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36讲：西方人对西藏的早期认识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36讲 西方人对西藏的早期认识

早在公元前，西方人就对青藏高原有了模糊的概念。公元1世纪时，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研究前人提供的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一书中，论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人”（Bautai），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都有关于吐蕃的记述，但都是一些传闻。西方人对西藏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探险家们对于西藏和藏族的介绍和描述，使西方人对西藏有了初期的认识。

一、早期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

（一）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青藏高原及西藏的了解

1.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巨著《历史》（也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中，收入了大量游历埃及、巴比伦及其他地方的见闻。他记述波斯帝国的领地之时，提到了不少关于印度的情况。

《历史》中记载与西藏有关的是“蚂蚁掘金”的故事。在帕蒂亚地区（PactyanLand）以外的荒漠，有一种蚂蚁，比狗小，比狐狸大，在地下营穴，这些蚂蚁把地下的沙子挖掘出来，而这些沙子中饱含黄金。该地气候以每天早晨的太阳最热，蚂蚁因此而躲在地下。住在北部地区的印度人常常驾着三头骆驼去沙漠偷盗金沙。他们必须在太阳最热的早晨抵达，迅速将蚂蚁挖出的金沙装入大口袋，由骆驼驮着，然后驾着骆驼拼命往回跑。如果动作稍慢，被蚂蚁发觉后，会立刻追赶装运金沙的人。此种蚂蚁跑路速度之快为所有动物之冠，若被追上，则人畜丧命。人们一旦发现蚂蚁追来，必须放弃其中两头公骆驼，骑着剩下的母骆驼迅速跑回。据说母骆驼因心中惦记家中小骆驼而跑得极快。

2000多年来，这个传说故事因为希罗多德的盛名而久传不衰。后来的历史学者多加考证，有人说这种动物不是蚂蚁，而是土拨鼠或者食蚁兽；有人则推测，挖掘金沙者不是蚂蚁也不是土拨鼠，而是古代西藏采掘黄金的人；有人却断言，它们就是蚂蚁，并非其他动物；还有人认为这些动物是鼬狐、鬣狗、豹、仓鼠、旱獭、兔子等；至于事发地理位置，有人认为是在西藏的拉达克或羌塘等地。

后来，1867年，印度测量局的蒙哥马利上尉派遣土著测量人员纳恩·辛格抵达我国西藏西部托克-亚隆金矿区，他报告说“本地挖金人把那里的金子当作‘蚂蚁金’，一些本地人都相信他们发现表土上的金子，是蚂蚁劳动所得来的。”

2.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人对西藏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亚洲几乎所有大河都发源于巨大的山脉群——帕纳索斯（Parnasos）。他说的这个帕纳索斯，并不是喜马拉雅山，而是今天的兴都库什山脉。虽然不够准确，但比希罗多德前进了一大步。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继承父亲腓力二世的遗志，发动大规模的侵略东方的战争。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领军队进攻波斯帝国，很快取得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波斯的许多地区，抵达印度河附近，征服了旁遮普。亚历山大大帝此行了解了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河，比之前的希腊人又有进步。

3.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对西藏的了解。罗马帝国著名世界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巨著、长达17卷的《地理学》，认为恒河和印度河皆发源于印度北部群山之南（错误的观点），正如1812年W.Moorcraft抵达玛旁雍错的时候认为恒河发源于喜山之南。

罗马帝国另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普林尼（23—79）所著37卷百科全书式巨著《自然史》（又译作《博物志》），对于西藏高原的山脉涉及很多。

出生于公元1世纪的希腊人阿里安，撰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涉及印度北部山系。

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约90—168），其著作为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他提到了吐蕃人。他将其称之为“博塔人”，因西藏人自称为Bod，因此可知，博塔人为吐蕃人。还提到比尔梯（Bylt），发音很像Balti，即勃律。他还认为印度河的一条支流为萨特累季河，等等。托勒密对青藏高原的知识极为丰富。

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330—？）在其《事业》（ResGestae）中论述了青藏高原的情况。

（二）中世纪西方关于西藏的记述

西方对青藏高原和西藏方面的知识真正有新的突破，是在中世纪蒙古帝国统帅拔都率兵远征欧洲之后。蒙古西征给欧洲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方交通、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尤其是西欧到我国的使节、商人和传教士的往来有所增加，他们中的一些人返回后，用文字记载下旅行见闻，少数人的文字资料中还涉及青藏高原以及西藏本土的情况。

1.天主教小兄弟会创始人之一、意大利人柏朗嘉宾（Jeande PlanCarpin，1182—1252），奉命前往蒙古探查其军情实力、作战韬略及动向，1245年4月16日从法国里昂出发，次年4月抵达伏尔加河畔的拔都幕帐，8月抵达哈剌和林，居住两个多月后回国。1247年11月回到里昂，撰写了名为《蒙古史》的报告。其中有一段描述“波黎吐蕃”（Burithabet）的藏族情况。

2.法国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Williamde Rubruk）同样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1253年5月7日从康斯坦丁堡启程，出使钦察草原，会面了拔都之子撒里答、拔都本人以及蒙哥等蒙古重要首领。他在1255年8月15日返回的黎波里。后撰写《鲁布鲁克东行纪》呈交给国王。他在这封长信中简略提到了西藏和西藏人，他成为最早记载西藏盛产黄金的西方人，还是西方第一个讲述西藏文字的人。

3.意大利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翔实记述了中国元朝的政治、文化、人口、社会与生活，盛赞东方契丹物产丰富，遍地黄金。此作可称得上是影响欧洲最大的一部作品。西方人对于东方契丹的神秘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东方的契丹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黄金宝地。这成为16世纪西方扩张东来的动力。

该书第四十六章《有关西藏的进一步介绍》中，主要说当地河流盛产金沙，那里有很多药材，还介绍当地的猛犬、打猎用的鹰隼和所谓能“呼风唤雨”的巫师。此外，他还特地指出该地隶属于大汗即元朝管辖。

4.中世纪四大旅游家之一的鄂多立克（Odoricoof Pordenone，1286—1331），出生于意大利，早年加入圣方济各会，1318年开始游历东方。他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中东、锡兰、爪哇、越南抵达广州。在我国游历了泉州、福州、杭州、南京等许多城市，并在元朝京都汗八里（北京）旅居三年，然后取道河套、山西（又说包括西藏拉萨）、波斯，返回意大利。鄂多立克回国后立即撰写游记《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他指出吐蕃“与印度本土接壤，臣服大汗”，并说那里面食和酒丰足，百姓住在黑毡制的帐篷里，皇城筑有白色的墙。他还描述了天葬的情景。但也有学者考证鄂多立克并没有到过西藏。

（三）14—16世纪西方对西藏的认识

1.14—16世纪欧洲制图学反映的对青藏高原和西藏的认识

奥斯曼帝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控制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基督教传教士很难逾越这个伊斯兰帝国的统治区域。同时，由于奥斯曼帝国对过往商人课以重税，加上无休止的战争和海盗劫掠，令商贾和其他旅行者难以到达中国和东方的其他地方。这反映在15、16世纪西方一些制图家绘制的地图上，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西藏，就是所知甚少。

1447年，意大利人马里诺（Marino）绘制了世界地图，关于印度及其支流，与托勒密的说法完全一样。

1459年，传教士冒罗（FraMauro）绘制的一幅圆形世界地图中，恒河和印度河被标注出来，还出现了西藏（Tebert，唐古特）、沙漠、罗布泊等名字，比以前的地图有所进步。

1522年，阿根托拉迪绘制的地图《上印度和大鞑靼图》，在印度北部标出了西藏。

1561年，雅科普·嘎斯塔尔迪（Jacopo Gastaldi）绘制的《亚洲的第三部分》，十分详细。在喜马拉雅山北面标出了喀穆尔沙漠和罗布泊沙漠，以及唐古特、吐鲁番等地名。位置虽不准确，但比以前详细，而且不再沿用古希腊罗马人使用的伊冒斯、埃莫都斯等称呼，第一次使用了喜马拉雅山地区当时的一些普通叫法。

2.16—17世纪初赴印度的部分西方人对青藏高原的记述

利玛窦神父（P.Matteo Ricci）在1580年1月18日写给果阿的信中，明确谈到喜马拉雅山的名字及相关情况。

首批派驻莫卧儿帝国宫廷的传教士葡萄牙人安东尼·德·蒙塞拉特神父在1590年完成的《驻莫卧儿宫廷传教团纪事》中，详细描述了喜马拉雅山和西藏地区的情况。

17世纪初，塔瓦尼亚（Tavernier）在印度作了6次旅行，在著作《让-巴普特斯特·塔瓦尼亚在突厥、波斯和印度的六次旅行》中，专门有一章标题为《博坦王国出产麝香、大黄和某些皮毛》，详细讲述了该地出产的麝香等商品，还具体谈到了从印度经尼泊尔赴藏的情况。塔瓦尼亚所叙述的情况，部分是从巴特那商人那里听到的，部分是从他见过的西藏商人口中了解的。他是比较早亲眼见过西藏人的欧洲人。

二、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

宗教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的传播亦即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各民族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无疑也具有这种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18—19世纪的传教士从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先遣队。

16世纪初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葡萄牙王室，把占领新的领土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海外扩张的主要政策，正在形成中的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更是迫切需要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彼时，一场反对罗马教皇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会在欧洲丧失了大片地盘和大批信徒，迫切需要向外发展来弥补损失。一个垂涎东方有无穷的财富，一个为重振昔日天主教会的声望，不谋而合的葡萄牙王室与罗马教廷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于是寻求财富和扩张宗教成为西方扩张东来的重要动力，使殖民扩张和宗教扩张几乎同时进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教廷组织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以维护教皇统治，著名的耶稣会由此应运而生。17、18世纪（即明清时期）欧洲天主教即主要由耶稣会传到中国。

1495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后，东方再也不遥远而神秘了。新航路的发现，使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冲破了阿拉伯人、伊朗人、埃及人的贸易势力圈，葡萄牙人建立起东方霸权，成为16世纪欧洲富有的国家，迎来了葡萄牙资本主义掠夺的黄金时代。1510年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后，立即在果阿派驻传教士。从传教的经验中他们认识到：天主教要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征服中国。1535年，葡萄牙人占据中国澳门后，即把澳门作为向中国大陆传教和商贸的据点。16—18世纪的中国就经济和文化而言虽属于世界强国，但还没有发展对外通商贸易的主观意识。由于沿海各地遭受倭寇的侵扰，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几乎拒绝一切与外界的商贸活动，外来的天主教自然遭到抵制，文化交流也就受到影响。

16世纪的欧洲盛传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许多仪轨与基督教相似，还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延伸到契丹，有许多基督徒和拥有神父与主教的众多教堂。这令西方人兴奋不已，从马可波罗作品出现的一个近似神话的“契丹”雏形，到1583年利玛窦从海路来华，将他所看到的中国与传说中的契丹联系和比较，作出了中国就是契丹的推断。

16世纪之后，随着西欧寻找东方殖民地热潮的到来，基督教传教士再度在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出现。葡萄牙人安东尼·德·蒙塞拉特在其《驻莫卧儿宫廷传教团记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被印度人称为“博坦”民族的分布、人种、性格、服饰、婚丧礼俗、物产、经济活动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这里的“博坦”实际上就是指西藏。

（一）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找寻西藏和震旦之行

鄂本笃（Bento de Goes，1562—1607），葡萄牙人。耶稣会会士、旅行家。年轻时参军入伍，约于1594年至印度，在印度南部马拉巴驻防，并在那加入耶稣会，和莫卧儿王朝国王阿克巴是至交，并学会波斯语。后受印度耶稣会视察员皮门塔派遣，欲探寻经亚洲中部通往北京的陆道，于1602年自印度启程，经中央亚细亚，越帕米尔高原，于1605年到达肃州（今甘肃省酒泉）附近并病死于此。其残存之行记曾由利玛窦整理转述，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602年10月，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派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一行前往西藏探险。10月29日，离开阿格拉，踏上探险的征途。12月8日，抵达莫卧儿帝国陪都拉合尔。在这里，他嫌4个仆人太多，且皆为无用之辈，就将他们全部辞退，另外雇了一个亚美尼亚人以萨克（Issac）作为随从。以萨克成为鄂本笃的得力助手。据说当时从拉合尔到喀什的商人为了防止匪患，每年都集中结伴组成商队。鄂本笃也参加了一支庞大商队。他们于1603年3月20日从拉合尔出发，经由阿贴克（Athec）、白沙瓦，用了6个多月抵达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之后，鄂本笃一行翻越寒冷艰险的帕米尔高原，抵达南疆重镇叶尔羌（抵达时间为1603年11月）。鄂本笃在叶尔羌办了几件事。第一，拜会了叶尔羌汗王穆哈默德汗，并送给他一只项链表，一副望远镜，和其他小礼物。汗王很高兴，答应给鄂本笃一份前往喀什噶尔以东焉耆的亲笔信。第二，鄂本笃从叶尔羌出发前往和田，向和田汗王收回借给他母亲的钱。他得到了比原来借钱时多得多的玉石。据说，叶尔羌汗王还请他与伊斯兰教学者毛拉们就宗教信仰问题进行辩论，鄂本笃坚持自己的基督教立场，令毛拉们不得不“认为基督教之中也可能具有某些优点”。

1604年11月14日，商队离开叶尔羌，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震旦。经过二十多天的旅程，他们抵达阿克苏。15日后又启程经过库车抵达焉耆。商队在此停留了3个月。在此期间，鄂本笃终于确信：震旦就是中国的另一个名称，穆斯林平时说的汗八里，就是都城北京。

获悉北京有耶稣会士之后，鄂本笃欣喜若狂，不顾别人劝阻，迫不及待地请焉耆伯克签发了几份证件，约了一些新老伙伴向中国内地进发。他们经过吐鲁番和哈密，进入嘉峪关，然后抵达肃州。时间已是1605年底。

到肃州之时，鄂本笃仍拥有13匹马、5个雇用仆人及大量宝石，据说全部价值2500金币，但他们却无法继续前往北京。因为当时西来的商人只有乔装成进贡的使臣，才能进京，获得比做买卖利益大得多的赏赐。因此只能在肃州等候，争取被选作赴京的72个“使臣”成员。为此，他们还花费了不少钱财。鄂本笃只能变卖大部分玉石，得到1200块金币，除了偿还债务外，用以维持一行人的长期生活费用。

在肃州期间，他遇到了从北京返回的穆斯林，这些人进一步告诉他有关欧洲传教士在北京的具体情况。因此，他写信给利玛窦，告知他已抵达肃州。信是用欧洲文字写的，虽然由中国使者递送，但因鄂本笃不知利玛窦的中文名字而没有送到。复活节时，他又写了一封信，请求尽快让他从肃州到北京，他不愿在穆斯林中继续生活，并愿意从海道返回印度。这封信利玛窦终于接到了。

利玛窦和在北京的神父们派一位入了基督教耶稣会的中国年轻人，带着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信徒去接鄂本笃一行来北京。这个青年就是钟鸣礼，其教名为乔瓦尼·费尔南德（Giovanni Fernandes）。他于12月11日动身，1607年3月底抵达肃州。但此时，鄂本笃得了不治之症，病卧在床，奄奄一息。据说，当钟鸣礼走进他卧室用葡萄牙语向他致敬时，他拿着利玛窦写给他的信举向天空，“眼中含泪，灵魂洋溢着快乐，唱起了颂歌‘荣归天主’，阅读完信件后，当晚他一直把它放在心口”。尽管钟鸣礼用心调护他，但由于在肃州找不到医生和有效的药物，在钟鸣礼到达后的第11天，1607年4月11日鄂本笃在肃州去世，并埋葬的那里。他的教友在墓志铭上写着：“他寻找震旦，找到了天堂。”

鄂本笃此行的意义：

1.探明震旦就是中国；

2.从印度去中国万不可走他所走的路线。原因：（1）时间太长；（2）自然地理条件十分险恶；（3）这是一条匪患频仍的路线；（4）从这条道路通行，所经之处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必须和穆斯林商人结伴为商队才能前往中国。

3.鄂本笃从印度经过阿富汗到我国新疆和内地的旅行，客观上也使欧洲人对这条中亚内陆交通路线及其沿途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在中西交通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二）安夺德等耶稣会士在西藏古格地区的活动

在西方人士的探险活动基础上，17世纪初有一些传教士到西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1624年3月，安夺德（P.Antoniode Andrade）等耶稣会士从印度的果阿出发，历尽艰辛，穿过喜马拉雅山，于当年8月抵达西藏阿里南部的古格地方政权的首府扎布让，成为最早到达我国西藏西部的近代西方传教士。他们的到来，拉开了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序幕。

古格王朝形成于公元10世纪。朗达玛的一个孙子，欧松之子贝考赞在923年被起义民众所杀，贝考赞的次子尼玛衮带着亲信等人跑到阿里布让，即普兰，和当地长官的女儿成婚。尼玛衮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阿里三围即布让、象雄和玛尔域之王。第三子德祖衮所占的象雄就是古格，在今天阿里象泉河谷札达县扎布让、托林一带，这个地区在古代有着辉煌的象雄文明，既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古格地方政权大力发展经济和佛教，到13、14世纪和15世纪，经济、佛教和文化艺术繁荣昌盛，16世纪前半叶进入鼎盛时期。安夺德抵达古格王朝的时候，古格地方政权已经日渐衰落。

安夺德抵达古格的时候，古格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对外，拉达克经常侵扰和掠夺古格边区甚至内部地区，还有些小国如加瓦尔也经常起兵反对古格王国。对内，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及其弟弟、叔父、叔祖等喇嘛首领为首的寺院僧人集团之间相互争权夺利。由此可知，以古格王为首的世俗政权和格鲁教派寺院集团之间矛盾尖锐。

古格王对于传教士的态度有个转变的过程，即从刚到时的高兴，到怀疑其是否为间谍，从而十分冷淡，再到安夺德第一次与古格王会面就提出希望古格王改信基督教后，古格王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传教士优礼有加，经常赠送礼物。安夺德抵达普兰后，看到国王十分喜欢基督教，同时对古格周边地区作了初步了解，得出这里适合建立布道会的结论。

从古格王个人而言，他听了安夺德介绍基督教简况后，认识到这个新宗教可以作为击败藏传佛教的精神武器，决心大力宣传和发展，利用基督教反对其弟弟、叔父和叔祖等人为首的藏传佛教寺院集团。

安夺德在向果阿省耶稣会会长安德雷·帕尔梅罗神父汇报了古格的情况和在此传教的可能性，会长研究后同意安夺德对古格地区传教的看法和在古格建立传教会的请求，并决定加派三个神父，加强在古格传教会的力量。

1626年4月1日，古格王履行诺言，帮助安夺德建立教堂。他采用的传教方法主要包括：（1）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学习藏语，用藏语讲经传道。（2）通过揭穿和抨击藏传佛教的错误来宣传基督教。如摩顶、治病等。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取得了初步成绩：获得古格国王和王后为首的地方政权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令其合法化；同时，对上层人士进行传教。极少数王室成员、达官贵人以及老百姓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此外，传教士还从事收集情况的活动，主要包括沿途情况、古格地区的情况、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藏传佛教及卫藏的情况等。

耶稣会士搜集情况，一般是为了在古格地区传教的需要，同时也向上级教会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获取了一些信息。但客观上他们把大量西藏西部地区、喜马拉雅地区以及周边的情况，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给了欧洲，对促进西方人了解西藏和中西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安夺德成为有据可查的西方进入中国西藏的第一人前，欧洲人对中国西藏了解甚少，只有零星传闻。安夺德将入藏亲身经历以书信的方式详尽地记录下来，是关于西藏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西方藏学形成时期具有奠基价值的著作。在他的书信材料记录中，破除了喜马拉雅山这边有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他把沿途旅行见到藏传佛教的有关情况，包括喇嘛的衣、食、住、行，辩经、喇嘛治病、宗教仪式、摩顶、打鬼和教理等，卫藏地区人民的民风民俗，富有感情且英勇善战的特点，古格王国人口稀少，土地贫瘠，是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经商的重要中转地等各种情况，都介绍给西方。他还详细记载了他和喇嘛关于上帝本质和灵魂轮回的两次辩论，进行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正面交锋。

当安夺德在古格地区活动时，就听中国内地的商人谈起在扎布让以东约一个半月路程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卫藏的地区，是西藏地区的中心，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人口众多，语言与扎布让相同。于是他打算在卫藏建立新教区，进一步扩大传教范围。他致函果阿省教会长，建议派人赴孟加拉以东更远的地方开拓新教区，马拉巴省会长采纳了安夺德的建议。

1626年3月，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卡塞拉神父、卡布拉尔神父和丰泰伯纳修士一行在接受赴藏建立传教会的任务后，从柯钦出发，几经周折，最后于1628年到达日喀则进行传教并收集资料。他们作为第一批抵达不丹、西藏日喀则、尼泊尔等地的欧洲人，通过耳闻目睹，把沿途各方面的情况都报告给柯钦耶稣会。卡塞拉主要报告了不丹的自然条件、物产、贸易、风俗、宗教等方面的详细情况。

卡布拉尔对西藏的报告很简单，但对日喀则藏巴汗宫殿富丽堂皇和卫藏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描绘得比较清楚。虽然卡塞拉和卡布拉尔在日喀则的时间不长，对日喀则只是初步且粗糙的了解，但毕竟是第一批西方人亲履西藏日喀则地区，把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情况第一次介绍给西方人，促进了西方对西藏的了解。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藏已经形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的力量，寺院上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必定会排斥别的宗教；藏传佛教文化在西藏深入人心，一般藏民难于接受和习惯西方文化；传教士的不当传教方法加上人员往来、物资供应、交通联络极端困难等种种原因，古格传教会和日喀则布道站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活动都为清代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传教、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推动藏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三）耶稣会传教士白乃心神父和吴尔铎神父的活动

17世纪初从印度进入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的西方传教士遭到了彻底失败，但由沿海进入我国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一些传教士不仅受到了明清某些统治者和许多士大夫的赏识，优礼有加，而且还被委以政府要职，教会工作亦逐步由我国东南沿海向内地一些地区迅速推进，来往于我国与欧洲之间的传教士亦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荷兰在亚洲的海上实力也在不断加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对中国的港口实行了封锁，西方传教士取道澳门而至中国的海路被阻。

为了便利传教士更快和更安全地来到中国，耶稣会决定开辟欧亚陆路捷径。在这一背景下，白乃心（约翰·格鲁贝，John Grueber）和吴尔铎（阿尔伯特·道维尔，Albettd Orville）两神父受命进行了一次从北京出发，经过西宁、拉萨，穿越尼泊尔和印度返抵欧洲的尝试。

白乃心是两位神父中的主角，他不但给自己取名白乃心，而且还按中国人的习俗给自己取号葵阳。1661年4月，白乃心和吴尔铎从北京出发，经过北京—西宁—卡尔梅克沙漠—拉萨—兰古尔山峰—尼泊尔的第一个镇库迪—尼泊尔的那斯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尼泊尔的巴丹—麻兰王国的赫东达镇—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个城市麻特加里—孟加拉国的巴特那—恒河边的贝拿勒斯—卡坦姆浦尔—印度的阿格拉这样一条路线，于1662年3月下旬抵达阿格拉。抵达阿格拉后，吴尔铎神父由于长途艰苦跋涉导致身体十分虚弱，于同年4月8日去世。之后，白乃心和当时阿格拉耶稣会学院的院长亨利·罗斯神父从阿格拉出发，经德里到塔塔港，从那里经霍尔木兹、君士坦丁堡，于1664年2月20日左右到达目的地罗马。

白乃心具有天文历算和数学知识，擅长绘画，他测量了拉萨的纬度和高度，后来被证明是比较精确的；他还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饰的男女画像。他对西藏的宗教记述比较多，谈到了人们对达赖喇嘛的无限崇拜，谈到达赖喇嘛的转世和六字真言等，还把藏传佛教和基督教作了一些比较，得出两个宗教在许多根本点上是一致的。白乃心神父和吴尔铎神父是从我国内地由陆地进入西藏，经尼泊尔、印度返回欧洲的第一批欧洲人，他们的旅行曾在欧洲轰动一时。

由于白乃心离开欧洲以前曾答应将在东方旅行的材料寄给阿登纳休斯·克舍尔神父，这样克舍尔根据白乃心寄给他的旅行见闻部分材料，加上许多描绘中国内地的，内容包罗万象的材料，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为《中国图说》）的图书。

在该书中，克舍尔公布了白乃心、吴尔铎从北京到拉萨再到南亚的旅行路线，同时收编了白乃心收集到的各方面情况：每途经一处所测量得到的该地的纬度和高度；西宁、拉萨、加德满都等几个城市和青海湖、卡尔梅克沙漠、兰古尔山的情况；所通过的王国人民的服饰、风俗习惯和战争情况；西藏的政治宗教情况和西藏的政治体制。书中还收录了白乃心整个旅途中的绘画。其中关于西藏的也有几幅。这是西方人第一次通过图画看到西藏的宗教、社会和建筑的情况。

白乃心虽然是第一个探索从北京经拉萨返回欧洲路线的欧洲人，但这条路线却因时间长、路途不安全等原因被否定，因此，他和吴尔铎最初肩负的开辟前往中国的内陆交通线这一任务并未成功。然而，作为16世纪以来首次涉足拉萨的西方人，白乃心和吴尔铎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印度和尼泊尔以及沿途收集了大量材料，这些西藏的有关情况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地理、政治、城市、居民习俗、自然资源、建筑、文字等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情况，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尽管白乃心收集的很多材料没有被收编入克舍尔所编的《中国图说》，而且书中也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但该书仍然包括了大量西藏实地见闻和中国优秀的建筑学、桥梁学及其他许多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产与矿产资源情况。这部书向西方公众广泛生动地介绍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些珍品，尤其是科技、自然、地理和西藏的情况，以及从北京经西藏、尼泊尔至印度沿途的各种情况，将西方人对中国的版图视野扩展到了西藏，并引起了对于西藏的强烈兴趣，这在17世纪中后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四）卡普清修会传教士的活动

18世纪初，在印度苏拉特的法国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决定到印度东北部和西藏去传教，还想从那里进入中国内地，建立起一条从欧洲经中东、印度、西藏到中国的、有各个卡普清修会传教点作为交通站的欧亚内陆交通路线。罗马教廷传信部在接到这个建议和申请后，认为法国卡普清修会已经在许多地方开展工作，如果再加上西藏，会超出他们的承担能力。因此，传信部决定派意大利卡普清传教士赴藏，但许可最早提出这个计划的法国卡普清传教士弗朗索瓦·玛利和一位伙伴参团。意大利卡普清修会奉罗马教廷传信部的命令，分别于1704、1705年先后两次派出共11名传教士赴藏。

第一阶段

1704年4月，传信部和卡普清修会总部向西藏派出了以乔瓦尼·弗朗西斯科为团长的第一批传教士赴藏。翌年又派5人加强西藏传教会。在首批赴藏的传教士中，仅有古瑟普和弗朗索瓦·玛利两神父最终于1707年6月抵达了拉萨。他们出于种种顾虑，不敢对西藏地方当局说明来意，即使在拜见拉藏汗时，也没有说出其来藏传教的目的。直到两年后法诺的多米尼科神父等人也抵拉萨后，他们才通过为当地各阶层群众治病的手段在拉萨站稳了脚跟，博得各阶层的信任与好感，然后才开始悄悄地进行一些传教活动。

他们首先在其住地布置一个小祈祷室以吸引群众、扩大影响。他们还利用拉藏汗接见之机向他详细讲解天主教的概况。1711年，他们扩大了传教地区，多米尼科在塔布建立了一个传教站。但是因财源枯竭而被迫于1711年底结束了在西藏的第一阶段活动，暂时撤离拉萨返回印度。

西藏的卡普清修会传教士撤回印度后，并不甘心，他们经过讨论商议，总结教训，决定在增加有力的额外援助下，重返西藏拉萨传教。多米尼科返罗马请求增拨经费和人员，获得教皇和传信部同意。教廷决定：每年给西藏传教会1000罗马斯库迪（罗马钱币）；增派6个传教士；在印度的章德纳戈尔、巴特那，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以及西藏的塔布、拉萨设立传教和僧馆；任命多米尼科为西藏传教会的宗座监牧（即会长）。

第二阶段

1716年10月1日，多米尼科等人抵达拉萨，重新开始了卡普清修会西藏传教会在拉萨的第二阶段的传教活动。

他们进入拉萨后，仍以免费为各阶层看病治疗，以及向拉藏汗赠送礼物的方法，获得了拉藏汗的好感和支持，再次在拉萨站稳了脚跟，于是开始公开传教。传教士在大力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常与达赖喇嘛以及其他活佛对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优劣进行辩论，不久获得拉藏汗和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他们颁布文件，准许在西藏传教和建立教堂。

由于传教士经常抨击藏传佛教，这引起了一些上层僧人的恐慌和不满，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反对与驱赶传教士。在达赖喇嘛、康济鼐等人的保护和支持下，传教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但是由于传教士长期在西藏高原工作，物质条件艰苦，身体劳累，健康状况很差，有若干人死亡，因此1738年8月再一次被迫撤离西藏，回到气候较好的尼泊尔和印度的基地休养。传教士在西藏第二阶段的活动结束。

第三阶段

1735年西藏传教会会长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赴罗马求援，教廷又增派十多名新教士并增拨经费。从1737年2月中旬开始第三阶段的传教活动。1741年1月，传教士再度返抵拉萨，受到颇罗鼐和达赖喇嘛的热烈欢迎，允许他们自由传教，颇罗鼐还允许藏民自由信教。然而，一方面由于拉萨是西藏藏传佛教的中心，人民群众受藏传佛教影响已根深蒂固，接受反映西方文化的天主教在思想上是有障碍的；另一方面，由于传教士实行排他主义，完全否定和坚决批驳藏传佛教，不断抨击藏传佛教的理论和习俗，严重损害了佛教僧人的利益，格鲁派上层为了保护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经济上的利益，必然会反对天主教的传播。因此，无法容忍传教士所作所为的上层僧人借机强迫颇罗鼐镇压天主教和驱逐传教士，颇罗鼐被迫同意禁止传教士向藏民传教。1745年4月20日，无法继续在西藏传教的传教士启程离藏，转移回印度。拉萨传教站被永远关闭，拉萨的教堂和馆舍则被夷平。

尽管卡普清修会的西藏传教会最终失败，但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1.收集和介绍了西藏各方面的情况。卡普清西藏传教会的意大利传教士们为了传教的需要，收集了大量有关印度北部、尼泊尔和西藏的情况。西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习俗和地理等方面，主要参见1713年多米尼科等神父的简要报告以及一些传教士的信件等。传教士介绍的一些情况主要包括：地理知识方面，例如西藏名称的由来；传教士对西藏的物产介绍得比较多，如粮食、蔬菜、水果等等；谈到西藏的商业贸易时，西藏出售矿产品、羊毛衣料、羊毛、羊毛纱线、地毯、麝香、纸张等重要商品；政治方面，传教士对西藏的历史没有认真深入研究，对西藏清代以前的历史极少提及，而较多地介绍了第六辈和第七辈达赖喇嘛以及第巴桑结嘉措、固始汗、拉藏汗等情况，可能由于他们所闻所见较多的缘故；传教士对民俗方面的情况讲得更多，藏族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仪以及官场礼节等无不涉及；最为详细的是关于西藏的宗教情况，不但在一些报告里，而且在许多卡普清传教士的信件中都有述及，这是因为传教士的任务是传教，所以必须深入研究西藏的宗教才能反驳它，同时由于他们当中的个别传教士还在寺院生活过一段时间，精通藏文，攻读了不少西藏经书和其他书籍，对西藏宗教理论有了较深的了解，因此他们对西藏宗教了解很多很深，知识广博。

2.翻译基督教书籍，介绍西方文化给西藏人；翻译藏传佛教书籍，介绍藏族文化给西方。卡普清修会西藏传教士不仅向西方介绍许多西藏的情况，而且将一些有关基督教教义的意大利文、拉丁文或法文书籍，翻译或改写成藏文，向西藏人宣传，也将西藏的一些经书翻译成意大利文，向西方宣传，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卡普清传教士用藏文编写的书和将西文翻译成藏文的书；卡普清传教士将一些藏文典籍翻译成意大利文；传教士为了帮助新来的传教士学习藏语，编写了藏拉和藏意词典及有关藏文文法的书籍；多米尼科神父编写了一本有关药物、制药和医疗方面的手册，至今存在罗马的卡普清总会档案里；卡普清西藏传教会除了西藏的传教站外，还包括印度和尼泊尔的传教站，因此传教士的报告、信件和日记中，有大量有关印度北部和尼泊尔地区的政治、历史、经济、宗教、风俗及其他方面情况的介绍。

（五）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的活动

1630年，阿里古格地区僧人领导的武装暴动推翻了支持传教士的古格王并驱逐了传教士，使古格传教会土崩瓦解。几乎就在同时，耶稣会由卡塞拉和卡布拉尔俩神父主持的日喀则布道站，也由于当地寺院上层僧人的反对等原因而关闭。经此重击之后，耶稣会在西藏沉默和收敛了一段时期。此间，除了1661年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白乃心和吴尔铎由陆路返欧洲时，途经拉萨等西藏地区外，直到17世纪末，耶稣会都没有再派人赴藏重建西藏传教会。然而，他们并未完全放弃去西藏传教的想法。在卡普清修会在西藏传教的同时，耶稣会也在积极地做准备。18世纪初，耶稣会几经讨论商议，决定卷土重来，重建西藏传教会。

1712年9月27日，肩负起这一重任的意大利人意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和意尔德布兰多·格拉斯神父（P.Ildebrando Grassi）从罗马出发，途经印度时，葡萄牙籍神父埃马努埃尔·弗雷勒奉命陪同德西德里旅行。1714年9月23日德西德里和弗雷勒踏上了赴藏的旅途，二人于1715年6月20日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德西德里和弗雷勒原来对西藏的概念比较模糊，只听说安夺德等人曾在西藏传过教，目前仍有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在西藏，但不清楚西藏的具体位置。最后他们在从日土返回的当地人那里探听到了卫藏的位置和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在那里的一些活动情况。8月7日，两人离开列城奔赴卫藏。他们的旅途道路崎岖不平，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所幸他们遇到一位应召返回拉萨的蒙古王公的遗孀戛萨尔（Casal）同行，一路上得到她的大力帮助和照顾，减少了许多困难，最终于1716年3月18日抵达目的地拉萨。

德西德里抵达拉萨时，原在拉萨的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因给养无继已撤离西藏，而弗雷勒也离开拉萨返回印度。孤身一人在拉萨的德西德里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必须通过拜会当地最高负责人，赠送礼物，取得好感，博得当局的支持，然后再利用当局的庇护、支持进行传教。于是，他首先拜会当局。当时代表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是受到清廷册封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拉萨当局派出一名高级官员顿珠次仁接见了德西德里。当顿珠次仁询问德西德里是什么职业，来自何处，为何而来等问题的时候，德西德里明确回答是来传教的，他说：“我来自不仅有无数广袤国家相隔，而且有宽阔大海相阻的遥远地方；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来到西藏。我的职务是神父，责任是指导别人将他们自己从谬误中拯救出来，走上康庄大道，并以我们能够进入天堂和永远得到拯救来教导他们。这就是我唯一的职责……我进行这种长途和危险跋涉，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渡过许多大海，经过无数国家，仅仅是为了带来福音之光，驱散遮住他们愚昧无知的黑云。”

德西德里拜见拉藏汗后，也给予了同样的答案。他的直白和诚恳赢得了拉藏汗及王室的尊重。德西德里还利用给拉藏汗及其大臣甘达扎西看病的机会，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支持和关照，其传教工作也就这样顺利地开始了。

他刻苦学习藏文，并用藏文写了一些批驳藏传佛教原理、宣传基督教的书。

德西德里花了大量时间钻研藏文。他进步很快，过了一段时间就掌握了藏语和藏文，并能流畅地使用藏文写作，运用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他决定写一本名为《黎明驱散黑暗预示旭日东升》的书，证明藏传佛教关于任何教徒都能得到拯救的教义完全是虚假的，只有基督教才能引导他们进入天堂获得拯救；只有在基督教中才能找到他们所渴望的人生幸福和永远得到拯救的德行；指出和说明人们能够从若干相反的宗教所存在的迹象和差别中识别真伪。1716年12月底，书稿完成，准备献给拉藏汗。

就在德西德里决定向藏传佛教挑起一场理论上的“战争”之际，西藏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1716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拉藏汗被杀。德西德里失去了支持者，不得不隐遁山南地区。后因耶稣会在与卡普清修会争夺西藏传教权中败北，罗马传信部遂于1718年12月发布了要耶稣总会长召回该修会在西藏的传教士的谕令。谕令于1721年4月传抵拉萨，德西德里虽然心里不服，但在行动上又不能不执行。是年4月28日，德西德里不得不遗憾地撤离西藏。耶稣会重建西藏传教会的希望破灭。

在西藏的几年里，德西德里潜心学习藏语文，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以及阅读藏文书籍，全面了解了西藏的地貌、交通、山川、湖泊、气候、物产、资源、城镇、村落和政治制度、民情风俗、文化艺术、宗教等情况，通过发给教皇、耶稣会总会和其他一些神父的大量的报告、信函、游记，向西方人展示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独特文化，其信息量之丰富令人惊讶，而且也比以前的传教士更为准确。

他的著作介绍了西藏的一般情况，详细记述蒙古准噶尔部侵藏情况及藏传佛教各方面情况。

意大利人伯戴克将德西德里的数十件信函和报告，收入《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第五册中。伯戴克在其他几册里收入了德西德里用意大利文撰写的详细记载和论述他往返西藏的沿途情况与西藏各方面情况，特别是藏传佛教情况的记事书，共四卷。菲力波·德·菲力毕将德西德里的四卷论述旅行情况和西藏情况的数种手稿，加以综合，并对其中有些内容加以精简，有的改写成提要，有的加以删除后译成英文，编撰成《西藏纪事，1712—1721年耶稣会士毕斯托利的意波利托·德西德里的旅行》。德西德里对西藏各方面情况了解的广度、深度，令西方后来许多学者大加赞叹。

（六）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的活动

由于西藏人民反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斗争和耶稣会与卡普清修会在西藏传教活动的失败，尽管又有一些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到西藏特别是拉萨，但他们均不敢暴露身份，更谈不上传教及兴建教堂了。何况西藏地方当局对西方人已采取拒之门外的政策，欧洲人即使乔装打扮也不太容易了。当然，也有一些成功者，有的有著作传世，方为世人所晓。其中较著名的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Huc）。

1839年3月5日，古伯察一行三人启程前往澳门。古伯察抵华之时，正是天主教传播在中国最为困难的时期。1821年，清政府在《大清律》中明确规定：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任何人只要宣扬信仰、传播天主教思想，就会受到流放，乃至凌迟之刑。1840年9月11日，古伯察的同门，在华传教5年的教友董文学被清廷处死，这反而激发了古伯察传教的热情。1841年初，在澳门苦等差遣的古伯察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前往清朝最为偏远的蒙古地区传教。在蒙古地区开展了几年传教活动之后，1844年，古伯察与会友秦噶哗神父（Gabet）一起乔装打扮后，混在商人队伍中，历经曲折，终于在1846年初到达拉萨，但6个星期后即被清中央政府驻藏官员识破并逮捕，然后被驱逐出境。

古伯察和秦噶哗在清军的押解下，回到了澳门。在澳门，他们一边整理两年来的资料，撰写回忆录，一边竭力说服法国政府和罗马教廷协助他们重返西藏。为此，秦噶哗专程赶赴欧洲，试图说服教廷资助他们重返西藏。在澳门等待秦噶哗消息的古伯察，完成了回忆录的整理，并起名《鞑靼西藏旅行记》。该书记录了他惊险而又有趣的经历，不但多次再版，还被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译本也不断再版，可见影响之大。

秦噶哔、古伯察之后，虽然有大批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多次努力试图进入西藏，但均未成功，他们最终选择滞留川滇藏族地区开展了近百年的传教活动，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对当地的文教卫生事业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以及希腊罗马的宗教和哲学领域的人文思想；同时他们学习藏语，研究藏地的习俗、历史、宗教，品味欣赏西藏的艺术和文学，通过译介，著书立说把西藏文化介绍到西方。尽管西方传教士的游记、日记、札记和报告中包含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和观点，然而，其中更多的是有关西藏物质文化及政治、历史、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具体翔实的记载，因此成为西方藏学家了解和研究西藏文化的珍贵文献。不管西方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向西方介绍西藏文化的，的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化的研究，在西方掀起了至今持续不断的藏学热浪。如何评价西方传教士在西藏的传教活动，仍值得深入探讨。尤其是近代以来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西方国家殖民侵略我国的急先锋，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