条件不同于内地有关省份和平解放的谈判条件，也不同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平解放的谈判条款。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并且控制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千方百计地大搞分裂活动。因此，西藏人民必须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来。西藏现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十分腐朽、落后、黑暗的，但是考虑到西藏人民对佛教的信仰根深蒂固，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已有数百年历史，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同时又考虑到从晚清以来，历史上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还不了解。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勾结帝国主义，不断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因此，从这种复杂的形势出发，中央决定西藏的各种现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都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这是从维护祖国的统一、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增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出发，也是为争取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脱离帝国主义羁绊，回到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的一项重大决策。西藏的社会改革是必须进行的，但这要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袖人物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中央决定耐心等待西藏人民包括上层集团的觉悟，宁肯时间拖得长久些，让他们自己进行各项改革事宜，使西藏社会发展和进步。

这十项条件是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解放各族人民的革命事业中，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它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创造，是在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已经明确。然而要实现和平谈判依然困难重重，西藏地方扩军备战，陈兵金沙江两岸，直至害死中央劝和代表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