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44讲:巾帼特使刘曼卿

发布时间:2024-02-03 22:20:46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 | 责任编辑:曹川川

第44讲 巾帼特使刘曼卿

民国时期可谓才女辈出,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民国还有这样一位奇女子:她从小便聪慧仗义,颇具女侠风范;资质敏慧好学、勤于思考;青年时代接受新式教育,勇于反抗包办婚姻;关心时局,心系康藏,主动申请前往康藏调查,最终获得国民政府的委任状,于1929年7月15日自南京出发前往西藏,历时一年返回南京,被时人誉为堪比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之壮举。她将那段历险写成一部专著《康藏轺征》,6万余字。她的足迹遍布远东,语言天分惊人,懂得汉、藏、蒙古、日、英、印、拉丁、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下文将细述这位“东方之奇女子”刘曼卿。

一、出身:多元文化家庭

1906年刘曼卿生于西藏拉萨,父亲刘华轩为她取名曼卿,母亲为她取藏文名雍金。

刘曼卿的父亲刘华轩(又名刘荣光),是汉族与回族的后裔。据考证,刘华轩的祖先“原为汉籍,清中叶随某使者入藏,遂家拉萨”。一百多年间,这一家族的一部分人与当地的回族、藏族通婚。刘华轩年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语言能力,他会流利说写汉语、藏语、英语、乌尔都语等四种语言。起初,他在拉萨替人写点文稿和书信,后来教授当地贵族子弟学习汉语。其间,他还充当地方官员随身秘书,多次往返于北京、亚东、加尔各答与拉萨之间。刘华轩25岁时,开始担任清朝驻藏大臣联豫等汉文秘书,每月拿着官府发给的固定薪水。刘华轩是一个极富爱国心的人,在担任翻译和秘书期间,多次陪同多任驻藏大臣解决复杂问题,为西藏的变法图强、边境安全等尽职尽责。

刘曼卿的母亲黎女士则是来自四川西康木雅的藏族女子,祖上一直生活在巴塘地区。刘曼卿还有一位哥哥叫刘得昌,一个妹妹叫刘曼云。刘华轩一家五口,三个子女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伊斯兰教影响,或受藏传佛教影响,相交互融,多元和谐。年幼的刘曼卿常带着妹妹到大昭寺公主柳周围,听喇嘛诵经,感受藏传佛教的神秘;也时而与家人一起到拉萨清真寺转悠,聆听阿訇念经;她还经常跟在父亲后面,到驻藏大臣衙门内一饱眼福。虽然清朝日渐衰落,但刘华轩夫妇悉心教育儿女,让他们接受现代教育,培养他们的魄力和能力。

二、童年:在动荡时局中不倦学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这场革命也蔓延到拉萨。

刘曼卿的父亲刘华轩时常听到一些从内地传来的消息,他深深感觉到,近300年的清朝行将灭亡,一场改朝换代的社会变迁可能很快发生。几个月后,驻藏清军在辛亥革命风暴影响下躁动起来,在拉萨城内,清军发生内讧。部分清军抢劫寺院和商店,欺侮百姓。驻藏清军分化成支持帝制和支持共和两派,拉萨局势一触即发。

1912年5月9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原驻藏大臣联豫“准即回京,面询一切”。钟颖打算接管西藏地方的各项管理权,但西藏地方政府以只认“钦差大臣”为由,不认可钟颖,还要求他迅速离开西藏。一时间,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扩大,与钟颖的川军更是针锋相对,冲突不断。

1912年,英国政府正式向北洋政府递交《备忘录》:不允许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内政等。1912年12月12日,钟颖迫于形势,离开拉萨;川军也被解除武装,通过印度回到内地。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暂时中断了与内地的联系。清朝土崩瓦解,北洋政府派系林立,中央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开始变弱,英国人的不断离间,也让西藏地方对中央更加不信任,分裂分子开始趁机活动。1914年,刘华轩的友人从印度传来消息,英国政府一手策划在印度召开了西姆拉会议,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中国政府也不予承认。

在这种背景下,刘华轩仍和全家留在拉萨,在温饱线上维持生活。1913年,刘华轩把7岁的刘曼卿送到私塾学习土耳其文,这是当时的伊斯兰教惯例。闲暇之余,刘曼卿在家跟母亲讲藏文、唱藏歌,逐渐对藏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小小年纪的刘曼卿,憧憬着到学堂学习藏文,家境并不富裕的父母,拗不过倔强的刘曼卿,把她送到拉萨一个汉藏文学校读书识字。学校教授汉文的《幼学琼林》《论语》《三字经》等,教授藏文则是《平民千字》教材。将刘曼卿送到学校学习汉藏文,在当时是一个意识超前的举动。刘曼卿学习和掌握了藏族的日常语言,语言天赋也显露出来,一家人都为她高兴,妹妹刘曼云也以姐姐为榜样,进入同一所学校学习。

刘曼卿的童年生活环境相对特殊,她在一个多元民族文化背景的家庭长大,比别人更早、更多接受汉、藏文化,加上她天资聪慧,有着超出一般同龄人的接受能力和思维能力,这为她以后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奠定了基础。

三、少年:迁居大吉岭、赴北平读书

一转眼,刘曼卿在学校读书近一年,藏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父亲刘华轩仍在驻藏衙门看护大门、整理资料。由于被顽固的西藏分裂分子定性为“坚定的亲汉派”,上了黑名单,经常受到骚扰。1915年8月,刘曼卿一家在拉萨的住所被分裂分子焚毁,一家六口(哥哥已成家)走投无路,只得背井离乡,举家南迁至印度大吉岭。

大吉岭平均海拔两千多米,盛产红茶,夏季凉爽宜人,是印度著名的避暑胜地。刘华轩一家在大吉岭开设了一个中式川味小饭店,全家人靠经营小饭店为生。对刘曼卿而言,在大吉岭的两年多时间,是她少年时代最顽皮、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一开始,小饭店需要人手帮忙,母亲就叫女儿管管钱、洗洗碗、择择菜,调皮的刘曼卿时常拿小饭店的印度银币去街边的马戏团坐转轮车。母亲打她,她就往嫂子身后躲。她不仅自己贪玩,还成了孩子王,带着许多小朋友一起玩耍。

但刘曼卿是一个懂得思考、向往生活的少年,她怀念在拉萨汉藏文学校读书的情景,时常会拿出昔日课本翻一翻,对此,父母都看在眼里。家中经济条件稍微好转后,父母又把刘曼卿送到一所印度教会学校学习藏语和英语。在学校里,刘曼卿不仅藏语学得好,英语也学得好,还经常和校内的传教士交流,学到不少基督教的礼仪习俗,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

1918年,国内局势已经稳定,刘华轩决定送儿子刘得昌一家赴北平经商,自食其力。这样,全家六口人从印度出发,经香港转道回国,一路辗转来到北平,在东城区一带住下。尽管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刘华轩仍将子女教育放在首位。他把大女儿刘曼卿送到北平市立第一小学学习汉语,并让女儿改穿汉装,希望女儿在新的环境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刘曼卿入校后,不到半年,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带有北平味的汉语。她还对北平的相声快板等说唱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时常和妹妹在家一字一句模仿,有时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由于刘曼卿自小随家漂泊在外,性格外向直率,在北平上学期间,就已显露出行侠仗义的性格。三年级时,考试为人捉刀,被学校勒令在家休学一年。这期间,她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江湖奇侠传》《奇侠精忠传》等小说,有些内容还能倒背如流。就这样,刘曼卿形成了独来独往、侠肝义胆的性格。

小学毕业后,刘曼卿升入北平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这个现代教育学堂里,刘曼卿接触到更多民主、自由的“五四”思想。她经常在学校图书室翻看《新青年》等刊物,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思想上逐渐萌发追求民主自由、反抗权威的意识,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的敌人,对国家和领土的概念也日渐清晰。当时,国内“开放女禁”(男女学生同校)运动蔚然成风,她开始认识到,教育和医学将会成为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的重要领域,而女性从事教育和医学事业具有一定优势,于是,她把教育和医学事业作为自己人生目标,希望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她努力培养自己的汉文写作和演讲能力,一度到北平在明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一段时间夜校,课程是现代写作课,这也为她后来写作《康藏轺征》等著作奠定了基础。

刘曼卿读书期间,思维敏捷,敢想敢说,富有冒险精神,相对内地年轻人而言,显示出西南民族率真和侠义的品质,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她比同龄人对未来有着更虔诚的探索之心。

四、青年:逃离包办婚姻,继续投身学习

1925年,19岁的刘曼卿还在学校读书,父亲就催办女儿与自己老友萧必达的儿子萧嘉木定了亲。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结婚的所有仪式。刘曼卿不得不辍学,与萧嘉木结婚。

成婚之后,刘曼卿每天面对的不再是书本,而是锅碗瓢盆,一个是旧体制下的官员,一个是向往新生活的学生,无论是性情脾气,还是精神追求,夫妻都缺乏共同语言,经常争吵。刘曼卿开始厌烦这种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的生活,对家人包办的做法也心存不满。没完没了的争吵让刘曼卿非常痛苦,为了逃避不幸的婚姻,她选择与萧嘉木和平分手。离婚后,又继续回到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经过这件事,刘曼卿的心理成熟了许多。她一边埋头钻研专业课本,一边关注着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新思潮,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向往民主自由的新女性。

1926年,刘曼卿进入北平道济医院护士训练班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更名为道济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第六医院的前身。在道济医院,宗教课和护士伦理课是必须课程。做手术前还要祷告,上课和实习都要讲英语。面对这种封闭生活,刘曼卿并不在意,她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经常向美国女医生请教医学基础知识和管理知识,向德国女护士长请教护理技能。别人问她为什么选择当护士时,刘曼卿回答:我选择当护士,是因为西藏急需卫生和教育人才。自此开始,刘曼卿更多关注西藏局势,关注中央治藏方针等。

五、担任会谈翻译,入职行政院

护士培训班很快结业了,刘曼卿给父亲写信,想去西藏看一看,同时希望父亲在北平给自己找个公职,以便有机会深入接触社会。1928年7月,刘华轩通过朋友关系,帮刘曼卿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筹备组找了个临时打杂的职位,希望女儿一毕业就南下工作。可就在这时,幸运之神垂青了刘曼卿。

1928年,国民政府成功整顿中原秩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在考虑恢复与中央的联系,一是因为英国人步步紧逼,妄图侵犯藏地,二是清朝垮台后,中央政府暂时还没有在西藏有大的作为,西藏内部又面临改革,他希望靠近中央,改变西藏命运。

1928年冬天,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至南京,觐见蒋介石,希望向南京方面表达西藏地方愿与中央政府和好的意图,在适当时候与中央政府会晤。罗桑巴桑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亲信,1924年开始担任五台山堪布,其间还担任过西藏驻京代表。然而,他汉语口语差,担心无法准确表达达赖喇嘛的本意,急需寻找一个通晓藏汉语的翻译。这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刘曼卿,说这位女士会讲藏汉语,对西藏基本情况也有了解。两人见面后,罗桑巴桑当即决定聘请刘曼卿作为自己南下的翻译。为了这次会晤能取得良好效果,罗桑巴桑专门找了三名高僧培训刘曼卿,一个月后,罗桑巴桑一行从五台山启程来南京,受到国民政府的热烈欢迎。正式会谈中,刘曼卿用汉藏两种语言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全权代表交谈进行翻译。她举止文雅,谈吐自然,翻译准确流畅。整个会晤在友好融洽的氛围中进行,双方都十分满意。

刘曼卿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成功会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国民政府行政院认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藏语翻译人才,会见结束后没多久就聘她做文官处一等书记官。这样,刘曼卿的学识和才华有了进一步展示的机会。在民国初期,这位会讲汉语、藏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的22岁西藏女子实属凤毛麟角,如此年轻就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职员更属不易。在这里,刘曼卿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也结识了蒙藏委员会的格桑泽仁、刘朴忱、罗桑囊嘉等知名人士。

六、申请赴藏考察获批,历经万险抵达拉萨

(一)申请赴藏获批

在文官处工作,刘曼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更好地为西藏同胞服务。她十分注意收集有关西藏的情况,时时关心西藏的发展。她希望汉藏两个民族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共同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但是,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加之交通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刘曼卿根本无法准确地得到西藏方面的信息,国民政府也无力顾及西藏方面的事务。如何加强内地与西藏的联系,如何加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如何使汉藏民族之间更加团结,成了刘曼卿思考的重要问题。

恰在此时,幸运之神再次光临。1929年6月,中央社和各地报社纷纷报道甘孜白利大金寺事件所引发的局部战争,以及藏军进攻四川巴塘等消息。行政院与蒙藏委员会商议后决定尽快派一个代表团赴拉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沟通,查明战事原因及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态度。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此事一直在拖延。刘曼卿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就是最适合去西藏的人选。自己出生在一个回藏和亲的家庭,又精通汉藏两个民族的语言,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刘曼卿写好要求前往康藏地区的申请,交给文官处。其中有一段话最能体现刘曼卿报国的一腔热情:

康、藏为中国五族之一,土地之大,物产之富,向为列强所垂涎。曩因国事靡定,不暇注意边防,致使英帝国主义者乘机侵略,一日千里,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国内军事尚未大定,而政府又无从明了康、藏现状,盖两地隔膜既久,因为种种关系不许内地汉人入境。职原籍前藏拉萨,现住西康巴塘。随父在外留学八年,宗旨在回归西藏,提倡改良藏、康女界生活,以期渐次促进于文明。

文官处文官长古应芬看到刘曼卿的入藏申请后,喜出望外。古应芬认为刘曼卿相当聪明,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是赴藏考察的称职人选。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同意之后,刘曼卿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前往西藏考察。如此,刘曼卿成为第一位中央政府赴藏女代表。

古应芬为刘曼卿选择的路线是东线进、南线出,不走北线。东线就是川藏线,也就是“茶马之路”;南线是从印度南部的加尔各答北上,经亚东边境,抵达拉萨。当时还没有一位国民政府中央官员通过东线进入西藏。为什么选择东线?第一,确保刘曼卿一行安全抵达拉萨,传达中央德意;第二,了解沿途军民官员对政府的态度;第三,刘曼卿可以回母亲的家乡去看一看。

(二)路遇匪徒

1929年7月15日,是刘曼卿整装待发之日。刘曼卿首先回到北平的家中看望母亲。母亲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一遍遍诉说自己熟悉的西藏,祈祷佛祖保佑女儿一路平安。23岁的刘曼卿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挥泪告别母亲和送行的人们,满怀信心地踏上去西藏的征程。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刘曼卿一行到达四川康定。此时青藏高原已有积雪覆盖。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对刘曼卿入藏很不理解,认为她是年轻好胜,一时心血来潮,便有意问她:“以康、藏蛮荒之地,君能履之无难色耶?”刘曼卿激动地回答:“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数供牺牲,某即愿为牺牲之一份,以促社会人士之觉醒。且人各有能不能,某生长边地,越蛮荒,入四裔,此其能;若屈处内地,舍所能用不能,误公复误私矣,故行志特坚耳。”此番话令戎马一生的刘文辉十分感动,连连称是,给了刘曼卿很大的帮助。

8月27日,刘曼卿等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地区。驻军旅长认为,此去西藏,沿途盗匪颇多,派卫士少则无用,多则开销太大,不如派人求得达赖喇嘛许可后,再定行期,从而婉拒派兵护送之请。刘曼卿重任在肩,心急如焚,最终在当地民团护送下,踏上了这条充满艰险之路。在藏族地区,刘曼卿作为南京政府的中央代表,又会说藏语,引来了不少僧俗群众迎送。她乘机宣讲国民政府对藏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一天傍晚,刘曼卿一行刚翻过一座雪山便遇上了盗匪。民团卫队正想反抗还击,只听一声枪响,队长已被击倒。他们怕枪战中误伤刘曼卿,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盗匪抢了所有的东西之后,又用枪逼着刘曼卿。大家都替她捏着一把汗。可是刘曼卿非常沉着,面对盗匪的枪口,她不慌不忙地从身上拿出一张盖有国民政府大印的纸来,厉声喝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国民政府的委任状。我就是被国民政府委派赴西藏的特使,你们如此对待我,国民政府知道后会轻易放过你们吗?一听这话,盗匪们害怕了,立刻下跪求饶:请求特使大人不记小人过。随后不仅还了所抢的全部东西,还心甘情愿地护送他们一程。

(三)九死一生

又一天,刘曼卿一行翻越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虎啸龙吟般的狂风卷起漫天飞雪,如小飞针一般扑面而来。两旁皆为深渊悬崖,雪中难以辨别路径,瘦弱的刘曼卿一脚踩空,陷入深深的雪坑。迫不得已,刘曼卿孤注一掷,拿出所有物品赏给众人。人们于是找来一根长绳系在她的腰上,两人前拽,两人后推,等到了山顶,刘曼卿的脚和腰都不能动了。雪中下山更难,一个随行人员把身上的皮袄脱下来垫在雪地上,让刘曼卿坐在上面,再用绳子紧紧系住四个角,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牵,顺着山势一点一点地向下面滑。还有一次,刘曼卿一失足摔下山崖,人们惊呼着追上去,发现刘曼卿幸运地被悬崖上的一棵树挂住,才保住性命。最后,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救上来。下山后,村民们都为之惊叹,认为她一定有神术,否则绝不敢冒死来此。刘曼卿答道:我一介凡夫,哪来神术,完全是一腔热血所致。

(四)两次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晤

1930年3月1日,刘曼卿一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拉萨。因有亲英派官员的阻挠,故刘曼卿几乎不能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且有被扣留的谣传。在拉萨近一个月,至3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在罗布林卡首次与刘曼卿会晤,双方用藏语交谈。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其万里奔驰之苦甚为嘉许。达赖喇嘛询问了刘曼卿的身世,交谈后得知刘曼卿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非常高兴,并为她摩顶。刘曼卿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转达了中央政府的问候和对西藏的关心,介绍了内地的情况和自己此次来藏的使命。刘曼卿说:北伐取得成功后,政府在南京成立,所有的执政理念,全部都是按孙中山总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而架构的。大家都在积极努力,让全国各民族真正走向共和。刘曼卿将一幅孙中山的画像双手捧送到达赖喇嘛面前。

此后,按西藏的礼仪,刘曼卿才接着拜访擦绒,并在其寓所会见了国民政府派遣之慰问专使贡觉仲尼。随后,刘曼卿又分别拜访了司伦及四噶伦、藏军总司令顾问龙夏,分赴三大寺敬香念经,参观兵工厂,从事调查和宣传活动。

1930年5月2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于罗布林卡会晤刘曼卿,语多涉及其政治意向。据刘曼卿撰《康藏轺征》一书所记,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说:“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吾于政府所希求者不大,能于最近与藏以织布机、制革器,及各种工人已足。”

2.关于西藏地方与英国关系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

3.关于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吾与班禅原有师弟之谊,决无若何意见,闻渠近日旅居蒙古,想亦有不适之苦,吾至以为念。”

最后,达赖表示将尽快派代表去南京,希望中央政府能给西藏提供一些纺织品和制革的机器,能派一些技术工匠。接着,又亲笔给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托刘曼卿带回。

1930年7月25日,刘曼卿带着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赖与敬意,从拉萨返回上海。8月7日回到南京。她向行政院文官处汇报了西藏之行的情况,呈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和礼物。接着应邀在国务会议上作了出使西藏的情况汇报。至此,刘曼卿圆满完成了出使西藏的任务。人们惊叹,国民政府里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传奇女官员,真是了不起!

刘曼卿在拉萨待了3个月左右,于6月1日离藏,经印度,于7月24日安返南京,往返时间共计364日。其西藏之行,历经康定、昌都和拉萨,深入考察了当地社会状况,真实了解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团结方面的立场,对于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曼卿返回南京之后,撰写《康藏轺征》,继续致力于祖国边疆建设,与人一同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同时,她积极投身于民族地区的抗日运动宣传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康藏地区的野心,也十分关注边疆教育和女权运动,并著书立说。

七、再赴康藏,奔走呼号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的全民抗战,包括藏族僧俗民众在内的各民族同胞以不同方式参与到祖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刘曼卿不畏艰险,万里赴藏,为改善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刘曼卿与在南京的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驻京代表罗桑坚赞、诺那呼图克图等著名藏族人士,于10月7日共同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并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

1932年3月,刘曼卿向政府提出再次“前往康藏地方宣传中央德意,并助以共赴国难”,“俾使明了日寇暴行暨政府抗日真相,以共卫国圉,藉释西顾之忧”。国民政府遂委任刘曼卿为“西康调查专员”,再次赴康藏调查,蒙藏委员会也聘她为“康藏调查员”。1932年7月,刘曼卿到达云南丽江后,因病滞留在滇、康交界处,抱病赴木里、永宁、中甸、阿敦等地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宣传动员康藏同胞共同抗日,刘曼卿于11月组织成立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任团长,首先在云南西北边区及西康省所属各地广泛宣传团结抗日。

1938年10月,刘曼卿决定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再次入藏宣传抗日,得到国民政府批准。10月底,刘曼卿一行由重庆启程,到达云南丽江后分两路取道入藏,分别于1939年1月底和2月2日到达拉萨。刘曼卿一行到达拉萨后,通过赠送藏文宣传品、放映影片、公开演讲等多种方式,向僧俗上层、广大僧侣及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引起西藏僧俗民众广泛注意”,使西藏各界对抗日情形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贵族官员对国难表示同情,“各寺僧自动诵经祈祷”抗战胜利。此外,还有僧俗民众捐献氆氇百余匹,委托制成军用背心发放给抗日将士,支持前方抗战。在西藏宣传抗日四个月后,刘曼卿一行于6月7日离藏,经康区西南一路返抵丽江。

在刘曼卿及贡觉仲尼、罗桑坚赞、格桑泽仁等知名康藏人士的动员鼓舞下,更多的藏族僧俗民众投身到全民抗战的行列中,捐款捐物,祈祷胜利,乃至参军参战,为国捐躯。在全民抗战的过程中,凝聚和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遗憾的是,这位多才的女官员英年早逝——1942年9月29日,刘曼卿因病在重庆巴县与世长辞,年仅36岁。回顾这位民国奇女子刘曼卿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可知:在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具有坚定爱国立场的父亲刘华轩,对于刘曼卿未来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和在关键时刻坚持民族大义,奠定了重要的家庭基础;刘曼卿本人以其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勤于思考,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时时进行自我教育,则为其日后的博学多才、扎扎实实调查研究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她在面对各色人等时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工作,能在危急时刻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刘曼卿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铭记和学习。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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