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23讲：噶伦主政制度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23讲 噶伦主政制度 

一、准噶尔蒙古扰藏与拉藏汗被杀

拉藏汗是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汗王，固始汗曾孙，达赖汗之子。康熙四十年（1701），达赖汗去世，拉藏汗继承汗位，康熙皇帝册封他为翊法恭顺汗。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巴桑结嘉措在与拉藏汗争斗中被杀，拉藏汗废黜其拥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重新选定意希嘉措（Ye-shes-rgya-mtsho）为六世达赖喇嘛。

康熙五十五年（1716）10月，策妄阿拉布坦以送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及其女博托洛克回西藏为幌子，兵分两路，一支由自己的堂兄策凌敦多布、都噶尔、托布齐、三济等人率领6000人大军，从伊犁出发，取道叶尔羌，翻越人迹罕至的昆仑山脉，准备经过阿里，直达藏北那曲，对拉藏汗进行突袭；另一支则由300人的队伍组成，东出新疆，奔袭塔尔寺，目的是出其不意地将格桑嘉措抢走带往那曲，与策凌敦多布的大军会合，以护送达赖喇嘛坐床的名义进攻拉萨。为不引起清廷的怀疑，准噶尔军队散布谎言，说自和田出发的军队是去帮助拉藏汗与不丹打仗的，而实际上不丹的战事早已结束。

当时发现情况的康济鼐（khang-chen-nas-bsod-nams-rgyal-po）给拉藏汗上书说道：“我们接二连三听到叶尔羌传来的消息，说有五千鬼迷心窍、好战爱斗的准噶尔军队从那仓往阿里开来，是敌是友，尚难分辨。我阿里军队已整装待命，该不该开拔到敌人出没的地界上去，请下命令。”但大臣布穷却说：“他们没有理由来攻打我们。一来汗王的姐姐许配给策妄阿拉布坦了；二来汗王已经打发长子与他的女儿婚配，这是亲上加亲，不必多虑。”一番话令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

就这样，准噶尔6000兵丁沿着荒僻的道路急行军，他们还声称是护送拉藏汗长子夫妇回藏的随从，“痴愚的那仓人受了欺骗。他们在自己的牛羊帐篷里，同准噶尔兵丁安闲自在地吃吃喝喝，不分彼此”。而当时拉藏汗及其下属却正在当雄的吉祥草原游憩。而“高贵的小公子苏尔扎娶了青海汗王的公主为妻，一同来到父亲跟前，以解新妇离家之愁。王臣偕同女眷，设宴数日，游玩作乐，尽情欢娱。”

直到准噶尔军深入藏北，拉藏汗才派士兵前去侦察，在纳木错湖边与准军遭遇，发生冲突，逃回来的5名士兵报告说他们面临大批敌人，拉藏汗才仓促应战。正是拉藏汗的麻痹大意令策妄阿拉布坦的突袭战略最终得逞。

拉藏汗在备战的同时，写信报告康熙帝说准噶尔军队劫掠了那仓的波木宝族后，已于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四日即公历1717年8月10日进抵西藏，策凌敦多布正向他进袭。而当信件到达康熙帝手中时（即1718年2月），拉藏汗已经去世了大约3个月。

康熙五十六年（1717）8月，拉藏汗开始应战，两军在达木草原展开会战。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遭遇战中，拉藏汗的处境愈来愈糟，他自己的和硕特士兵寥寥无几，而且缺乏作战勇气，颇罗鼐和卫藏各将领、蒙古阿细达等官兵和藏南的勇士则使出浑身力气顽强作战。

拉藏汗的军队开始四分五裂，步步向拉萨败退。11月上半月，拉藏汗带领全军撤进拉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向清廷上奏：“臣世受圣主洪恩，不意恶逆策妄阿喇布坦发兵六千，与我土伯特兵交战两月，虽无胜负，而敌兵复又入招。臣现在率兵守护招地，但土伯特兵少，甚属可虑。若将喀木（康）、危（前藏）、藏（后藏）之地被伊踞去，将使黄教殄灭。为此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

但当此信抵达朝廷之时，已为时太晚。

当拉藏汗作调整之际，策凌敦多布也在达木停留了10天。他在等待那支奔袭青海塔尔寺的300人队伍前来会合。然而，这支突袭队未获成功，被严密防范的清军歼灭。但他散布假消息称：“我们不是因为嫉恨和破坏拉藏汗的幸福才来打仗，而是为了无依无靠的西藏百姓。青海的岱青柯雪切率领军队，从多康迎来雪域的观世音化身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经活佛同意，并且为了你们藏人，我们才诚心诚意前来朝佛。你们内心应该愉快幸福，难道还不返回家乡吗？”

此谣言果真令军心涣散，西藏民众听闻后，出于对该达赖喇嘛的拥戴，反而感激准噶尔军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不仅不作抵抗，而且主动打开城门，接待准军，准噶尔军得以长驱直入。

二、准噶尔在西藏的三年统治

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17—1720）间，西藏处于准噶尔贵族统治之下，西藏人民饱受准噶尔贵族的压迫与剥削。

控制拉萨的准噶尔军分四队屯驻在东西北三面，第一队策凌敦多布亲领，驻在城北接近色拉寺的地方；第二分队开到西边，距哲蚌寺不远；第三分队派往东面，靠近甘丹寺；第四分队占领拉萨附近的大河岸边的一个阵地。

拉萨的僧人们对拉藏汗一向敌视，拒绝承认其所立的达赖喇嘛意希嘉措，唯慑于拉藏汗的威严和皇帝的支持，表面上服从，私下里却派人或致书与准部联络，准噶尔部兵士一露面，“三大寺的僧侣带着食物和武器弹药，热烈欢迎准噶尔人，许多年轻的僧侣武装参军，使准噶尔军队的人数大为增加了”。本来准军的统帅策凌敦多布就曾经在扎什伦布寺为僧，另两名将领也曾是僧人，也在哲蚌寺、色拉寺学过经并取得了学位。但是，准噶尔部头领却在西藏实施了残酷、血腥的统治。

《颇罗鼐传》记载，听到准噶尔即将进入拉萨的消息，“一群蒙古少女嚎啕大哭道：‘天呀，我们一点也记不起从前伤害过准噶尔部，为什么我们要遭灾受难！汗王经常供奉的护法神到哪里去了啊？！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报应呢？’”

拉藏汗则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翻身上马，从布达拉宫东大门前往鲁布地方，只有一位名叫格桑群培的蒙古侍从随他而去，而正在闲荡的准噶尔人直接向他杀来，他们二人奋力战斗，力竭而亡。

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一下子变成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不管男女老少，加以污辱和毒打，或绑吊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中积存和藏匿的财物。

1.扶持傀儡政权

策凌敦多布在杀害拉藏汗之后，建立起了以达孜巴·拉杰热丹（stag-rtse-lha-rgyal-rab-brtan）为首的傀儡政权。关于达孜巴，多卡夏仲·策仁旺杰写道：“达孜台吉出身于宏扬文殊怙主法王之教的噶丹派世系，已是年迈老人，头发白得像一簇白邬婆罗花，眼皮下垂，牙齿脱落，步态蹒跚，口齿不清，耳朵半聋。虽然不堪称心如意，但是名义上却被扶上了统治的宝座。”进入拉萨的准噶尔军人虽然每月领取银钱、炒面和茶叶，但发放多不及时。军士则多驻留达木（今西藏当雄），设前哨于那曲。军用马牛于达木放牧，入冬驱回拉萨，由藏民支应草料。拉藏汗的许多藏族旧官员暂时集结在达孜巴的傀儡政府周围。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扎西泽巴，他担任傀儡政府的噶伦，在1720年清军来到拉萨后他和达孜巴等均被处决。

2.实行宗教迫害

准噶尔军队对西藏的宗教人士大加迫害。“西藏的几个豪门贵族、喇嘛、高僧被杀，宁玛教派的寺庙被拆毁，等等，非常混乱紧张。”他们烧毁莲花生的画像、塑像及其经书。“准噶尔的头领们商量剪除宁玛派，派拉藏汗的僧官和一些蒙古人去迎请敏珠林寺的经师们，派颇罗鼐台吉和蒙古人脱巴噶去迎请多吉扎寺的密宗大师，另外凡是宁玛派所在地，都派去专使。”袭击朗杰林寺和桑顶寺，攻打敏珠林寺，宁玛派的祖庙多吉扎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其转世活佛拉钦被杀害，敏珠林寺的上师等也被投入监狱。

三、清军入藏驱准

康熙五十七年（1718），策凌敦多布入西藏，破布达拉城，戕拉藏汗，执其子苏尔咱，遂据有其地。六月，清廷派额伦特与色楞领军分道进兵。总督额伦特同侍卫色楞俱统兵至喀喇乌苏（今西藏那曲）地方，与准噶尔军相遇，鏖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于藏北那曲。获胜的策凌敦多布很得意地对颇罗鼐炫耀说：“从北京调来攻打我们的大军，好似夜晚的繁星，大地的尘土，他们浩浩荡荡而来，在哈喇乌苏被我们打败，全军覆没。有的将领被流放到我们准噶尔的领地去了。大部分军队都被杀死在战场上。有的无食充饥，活活饿死；有的无衣御寒，活活冻毙；有的被活捉，然而，为了班禅活佛长寿，放他们各自回家。”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复派十四王子允禵带领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由青海、四川两路入藏。原拉藏汗政权的部分官员也在阿里、后藏、工布等地起义，配合清军平乱。康济鼐时任阿里地区总管，阿里北部处在准噶尔军往来于新疆和西藏的交通要道，康济鼐利用地理优势，经常出奇制胜地拦截准噶尔军抢掠来的财物，切断新疆和西藏之间的交通，阻止准噶尔由此往来。

颇罗鼐也组织军队对抗准噶尔军，他鼓动大家说：“准噶尔军队在西藏蹂躏佛教，不少善良的亲友被害，卫藏贵族无辜丧生。准噶尔人征收粮秣，巧立名目，赋税繁重，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今圣文殊菩萨化身真命天子大皇帝，调动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前来剿灭万恶的准噶尔部，我们怎么能不听从圣旨？若有愚昧之徒不识时务，竟然忤逆，我就派狼虎之师，予以剿灭。”他的鼓动提振了士气，兵士奋勇争先，逐渐扭转局面。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条件下，准噶尔军开始撤出西藏地方。《噶锡哇世系传》记载：“大皇帝天兵将至，准噶尔部不敌，其台吉、宰桑等显贵携政府之珍宝以及贵重之服饰和布达拉之圣洛迦夏惹等一些佛像圣物，经阿里归去。营官康济鼐骗其入帐，设宴款待，随即推倒帐篷。仅少数未进帐篷之随从逃逸，主要将领多被执杀，复将准噶尔所携之神圣佛像和珍宝等政府之服饰送归。最上供处檀越封大青巴图鲁为贝子，委为首席噶伦。”

据当事的清军将领回忆，“以前交战，不见有杜伯特人民。自闰八月二十日以来，我军马缺饷绝，准噶尔贼匪始将杜伯特人民派出，每日向我营施放鸟枪。若在准噶尔贼前，则将枪高举妄发；若无准噶尔贼匪，则向我营施放空枪。观形像，多系与我一心，只被准噶尔贼匪胁迫，无计附从”。

准噶尔军离开西藏后，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变化、官员任免等重大事项，均由清廷决定，清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康熙皇帝乾纲独断，运筹帷幄，令第二次驱准大获全胜，上层阿尔布巴、达克扎等归附与配合，下层老百姓热烈欢迎清军入藏，进一步增强了西藏地方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四、清朝任命众噶伦管理西藏事务

准噶尔军兵败并逃往新疆后，康熙六十年（1721），清廷废第巴，设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清廷任命驱逐准噶尔时有过立功表现的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为噶伦。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任命颇罗鼐及扎尔鼐为噶伦，要求同心协力办理藏事。据《颇罗鼐传》记载：“阿里首领康济鼐和东方工布的阿尔布巴被委任为噶丹颇章政府噶伦，不久又一同封为贝子。颇罗鼐台吉则代贝子康济鼐掌管政务。洛黑达（拉萨河流入雅鲁藏布江入口）河畔的隆布鼐，诏封公爵，当了噶伦。他一味徇私，贪财好利，栽培亲信，排除异己。”

至此，“噶伦议政”代替了以前的蒙古汗王管理及“第巴”制度。后来钦差大臣侍郎鄂赖抵达西藏，“奉圣旨之命，委任两位新的噶伦，管理西藏十三万户事宜。据说颇罗鼐台吉刚毅过人，谙于军事，所向无敌，英勇果敢，足智多谋，宽宏大量，所传属实？”尽管有前藏大臣反对来自后藏，并且被认为是拉藏汗亲信的颇罗鼐担任噶伦，经过七世达赖喇嘛之父索南达杰的推荐，驻藏大臣依然向朝廷推荐颇罗鼐担任噶伦。对于另一位噶伦人选，阿尔布巴、隆布鼐和索南达杰各自推荐了人选，最后被确定下来的则是扎尔鼐。

五、划分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省界

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藏叛乱平，清朝开始招抚青海蒙古与西藏间的南称巴彦等处七十九族。次年，正式派常寿为驻扎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各部。雍正元年（1723），固始汗之孙、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朝廷派川陕总督年羹尧（1679—1726）率大军从甘肃张掖出兵平乱，同时，由岳钟琪（1686—1754）从四川带兵挺进，周瑛则截断其入藏道路。此外，在新疆地区也出兵照应，最后平息了这场叛乱，使占据青藏高原的蒙古贵族势力遭受沉重打击。

雍正三年（1725）五月，副都统宗室鄂齐一行抵巴塘，会勘巴塘、邦木、与赏给达赖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宁静，拟于山顶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两界，山顶亦立界石。

宁静山东面的巴塘、德格属川；宁静山西面的察木多、乍丫、贡觉、江卡、南墩、桑昂属西藏。在划归西藏的地区中，乍丫、察木多两地，朝廷赏给两处呼图克图管理，自征粮赋，并不纳于国家，不属达赖喇嘛管理；江卡、贡觉系蒙古人，迄今土人尚存有元代制诰，桑昂曲宗原归察木多呼图克图管辖，本不属拉萨的政教管理范围，清廷以之赏藏，只于江卡设守备、把总外委各员率兵戍之，为进藏驿站计。藏中派官分驻江卡、贡觉、桑昂，征其粮赋。

中甸贴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图。附近中甸之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虽系巴塘所属之地，向归四川，而其界紧接滇省汛防，总通于阿墩子，阿墩子乃中甸之门户。请改归滇省管辖，设官防汛，与川省之里塘、打箭炉彼此犄角。

雍正九年（1731），青海办事大臣达鼐奏请勘定界址。雍正十年（1732），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的边界勘定完成。青海、西藏大致以唐古拉山为界，北路的巴彦、南称等四十族（即玉树等四十族）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南路的三十九族称为“霍尔三十九族”，与达木蒙古同归驻藏大臣管辖。霍尔三十九族因此也被藏族人称为“汉管”（嘉代）三十九族。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