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50讲：毛泽东的策略——“一箭三雕”“联印牵英制美”

第50讲：毛泽东的策略--“一箭三雕”“联印牵英制美”

毛泽东主席1950年1月10日在莫斯科发电中央，同意刘邓1月7日的进军西藏的计划。其中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精辟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洞察印、英、美等国对西藏问题的不同心态和策略，确定印度为外交主攻方向；利用印度想用和平方式维持其在藏利益的政策，找到外交上的突破口，在坚决反对其干涉内政的前提下，1949年底开始修正此前的对印政策，积极寻求与印度建交，以收“一箭三雕”“联印牵英制美”之效。

一、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

国民党政权垮台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在当时，无论印度、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范围内国家统一大业。但是出于各自利益和能力的考虑，上述三国的态度和策略却并不完全一样。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正式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成为阻遏帝国主义干涉的强大力量。毛泽东在1949年11月8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得到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

西方帝国主义面对中国复兴的现实，考虑自身的长远利益，也迫不得已纷纷改变或调整对华政策。以下主要谈谈英、印、美三国。

（一）英国是“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但在香港问题上，宁愿丢掉西藏来换取保住香港

英国觊觎西藏的初衷和目的，英文叫Great Game，直译为大游戏。简单地说，就是英俄两国角逐亚洲势力范围。为了大游戏，英国不仅一开始在国际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而且外交上凡是涉藏问题主动与清政府的外交部门打交道，恪守西藏是中国的理念。但后来，英国和俄国炮制出了“宗主权”的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府谋求将西藏变成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把西藏是中国的属地（region），变成西藏是中国的属国（vassel state）；二是把中国是西藏的主权国（sovereign state），变成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suzerain）。中英两国早期签订的多个条约表明：19世纪末叶之前，英国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尊重的，对西藏政治地位的认知是清晰的。20世纪初，英俄两国互相牵制，互相妥协，承认了中国在藏的宗主权，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出现了模糊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英俄两国虽然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却是以虚假的主权换取实在的治权，为国际反华势力模糊西藏历史地位制造了子虚乌有的历史依据。宗主权的要害就是试图把西藏变为形式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是“半独立”“变相独立”国家。

“属地”与“属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属地”是地域主权归属谁所有的问题，而主权的归属是唯一的、排他的。地域拥有者有在这块土地上行使主权范围内的一切权力，任何人无权干预。国与国的关系以承认属地权即主权为第一要旨，不承认主权就等于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存在，因而其所产生的一切关系即毫无意义。而“属国”就是主权隶属于宗主国的国家，即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藩属依存关系，而不是归属关系，不是谁属于谁的关系。

19世纪英国两次入侵西藏，一贯支持和纵容西藏分裂活动。刚刚撤离南亚次大陆的英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企图用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把西藏变成一个“缓冲国”，保护其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典型的主权换治权理论，如今印度既然已经独立，英国也就失去了继续侵略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最主要的利益驱动。由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大下降，海外殖民地相继丧失，“自从撤离印度之后，对于西藏的未来不再有持久的兴趣”。

香港的事情是怎么与西藏的事务联系起来的呢？英国处理香港事务和西藏事务是有关联的。英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英国宣布撤销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中英于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他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中国大陆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而且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

英国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希望能够通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维护自己在华和在中国香港的地位与利益。在此形势下，英国认为自身没有力量在西藏问题上插手过深，而且，也不值得为了噶厦而冒失去中国大陆这一巨大潜在市场的风险。所以，英国在西藏事务上采取了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把“责任”推给印度。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国策是唯印度马首是瞻，在“跟西藏打交道时紧跟在印度的后面”。

有两个实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1.1949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致信求援，英国很快通报给印度，并且向印度保证，在作出任何实质性答复之前都会同印度商量。英国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是，西藏事务现在主要是印度政府关心的事情。”

2.一个月后，针对美国援助西藏的鼓动，英国外交部再次申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们过去之所以对西藏感兴趣，是由于它毗邻印度。现在，英国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印度政府。”“无论如何，我们在西藏问题上肯定不会和印度的步调不一致。”

（二）印度为换取我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合作，不赞同美国等利用印度的国土从事反华活动

由于对印度中立主义缺乏了解和当时非左即右的两分法的政策逻辑，加之受到苏联敌视印度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反对尼赫鲁以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模式，主张印度走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谴责尼赫鲁政府对印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镇压。1949年1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印共领导人称：“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

从上述认识出发，中国共产党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予以毫不留情的谴责。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视印度与美英为一丘之貉。“驱汉事件”发生不久，新华社在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它纯为英美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所为，警告其在西藏止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社论强调说，4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印度否认以上指责时，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尼赫鲁政府辩不掉吞并西藏的阴谋》，指出印度的目的是企图否认中国主权以确立它对西藏的宗主权。

很快，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印度等国的承认对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而此时的印度，为了保持其在藏权益，也正急于与新中国建交。中国政权更迭之机，为了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实现其西藏“战略缓冲区”的构想，时任印度驻藏代表黎吉生直接导演了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对“驱汉事件”的愤激反应使印度政府颇感吃惊，这使印度不得不正视中国复兴的现实。况且，印度首位总理尼赫鲁认为，“既然西方殖民主义已经在亚洲溃败，他要和毛泽东一起站在道德的高点。他梦想中、印可以携手领导世界达到全新的道德秩序”。无论从其和平中立的外交原则还是从保持在藏利益的考虑出发，印度都必须与新中国打交道，而且，国力的有限也使印度排除了战争的手段。所以，承认新中国政府已成为保持其在藏利益的先决条件。对此，尼赫鲁后来指出，承认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侵藏分子黎吉生则有以下阐述：“1950年1月，印度承认中共政权，其原因不止一个，但就西藏而论，则给印度保持在藏利益以最好的希望，中国从未接受英国，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一旦中国入侵，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要么印度为此与中国对抗，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度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能与之进行定期的外交对话。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

1949年12月30日，尼赫鲁以外长名义致电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对印度政策的“示好”给予及时的回应。次年1月4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复电尼赫鲁：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建交，希望印度派代表来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毛泽东在10日给中央的电文中又指出了印度等国的承认对于解放西藏的作用：“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0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就中印关系问题致电刘少奇：“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感意犹未尽，当日又要求刘少奇“复尼赫鲁电全文的措词须加斟酌……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

1949年底至1950年初，西藏地方在黎吉生的唆使下向美、英、印、尼派出“亲善使团”，以寻求其对“西藏独立”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就此于1月20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声明表明，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政策已开始变化。谈话把谴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而未点印度之名。谈话警告说：“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美英，尤其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所以它主要是为牵制和影响印度的。声明还向印度和西藏地方发出以下和谈讯息：“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此可谓毛泽东声东击西、敲山震虎。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拒绝美国的要求而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修正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不再责其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走狗和英国继续压迫印度人民的代理人。中国政府深知，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赢得印度某种程度的合作，至少使其不为美、英利用是外交上的关键。这成为中国政府此后在外交上对印度的主要努力方向。

印度全面继承了英国的在藏权益和对藏政策。印度在独立前夕，就继承在藏权益上与英国达成一致。英驻藏代表处于8月15日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驻藏代表处，前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仍任代表。“这次转变几乎觉察不出来。原有人员全部留下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新中国成立前夕，印度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在政治上企图让西藏保持孤悬于外的状态。由于印度与西藏特殊的地缘关系，新中国成立之时，印度成为影响西藏地方最大的外部力量。印度一直力图维持、保留、继承英国在西藏留下的种种特权。但另一方面，获得独立不久的印度人民强烈要求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尼赫鲁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与资本主义阵营保持距离，力图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加之印度人民与中国人民具有传统的友谊，中国和印度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遭遇，都曾遭受过外来殖民压迫。

尼赫鲁认为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没有印度和中国的关系重要，并且认为西藏制度落后。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既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特权，又难以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既想暗中帮助和鼓动西藏当局保持西藏地方同其中央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从中渔利，又不肯公开允许美国通过印度运送武器支持噶厦与中央人民政府对抗，引火烧身。”

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更多特权，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英国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享有同尼商一样的种种特权。英国是侵略中国包括中国西藏地方的帝国主义，它享有的特权自然可以宣布废除。但1947年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了，印度与英国订约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一切权益包括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印度是从殖民地成为民族主义独立国家的，又是亚洲新兴的一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要友好，争取它共同反帝、反殖、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国家，所以对它在西藏享有的特权也不能同内地一样简单地宣布取消。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四条规定，将西藏地区涉外事宜逐步收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鉴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历史背景，又是和平解放，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等原因，西藏外交权的收回，没有采取内地各省市对待国民党政府外事机构那样直接接收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十分稳妥的步骤。周恩来总理曾指示：“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问题，目前仍然采取原封不动的方针，但应逐渐停止其活动。”

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6月14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国西藏的地方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中方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取消“基于中英之间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与印度在西藏地方的新关系。于是，周恩来就解决办法向印度建议：“将印度过去留在拉萨的代表团改变为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馆。这是可以首先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同时，根据对等的原则，中国要求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印度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8月9日，周恩来再次电示张经武和西藏工委：“此后我国与印度在西藏凡涉及通商、侨务事宣，即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外事帮办及印度驻拉萨总领事办理，凡涉及两国外交事宜仍统一在北京或新德里经过外交部与大使馆办理。”

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杨公素任帮办，正式公开对外工作。9月10日，印度驻拉萨首任总领事雁谒森到达拉萨就任。15日，中、印两国政府发布在拉萨和孟买互设总领馆的公告。

虽然中印两国处理涉藏事务的具体进程是发生在和平解放以后，但是通过这些来往文电和外事机构的废除、合并和设置，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解决与印度外交关系的思想是没有变的。在和平解放之初，中央代表首次入藏由于交通不便不得不经由印度，中央在拉萨等地人员的粮食供应等部分还须从印度转口运藏。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和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中央政府没有采取军事手段，而是在后来采取友好谈判，使印度撤出在藏部队，并取消了其他在藏相关特殊权益。尤其是为了不刺激印度，对藏南问题暂时搁置，没有在条件不太成熟的时候商谈议决。从而使得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赞成，甚至反对美国在印度的国土上从事干涉西藏事务的活动。

印度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新生政权产生了重大而又积极的影响，进而带动了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民族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三）美国既不像印度那样与中国西藏地方接壤，又不像英国那样在历史上与西藏有过长期的交往

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为自身利益考虑，出于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考虑，当英国企图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时，美国政府曾多次表示异议。国家利益使然，不是什么善心。这使得美国政府难以立即公开地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由于美国冷战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对于地处亚洲大陆腹地、资源和市场均相对贫乏的西藏，美国政府不准备直接干预过多。但是，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大陆掌权，为了进行冷战和遏制中国的需要，美国同样不肯听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这样，美国政府当时处于一种不支持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共对抗心有不甘，支持西藏地方当局又所获不多且力所不及的两难处境。因此，美国政府试图采取鼓动印度支持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尽量躲在幕后的策略。美国不公开出面支持西藏地方当局，而是怂恿印度与中国对抗，企图阻挠西藏的解放并借此把印度拉入其冷战集团。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逊（Ambassador L. Henderson）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的露丝·坎培小姐（Miss Ruth E. Bacon）提出备忘录称：“假若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整个中国，或者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对待。”她极力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西藏建立秘密联系。她的分析得到了印度大使和美国政府的首肯。1949年8月，美国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ommas）父子便以“哥伦比亚广播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达扎进行密谈，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鼓励西藏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他们在西藏活动了两个月后返回美国。11月19日，美国外交人员在新德里会见了西藏噶厦官员索康等人，鼓励、纵容、策划西藏的分裂活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要员和社会舆论均把西藏地方称为“国家”，甚至连英国所说的“宗主权”，美国也希望“完全脱离”。由于美国对“西藏独立”的积极态度，索康等人认为，美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国家”，并且是西藏唯一的希望。

同时因远在大洋彼岸对“西藏问题”也感到“鞭长莫及”，尚不愿与中国公开对立。所以，美国政府虽然意识到应当“维持对西藏的极友好态度”，“鼓励西藏倒向西方而不是东方”，并因此加强了与西藏的秘密联系，但却小心翼翼地“以不致授中国以反对把柄的方式”进行。

后来美国在印度碰了钉子，美国务院又开始寻找间接途径打开援藏大门，借助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在1950年5月11—13日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极力劝说英国向印度施压，促其挺藏。6月16日，艾奇逊召见英驻美参赞格雷夫斯（Hubert A. Graves），催促英国向印施加影响，对西藏采取必要行动。但格雷夫斯认为，英国只能表示与印度磋商西藏问题，具体政策仍要由印度作出。6月20日，英国外交部通过美驻英大使道格拉斯（Lewis W. Douglas）表明了英国不想卷入中国的事端，无意阻挠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与中国谈判。换言之，英国不肯与美国配合。艾奇逊开始考虑让西藏要求印度增加援助，迫使印度或者满足西藏的要求，或者同意转运美国的援助物资。后来亨德森从梅农处了解到，西藏代表团没有向印度提出进一步援助的要求。至此，为了阻挠西藏解放，美国面临的政策选择只有一种：直接劝说印度同意转运援藏物资，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申诉”。但印度并无改变政策的迹象，并表示美国最好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说明，美国的西藏政策也往往要通过印度而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印度的配合，西方利用西藏作为反共堡垒的困难就会无限扩大。

由于英、美都旨在将印度推向“前台”，印度对西藏的态度成为影响英、美西藏政策至关重要的因素。

1950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夏格巴为首向北京表明“西藏独立”的代表团抵达印度。中央敦促他们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尼赫鲁虽然赞成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却希望谈判在印度举行，他与英国合谋在加尔各答强行阻止了夏格巴的行程。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因为对此时在北京谈判的结果没有信心。在中国未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作出承诺之前，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尼赫鲁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

对西藏代表“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的个中原因，中国政府知道是“受到外国的唆使和阻挠”。看来，不诉诸适当的武力就不足以推进和平解决的进程。6月下旬，解放军一部开始渡金沙江与藏军接触。为避免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潘尼迦于8月12、22和26日三次与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极力要求中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鉴于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即将开始，印度政府12日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已撤销拒发西藏代表团签证之举，该代表团已有动身来京的方便。印度还把阻拦西藏代表的责任完全推给英国，并称是印度才使英国改变了立场。在26日的备忘录中，印度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和平协调”解决西藏问题，然后又声明：“印度政府诚挚地希望，即将举行的协商，将使西藏关于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自治的合法要求得到和谐的调整。”这是印度首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没有重复此前的所谓宗主权的立场，企图以此换取中国的让步。

对于印度的上述表示，中国方面迅速作出反应。8月14日，针对尼赫鲁的有关忧虑，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回应潘尼迦照会的方案：“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

中国政府的上述回应是非常策略的。为了争取印方理智地看待中国政府解放西藏的行为，减少尼赫鲁的恐惧，中国政府有意回避了印方一些原则性的错误观点而不加批驳，如印度在1950年8月12日的文件提到“依照1906年以来所订立的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印度在西藏有若干商业的和贸易的利益”，在26日的文件中提到“印度政府所关心的是，印度的从那些惯例和协定中产生出来的权利”，“印度和西藏之间已经被承认的边界，应当继续不受侵犯”，等等。印度所称的1906年的条约就是中英《北京条约》。这个条约是在英军两度侵入西藏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拉萨条约”基础上，进一步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印方所称的“被承认的边界”就是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方是想继承英国基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在西藏的特权。这是极重要的原则问题，中国是绝不能同意的。但是，为了争取印方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中立，中方在答辩的文件中，一概暂时搁置不加驳斥，留等日后协商解决，“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只表示“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中国政府的策略回应很快出现效果。梅农在9月5日要求夏格巴拜会已经抵印的中国代办申健并在大使到达后开始谈判。8日，尼赫鲁拒绝了夏格巴关于印度在谈判中居间作证的要求。他劝导说：印度政府“当然可以敦促中国军队不进藏，但若你们诸位代表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就难办了，印度居中间作证，那是30年前的老话，那时和现在不同了。”“现在，诸位代表珍惜开始谈判之时机甚为重要。”当西藏代表固执地强调“西藏是独立的”，并以“如果西藏遭到毁灭，就会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造成重大威胁”为理由，要求印度承担对西藏的相关“责任”时，尼赫鲁甚至表现得有些愤怒，他严厉地对西藏代表说：“没有充足的理由宣称西藏是独立的，这种地位必须依照国际法来验证。”

然而，由于受外国长期恶意宣传的影响，西藏代表在初步谈判后仍犹疑观望迟不离印，解放军于10月6日发起攻击，19日解放了藏东重镇昌都。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甚为不满。但尼赫鲁决心仍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命令驻藏各机构不得撤出和继续向西藏秘密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时，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

10月21日和28日，印度两度照会中国政府，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抗议，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照会为西藏代表团拖延赴京进行辩解，声称“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不得不被人认为是可悲叹的”，这会影响谈判的和平结局，使中国在联合国更加孤立，印度政府对此表示“深切的遗憾”。

这时，印度对中国的外交攻势仍是以不破坏中印关系为前提的。在这两次照会中，印度并没有质疑中国进军西藏的权利，延续了8月26日备忘录中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10月下旬，当西藏地方政府就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而决定向联合国求援一事向印度征求意见时，印度并不赞成，劝告说中国方面可能会把这次求援看成是“进一步的挑衅”。而当西藏不听劝告，进一步追问印度是否愿意把西藏的请求呼吁书直接带给联合国时，印度方面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

尽管印度在貌似凌厉的“攻势”之下为两国的外交“回旋”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对国家主权的“敏感”和对外国干涉的强烈“反感”使新中国领导人决定对印度的“置喙”坚决回击。10月22、28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在主权问题上要持强硬的立场。他指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0月30日中国政府复照印度，郑重申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不能不认为是受了西藏方面与中国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影响，而表示深切的遗憾。”

印度政府有意预留的“回旋”空间没有得到期望的“回应”，恼怒之下决意“撕破脸皮”。印度于11月1日再次向中国政府提交照会。这次照会不再承认中国拥有主权，重提“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西藏自治”，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军事行动，它就“不便再劝告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而且，印度终于提出了它真正的要求并摆出对抗的姿态：“印度政府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同时，印度政府曾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这些惯例和协定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务代理处，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和电讯机关。为了保护这一商路，四十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政府切望这些机构应该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因而在拉萨代表团的人员以及在江孜和亚东代理处的人员已受命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

鉴于以上考虑，印度政府向其驻联合国代表发出指示：在与中国交涉的关键时刻，“希望一言一行都不要危及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最好的办法是，目前对西藏的呼吁书不采取任何行动。对中国在西藏的行为进行任何谴责都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现在站出来进行谴责只能引火烧身”。24日，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总务会讨论“中国入侵西藏案”时发言，要求推迟表决，理由是：“第一，中国人已经停止向拉萨进军，也就是说，潜在的危机已不复存在；第二，中国最近就这一问题向印度提交的备忘录表明，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印度政府确信这种情况将会得到证实。”

中国政府的外交争取对尼赫鲁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英美的对华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军已迫近藏边，噶厦于1949年11月初慌忙向印英美等国求援。为避免中国更大的愤怒，尽快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印度拒绝公开援藏。21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拒绝了美国要印度援藏的请求，他说印度不会以军事行动反对中国对西藏的接管。对12月22日噶厦派团求援的再次请求，印度在拒绝的同时也反对他国接受，因为援藏物资的运输必须经过印度，这会使它成为中国谴责的目标。美国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当局进攻西藏一事大做文章，目的在于在共产党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裂缝。韩德逊仍不死心，两天后，又直接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了这一问题。韩德逊称：“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因素考虑，西藏问题的主要负担落在印度身上。美国并不愿意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来增加印度的负担。相反，我们愿意尽力提供帮助。”当韩德逊询问此时美国应当如何做才能提供帮助时，尼赫鲁的答复更为直接：“美国在目前不做为好，少说为佳。”这等于给了跃跃欲试的韩德逊一个软钉子，告诉美国人，不要想在“西藏问题”上把印度绑到西方冷战的战车上，说明务实的印度人不愿意看到同中国的关系因美国的插手而变得紧张。

二、排除帝国主义干涉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和平解放西藏最大的障碍在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不排除这一因素，解放西藏便不能顺利进行。因此，对外国的干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既针锋相对，又策略理智；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掌握。新中国领导人精辟地分析了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找出了印度这个外交上的突破口，采取了联合印度以牵制美英的外交策略。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政策是通过斗争求联合，在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解放西藏是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下，通过某种暂时的妥协和让步，解除印度对解放西藏的恐惧心理，求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以减少来自印方的压力，并通过印度来牵制美国和英国对西藏的干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展现了精湛的外交技巧。印度于1949年底承认新中国后，中央解决藏事的方式由以军事为主改为以谈判为主军事为辅，以战逼和。为此，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给印度以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待遇，两国得以顺利建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及时修正了对印政策，为两国政府展开谈判铺平了道路。在解决藏事的过程中，为安抚尼赫鲁及减少其对中国有关政策的忧虑，中方反复强调了和平谈判的方针和诚意。昌都战役开始后，尼赫鲁暗中操纵西藏分裂分子向联合国呼吁干涉，再次阻拦西藏代表赴京谈判，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和平解决的愿望，鉴于印度在藏事解决上的重要影响，中方也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中国之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打击了印度的干涉派，有效地防止了印方有关政策的可能变化，化解了英国干涉中国的可能，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侵略西藏的图谋。

和西藏地缘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准备承认新中国。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为中共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解放西藏的条件相对成熟，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有利时机稍纵即逝，特别是西藏的分裂势力在美、印等支持下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金门作战又严重失利之后，高瞻远瞩并善于捕捉时机的毛泽东认为解放西藏问题不能再拖，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尽早解决，否则夜长梦多。至此，解放西藏正式提上毛泽东和党中央1950年的工作日程。但是，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对中央政府来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呢？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