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49讲：从“不可鲁莽，不可操之过急”到“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第6编　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崭新一页。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地方历史发生了根本性转折，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结束了西藏各族人民遭受外来殖民势力侵害和掠夺的屈辱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地方经历了平息叛乱消除分裂主义势力，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成立西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繁荣发展，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藏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这一切都离不开西藏的和平解放，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决策和卓越实践。

第49讲：从“不可鲁莽，不可操之过急”到“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同志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对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和革命建设事业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他考虑西藏工作，从来都是从广阔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和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三维视野视角进行构想和布局。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考虑既体现高屋建瓴、鸿篇巨制，又具体入微、每必躬亲。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经营西藏上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体现了一代伟人处理涉藏事务领导策略的高超政治艺术。

首先介绍的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是如何形成的。

一、解决台湾问题比解放西藏更迫切

1949年初，由于江南、华南和西南此时尚未解放，与国民党的内战尚未取得全局性胜利，在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考虑中，西藏解放远非当务之急。

在毛泽东统一全国的战略视野中，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地方是他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和西藏解放相比，为什么要先解决台湾问题？

解放台湾与西藏，都是解放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复杂性”和“麻烦性”上，毛泽东将二者相提并论。但由于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肃清残敌”，西藏没有国民党部队，且路途遥远，在迫切性和现实性上远不如解放盘踞了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仅一海之隔的台湾，于是毛泽东想最后解决西藏问题，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乘胜追击，先集中兵力解决台湾问题。

而其后在解放金门、定海的战斗中失利，使毛泽东意识到跨海攻台的难度，“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的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很显然，这两次作战失利都是因为渡海工具过于简陋。沿海作战、近岛作战尚且如此，跨海进攻台湾更非充分准备不可。因此进攻台湾的打算被迫暂时搁浅。

这里要考虑当时国内国际的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3月5—13日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代表政治局作了重要报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工作的中心。这次会议确定了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共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奠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础。从政权建设上的角度看，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是中央要考虑的一个工作重心。

第二，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他说，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说，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认为，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涉及对大陆上尚未解放地区采取何种方式来加以解决。

第三，“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中央工作的中心是建立新政权，通过消灭国民党残部，解放台湾，进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防止蒋家王朝东山再起。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相比之下比较紧迫。

现在以时间为序来看党中央在1949年的相关军事部署：

1.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战区的解放任务划分时还不包括西藏。

2.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党中央、毛泽东在5—7月间制定了一个为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战略规划。这个规划对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分别作了部署，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贵州、四川、西康、新疆都成为下一步进军的目标。

虽然西藏的解放还只是一年后的一个目标，但毛泽东一贯善于未雨绸缪，伏笔千里。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8月6日，正值一野开始解放兰州之际，毛泽东致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毛泽东对班禅的重视，与远方的苏共不谋而合。1949年底，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中共提出建议。此事在中共的档案材料中留下了记载。12月26日，刘少奇发出《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

二、毛泽东部署解放西藏

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成为“藏独”活动的总导演，对西藏上层人士进行了拉拢和分化。英国为了能够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变成其保护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888年第一次侵藏战争和1903年第二次侵藏战争）。通过两次侵略战争，英国明显感觉到西藏民众巨大的仇英情绪，深刻认识到单凭军事和条约的手段来对付西藏几乎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想要控制西藏，就必须分化西藏上层，培植和拉拢一批西藏上层人士；只有藏族内部亲英势力崛起，才是保证英国权益的关键。分离势力的增长有利于英国看准时机拉拢西藏上层人士。“西姆拉会议”后，英国开始对西藏进行了全方位、多渠道的拉拢和渗透，对西藏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拉萨，驻藏川军发生哗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唆使下，下令将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人员、官兵及眷属一举缴械，送出西藏，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体制的消亡。

从1912年6月到1913年2月初，中华民国政府委派赴藏人员不下十位，但因英人阻挠，鲜有能够入藏者。1919年，朱绣与李仲莲入藏的目的即是力求恢复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而这时达赖喇嘛也显露出与中央政府修复关系的意愿，并表示愿倾心内向，与中央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代表会见蒋介石，蒋介石亦回信给达赖喇嘛，这被认为是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关系的开端。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刘曼卿入藏。刘曼卿此次入藏，极大消除了达赖喇嘛对民国中央政府的疑虑，有助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修复。1930年，达赖任命贡觉仲尼为西藏总代表。1931年，噶厦正式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随后，班禅也在南京成立办事处，并发表爱国宣言。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引起英国不满。在挑动第二次康藏纠纷之后，英国阻挠中国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之决心依然未泯，继续阴谋延缓中国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经中央政府批准，五世热振活佛作为摄政主持西藏政教事务。1934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为致祭专使，代表中央政府入藏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实上，黄慕松入藏担负的最大使命便是缓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对有效管辖西藏进行试探，并为日后正式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奠定了基础。

1938年12月，热振致电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汇报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经过，并依旧例请求中央政府派员赴藏主持金瓶掣签仪式。1938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遂令吴忠信赴藏。1940年4月吴忠信正式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对于维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意义重大。然而，西藏地方分离主义势力铤而走险，试图利用清朝政府的垮台及中华民国无暇西顾之际，脱离与中央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这个过程实际上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西藏内政机构上发生变化，出现了为亲英势力而专设的机构，也是西藏行政机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增设“司伦”（伦钦）一职为噶厦的首脑，领导4个噶伦，处理西藏的日常事务。亲英派的夏扎担任了第一任司伦。权力掌握在了亲英派手中，实际上排斥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加强了西藏与英印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经济方面，西藏与内地的贸易往来基本中断，而与英印的贸易额在迅速增长，英货开始充斥西藏市场。

再次，在文化方面，从1912年开始英国在亚东开办英文学校。以后又从拉萨派遣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学习现代军事和技术。西藏派往印度的留学生逐年增多，这也预示着西藏亲英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西藏上层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出现西化的迹象。

最后，在军事方面，新式藏军完全按照英式体制，雇用英籍教练，使用英制装备，军队中的高级职位都由亲英的贵族把持。在英国的全面渗透下，西藏的亲英思想和自立倾向不断增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地方的基本形势。

从根本上讲，1949年7月，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反而加速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决藏事的步伐。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横扫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权，南京政府逃亡广州，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的胜利攻势，使西藏分裂势力焦虑不安，他们妄图趁中央政权更替之际，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7月8日，在印度驻拉萨代表英人黎吉生一手策划下，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借口，制造了“驱汉事件”（也称“七八事件”），迫使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离开西藏，企图切断和内地的政治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汉事件”即是西藏地方政府乘中国中央政权更迭之机，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为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而制造的。

虽然英美政府多年来对“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和怂恿是导致“驱汉事件”的根本原因，但两国政府并不赞成西藏地方当局的此次行动，他们认为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并不聪明。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刺激中共更快地解放西藏。

“驱汉事件”确实“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促使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关注，并把在西藏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公开化。9月2日，新华社针对“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国；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第一次表态。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之后，中共“解放西藏”的表示越来越坚定和明朗：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再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

9月8日，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桑吉悦希（天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

9月26日，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之后，重新调整战区，西藏明确划归西南战区。

新中国成立时，从全国主要的地域来看，军事任务已基本完成。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时，也开始启动解放西藏的决策。10月13日，他在关于西南作战部署的电报里，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15日，他给老友周世钊复信，表示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便是解放台湾和西藏，恢复国民经济，其他军事行动很快就会结束。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国际国内条件成熟，然而，国际国内形势在迅速地发展变化着。

“驱汉事件”后，国民党完全失去了在西藏的存在，而解放军还没有到达，形成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的真空，西藏地方分裂分子气焰日益嚣张，一方面积极制定抵制祖国统一的“文武策略”，一方面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就在出访途中，他得到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使团”出国求援的消息，果断地调整先台湾后西藏的战略规划，把西藏的解放迅速前提。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因为海空军力量对比所限，台湾的统一不能立即实现，那么西藏的解放对当时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突出，而且更具现实可行性，毕竟相对于海岛上的事情，“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

于是，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致信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指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由此，正式下达了解放西藏的命令。

此后，在莫斯科期间，尽管与斯大林进行着艰苦的谈判，毛泽东仍于1950年1月2日再次致电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对解放西藏进行具体的部署，明确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提出“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使西南局重视此事，他在电报中还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毛泽东的强调和解释说明在中国革命战略部署的棋局里，下好解决西藏问题这步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毛泽东在电文上签名之后，又特意注明：“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远方，指苏联。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元旦上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联合举行盛大的团拜会，邀请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参加，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拜会毛泽东，安排毛泽东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晚饭后稍事休息，夜里开始工作。从电报日期上看，就是说，毛泽东在1950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部署解放西藏的有关事宜。不难想见，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是在苏联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之后，拟就这封电报的。

现在小结一下，国内已基本具备了解放西藏的条件：

1.新中国诞生，新政权已经建立；

2.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大陆除西藏外的全部土地获得解放，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正在被肃清，已无大的战事，解放军游刃有余便于对西藏用兵；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可以集中充足的财力物力支持经营西藏的事业；

3.新疆、青海、西康、云南等西藏周边地区的解放，创造了多路向西藏进军的条件；

4.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为经营西藏、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1949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一项光荣战斗任务。

1950年的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

至此，解放西藏被正式提上毛泽东和党中央1950年的工作日程。

国民党政权垮台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但是在当时，无论印度、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范围内国家统一大业。但是出于各自利益和能力的考虑，上述三国的态度和策略却并不完全一样。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英国均承认了新中国，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