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31讲：恼木汗活佛与北京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31讲 恼木汗活佛与北京

顺治初年，西域著名的高僧恼木汗活佛来北京建寺弘法，为清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恼木汗活佛的有关情况

据《顺治八年白塔寺碑》记载：“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隐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号为恼木汗，许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庀材鸠工，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为之记。”

据《塔尔寺志》记载，此“西域喇嘛”为青海塔尔寺第六世巴周活佛巴周·金巴嘉措。所赐“恼木汗”，也作“诺门汗”，是蒙古语，意为“法王”。这是顺治帝赐给巴周·金巴嘉措活佛的法王封号，说明巴周·金巴嘉措活佛在北京的活动确有益于国家和民生，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高度褒奖。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金巴嘉措在清军入关之前曾奉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之命经安多地区来到沈阳弘法，被皇太极奉为上师，在沈阳一处称为“关东巴周”的地方修建一座寺院，向民众传法，并预言若尊崇宗喀巴之教，做该教施主，将于某年某日成为转轮王，意即统领天下。顺治元年（1644）明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藏历五月初一顺治登上皇帝的金龙宝座，相传此事正与金巴嘉措的预言相合。因此，顺治皇帝十分崇信格鲁派教法，迎请金巴嘉措到北京弘法。顺治皇帝在皇宫紫金殿中供一佛塔，塔内装有金巴嘉措敬献的一幅“吉祥天女唐卡”，在皇宫之间的琼山上建造了一座大佛塔，塔前塑天女护法像及其侍从像三尊。

巴周·金巴嘉措活佛所立之塔，就是今天北海公园内琼华岛之上的喇嘛塔，即俗称的白塔，于顺治八年（1651）建造。所建之寺，就是今天白塔下的永安寺，当时称白塔寺，是在金代广寒殿、元代万寿山（也称“万岁山”）的旧址上建造的。现白塔已驰名中外，成为北京的主要标志和象征之一。

巴周·金巴嘉措活佛除建造白塔和白塔寺之外，还“以护国佑民为请”，建造了位于北京安定门外另外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东黄寺，供喇嘛驻锡之用。清代震钧所著《天咫偶闻》记载：“西黄寺在京城正北。东寺建于顺治初……名普静，系为活佛恼木汗所建。”东黄寺也是顺治八年（1651）建成的。

同样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敕令活佛恼木汗在明朝东苑的崇质宫旧址（今从南河沿大街南口附近）上建造了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作为恼木汗在北京的驻锡处，并赐寺名为普胜寺。

另据《内蒙古喇嘛教史》记载，建造北海喇嘛塔和东黄寺的恼木汗是内蒙古锡勒图库伦旗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班第达诺门汗西扎布衮如克，该僧12岁开始在拉萨学经，获兰占巴学位，成为西藏地区的名僧，被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派往后金，五世达赖喇嘛送给他一幅吉祥天女唐卡。西扎布衮如克38岁时来到盛京，深得皇太极信赖。在盛京期间他奉皇太极之命在盛京四面各建造塔、寺一座，从漠南蒙古选喇嘛住寺诵经。顺治三年（1646），顺治皇帝赐予他“锡勒图绰尔济”（堪布法主）封号，赐给札萨克达喇嘛印信，令其主持锡勒图库伦旗政教事务。顺治七年（1650）建成锡勒图库伦旗第一座寺院，五世达赖喇嘛起寺名“嘎丹阙林”，清廷赐名“兴源寺”。顺治皇帝将皇太极在盛京坐过的一把椅子赐给他，加封“锡勒图喇嘛”（堪布喇嘛）。顺治八年（1651）奉召进京，奉命与驻京喇嘛一起诵经祈祷“皇运昌盛”，清廷赐予其“班第达诺门汗”封号，由“四位王爷前来传达圣旨”，并赐金马鞍、白银、锦缎等物。他奉命于太液池建造一塔并建造黄寺。顺治九年（1652）初奉命前往呼和浩特筹备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事宜，八月奉命返回北京，十一月奉命赴代噶地方迎接五世达赖喇嘛。顺治十二年（1655）卸任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达喇嘛之职，在库伦建造“伊很腾格里庙”（大长生天庙），又称“吉祥天女庙”或“汗王庙”，将五世达赖喇嘛所赠吉祥天女唐卡供奉于寺中，该吉祥天女成为锡勒图库伦的主供神像。顺治十四年（1657）圆寂，其舍利塔建于伊很腾格里庙内。

从上述情况看，巴周·金巴嘉措活佛与西扎布衮如克应是同一人。

二、恼木汗活佛在北京建寺情况

永安寺、东黄寺、普胜寺是清初活佛恼木汗在北京所建的藏传佛教三大寺院，尤其是北海白塔更是活佛恼木汗的杰作，它已成为藏传佛教与北京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永安寺

永安寺原名“白塔寺”，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之巅，依山而建，清顺治八年（1651）由活佛恼木汗建造。该寺是清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清代帝王及皇室成员进行烧香拜佛等祈福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有著名的“白塔燃灯”活动。该寺也是清理藩院直属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前文述及，顺治八年（1651）有西域喇嘛，“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故赐号为恼木汗，许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相传他向清政府建议，为保国家社稷永固，在皇宫中本性天女之根本秘密处竖立一佛塔，则凶恶之事此后将不会发生。因此，顺治允许他在皇宫附近修建了一座白塔。

白塔建成之后，琼华岛遂称为白塔山。琼华岛之名始自金代，白塔寺即建于金琼华岛广寒殿旧址上，广寒殿相传为金章宗时李妃梳妆台遗址。琼华岛辽时称瑶屿，元代改名万寿山，又称万岁山。该山历史上也一直以“琼岛”之名传世。

乾隆六年（1741），白塔寺更名“永安寺”。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重修永安寺，增建了善因殿以及引胜、涤霭二亭。《帝京岁时纪胜》说，“塔前建龙光之坊，东为慧日亭，西为悦心殿，宫室焕然一新”。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因连年用兵，命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率众僧做“天女施食”法事，章嘉国师奉旨在永安寺内举行了为期7天的“色界大自在吉祥驱敌天女威猛施食”法事。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十四日，六世班禅大师到永安寺礼佛，并登白塔祈祷。

根据《日下旧闻考》《燕都丛考》《国朝宫史》等文献记载，永安寺山门三间，殿内左、右列四大天王像，门内东西有钟、鼓楼。正中为法轮殿，殿阔五楹，御书殿额“慈云觉海”，又有额“人天调御”，殿内供释迦牟尼佛及罗汉。由殿后拾级而上左右二亭，东曰“引胜”，西曰“涤霭”。亭后各有石，东曰“昆仑”，西曰“岳云”。亭为乾隆十六年（1751）建，亭内石碑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立，引胜亭内石碑上分别镌刻有乾隆御笔的《白塔山总记》，涤霭亭内石碑为《塔山四面记》。前者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将北海历史分刻四面，后者记述着琼岛四面景色。由此而上有坊，南曰“龙光”，北曰“紫照”。

涤霭亭再拾级而上，左右有方亭二，东曰“云依”，西曰“意远”。亭下各有石洞，东洞额曰“楞迦窟”。正中便是正觉殿，再后普安殿。普安殿御书额曰“慧根圆相”，又有“如如不动”。普安殿前东为宗镜殿，西为圣果殿。出普安殿之北门可直登善因殿和白塔山巅。善因殿为穹隆式，门下有铜炉一，门皆铜铸，殿内四壁砌五彩琉璃砖，砖中均刻有佛像，殿内供奉梵铜佛像，《蒙藏佛教史》记载为大威德金刚。该像“文革”中被毁。旧时传说白塔下有一口海眼，用此佛身才能镇住，以绝水患。故俗称此大威德金刚为“镇海佛”。

殿后为白塔。白塔又称“永安寺白塔”“北海白塔”，俗称“喇嘛塔”，为一座砖石结构的喇嘛塔，高35.9米，其下为高大的砖石台基，塔基为折角式须弥座，座上是三层圆台即“金刚圈”。其上为覆钵式塔身，塔身最大处直径为14米，共有306个通风口，南面有红底黄字藏文图案的佛龛，装饰精细华丽，为火焰形眼光门，也称“时轮金刚门”，门内刻藏文经咒。塔身上部有“十三天”，其上有两层铜质华盖，边缘悬铜钟14个。最上为铜质鎏金火焰宝珠塔刹，由“日”“月”“火焰”组成。1976年唐山地震时，白塔曾严重受损，相轮发生移位，后来修复。此次修复于塔内发现部分文物。

据记载，塔内有一高九丈的通天柱，柱顶置一经盒，盒中盛舍利子，还有星船、佛龛、供桌、经文、衣钵和佛教法物等。康熙年间地震后修复白塔时，塔内又添玛哈噶拉佛一尊，高一尺，铜铸镀金；银满达一个，重十两；盛贮舍利子银盒子一个，重一两；旱船三架以及佛龛、供桌等物。

白塔已驰名中外，成为北京主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和主要的象征。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已成为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倾心内向、“寿国佑民”的象征和历史见证。

由白塔东下至山足，为智珠殿，东向，内供文殊菩萨。御笔殿额为“般若香台”，楹联为“塔影迥悬霄汉上，佛光常现水云间”。

清代该寺是皇室的祈福场所。从乾隆十七年（1752）起，清帝于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到此祈福。皇宫设有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处，专门负责安排皇家寺院雍和宫的喇嘛为皇室诵经。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派遣雍和宫喇嘛15人到永安寺前殿做“煨桑”佛事，念大游戏经。所谓“煨桑”，蒙古语音译有时写作“乌卜藏”，是藏传佛教吸收苯教的有关祈祷仪式而来，即在点燃的桑枝或柏枝上，撒上糌粑、酥油、白酒、糖等，意为“上供下施”。佛教认为，佛、法、僧“三宝”当供养，护法可依功德，是为上二客；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六道”俱宜悲悯，魔障皆是障难，是为下二客。于此四客，随时随地或供或施。

清政府还规定，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延致京畿各寺喇嘛108名在永安寺各殿诵经祈福，直到民国时期此规定才被废止。这一天实际是藏传佛教节日燃灯节，即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忌辰的日子。同一天，作为祈福的一部分，还举行著名的“白塔燃灯”活动。《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太液池之阳，有白塔，为永安寺。岁之十月廿五日，自山下燃灯至塔顶，灯光罗列，恍如星斗。诸内侍黄衣喇嘛执经梵呗，吹大法螺，余者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槌齐击之，缓急踈密，各有节奏，更余乃休，以祈福也。”

永安寺白塔下有清代藏信炮之所，即白塔炮台。据《宸垣识略》记载：“塔前有殿曰善因殿，后列刹竿五，其下为藏信炮之所。”《燕都丛考》也有类似的说法。《大清会典事例》记：“白塔山暨内九门各设炮五位，树旗五杆，遇有警急，声炮为号，旗杆上昼则悬旗，夜则悬灯。一处放炮，别处炮声皆应。官兵闻炮即各备器械，各大臣各旗官兵均按原定地点齐集候旨。其白塔鸣炮，或奉上谕遣人，或部中遣人，持有金牌至则举炮，金牌书‘奉旨放炮’字样，藏于禁中。如有急不及报闻，则各于有急之处举炮。守白塔炮台，用汉军两翼信炮官各二人。”此规为清初定鼎北京之后以防急变而设，雍正年间重申此令，并载于《大清会典事例》中。

“刹竿五”即为俗称的“五虎号杆”。当时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的观点，按五方五行五色学说，东方青龙五行属木色青（为木叶萌芽之色）、南方朱雀五行属火色红（为篝火燃烧之色）、西方白虎五行属金色白（为金属光泽之色）、北方玄武五行属水色黑（为深渊无垠之色）、中央无极五行属土色黄（为地气勃发之色）。故制造青、红、白、黑、黄五色龙旗，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若东直门告急，东直门、朝阳门号杆升青色龙旗，白塔山号杆便随之挂起同色龙旗。晚上看不见旗色时，就挂青色灯笼，城内八旗见到信号，就结集队伍，东向迎敌。城内有变或敌人破城，就挂黄旗或黄灯。在挂旗或悬灯的同时，还要放21响信炮报警。清时设信炮总管一员，五品官，八旗各一专司监守。白塔塔顶标高112.4米，建成时是北京城内最高点。

白塔之南、永安寺西侧有庆霄楼，与永安寺浑然一体，为清代帝王及皇室成员观赏冰嬉的场所。据《燕都丛考》记载，乾隆皇帝每逢腊日奉太后观冰嬉于此。

清代帝王及皇室成员有腊日观冰嬉的习惯。所谓“冰嬉”，是一种冰上运动，原是军事演习性质的溜冰，后来逐渐演变为专供王公贵族娱乐的竞技活动。《金鳌退食笔记》记载：“禁中人于冰上作掷球之戏，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掷于其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每有此队之人将得，而彼队之人蹴之令远，喧笑驰逐，以便捷遒敢为能，所著之履，皆有铁齿，行冰上不滑也。高宗有《御制冰嬉赋》云。”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永安寺建成以后，曾额设喇嘛9名。另外，由于是皇宫御用寺院，因此寺内设有喇嘛太监，即“净身喇嘛”。

（二）东黄寺

东黄寺位于安定门外黄寺大街路北，为清顺治八年（1651）活佛恼木汗奉敕于普静禅林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与永安寺、普胜寺一起，是恼木汗活佛清初所建三大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改建后仍名普静禅林，因与西黄寺同垣异构，故俗称“东黄寺”，并与西黄寺一起号称“双黄寺”，是清代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理藩院直属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后来成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之一敏珠尔呼图克图在京驻锡地。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东黄寺，顺治八年奉敕就普静禅林兴建”。《天咫偶闻》则记载，西黄寺在京城正北，东寺建于顺治初，名普静，系活佛恼木汗所建。康熙皇帝在《重修东黄寺碑记》中也说：“普静禅林在京城之北，法侣攸萃，薰呗庄严，当顺治年间，有西域缁流，以祝国佑民为请，爰奉谕旨，创建兹刹。”说明东黄寺是顺治八年（1651）西域缁流恼木汗活佛以祝国佑民为请，奉敕在普静禅林的基础上兴建的。

东黄寺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后即接待了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1653年1月15日）到达北京，当天驻锡于普静禅林内，第二天便移居与之毗邻的专门为其建造的黄寺即西黄寺内。五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在普静禅林只驻锡一天，是因为当时清政府专门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而建造的黄寺在建成后还没有收拾妥当，只得在此暂住一天。

雍正十二年（1734），二世敏珠尔洛桑丹增嘉措（1700—1738）奉雍正皇帝之命再次进京供职，任驻京呼图克图，敕赐朝车朝马，驻锡安定门外东黄寺。从此，东黄寺成为历世敏珠尔呼图克图的在京驻锡地，敏珠尔呼图克图也成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和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他实际上也成为驻东黄寺管理宗教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曾遣使令其进京，雍正五年（1727）到达北京，雍正皇帝赐予其呼图克图职衔。

咸丰十年（1860），庚申之乱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东黄寺惨遭践踏，寺内建筑损毁严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役，东黄寺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破坏，寺内佛像等珍贵文物以及大量档案资料等被劫掠殆尽。据《蒙藏佛教史》记载：“敏珠尔呼图克图前辈源流敕书册档以及敕赐物件，向存京仓东黄寺库内。庚子之役，联军入都，仓上蹂躏，商库一空，圣迹留芳，荡然无存。”

据《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1935年左右，由于年久失修，东黄寺天王殿、关帝殿、菩萨殿、护法殿等主要建筑及百余间僧舍“或墙壁坍塌，或屋顶渗漏，或装修残缺，或佛像破毁，遍地瓦砾，已不复如昔时之壮伟整齐矣”。后来，东黄寺建筑逐渐消失。

东黄寺“寺基广约数十亩，殿宇雄伟”。因在普静禅林基础上改建而来，故保留了汉传佛教寺院的布局基础，坐北朝南，总体形状仍呈长方形，有中轴线。

该寺山门建筑称“宫门殿”，宫门殿之后是天王殿，面阔三间，内供弥勒菩萨和四大天王等。天王殿之后是关帝殿，面阔三间，供奉护法神关羽。关帝殿之后为护法殿，面阔三间，供奉藏传佛教护法神像。其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五间。

护法殿之后是东黄寺的主殿大雄宝殿，该殿面阔七间，主供释迦牟尼佛。大雄宝殿外内均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重修东黄寺时康熙皇帝御书匾额和楹联。殿外正门上匾额为“大乘宝殿”，下有“明妙圆澄”；殿内匾额为“妙演三摩”；楹联为“梵香馥郁吉云凝，象教西传净业；宝相庄严华月印，雁堂北护黄图”。

大雄宝殿之前东侧有碑亭一，碑文系记载顺治八年（1651）活佛恼木汗建寺经过。大雄宝殿正西建有敏珠尔呼图克图佛仓，是敏珠尔呼图克图驻锡期间的生活起居之所。1935年左右，该仓尚完好无损地保留于东黄寺之中，并有专人管理。大雄宝殿之后，东侧建有钟楼，西侧建有鼓楼。钟鼓楼之后有僧舍130余间。

乾隆时期规定京城各寺喇嘛额缺时，规定普静禅林额设一两钱粮喇嘛10缺、折色格隆钱粮16缺、折色班第钱粮79缺，共105缺，其中包括德木齐1名，格斯贵2名。

（三）普胜寺

普胜寺又称“石达子庙”，也作“十鞑子庙”“十达子庙”等，位于南河沿大街，清顺治八年（1651）敕建，为清初恼木汗活佛所建三大寺之一，也是恼木汗活佛清代在京三大驻锡地之一，是清代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直属理藩院管理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普胜寺是在明朝崇质宫旧址上建造的。崇质宫俗称“黑瓦殿”。明英宗在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俘获，失去皇位放回后即被景泰皇帝软禁在此地。景泰八年（1457）英宗经“夺门之变”重夺皇位，这里就成了一处离宫而受到优宠。明朝末年崇质宫与东苑的其他殿堂毁于战火。恼木汗活佛建寺完成后，顺治皇帝赐寺名为“普胜寺”。寺内有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文、“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仲冬吉日立”的石碑，记述了建寺经过。该碑前半部碑文竟与《顺治八年白塔寺碑》所载文字相同：“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隐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号为恼木汗。”继而指出了不同的内容，即遂于“皇城东南隅建普胜寺”。说明了此寺的缘起、建寺人、功用以及寺名的由来。

但民间一般称普胜寺为“石达子庙”，因为原来有个姓石的蒙古人曾住持过该寺，而民间当时有人称蒙古人为“鞑子”，久而久之，这位“石鞑子”变成了“石达子”，因此该庙也被称为“石达子庙”。

普胜寺到清朝末年已破败不堪。1916年9月欧美同学会会员集资2000两白银购得该寺，翻修后建立会所。该寺11名喇嘛遂迁至地安门东板桥火神庙内。此后普胜寺一直作为欧美同学会会址使用至今。

普胜寺原有山门三间，坐西朝东，黄琉璃瓦绿剪边，大式硬山顶。第二进殿亦为三间，坐北朝南，后出廊，前出抱厦，左右各一座石狮。门内正殿六间，坐北朝南，黄琉璃瓦顶，单昂三踩斗拱，和玺彩画，前出廊，带月台。东西配殿各三间，黄琉璃瓦顶，出抱厦前廊。整个院落由廊庑相通。走廊前院原有两座大卧碑，东碑为顺治八年（1651）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文的敕建普胜寺碑，西碑为乾隆九年（1744）工部侍郎励宗万所撰重修碑。此二碑在北京历史上享有盛誉，相传为北京城内最大的卧碑。碑宽3米余、高1.5米。1984年普胜寺二碑被运到五塔寺保存。

根据《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该寺第一进殿是关帝殿三间，中间供奉关帝，西殿供奉木刻观音。第二进殿为火神殿，中间供奉泥塑火神像。

该寺的主供神是火神，这是不同于其他寺院的独特之处。在藏传佛教中，火神也称“火天”，藏语称“迈拉”（火神），属于天神类。藏传佛教认为地、水、火、风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各基本元素都有护持之神，称“地神”“水神”“火神”和“风神”，也称“地天”“水天”“火天”和“风天”。供奉火神，意在招财、消灾、祛病延年、家国兴旺等。

该寺被欧美同学会购买后几经重修，但基本格局未变，保留至今。现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普胜寺额设达喇嘛一名，负责管理寺院事务。乾隆年间规定各寺喇嘛额缺时，该寺额设一两钱粮喇嘛12缺、折色格隆钱粮5缺、折色班第钱粮5缺，共22缺。其中包括德木齐1名、格斯贵2名。

为表彰巴周·金巴嘉措活佛的历史功绩，顺治皇帝除赐给他“恼木汗”之号外，还封他为灌顶国师，赐印册、皇冠、朝衣、念珠等物，并于青海民和敕建巴周寺，藏语称“巴周丹巴达杰林”。后巴周寺几建几毁，巴周活佛遂成塔尔寺活佛转世系统。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