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为何激进推动涉西藏法案？

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美国涉藏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涉藏政策在拜登就任总统以来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对西藏事务的干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在推出涉藏法案方面动作更加激进，涉藏法案数量呈现历史新高，一些挑战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法案被抛出。这些动作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威胁。

自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条涉藏法案以来，国会逐渐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截至2022年底，美国国会共提出300多项涉藏法案，其中正式通过的法案约60多项，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涉藏政策体系，成为制约中美关系的重大负面因素。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法案数据库的信息显示，第117届国会（2021—2023）共提出31项包含涉藏内容的法案，通过4项。内容包括攻击抹黑西藏人权状况、向“西藏流亡政府”提供财政拨款、借“西藏人权问题”抵制北京冬奥委会、炒作西藏历史地位问题等。

这些涉藏法案呈现出美国国会在加大力度干预西藏事务上的三个新动向。

其一，法案数量创下本世纪新高，仅次于第101届国会（1989—1991年），与第105届国会（1997—1999年）持平。通常情况下，美国国会提出涉藏法案数量的消长反映了国会影响美国涉藏政策的意愿，特别是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在涉藏问题上的交锋。近年来，美国朝野在利用涉藏问题的策略上动作一致，折射出当前美国寻求重塑新时期对华政策的战略图谋。

其二，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在涉藏问题上频繁出现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小动作”。其中，国会议员抛出的“西藏独立法案”“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虽处于审议阶段，尚未通过成法，但法案的提出反映出美国部分政客借“西藏主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的心态和手段。

其三，美国在涉藏法案中加入愈来愈多威胁制裁条款，增加其涉藏政策的破坏力。美国不断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尤其是“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进行跨国制裁。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提出“反对中国企业腐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承认和帮助中国政府巩固对西藏、新疆、南海等领土主张的企业进行专门报告”，此举实质上是对所有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国内外企业进行广泛威胁。

关于近年来美国国会加强涉藏立法，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增加对华施压、打击的战略筹码。

中美建交以来，每当两国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涉藏法案数量便会剧烈增加。

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引发中美关系重大调整，美国国会新增涉藏法案数量出现短期激增现象。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会新增涉藏法案数量也同样出现大量增加。

如今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奥巴马担任总统后力推“亚太再平衡”，逐渐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执政后频频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等。当时的美国国会罕见地在两年时间里先后通过涉台、涉港、涉疆和涉藏法案，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达到历史新高。

拜登上台以来，基本继承了前任的对华政策路径，且对华打压的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霸凌。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不断强化涉藏立法活动，配合对华政策的调整实施。预计下一步美国大概率将抛出更多涉藏法案，从而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挑战。

二是美国国会“援藏独”议员推动涉藏立法。

“西藏问题”在美国国会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议题，一方面“西藏问题”具有高度的所谓“政治正确”，关注“西藏问题”有助于议员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另一方面利用“西藏问题”干预中国内政的成本较低，政策风险有限。因此持续深入地干预“西藏问题”有助于议员提升在国会内部的影响力和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南希·佩洛西就是凭借持续操纵中国人权问题积累了个人声望，为其日后成功进阶美国第一位女性议长奠定基础。

当前，美国国会“援藏独”议员群体已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局面，并且以麦戈文、卢比奥为代表的中生代议员在美国政坛渐入高层，一些青年议员也不断投身“西藏事业”。正是在这批人推动下，美国涉藏立法近年来出现了上升态势。

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通过之前，时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孙根曾连续多月在华盛顿开展广泛公关活动。这些游说活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藏问题”在美国朝野各界的热度，也为美国反华政客利用“西藏问题”打击中国提供了议题和素材。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意味美国对中国的任何负面举动都有可能演变成整体的损失。如果美国持续在中国主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势必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破坏，进而威胁世界整体利益。过去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史充分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尊重中国在涉藏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无疑是美国需要正视和采取的理性举措。

（来源：香港橙新闻；作者：肖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