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37讲：18世纪以来英国人在西藏的“探险考察”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37讲 18世纪以来英国人在西藏的“探险考察”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时期，新兴国家实行工业化，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加剧。英国人、俄国人等积极加快了在我国西藏渗透、“探险”和“考察”的步伐。

英国妄图在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中渔翁得利的企图失败后，并没有放弃向西藏的渗透和扩张。继乔治·波格尔和塞缪尔·特纳作为最初来到西藏的英国人之后，英国人仍不间断地在整个19世纪对西藏进行“探险考察”。1802年英国陆军上校克拉菲尔德（C. Crowford），1808年中尉韦伯（L. Webb）、上尉雷珀（C. Raper）、赫森（Hearsay），还有科尔帕特克上校（C. Kirpatrick）等，他们秘密测绘了西藏南部及尼泊尔一带的地形，但未能深入到西藏腹心。然而，随着托马斯·曼宁、威廉·穆尔克罗夫特、亨利·斯特里奇等人陆续来到拉萨等地，英国对西藏的了解日渐加深。

这些英国人游历于西藏的各个地区，不畏艰辛，返回后都撰写了报告或日记，为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在整个19世纪南亚次大陆及西藏的政策制定、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尤其印度测量局专门培训的英国间谍，正如《西藏探险编年史》一书作者约翰·麦克雷格（John Macgregor）所说：“都是英国人使用的长距离探险间谍中的佼佼者，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勘测局不断完善的技术与班智达们的技巧及不可思议的耐力相结合，产生了西藏高原迄今为止尚未绘制成图之荒原的大量材料。”这些英国间谍不仅测绘能力强，而且具备超常耐力，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测量局交给的任务，可谓对英国政府“忠心耿耿”。英国间谍的总数虽然无法统计，但其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却不容忽视，他们绘制成的西藏各地地图都成了以后英军入侵西藏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一、托马斯·曼宁

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1772—1840，汉籍记载为马吝）是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英国人。曼宁出生于诺福克（Norfolk）。离开学校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但未毕业。由于热爱中国语言文化，他于1800—1803年去巴黎学习药学和汉语，并渴望能去中国。1807年，他到了广东，1810年到了加尔各答。曼宁在一个中国仆人赵金秀的陪同下，未经任何官方许可，来到朗布尔（Rangpur，今孟加拉国北部城市）。

1811年10月29日，曼宁来到西藏边界上的帕里（帕克里，Parijong），在帕里停留了一个月左右，他通过行医结交西藏僧俗上层，并因此来到拉萨。他在拉萨停留了几个月。1811年12月，曼宁见到了年仅7岁的九世达赖喇嘛。

曼宁在拉萨待了近5个月，他自称是加尔各答人，是来拉萨朝圣的，并参观了各大寺院。他也曾试图用自己携带的六分仪及计时表进行测量。曼宁在拉萨的出现引起了驻藏大臣阳春、庆惠的怀疑。阳春等人上报清廷：“噶里噶达部落夷人马吝带同通事汉人赵金秀到藏朝佛”，马吝“面貌光景与西洋人相似，恐其素习天主教，假借朝佛之名，希图暗中传教”。1812年1月27日，嘉庆帝颁布谕旨，认定马吝“显系托名朝佛潜来窥伺，或有隙可乘，即渐图传教惑众，断不可任其久留藏中”。

驻藏大臣传讯曼宁，不久便将他驱逐出境。1817年，作为英国阿美士德代表团的中文翻译之一，曼宁又一次来到中国。但代表团并没有受到嘉庆皇帝的接见，他们不久便被迫离开了北京。回到英国后，他在圣赫勒拿岛上遇到了拿破仑。1840年，曼宁死于家乡附近的达特福德。

曼宁的拉萨之行，尽管他本人的动机“就是要通过学习中国人的语言和习俗，使他自己能适于在这个国家探险”，但他的经历“足以使他位列英国一流旅行家的行列了”。曼宁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以自己独特而怪异的方式做一切事情”，甚至让人误认为他是个疯子。他在旅途中的日记经马克汉姆在1876年编辑出版后，在英印政府官员中广泛流传。曼宁证实了从不丹到西藏的道路不适于野战炮队的通行，记录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中央王朝之间的矛盾，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派别斗争与争权夺利，这些对于英属印度政府制定对藏政策是有用的。

二、威廉·穆尔克罗夫特

威廉·穆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1767—1825）是又一名在没有官方支持下自行在西藏探险的英国人。穆尔克罗夫特出生于英国兰开夏（Lancashire）。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后，他开始在喜马拉雅山区、西藏和中亚进行广泛游历，并最终到达了布哈拉（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

威廉·穆尔克罗夫特是一名兽医，1808年在孟加拉政府供职，不久便成为帕特纳附近的东印度公司农场负责人。1812年，为了令印度同中亚建立商贸关系，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同威廉·赫尔塞上尉（Captain William Hearsey）一起装扮成印度托钵僧，他们带着大量商品，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到恒河上游。沿着达力山谷（Valley of the Dauli），他们于7月1日来到尼提关口（The Frontier Pass of Niti）并遇到拉瓦特人（Rawats），这些拉瓦特人严格服从来自西藏的命令，禁止外国人入内。凭借穆尔克罗夫特的个人能力，并许诺为拉瓦特人提供粮食和医疗用品，穆尔克罗夫特和两个很有影响的拉瓦特人成了朋友，即德布·辛哈（Deb Singh）及其弟弟比尔·辛哈（Bir Singh）。到了大坝镇（Daba），他们获准继续向噶大克（Gartok）前行。西藏噶本还同意卖给他们克什米尔羊毛披肩，并允许他们在圣湖玛纳萨洛瓦尔（The Sacred Lake of Manasarowar）边游历。经由萨特累季河（Sutlej）返回时，他被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拘留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在11月返回加尔各答。由于未能找到马，他遭受了公司严厉的惩罚，且公司对羊毛披肩或者西藏圣湖都不感兴趣。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赫尔塞成了看到神圣的冈底斯山、玛法木错及兰嘎错圣湖的第一批英国人。穆尔克罗夫特通过此行得到了测绘印度河、象泉河上游盆地和玛法木错南岸一带地图的机会。

1819年，穆尔克罗夫特已经着手准备第二次远行——前往布哈拉（Bukhara）。他准备了近一年，招募了波斯人米尔伊扎特汗（Mir Izzat Khan）和19岁的乔治·特勒贝克（George Trebeck）等随从，整个远征队人数达到300余人，包括12名廓尔喀人组成的护卫队，16匹马骡，价值4000英镑的商品货物以及医疗设备和装备。1820年5月，他从锡克国统治者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那里获取了在其国度旅游的许可，8月，与特勒贝克等远征队其余成员在库鲁山谷（Kulu Valley）碰头。自此，商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旅行。翻越了13300英尺的洛唐关口（Rohtang　Pass）后，他们来到拉合尔山谷（Lahul Valley）和列城（Leh），佛教王国拉达克的首府。9月24日抵达列城后，停留了几个月对列城进行探险考察。穆尔克罗夫特还同拉达克政府签订了商业协定。通过这一协定获取英国保护，整个中亚都对英国敞开了贸易大门。后来，对于穆尔克罗夫特又一次的越权行事（同拉达克签订协定），英印政府对其严厉批评，并停发其薪水。

在整整两年时间里，他停留在拉达克等待来自驻叶尔羌（Yarkand）的中国官员的允许，以便继续前行。穆尔克罗夫特和特勒贝克共同花了5年时间探索了拉达克及拉达克西北部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他们在探察喀喇昆仑山方面成绩卓著。喀喇昆仑山口与拉达克及其东部的发现也应归功于他们。瑞士学者、《发现西藏》的作者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认为，穆尔克罗夫特的第二次考察“有某种理由可以认定，他也秘密地受命获得有关西藏西部、拉达克、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政治及军事形势的资料”。他没有直达布哈拉，而是在4年间穿梭往来于斯利那加和列城之间，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头人建立了关系，甚至与其缔结政治协议，这些都表明，穆尔克罗夫特可能不是单纯的探险考察，而是负有一定使命的英国人。

在拉达克探险的过程中，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偶然遇见了匈牙利文献学家亚历山大·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乔玛当时一贫如洗，正在寻找藏语文和匈牙利语的渊源关系。穆尔克罗夫特将他自己的藏语文词典送给乔玛。乔玛并没有能够证明自己的理论，但穆尔克罗夫特建议他定居在拉达克并在那里编写一部藏英辞典。乔玛接受了这一建议。因此，乔玛陪同穆尔克罗夫特一起旅行，在列城，穆尔克罗夫特说服拉达克王的一名大臣，帮助他为其旅伴寻找一名藏文老师。一周后，该大臣给乔玛找到了一位格西，叫作桑结朋措。乔玛在1823年6月20日抵达羊拉寺（Yangla），并在那里度过了16个月。乔玛后来被学界公认为是西方藏学的奠基人。正是穆尔克罗夫特指引乔玛为东印度公司编纂了第一本藏英辞典和语法书。

穆尔克罗夫特继续自己的旅程，1822年11月3日抵达克什米尔（Kashmir）；1824年6月4日抵达贾拉巴巴德（Jalalabad）；6月20日抵达喀布尔（Kabul）；1825年2月25日抵达布哈拉（Bokhara）。在阿富汗土耳其斯坦（西土耳其斯坦），穆尔克罗夫特患病发烧，死于1825年8月27日。特勒贝克也在几天后去世了。但根据胡克神父（AbbéHuc）的说法，穆尔克罗夫特在1826年抵达拉萨（Lhasa），并在拉萨居住了12年，在1838年返回印度的途中被暗杀。

三、亨利·斯特里奇兄弟等

孟加拉地方兵团第66军团的亨利·斯特里奇中尉（Lieutenant Henry Strachey）或许是跟随穆尔克罗夫特对西藏西部进行探险的最著名的一名英国军官。像穆尔克罗夫特一样，斯特里奇也对玛法木错和冈底斯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独特的圣地也同样吸引着印度教和佛教的朝圣者。1846年10月，他第一次目睹了冈底斯山的雄姿，他形容这座积雪盖顶的亚洲奥林匹斯山“因其深蓝紫色的多岩石表面而令人注目”。1845年，理查德·斯特里奇（Richard Strachey）同其兄弟亨利一样，执行这一地区的防卫任务。在J·E·温特伯特姆的陪同下，理查德·斯特里奇前去解决在玛法木错与兰嘎错之间是否有一条水路这一地形学争端。穆尔克罗夫特因为在河床干涸的干旱期抵达两湖，所以错误地认为兰嘎错是萨特累季河的真正源头。而亨利·斯特里奇认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两湖的水位升高，可以形成在两湖间流淌的河。他曾目睹了“一条一百英尺宽、三英尺深的河流从东向西迅速地穿过了范围业已确定的河床”。理查德证实了他兄弟的发现是正确的。

亨利·斯特里奇还同旁遮普喜马拉雅特别官员亚历山大·坎宁安密切合作，视察了英国控制区与查谟（Jammu）道格拉头人古拉·辛格统治区之间的边界。正是在这些探险中，亨利·斯特里奇在喀喇昆仑山发现了塞钦河（Siachen）。除此之外，他对积累大量的地形学资料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印度勘测局的克什米尔分部就以此为依据。

1848—1851年，英国间谍呼德尔（J. Hooder）侦察了哲孟雄（今锡金）与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形、道路等，绘制了详细的地图。呼德尔是第一个记述从印度到西藏拉萨最近的通道——春丕地区的英国间谍。

四、印度勘测局及“班智达计划”

印度勘测局（The Survey of India）是印度重要的工程学机构（Central Engineering Agency），主要负责绘制地图和测量。它成立于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目的是为了巩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印度勘测局作为印度政府最古老的工程学部门之一，因其在威廉·兰普顿（William Lambton）和乔治·埃佛勒斯特（George Everest，1790—1866）领导下实行的大三角法测量（Great Trigonometric Survey）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乔治·埃佛勒斯特是著名地理学家，1806年在印度开始了他在炮兵军校的生活。1823年，他成了勘测局的监督。1830年，他成为印度的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India）。他设计了一种沿子午线弧进行定位测量的方法。他从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一直标到尼泊尔遥远的喜马拉雅巴若测点。埃佛勒斯特的方法适用于喜马拉雅地区，因为那里所有的主峰精确高度都是经过准确测定的。1862年底，印度勘测局完成了世界最高峰的勘测，29028英尺的山峰傲然屹立，并被命名为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来纪念乔治·埃佛勒斯特。

孟加拉军队的机械师蒙哥马利（T. G. Montgamerie）受命对克什米尔进行勘察。他亲自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勘察工作，他的勘察使印度勘测局能够对克什米尔、拉达克边界地区喀喇昆仑山脉大约32座山峰进行定位和测量。其中19座超过25000英尺，其中包括可与埃佛勒斯峰匹敌的K2峰（乔戈里峰），其测量高度为28250英尺。

“班智达”计划。1864年底，尼泊尔西部边界的勘察业已完成。然而，西藏对英国人来说却是个谜。蒙哥马利找到了进入西藏的办法。在J·T·沃克将军的密切配合下，蒙哥马利于1868年着手创办了一所特殊学校以训练当地的探险家进行秘密测量（一所间谍学校）。当地探险家通常被称为“班智达”，他们计划让这些天资聪颖的间谍在训练期满后，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旅行，成为喜马拉雅山一侧帝国的耳目。1863年，蒙哥马利挑选了第一批学生，即菩提亚人纳恩·辛格（Nain Singh，又名南辛格）和马尼·辛格。这两人的父亲在穆尔克罗夫特1812年库马翁（Kumaon）探险中曾给予其极大的帮助，十分可靠。他们在西姆拉附近的台拉登避暑地开始了训练课程。台拉登是英国情报机构设在西姆拉的秘密训练基地。训练时间长达两年，内容包罗万象。学生们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接受天文导航及海拔高度测量技术的训练。他们的使命是保密的，教授也以保密方式进行。他们的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都有暗袋。西藏的嘛呢轮里装满了可以记录晦涩难解笔记的一卷卷白纸。他们学会了把笔记转写成韵文，这样可以边行走边像背诵经文一样将其背诵下来。念珠充当计数器，拨过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多少步。他们的步子要保持不变，保持均匀跨度，这样就可以测量出距离。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以适应其行贩商人或虔诚朝圣者的伪装身份。为了让他们真正的身份隐而不露，谈到他们的时候也要使用化名。蒙哥马利通常用他们名字的两个起首字母作为其化名。就这样，英印政府精心培养了间谍去西藏刺探信息。

英国间谍纳恩·辛格（Nain Singh）于1865年3月开始了第一次使命。他途经尼泊尔到达西藏边境吉隆，但受到怀疑，被赶了回来。回到加德满都后，他再次化装成一名拉达克商人，还梳着辫子。这次，他成功地穿过了吉隆，随着商队来到达都姆（Tadum）寺。在这里，他遇到一位真正的拉达克商人，二人结伴而行来到日喀则。他们在日喀则参观了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当时年仅11岁的班禅接见了化了装的班智达。谁也没有想到受到班禅接见的竟然是一位英国间谍。纳恩·辛格在1866年1月抵达拉萨。他马上着手进行秘密的勘察工作。在拉萨的两周内，他每天晚上要记下16次观测的读数，要进行20次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这使他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拉萨的准确方位。通过记录水的沸点，他测定了拉萨的海拔高度为11699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故相当于3565米），这与现在所知的拉萨海拔3658米仅误差93米，在当时是相当准确的。

纳恩·辛格顺利地返回了印度，蒙哥马利的毕业生首次行动就获得成功，这极大地刺激了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此行全部行程1200英里，勘测了加德满都和达都姆之间的线路，并对通往噶大克主要东西线路即从拉萨到玛法木错的线路进行了勘察。除此之外，从藏布江的源头到拉萨附近吉曲河支流的汇合处都已记入图中。班智达的发现还令蒙哥马利断定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一条河。此外，纳恩·辛格还对西藏西部及深入内陆的印度河流域进行勘测，标出了西藏最大的西部城市噶大克的方位。最大的成就是探明了西藏西部日土以东托加隆这个传说中的西藏采金地。英国对西藏黄金的兴趣由来已久。1775年六世班禅送给沃伦·黑斯廷斯一块金块作为礼物，曾令黑斯廷斯心急火燎。西藏的黄金不仅有助于印度贸易平衡，而且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为此，纳恩·辛格在1867年5月前往托加隆，逗留了很长时间，带回了完整实用的有关采金地的报告。纳恩带回的报告令东印度公司对西藏矿业财富所抱的梦想兴奋不已。

第二位重要的英国间谍是基申·辛格（Kishan Singh），代号A-K，化名克里什纳（Krishna）。1872年秋天，基申·辛格和4名装扮成赶牲口的仆人动身了。他们一路向北而行，边走边测量，直至抵达青海湖附近。他们在腾格里湖遭到袭击和抢劫，不得不返回拉萨重新装备。1873年3月9日，他们抵达拉萨。养精蓄锐之后，他们返回了印度。基申·辛格在1878年再次对拉萨子午线以东的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进行探察，并最终绘制了第一幅详尽的拉萨地图。9月5日，他抵达拉萨。他准备花费一年的时间学会蒙古语，这样便能在蒙古旅行。拉萨的生活趣味无穷，西藏人的风俗习惯等深深吸引了他。他记录了大传召法会和小传召法会。1879年9月，基申一行离开拉萨。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北而行，击败了强盗的攻击。1880年春季，班智达抵达柴达木地区的叶姆比（Yembi）蒙古人营地。他的行李及贵重物资被仆人抢走，本人也被当地官员怀疑是间谍，7个月后才获准离去。到了康区的巴塘，基申被法国传教士收留。在此，他得到了物资补充，继续南行，翻越了阿塔克冈拉山脉（Atak Gangla），沿着萨尔温江上游的南部流域向西推进。绕过拉萨之后，基申沿着藏布江抵达了冈巴山口，并在冈巴山口南转而行，进入印度。1882年初，在动身4年后，基申·辛格返回了设在台拉登的大本营。他带回的大量新情报及开拓性的成就表明，蒙哥马利培养的这些“班智达”绝非等闲之辈。基申·辛格最大的贡献就是绘制了一幅详尽的拉萨地图，还对西藏东部，包括西康省作了详尽的报道。

第三位要提及的英国间谍是锡金人金塔普（Kinthup）。他在印度勘测局报告中被秘密提及，代号为K·P，其性格特点是“极强的毅力及对职责狗一般的忠诚”。金塔普在1880年开始了他非凡的冒险旅行。他的使命是要探察藏布江，以证实人们的怀疑，即藏布江是布拉马普特拉河之源。在当时，穿越喜马拉雅深谷，沿藏布江而行是不可能的。金塔普备有一把钻子及一些小小的金属管。他将遵从命令在一根根原木上打下记号，沿藏布江漂放原木，期望它们以后会出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以此证实这两条河是同一条河。金塔普和一个蒙古喇嘛结伴而行，充当其奴仆。他们成功地抵达了西藏的嘉拉，藏布江的一条支流流经那里。他们继续前行，但在白玛郭琼寺受阻。蒙古喇嘛逃跑了，还把金塔普卖给了当地的一位上层人物为奴隶。命运多舛的金塔普在主人家辛苦劳作7个月后，才找到机会脱身。金塔普对其使命极为忠诚，几次放弃了返回印度的机会，再次出发沿藏布江顺流而下。在几次动身之后，他成功来到多吉玉宗。然而，他主人的探子在玛尔蚌赶上了他，并将他抓起来。

金塔普凭借“足智多谋”，找到了与玛尔蚌寺住持见面的机会，他对其解释说自己不过是一名谦卑的朝圣者，被其旅伴卖为奴隶。住持出于怜悯，用50卢比买下了金塔普，让他做自己的奴隶，期限是4个月。住持允许他沿河去圣山朝圣。金塔普利用这一机会在50根原木上打下记号，并为将其推下而做好准备。金塔普意识到在将这些原木送上漫漫征途之前首先应当通知印度勘测局对它们进行密切观察。他恳请主人允许他参拜印度的圣地。只有返回拉萨，才能将消息送到印度。金塔普又返回其主人处，当了9个多月的奴隶。他有很多机会可以从拉萨逃往印度，但他抵住了诱惑，为了完成使命，冒着终身为奴的危险，回到玛尔蚌寺。金塔普表面上十分恭顺，住持对此印象很深，给了金塔普自由。在开始使命的4年后，他在1884年抵达印度。他一返回印度，就发现印度根本没有收到他从拉萨发出的消息，勘测局很多人还对他的冒险经历十分怀疑。直到后来，金塔普的“丰功伟绩”才得到“应有的赞扬”。

蒙哥马利1876年返回英国，1877年就去世了。蒙哥马利开启的所谓“班智达”间谍计划，令人们对西藏地理知识不断增长，对西藏的好奇心也不断增加，英国希望更多地了解西藏。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印度高级文化间谍。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于1849年出生于东孟加拉一个印度教家庭。在加尔各答管理学院学习时，他认识了孟加拉公共教育局局长艾尔弗雷德爵士，该局长执导其学习，并将他推荐给英属印度政府。故此，1874年，达斯被任命为大吉岭菩提亚寄宿学校的校长。对居住在大吉岭锡金边界地区的藏族或半藏族儿童施教的目的显而易见是在教育上进行独特的实验。孟加拉政府意识到，从菩提亚学校里挑选最优秀的学生，送到台拉登受训成为班智达，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这种办法可以保证不断提高勘测人员的质量，他们必须和同人种的藏族人不被人觉察地混在一起。达斯本人也曾到台拉登接受秘密间谍训练。陪同达斯进藏的邬金嘉措就是这些英国间谍中的一员，他来自锡金，是一名颇受尊敬的白马央孜寺喇嘛。1873年，邬金嘉措作为锡金王的随从来到了大吉岭，不久就给菩提亚学生讲授藏语、文学及宗教经典，并在此期间接受了间谍训练。

达斯对西藏的研究“十分投入”，西藏北部文明吸引了他。1878年，他公开请求班禅允许他参观扎什伦布寺，也恳请摄政同意他访问拉萨。达斯和邬金嘉措为旅行做了精心准备。达斯的注意力集中在当时西藏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邬金嘉措负责对线路进行地理学方面的勘察。除此之外，在旅途中，他还承担着科学的重任。尽管他们依然受雇于孟加拉教育部，但为了便于训练，他们都暂时隶属于印度勘测局。纳恩·辛格对达斯进行秘密训练，邬金嘉措则由勘测局的坦纳上校进行广泛的勘测技术培训。

这两名“旅行者”在扎什伦布寺逗留了6个月。其间，班禅接见了他们。这次接见时，达斯获得了浏览罕见的寺院经库的极好机会，他带走了一套价值连城的藏文经籍。他和堪布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正因为这种关系，文化强盗达斯盗走了无比宝贵的藏文宗教经典。他还对班禅接见一事进行了描述。

受到第一次访问成功的鼓舞，达斯决定第二次到西藏去。他们制订计划，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1881年11月，达斯和邬金嘉措再次动身前往扎什伦布寺。12月9日凌晨，他们见到了江孜城堡。尽管印度勘测局对邬金嘉措极其艰巨的技术性勘测给予极高的评价，但达斯带回的对西藏生活广泛、草草的描述及政治情报同样显示出极高的价值。自特纳以来，印度政府还没有一名观测者从那里得到如此大的实惠。达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很有学识，备受印度政府欣赏。达斯到了扎什伦布寺后，和一位密宗喇嘛住在一起，他对驻藏大臣的浮华铺张及态度进行了描述。达斯认识了一位藏族协摆的妻子拉查姆。达斯生病期间拉查姆来照料他。拉查姆为达斯去萨丁寺写了推荐信。5月30日，达斯终于抵达了拉萨。他获准进入大昭寺，并不顾拉萨城流行天花的危险，走遍了拉萨的每个角落，积累了大量资料，详细地记载了相关情况。拉查姆还为他安排了与达赖喇嘛的会面。达斯详细地描述了会面的整个过程。并谴责驻藏大臣在西藏人中播下对英国人及俄国人怀疑的种子。

达斯第二次西藏之行探测了桑耶、泽当、萨迦等地，“所到之处都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收集当地有价值的信息”。他第二次入藏停留了14个月才返回印度。达斯第二次西藏之旅的笔记，“印度政府作为绝密材料保存”，他窃取的情报无疑为英印当局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笔记于1902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伦敦正式出版，名为《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美国藏学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为此书撰写了“导论”，并为此书做了大量的注释。达斯回到印度后不久，他在西藏的秘密使命被公开宣扬，这引起了西藏人的极大愤怒，他们严惩了那些曾经帮助过达斯的人。

19世纪中叶，印度测量局训练的这批本地勘测技术人员实质上都是英属印度政府派往拉萨及西藏其他地区的间谍，他们大多是印度人和锡金人，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们伪装成商人、香客和喇嘛，跨过喜马拉雅山口，进入西藏的各个地方进行探察、测绘、测量工作，盗取了大量有利于英国侵略者的宝贵情报和资料。这些情报提供的情况为英国逐渐蚕食鲸吞周边南亚小国，如尼泊尔、不丹等打下了基础，更为1888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作了铺垫。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