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云先生是我国藏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长期致力于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侧重西藏早期文明史、唐代吐蕃、元代吐蕃史、清代西藏地方历史研究，兼及西藏当代现实问题、涉藏对外传播研究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张云先生著作等身，不仅在西藏历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关注西藏现实问题和涉藏传播等，多次担任中国藏学家代表团、中国藏文化交流团团长，出访20余个国家，向国际发出中国藏学研究者的学术声音，在把握涉藏国际传播的学术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张云先生还应邀到中央国家部委、国内外数十所高校作学术讲座，参与起草多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涉藏白皮书。西藏大学学报对张云先生的学术历程作了介绍，并就如何看待藏文史书的叙述传统、西藏历史研究和边疆研究的学术贡献及经验，以及学术历程中如何应对不同挑战等进行了采访。
【关键词】张云；西藏历史；涉藏传播；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泽仁曲措，女，藏族，西藏昌都人，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汉藏关系史。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19世纪西藏金沙江流域藏文地方志搜集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1CMZ038。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G127；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23）02-016-008
正文
张云博士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兼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海师范大学“藏区历史与多民族繁荣发展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藏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华民族共同体青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曾任中央民族大学“985”三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化与边疆史地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平台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西南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西藏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务），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等。先后10次担任中国藏学家代表团、中国藏文化交流团团长，出访20余个国家，多次应邀到中央国家部委、国内外数十所高校作学术讲座。参与起草多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涉藏白皮书，多份研究报告获得中央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担任《废奴》《走向光明》《扎什伦布》等多部电视纪录片学术顾问、总顾问。主要研究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特别侧重西藏早期文明史、唐代吐蕃、元代吐蕃史、清代西藏地方历史研究，兼及西藏当代现实问题、涉藏对外传播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青年项目等4项，省部级项目多项。成果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等奖等十余项。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丝路文化·吐蕃卷》《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等十余部专著，合著多卷本《西藏通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西藏知识干部读本》等十余部。曾经担任《中国藏学》杂志执行主编，《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辑刊》《藏学学刊》等十余种学术期刊编委。参加国际藏学会、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南南论坛等各类学术会议上百次。
笔者：张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我的采访！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围绕您的学术经历和成就进行访谈。您踏入藏学研究领域已近40载，可谓硕果累累，非常期待您跟我们分享与藏学研究的缘起和这一路的收获。首先，请您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进入藏学这个研究领域的？
张云研究员：感谢《西藏大学学报》给我与大家分享自己藏学研究经历和点滴体会的机会。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已经大学毕业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整整40年了，从事藏学研究也已有38载了。
1979-1983年，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3-1985年，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社会科学部任教；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获历史学硕士学位（西北民族史方向）；1986-1987年，在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学习藏文；1988-1990年，在西北大学任教；1989年9月-1990年7月，在陕西省教委举办的“俄语高级培训班”进修；1992年3月-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修古藏文；199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蒙元史方向）；2000年9月-200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西藏班”（第25期）学习；2003年4月-7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Insearch进修英语；2007年9月-2008年2月，在加拿大渥太华莱斯特语言学校进修英语；2013年9月，在德国杜伊斯堡参加科研管理能力培训班。1993年至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期间，2010-2020年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
说起来我还真与藏学研究在冥冥之中有着不解之缘。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时，除了系统学习历史系本科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之外，我对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当时，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曾在甘肃的文学刊物《飞天》上发表过诗歌，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获得过二等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是我四年大学生活的常态。
1985年，在西安冶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两年之后，我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又因某种原因转校到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复试时，导师交给我《旧唐书》和《新唐书》各一本（含“吐蕃卷”），让我在两个小时内读完并撰写一篇文章，没想到这个复试题目就把我未来的学术命运和藏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和导师周伟洲先生一起到西藏民族学院（今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跟随文国根、张天锁、申新泰、张家秀几位老师学习了一年的藏语文。1988年7月，我以学位论文《吐蕃与党项关系史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由此踏上了藏学研究之路。
笔者：回望您的学术生涯，您如何评价刚出道时的学术成果？这对您后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外，应如何评价您在不同阶段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
张云研究员：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是从1985年读研究生开始的。我的导师是周伟洲教授和王宗维教授，他们指导我的方法，就是他们的导师马长寿先生指导他们的方法，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严格的语言文字素养和研究能力训练，通过写好每篇作业来打牢学生的综合研究基础，我自己又特别重视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名家治学经验谈中汲取营养，悉心摸索学术研究方法。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瓯脱’考述”》（《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就是第一门课程“匈奴史”的作业。踏实学习、认真思考和用心写好每一门课程的作业，让年轻而志向高远的我得到了眼前的收获，我的作业几乎都陆续发表出来了。毕业论文也被分为三个部分，在《甘肃民族研究》《中国藏学》和《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了。其实，王宗维老师是反对研究生发表文章的，即使是收到了《民族研究》的用稿通知，我还是受到了他的批评。周老师则有所不同，一方面要求我严格检讨自己论点论据，准确科学使用学术语言，避免文学化；另一方面则鼓励发表有创新的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导师的指导都是完全正确的，我自己既获得了有益的经验，也有了一些教训。经验就是形成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之中，始终坚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信念。教训就是当年有些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甚至有些浅显。后者既与当时的水平不高有关，也与自己急于求成的心态有关。不管怎样，这些成果明确了我的研究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藏学研究，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信心。
我自己的藏学研究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以及此后留校工作的两年可以算作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学习好俄语、英语、日语和民族语言藏语之外，我的藏学研究工作重点聚焦在唐代吐蕃史领域。
1990年9月，我考上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跟随陈得芝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让我继续从事藏族历史研究，我选择将元代藏族史作为主攻的重点，由此开启了我藏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重点是研究元代吐蕃史。在此期间，我除了保持自己勤奋刻苦的习惯、大量阅读元史研究室丰富的藏书之外，也加大了语言学习的力度，受陈老师课题经费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跟随黄颢研究员学习藏语文，重点是阅读翻译巴卧·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提高了自己阅读和翻译藏文文献的能力。同时，随南京大学博士生班选学了德语，又跟随刘迎胜教授学习了波斯语。此外，我自己又通过翻译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教授的《中部西藏与蒙古人》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英语翻译能力。1993年我以论文《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3年，经邓锐龄先生、胡坦先生推荐，我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所工作，开启了我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入职之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就安排我做三件事：一是在档案室熟悉藏文档案资料三个月，这段经历初步提升了自己辨识清代藏文档案资料的能力；二是参与针对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的错误谬论进行研究和批驳，在陈庆英所长的具体带领下，我们合作翻译了由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编辑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书（民族出版社，1987年）；三是参与由多杰才旦主持，邓锐龄先生任副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我受命承担清代乾隆时期相关内容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与邓锐龄、陈庆英、祝启源几位先生合作完成了98万字的该部著作（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这一时期，我还独自完成了多项研究成果：一是接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了《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吐蕃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该书初次论证了吐蕃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二是参与并获得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支持，撰写了《青藏文化》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青藏地区文化的内涵与相互联系，特别是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进行了考察和梳理。三是在对元朝管理西藏地方制度进行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四是申报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完成了《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一书（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这个阶段是我藏学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四个阶段从2002年开始，主要任务是承担并完成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编撰工作。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实际工作需要，我的研究领域又在清朝西藏地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到当代西藏现实问题研究领域，相继形成了《西藏历史问题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等成果。期间与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完成了由厉声研究员牵头的《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2017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一书，并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为依托，独自完成并出版了《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成果。
不断拓展藏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为开阔自己研究视野，提高历史站位，探索历史人物、事件和制度的内在联系，把握西藏历史研究规律奠定了基础，扎实开展专题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和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也为我后来与大家一起顺利完成《西藏通史》的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笔者：您的成果中有很多关于吐蕃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内容，这些研究成果是否对您整个学术史观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
张云研究员：首先，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学习上的专精和博通关系的处理问题，一个是研究上对待微观及专题研究、断代研究与贯通性研究的态度问题。深入研究中国史要有世界视野，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史和区域史则必须要有中国通史视野，并兼及相邻国家和地区历史知识。其次，我们知道，唐代吐蕃历史不仅超出了中国青藏高原地区史和古代藏族史的范畴，甚至对中亚史和南亚史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决定了吐蕃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较为丰富的相关历史知识。我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主要植根于硕士研究生阶段对吐蕃史和西北民族史的系统学习，成果也集中体现在论文集《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之中，应该说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重视从更大视野和多视角来分析和研究西藏历史、比较重视从联系中探索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从整体性上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笔者：您做了一些藏文历史文献的考究，比如《韦协》《柱间史》《汉藏史籍》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历史记载考证、文献特点与价值研究，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成书于不同时期被奉为经典的藏文史书的叙述传统的？
张云研究员：藏文历史文献研究是我十分有兴趣的一个学术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延续不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献和灿烂的文化是历史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藏文文献又是除汉文文献之外，位居各少数民族文献之首的珍贵宝藏，这是藏学研究者的一大幸运。而西藏历史研究首先依赖的还是文献资料，没有对汉藏等文献的深入研究，总难以步入堂奥，探求至理。其次，我大学时代就对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初考研究生还有志于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入手探讨中华文明的密码。研究藏文文献，特别是西藏历史著作我有一定的文献学知识积累，持续学习藏语文，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条件。再次，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藏文文献十分丰富，但是由于缺乏像清朝乾嘉学派那样一场声势浩大而又扎实求实的文献资料辨伪存真的考据工作，文献的利用存在着多方面的风险和困难，比如各种抄本、伏藏文献都需要花费较大精力去甄别和辨析。加之受佛教史观的影响，史实和传说相互混杂，真相与演绎相互交错，大大增添了研究利用的难度。在具体实践中，有的研究者则将其视作扑朔迷离的历史传说弃而不用，有的研究者则照单全收，尽作信史，引为证据。
我在藏文文献的学习和利用中也有大家遭遇到的困惑，于是试图从点滴做起，对文献进行一些研究和考辨工作。比如我发表的《藏史中古部族谱系说略》（《藏学论丛·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年）、《〈彰所知论〉与元明藏族史学的发展》（《炎黄文化研究》1999年第7辑）、《元史·释老传藏汉译名证补》（《欧亚学刊》创刊号1999年）、《佛教史观与西藏古史的再塑造》（《贤者新宴》第2期）等，都是这项工作的初步尝试。后来进一步对《韦协》《柱间史》《红史》《汉藏史籍》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最后，还形成了我对藏文史书规律的一些认识，即《藏文史书的叙事传统：宗教义理、文学故事与历史纪实》（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史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未来我还想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希望能为藏文文献研究尽点绵薄之力。
笔者：您先后出版了《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和《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两部著作，能否谈谈您与元代西藏史研究的结缘，以及这两部著作对构建边疆学的意义？
张云研究员：元代西藏历史研究，是我1990年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启并一直持续下来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为了掌握国际学术研究前沿成果，我动手翻译了著名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教授的《中部西藏与蒙古人》一书。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经过修改完善，经蔡美彪先生和王辅仁先生推荐，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把汉藏文资料结合起来认真对勘考辨，解决聚讼未决的重要问题，提出系列创新观点是该书的宗旨。孟广耀（卡索夫）研究员还热情地撰写《西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读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对该书加以赞许。此后，我在元代西藏地方历史研究领域持续开展研究，提出了某些新见解、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诸如对“stod hor”的考辨，对元朝西藏驿站建立者答失蛮的事迹及驿站建立年代的考订，对“止贡之变”的考释，对元代畏兀人参与西藏管理的分析，对元朝在西藏征税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且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这两本书对元朝大一统条件下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全方位行政管辖的背景下，西藏地方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考察，深化了元代边疆治理的体制、政策和制度内涵。当前，我还承担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主持的《西藏文化史》“元代卷”的编撰工作，希望能有新的收获。
笔者：作为《西藏通史》的执行主编，请您谈一下这部宏篇巨著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张云研究员：《西藏通史》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牵头主持的财政部专项拨款资助的重大项目，2002年正式立项，2016年最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拉巴平措、陈庆英任总主编，我担任执行总主编。直接参与撰稿的专家有94位，参与审稿并以各种方式给予指导的学者有一百多位。因此，《西藏通史》既是中国藏学研究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藏学界齐心协力的丰硕成果。首先，《西藏通史》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汉、藏等多语种文献资料，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对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2015年的西藏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加以探讨，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首次完整、清晰地勾勒和呈现了西藏的整体历史进程与发展全貌，呈现了西藏地方在各个时期与祖国内地及中华各民族的密切依存关系，以及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脉络。是目前国内外藏学界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填补了西藏地方通史研究的空白，雄辩地说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其次，《西藏通史》把西藏地方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中，把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放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性，视野开阔、起点高、把握准。
第三，《西藏通史》立足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遵循“厚今不薄古”的原则，实事求是，深入探究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其总结为“三个高潮”（吐蕃、元代和当代），“两个低谷”（宋代、近代），同时解决了许多西藏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要指出的是，该书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西藏当代历史发展特点，被认为是目前西藏当代史研究领域水平最高和最权威的著作。
第四，《西藏通史》运用丰富和扎实的史料，有针对性地回应和驳斥了达赖集团分裂分子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和西方反华学者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等书中的荒谬论述，特别是所谓“西藏自古独立”说、“满蒙非中国”说、“民国西藏事实独立”论，以及“1951年中国入侵西藏”说等种种谬论，深入剖析，拨乱反正，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第五，通过《西藏通史》的编撰，培养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藏学家队伍，一批优秀藏学研究人才脱颖而出，年轻的优秀人才快速成长起来，为中国藏学的发展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实现了中国藏学界的一次大协作与大联合，还推动了海峡两岸藏学领域的交流和协作，受到藏学界和中国民族史学界的广泛好评。《西藏通史》先后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2017），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
笔者：从您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您的学术研究成果涵盖了吐蕃史、元代吐蕃史，以及近现代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等，研究领域跨度较大。是否曾遇到因研究领域跨度大而带来的种种困难，您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的？
张云研究员：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和难题。如果我专注于某一个断代史研究领域，也许更容易深入下去并形成体系。但是，我走了一条有所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子，当然这条路前辈学者已经有人走过，比如我们所的邓锐龄先生、陈庆英先生就是这样。于我而言，首先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选择把吐蕃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前后发表了20余篇论文，继续在该领域深入研究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事情。但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是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导师陈得芝教授是著名的蒙古史、元朝史专家，跟导师学习元代西藏历史自然是最优的学术路线，这也确实成为我后来藏学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1993年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后，接受的任务则包括承担《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清代乾隆朝的撰稿任务，服从组织安排，我又开始了在清代西藏历史研究领域的学习和耕耘。之后，我又根据国家和单位工作需要，参与到西藏现实问题研究之中，《西藏历史问题研究》等著作、2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通稿发表的理论文章和数十篇研究报告，便是在这一领域勤奋钻研的成果。
其次，我在坚守客观求实的学术原则的同时，持续深化认识、不断转变思想观念以适应工作需要，积累了一些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打牢扎实的基础，走在学术前沿是不变的法则。二是保持严谨求实的学风，掌握并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入不同领域做好研究工作的根本保障。三是巨大付出和勤奋努力，是实现顺利转换的重要条件。四是始终不渝地关注已进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始终保持不断学习和创新的状态是有效途径。
再次，在多个断代或专题领域同步进行学术研究并保持走在前沿，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超常的勤奋努力才能实现。但是，当你做到上下贯通、左右贯通的时候，你对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对人物事件制度内在联系的掌握，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就会有所不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一点对我履行《西藏通史》执行总主编角色，完成好《早期卷》《吐蕃卷》《元代卷》《当代卷》四分卷合作主编任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笔者：202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老师您主编的《西藏历史55讲》。与《西藏通史》等相比，《西藏历史55讲》的学术贡献和特点体现在哪里？
张云研究员：关于《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我在后记中已有所交代。当时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要领导希望将新出版的《西藏通史》进教材、进课堂、上电视，走进大众，让学术研究成果更好地进行社会转化，作为《西藏通史》执行主编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组织上经过与教育部教材局协调，由我负责把初中历史教材中涉藏内容全部修改了一遍。又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反复沟通联系，确定在西藏电视台“珠峰讲堂”开设“西藏通史”专题，由我负责联系专家，确定主讲内容，一个受到大家关注和欢迎的节目就这样出炉了。该专题在西藏卫视播出后，受到良好的社会评价，其中部分内容还在全国电视节目评奖中获奖，出版这部著作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
这部著作是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长期从事西藏地方历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中华各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着较为扎实的史料和雄厚的研究基础。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之初，不仅看到了由多杰才旦主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更直接参与了由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一书，后者被认为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领域较为权威的学术成果，在第五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的评选中，获得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
承担西藏卫视《西藏通史》演讲任务，并撰写书稿的学者或者是藏学界的资深专家，或者是优秀中青年骨干，均具备着良好的学术素养，严谨求实的学风，扎实的专业知识，保证了该书的学术质量。充分利用藏汉文资料，吸收最新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成果，从中华民族共同史观来展现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脉络是该书的重心；突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藏族与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聚焦历史人物、重大事件、重要制度，增强学理性、故事性和可读性是着力方向；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是该书的又一个亮点。当然该书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欢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体例、充实内容，不断提升该书的学术质量，以更好地服务读者。
笔者：目前，从事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日益剧增，在访谈的最后能否为广大青年学者留些寄语？
张云研究员：首先，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中国很早就有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传统，荀子在《致士》中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知识人自然也该有自己的担当，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代理学家张载自许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是读书人胸怀理想、关注现实，肩负“经世致用”使命担当的具体体现。从大处讲，一个研究者能够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国家人民，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自然是一种幸运。从小处讲，有了远大目标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不会心存杂念和自大自满。
其次，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并不断夯实学术研究根基。这里又包括多个方面：一是在语言方面，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外，掌握古汉语、藏语文对藏族历史研究十分重要，能够掌握与藏族历史研究相关的梵文、古突厥文、八思巴字、蒙古文、西夏文和满文等知识自然更好，这对使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很有帮助。由于西藏地方近代遭受外国列强侵略，以及了解国际学术研究成果的需要，应该尽可能的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如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等。一个人事实上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条件下掌握如此众多的古今语言文字，可以根据自己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学习一种或者多种语言。从掌握语言的程度上来说，精通多种语言也不现实，关键是学习了便不再陌生、消除了畏难情绪，便会增加进一步掌握的动力和兴趣，最终目的是能够借助字典和相关工具利用这些文字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深化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要拿自己的长处对比别人的不足，更不要因为多学了一门语言就自我膨胀。二是在专业方面，要掌握所研究领域的全部基本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对所研究领域基本历史脉络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准确把握所研究领域的主要前沿问题。年轻人要不断丰富拓展与藏族历史研究相关的学科和专业知识，例如政治学、外交学、考古学、民族学、边疆学等，以及敦煌学、突厥学、西夏学、蒙古学、满学等方面的知识。
第三，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学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学者章学诚进一步提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者为难，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既是对史家的要求，也可视为治学之要领。清朝乾嘉学派大兴考据之学，重视音韵、文字、训诂，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同时十分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形成了诸如：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词旨务笃实温厚等有效的方法。陈寅恪曾经概括二十世纪初学术之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二重证据法。胡适提出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也是有名的治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包括藏族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东噶·洛桑赤列教授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员主编的《西藏简明通史》的出现，都是在这一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诞生的高水平学术著作。
第四，要深入实际，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称，“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正是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是重视实地调查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史书中失载或众说纷纭的历史难题，弥补了文献不足的缺失，成就了不朽的史学绝唱。西藏地区辽阔而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文物遗迹和民间传说，可以印证乃至提供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重要信息。霍巍、李永宪教授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个人每次深入西藏基层调查都会去多看一些过去没看过的文物古迹，了解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知识信息。例如，2019年前往吉隆考察，沿途考察了位于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的竹巴噶举派祖寺热龙寺、吉隆县的贡塘王城遗址、招提壁垒、清军驱除廓尔喀入侵者的古战场和阵亡清军将士坟茔，以及相传尼泊尔赤尊公主修建的帕巴寺等。2022年，我第四次到昌都基层调查时，看到了洛隆县硕督镇凝聚着汉藏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密切开展交往交流交融内涵的“月饼”制作、“舞狮子舞”“团结树”和“汉墓群”，以及清朝驻藏大臣“乌斯使者保泰”的题诗、由义章寺僧人保护完好的纪念1959年平叛时牺牲的54位革命烈士“重于泰山”碑，深深感受了田野鲜活的历史内容的丰富和真切，获益良多。
第五，要持之以恒地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不断开拓创新。学术研究有方法却没有捷径，坚持不懈攀登是获得成就的唯一途径。韩愈《古今贤文·劝学篇》中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白居易自称，二十岁以后，“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他们能够成为杰出的大家，除了个人天赋、家庭环境和历史际遇之外，主要靠的还是勤奋努力。
藏学研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寄托在既扎根中华沃土又放眼世界，既脚踏实地又勇于开拓创新的中国青年藏学研究者身上。
笔者：感谢您分享的学术经历，以及对后生们的鼓励和宝贵建议，今天的专访已圆满结束。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扎西德勒！
张云：不客气，祝你学术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祝《西藏大学学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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