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18讲：明代西藏的三大法王

第3编　明朝西藏历史

明朝时期，开启了明清大一统的又一个历史时期。“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越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明朝继承元朝治理西藏的措施，并结合自身实际，在西藏地方设立行政机构，封授官员，恢复驿站，通过茶马贸易控御西藏地方。明朝还重视西藏地方各个宗教势力，采取多封众建，册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实现了维护地方稳定，保障西藏与内地各方面联系畅通的目标。与元朝相比，有所不及；从自身而言，却也可圈可点，很有特色。

第18讲 明代西藏的三大法王

明成祖在位期间，为加强北部边防，迁都北京，并多次派兵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残余势力，并在甘青一带藏族地区加强管理，站稳了脚跟。明成祖是经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的，内战中死人不少，为了平息怨敌，他更加倚重宗教的力量。对于藏传佛教，他先后邀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哈立麻（得银协巴）、萨迦派昆泽思巴（贡噶扎西）、格鲁派释迦也失进京，并分别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明朝还根据藏族地区各个地方势力的具体情况，封帕竹政权的首领为阐化王、止贡派首领为阐教王、萨迦派首领为辅教王、馆觉地方首领为护教王、灵藏地方首领为赞善王。此外，明朝还敕封其他一些地方僧俗首领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僧纲、司徒等职，由朝廷颁授印信、号纸等，形成一套僧俗并用的符合藏族地区政教势力实际情况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大宝法王

明朝和噶玛噶举派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从洪武初年就开始了，明太祖给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的封号是“朵甘乌思藏灌顶国师”，而当时给帕竹第悉释迦坚赞、扎巴绛曲的封号也是灌顶国师，所以明太祖对噶玛巴·乳必多吉是非常重视和尊重的。

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1384—1415）本名却贝桑布，1384年生于西藏娘波地区，4岁开始跟从乳必多吉的弟子、噶玛噶举派红帽系二世活佛喀觉旺波学佛，随后被认定为噶玛巴·乳必多吉的转世。18岁时受到康区馆觉地方首领斡即南哥的尊奉和供养，他在康区一带巡游传法，很有名声。1402年，明成祖继位，即于当年八月戊午派遣僧人智光携带诏书入藏晓谕各地首领。正是在智光入藏后，明成祖进一步了解到噶玛巴·却贝桑布在馆觉等地活动的情况，便决定召请年仅20岁的噶玛巴到京会见。永乐元年（1403）二月乙丑，“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噶玛巴得知消息后，于1406年从楚布寺出发。七月，噶玛巴在康区噶玛寺见到了侯显等使者，领受诏书，即随侯显等人一道前往南京。他们经青海一路于十一月抵河州。然后经陕西、河南、安徽，乘船入长江，于1407年藏历正月抵达南京，驻锡灵谷寺、大都寺。此后，噶玛巴多次为明成祖诵经传法，明成祖赐予出行仪仗及金、银、绸缎、鞍马等。噶玛巴除了率领僧众在灵谷寺（今南京市中山陵东面）设十二坛城为明太祖夫妇作超度法事14天外，还在皇宫中设坛为明成祖传授无量灌顶，讲经译经。噶玛巴活佛在南京所做的超荐法事和为明成祖传授灌顶等，自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活动，当时明成祖刚刚用武力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皇位，在南京还面对着残留的建文皇帝支持者的对抗和谴责，因此他急需利用从西藏来的噶玛巴活佛帮助他树立精神上的威望和表现他对其父母明太祖夫妇的思念和孝心。因此，明成祖对年轻的噶玛巴活佛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倚重和尊崇。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明成祖决心对噶玛巴给予超过明太祖对藏传佛教首领加封惯例的封号。永乐五年三月丁巳，明成祖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并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设盛宴于华盖殿，宴请噶玛巴师徒，以示庆祝。

明成祖给噶玛巴的封号中，“大宝法王”是沿用了元朝的内容，“西天大善自在佛”则比“西天佛子”更提高了一步，但是“大元帝师”及“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等表示八思巴为皇帝之师及参政的内容则被除去。这说明明成祖在沿袭元制上有所取舍，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主要是强调噶玛巴的宗教领袖地位。因此，噶玛巴虽然有与元朝帝师相同的“大宝法王”的封号，但是并不具有元代帝师的掌管宣政院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权力。在受封为大宝法王的封号中，有“如来”二字，藏语对应词为“得银协巴”，从此得银协巴成为噶玛巴黑帽系五世活佛的常用名字，其原名却贝桑布反而不太通用。

永乐五年（1407）七月间，明成祖的皇后徐氏（明初名将徐达之女）去世，大宝法王奉诏先后在灵谷寺等寺院为她诵经超荐，后来又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诵经超度亡灵。约在十月中，噶玛巴从五台山返回南京。十一月二十四日，明成祖致书噶玛巴，再次感谢法王于五台山道场举办超荐大典，并谓法王返京，道路跋涉，劳顿良多，正宜从容休息，今遣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躬诣，请法王即就灵谷寺宣扬法教。明成祖敦请噶玛巴再到灵谷寺举行法会的诏书说：“大明皇帝致书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向者仁孝皇后崩逝，如来于七七之内，就五台道场广慈悲之力，大举荐扬之典，勤渠恳款，功德无量。百日之期，途中复举法科，拔济之功，超登极乐感佩之心，夙夕不忘。今如来至京，复欲亲诣几筵特加赞祝，慈悲悯恻之心愈加恳至。然以道途跋涉，劳顿良多，正宜从容宴息，不敢过劳，以动如来慈念。朕子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欲报叩劳之恩，今特躬诣祈请，惟望如来益弘愿力，大阐慈仁，就灵谷寺宣扬法教，以遂其孝诚之心。兹敬致书，如来其亮之。”

噶玛巴·得银协巴在南京、五台山等地停留达一年多时间，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明成祖赐给他白金、彩币、佛像等物，派中官护送。得银协巴回到拉萨和楚布寺后，向大昭寺的觉卧佛像献了无比珍贵的珍珠袈裟，并给前后藏各教派有5名僧人以上的寺院熬茶布施，拉萨地区的领主内邬巴把拉萨布达拉山上的庙宇供献给他作为驻锡之地。他给阐化王扎巴坚赞等人讲经说法。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宝法王回到楚布寺以后，永乐皇帝还颁发诏书给他，把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遇到的奇事通告给他，诏书说：“大明皇帝致书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朕尝静夜端坐宫廷，见圆光数枚，如虚空月，如大明镜，朗然洞彻，内一大圆光，现菩提宝树，种种妙花，枝柯交映，中见释迦牟尼佛像，具三十二种相，八十种好，瞪视逾时，愈加显耀，心生欢喜。自惟德之凉薄，弗足以致此。惟佛法兴隆，阴翊皇度，贶兹灵异，亦如来摄授致功，有是嘉征。乃命工用黄金范为所见之像，命灌顶大国师班丹藏卜等颂祝庆贺。朕曩闻僧伽罗国，古之狮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今之锡兰山是也。其地有佛牙，累世敬祀不衰。前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诣彼国供养。其国王阿烈苦奈儿，锁里人也，崇礼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太监郑和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谋害使臣。郑和知其谋，遂去。后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以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泄其机，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阨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灵异非常，宝光遥烛，如星灿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訇霆震惊，远见稳避，历涉巨海，凡数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恬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安乐。永乐九年七月九日至京。考求礼请佛牙之日，正朕所见圆光佛像之日也。遂命工庄严旃檀金刚宝座，以贮佛牙于皇城内，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今特遣内官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以此无量之因，用作众生之果，吉祥如意，如来其觉之。永乐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可是不久以后，噶玛巴·得银协巴在藏历木羊年（1415）八月十五日因突然患重病而去世，终年32岁。得银协巴去世后，永乐皇帝派遣班丹扎释远赴西藏“审察”大宝法王的“再生”事务，这是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第一次审察。

噶玛巴前四世的传承，是藏传佛教最早形成的活佛转世系统。自永乐皇帝开始，明朝统治者将噶玛噶举派的地位提升至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第一位，因而他们的活佛转世事务也受到皇帝的重视。黑帽系第六世活佛通哇敦丹（1416—1453）继承了大宝法王的封号，从1426年到1450年的二十多年中，他先后8次遣使向明朝进贡，明朝曾召请他进京，但未能成行。宣德元年（1426）四月甲申，“赐如来大宝法王等使臣指挥使公哥等金织文绮、袭衣等物有差”。当时通哇敦丹年仅11岁，可见明朝是承认他自动地继承了得银协巴的大宝法王封号的。他以后的黑帽系第七世活佛是却扎嘉措（1454—1506），藏文史料记载明宪宗曾赐给他一顶特别的黑色僧帽、珍珠袈裟以及黄金绸缎等，还说当明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时，他为宪宗诵经超度，为孝宗祝赞吉祥，孝宗赐给他诏书、茶一百五十包、库缎百匹、旃檀等，朝廷的官员也送来了信，还说一般情况下，除了皇帝以外，在西藏谁也不能封授官爵，但是明朝皇帝曾对得银协巴说，由于汉藏距离遥远，所以上师你可以委任合适的拉德和米德的官员，由我给予支持和镇慑，所以噶玛巴·却扎嘉措委任了国师和司徒。

这大约即是指《明实录》所载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甲戌，“乌思藏大宝法王葛哩麻巴遣国师答失藏卜领占等来贡，因为番僧桑儿结俄些儿等六人请袭其师原职，许之。回赐法王及宴赐答失藏卜领占等各如例”。这也就是说噶玛巴可以推荐弟子承袭国师、司徒等职，请明朝皇帝批准，或者是由噶玛巴先委任，然后请明朝皇帝认可。噶玛巴的这种举荐、封授地方僧俗官员的权力，有可能只限于噶玛噶举派管辖的僧俗部众以内。以后的历辈噶玛巴活佛作为大宝法王向明朝进贡，也可见到一些记载。

二、大乘法王

被明成祖封为大乘法王的是萨迦派都却拉章的贡噶扎西（明代汉译为昆泽思巴）。其祖父为元朝的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1333—1358年任帝师），父亲为大元却吉坚赞，是与帕竹大司徒绛曲坚赞对抗的“帝师的两个儿子”。大元却吉坚赞在反对绛曲坚赞彻底失败、萨迦势力被迫迁到达仓宗以后于1356年到大都，被元顺帝封为“中兴释教大元国师”，并成为皇太子专门供奉的上师。他与帝师喇钦索南洛追等在朝廷继续控告大司徒绛曲坚赞，但是没有成功，而于1359年在大都去世。大元却吉坚赞在受比丘戒之前娶有三位妻子，其长妻1349年所生之子即为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因为贡噶扎西出身的家世，所以他成为在达仓宗的萨迦残余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教活动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两次遣使前来召他进京。贡噶扎西“念与此大皇帝有先世誓愿之缘，前往彼处对佛法及众生大有利益”，遂决定前往内地。当时属下众人以先前萨迦派到大都去任皇帝帝师之诸人大多未能返回，且路途遥远，而他年事已高（时已60岁），去后恐难返回，大生悲痛，部分人甚至失声痛哭，劝他不要去内地。但贡噶扎西决心已下，不听劝阻，于永乐十年（1412）四月由萨迦寺动身，经过10个月的跋涉，他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到了南京朝见皇上，并多次讲论佛法，深受皇帝敬信，被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诏书及金印。此后，他又去了北京、五台山等地，为去世的徐皇后做追荐法事，然后再到南京，为明成祖传授灌顶及经咒、护持等教法，并请皇帝大赦天下。关于贡噶扎西的进京和受封，《萨迦世系史》记载说：“蛇年二月间，到达京城南台（pho-brang-chen-po-rnam-thang即今南京），朝见了皇帝大法王，多次讲论佛法。大皇帝复生大敬信，毛发耸动，请求传授甚深密法之道灌顶。上师首先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密教法，使其如愿以偿。此后，用巨船从水路迎请上师到大都（今北京）宫殿中，并新建名叫法坪寺（ha-phin-se）的一座大寺院，作为上师临时驻锡之所。大皇帝还像以前给孤独长者供奉释迦牟尼那样对法主恭敬服事，把他奉为所有福田是最为尊胜者，并对上师说：‘你要像以前萨迦派历代上师传承那样，作贯通显密的大自在者，使无数众生得以成熟解脱！’皇帝还封上师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像遍主金刚持’。并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金册、金印及用各种珍宝镶嵌的千幅黄金法轮等难以计量的瑰宝”。他于马年（1414）正月离开朝廷，十二月回到萨迦寺，总共在汉地停留了一年多。

贡噶扎西此次进京的另一重要收获是争取到明成祖发布命令让帕竹政权把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派掌管，使萨迦众人努力了几十年的大事终于有了结果。明朝的使者前去宣布并执行。1413年5月，明成祖派侯显等人从京城出发进藏，以向乌思藏许多首领传达旨意，其中带去了命令帕竹第悉交出萨迦大殿给予原主萨迦派的诏书，12月侯显等人到达西藏，在颇章孜宣读诏书。《江孜法王传》记载说：“佛法大施主（指热丹贡桑帕巴）30岁的阳土狗年（1418），在政教两方面做出了一些殊胜的功业。首先法王兄弟受封为大司徒和朗钦的诏书如前所述已经宣读，并已接受官职，但是大乘法王来信说，‘封授土官的诏书还应在萨迦大殿宣读，作为前藏人（指帕竹第悉）把萨迦大殿交到大乘法王手中的吉祥缘起，因此你们作为贵宾，要尽快前来。’于是法王率领壮年侍从‘杂强替巴’（tsa-chang-mthil-pa）约1000人，护卫的轻装士兵200人。依照以前给大司徒帕巴仁钦叔侄宣读诏书时的例子，排列掌印的职司官员开道的马队、旗鼓、刀矛、法鼓等全套仪仗，此外还有各个‘勒参’（las-tshan）的主事及干巴（rgan-pa）等分类排列。二月初四，法王兄弟从江孜出发，经过3日程到达仁孜（rin-rtse）。在仁孜住宿之时，为让前藏的人们看到萨迦的大师们对此事的重视，显示萨迦派请来的强有力的贵宾的威风，请你们在萨迦停留和献礼布施8天。从色地方到萨迦走两天，二月十一日由雄巴派执事和驮畜护送，从朗噶波（glang-dkar-po）以后，由萨迦分段派人迎接。抵达萨迦时，以拉堆绛和拉堆洛为首的大批人士隆重聚集，据说这样隆重地欢迎宾客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在密集的俗人面前法王兄弟下了马，从红色地毯上走到萨迦寺，向拉钦拜礼和献礼。此后法王兄弟步行巡礼，首先到了细脱拉章，前往森康（寝殿）中拜见了达钦细脱巴。十二日，迎请大乘法王到细脱拉章，向大乘法王献了礼品，恭敬服事。然后宣读了封法王兄弟等人为大司徒、朗钦、土官等职的诏书。伯侄等人为他们举行了开光命名等仪式。当天由他们担任贵宾，给前来聚会的拉堆绛和拉堆洛以下、纳塘寺以上的大量僧人熬茶供饭，发放金银、绸缎等布施，并举行布施奶酪的宴会。与此同时，还赠给聚集的俗人们适合他们各自身份的礼品。

总之，法王兄弟在萨迦停留的9天当中，向拉钦、郭如、格拉、巴桑、拉章夏等萨迦寺的各个身语意依止处（指佛像、佛经、佛塔）及佛殿等献了供养，并仔细进行了瞻礼。”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利用前往朝廷的时机，向永乐帝请求下令帕竹第悉把占据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派，永乐帝同意其请求，从而使萨迦派得到可以自己管理萨迦大殿的权力的诏书，而帕竹政权也听从了皇帝的命令。在西藏地方势力萨迦派和帕竹派之间长期未能解决的争执问题上，最后由明朝皇帝发布命令才得以解决。这一情况充分表明，明朝皇帝在西藏各派政治势力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处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权力，清楚地说明西藏地方对明朝的归附。

大乘法王贡噶扎西通过明朝皇帝的影响收回了对萨迦大殿的管理权，这对萨迦派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意义重大。因为萨迦大殿是八思巴在元朝的支持下兴建的，它是萨迦派的政治权势的象征。贡噶扎西在收回萨迦大殿后搜集萨迦五祖的著作，并组织人力抄写了《萨迦五祖文集》，开创了汇集藏族宗教界领袖著作文集的先例，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还对萨迦大殿进行维修，建立了吉祥胜乐法轮、喜金刚、普明佛母等立体坛城，对萨迦大殿这一重要历史建筑完好地保存下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为萨迦大殿制定了修习仪轨，为萨迦法座的长远延续作出精心安排，所以《汉藏史集》的作者热情地歌颂他，说他：“使得萨迦派教法犹如将要熄灭的灰烬又重新燃烧起来，因此他的恩德十分重大。”

1425年，贡噶扎西在萨迦大殿去世。大乘法王一职由萨迦昆氏家族成员继承，大乘法王遣人朝贡一直到万历年间仍有记载。

三、宗喀巴和格鲁派的创立

宗喀巴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生于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所在地，这一地方属于藏语称为“宗喀”的湟水流域（藏语称湟水为宗曲，tsong-chu，宗喀即湟水岸边之意），所以在其成名后，遂被人们称为宗喀巴。其父是当地藏族隆奔（鲁本）部落的首领，相传曾任元朝的达鲁花赤官职。他3岁时曾在夏宗寺由赴京路过的噶玛巴·乳必多吉传授近事戒，7岁时被送到青海化隆的夏琼寺由当地高僧顿珠仁钦培养，给他传授沙弥戒，起法名为罗桑扎巴。宗喀巴16岁时（1372）到西藏学佛，先后拜各派名僧数十人为师，学习各种显密教法，逐渐成为当时乌思藏地区最著名的佛教学者之一，在各派僧人和世俗施主中有重要影响。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弟子，并得到帕竹第悉扎巴坚赞和拉萨地区的地方首领内邬宗宗本南喀桑布的大力支持。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发起举行正月大法会，并于同年在拉萨东北60公里处的旺古日山上兴建了甘丹寺，并亲自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住持，因此人们一般认为1409年为格鲁派创立之年。

还在格鲁派正式创立之前，宗喀巴的传法授徒活动就通过帕竹第悉、内邬宗本等人的介绍和明朝入藏使者的报告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1403年，明成祖派侯显等人入藏召请噶玛巴·得银协巴进京。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赍诏封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约在此时，明成祖给宗喀巴也送去了邀请的诏书，所以在藏历第七饶迥土鼠年（1408）六月，宗喀巴给明成祖写了一封回信，请明朝使者带回。在这封回信里，宗喀巴对收到皇帝赐予的大量礼品表示衷心感谢，对皇帝的邀请则予以婉拒。1413年，明成祖命所遣使者侯显等再次赍诏召请宗喀巴大师，大师到色拉却顶与侯显等人相见，接受了诏书和礼品。大师对众使者详细说明他如前去汉地障碍大而功德小的缘由，并给皇帝写了封说明情形的回信。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明朝的使者们想到了请宗喀巴派一名弟子代替他入朝的办法。

四、大慈法王

宗喀巴大师所派弟子为释迦也失，他出身于蔡巴地方首领家族，于藏历第六饶迥木马年（1354）生于拉萨东北的蔡公堂。

他从幼年时开始学佛，曾拜过许多老师学习佛法，后来以宗喀巴作为自己的根本上师，并随侍左右，担任了宗喀巴大师的司茶侍从。

当侯显等使者请宗喀巴派一名殊胜弟子前往并得到宗喀巴同意后，释迦也失遂同侯显等同行前往内地。侯显等人随即将这一情况向永乐帝奏告。释迦也失师徒和侯显等使者经山南、康区、理塘，抵达成都附近，受到成都府大小官员和军士的热烈欢迎。当他到达成都府城内时，永乐帝派来传送诏书的使者已在此恭候。诏书中说：“今闻上师你已离西土，不顾途中风雨烈日寒暑，渐次已行数万里之遥，前来此处，故朕心甚悦，难以言说。现今复遣人于途中赠礼迎接，以示缘起，以表朕心。”由此可见永乐帝对释迦也失进京一事的重视程度。当然永乐帝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维持释迦也失“遵旨进京”的名义。因为侯显等人入藏是为了迎请宗喀巴大师，而宗喀巴大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请到，只请到了他的一个弟子，这样使明朝皇帝觉得有失面子的解决办法，明朝自然不便直接记录于史册中，明朝所采用的转圜办法就是让释迦也失的进京成为在明朝安排下的“遵旨进京”。

关于释迦也失到内地后是到了南京还是北京，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按《明史·成祖本纪》的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四月明成祖从南京到北京，准备次年初对蒙古进行讨伐。永乐十二年（1414）二月，明成祖调集全国50多万军队，亲自率领，出长城征讨蒙古瓦剌部，在取得战争的基本胜利后，八月返回北京。此后他在北京停留到永乐十四年九月才返回南京。因此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释迦也失等到达北京城附近时，受到九门提督等官员的欢迎。在欢迎官员的接送下，释迦也失抵达有三层外城墙的京城北面外城墙，并下榻于莲花池旁的海音寺（或法音寺？），永乐帝又派人送来圣旨，对释迦也失“不计数万里之路，跋山涉水，触风冒雨，历尽艰辛前来”，表示十分高兴，考虑到上师“远途而来，身体疲乏”，谕示上师面圣时可免行礼。于是释迦也失在皇宫中心的大善殿朝见了皇帝。皇帝非常欢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给予赏赐。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据藏文史料称，释迦也失在京期间，还用医药和传授灌顶的办法为明成祖治好了重病。此外，还在五台山建了6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可见释迦也失同得银协巴、贡噶扎西一样，在汉地停留期间也奉命去过五台山，并为明朝皇室在五台山举行法事。

永乐十四年五月辛丑，释迦也失辞归。御制赞语赐之，并赐佛像、佛经、法器、衣服、文绮、金银器皿。释迦也失带着在汉地首次刻版印刷的大藏经《甘珠尔》朱砂木刻本的荐新样本和明成祖亲自撰写赞语的释迦也失的画像回到了西藏。这部珍贵的藏文木刻版大藏经至今仍保存在色拉寺中。1416年，释迦也失回到拉萨后向宗喀巴大师供献了从汉地带回的大量财物。1419年，宗喀巴大师在临去世前到了色拉却顶，并指示释迦也失在此兴建一座大寺院，并为建寺在色拉却顶做了长净、建立缘起。在释迦也失主持下，色拉寺在当年动工，费用由内邬宗本南喀桑布提供大部分，释迦也失从汉地带回的财物也起了重要作用。

1424年，因明成祖再次遣使召请，释迦也失在任命曲杰达吉桑波为色拉寺法台后，动身前往朝廷。此时明成祖已迁都北京。当释迦也失还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时，明成祖在1423年底和1424年初又两次亲征蒙古瓦剌部，于1424年7月在塞外榆木川去世，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但是不到一年，明仁宗又在1425年5月去世。释迦也失应是在1425年5月明宣宗（宣德皇帝）即位后到京的。《明史》则称释迦也失在1425年5月以后到北京，在北京居住十余年，并在这期间受封为大慈法王。最后于1435年在返藏途中去世，享年82岁。对于释迦也失去世的情况，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在返藏途中行至卓莫喀（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的转导乡）去世的，其弟子侍从就地将其遗体火化，并建了一座寺院，即弘化寺；一种说他是在汉地去世的，可能是在北京去世的，在将其遗体运回西藏时，行至卓莫喀，载运遗体的车陷入地中，无法前进，于是在当地火化并建寺。

明英宗在正统七年（1442）八月为寺院赐名弘化，并颁赐护持，敕谕河州、西宁等处官员军民不许侵占寺院田地、山林、财产、孳畜之类，“敢有不遵命者，必论之以法”。天顺四年（1460）五月辛丑，明英宗重申了对弘化寺的褒护，并颁赐金字华严经六部并仪从等物及大慈法王等写成的金字经三藏、朱墨字语录经二藏，安置于内，并特赐敕护持，“尔河西、西宁镇守内外官员并诸色人等，各宜尊崇虔敬，不许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据近年出版的地方资料称，弘化寺鼎盛时期，辖有宗教活动场所十处，僧众三百余。弘化寺现存有明永乐皇帝赐予太子佛（当是指“西天佛子”的封号）的镶嵌有24条飞龙、黑红色檀香木螺钿护法神床架、都纲之印及断碑等。

除三大法王外，明朝对藏族僧人的封赏在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达到高峰。本来藏族僧人封授国师、禅师、都纲等职是由僧录司提名，礼部题奏，请皇帝批准。从成化年间开始，由皇帝直接派太监向吏部传旨，欲封某某僧人为某职，然后由吏部向皇帝补奏，完成封授僧职的手续。后因皇帝所传此类旨意太多，连传旨太监都觉烦累，密令不必补奏。因此《明实录》记载：“时僧道官传奉浸盛，左道邪术之人荐至京师，吏部尚书君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每得旨，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后内官亦自讳其烦，密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此类传奉圣旨在宪宗成化末年愈演愈烈，有时一次升职授职的藏族僧人达数十人之多，如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丙戌，“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锉、乳奴班丹、大能仁寺西天佛子锁南坚赞、结斡领占俱为法王，大隆善护国寺灌顶国师著癿领占朵儿只巴西天大佛子，大慈恩寺国师绰吉坚赞灌顶大国师，国师坚锉星吉灌顶国师，禅师班麻朵儿只、札失班卓尔、讲经真巴念俱国师、讲经领占巴剌赤罗竹、觉义札巴远丹、答儿麻三加竹俱禅师……”当时朝臣中有许多人上书，认为封授藏族僧人太多，应当酌减，但明宪宗只是批复将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僧职的供给减半，不准汉人冒充番僧，而封授藏族僧人的事并未稍减。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壬戌，“赐西僧正觉夙慧清修妙悟翊国演教灌顶普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舍剌星吉、净修广善灌顶大国师喃渴领占等八人诰敕”。同月丙子，大能仁寺大悟法王札巴坚参奏：“乞升迤西右冈寺国师亦失坚参为灌顶国师，从之。”同年九月甲戌，“以乌思藏法王差来剌麻札失藏卜领占五人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禅师、都纲，赐诰敕、印、帽、袈裟等物”。同年十二月己巳，“以番僧坚昝星吉等五人为灌顶大国师、国师”。与此同时，太监传奉圣旨升赏藏族僧人的事例依然不绝于书。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月庚辰，“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舍剌星吉、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著领占朵儿只巴为法王。”这是一日中封两法王。同月壬午，“太监韦泰又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讲经领占孙卜、觉义领占绰为灌顶大国师，讲经罗纳发剌、戒师公葛朵而只为国师”。这是一日中封四国师。同月己亥，“太监韦泰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喃渴领占、星吉藏卜为西天佛子，禅师参加班丹、星吉扎失、都纲喃渴扎失、锁南藏卜、觉义舍剌扎失为国师。”这是一日中封两个西天佛子、五个国师。此外，还有对已故的藏族僧人追封为法王的，如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太监韦泰传奉圣旨：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领占为法王，赐祭一坛”。据统计，仅明宪宗一朝，“传升大慈恩寺法王、佛子、国师等职四百三十七人，及喇嘛人等共七百八十九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所费不赀。以致大臣们在明宪宗去世后纷纷上书，请求加以禁革。

明孝宗即位后，群臣立即纷纷上书，极言传奉官及重用僧道之弊。明孝宗命礼部即审处以闻，礼部遂对所有受封僧人均降职一等。法王、佛子降国师，国师降禅师，禅师降都纲，自讲经以下革职为僧，只留15人住京师，余皆遣回本土，对京城里的“番僧”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理。但是清理的效果保持时间不长，不久“番僧”又“潜住京师，转相报引”，到弘治四年又增加到数百人之多。整个弘治朝皇帝优礼藏族僧人和群臣劝阻崇奉番僧的记载依然不绝于书。

明武宗是明朝最信佛的一个皇帝，对藏传佛教尤其感兴趣。为此明武宗还专门在西华门内修建了一座“豹房”，同藏族僧人一起诵经、研习经典，以致有记载说明武宗通晓梵（藏）语，可见其用功之深。武宗整天沉湎于此，不理朝政，自封为大庆法王，自己给自己颁发了一枚“定为天字一号”的“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的金印。他即位后对藏族僧人的封赏又掀起一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藏族僧人被封为法王、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如正德五年（1510）四月戊戌，“升大能仁寺国师那卜坚参、禅师札巴藏播为法王，都纲那卜领占为佛子，公葛端竹、坚挫扎失为禅师，大隆善护国寺剌麻绰即罗竹为佛子，大慈恩寺国师乳奴领占为西天佛子。革职国师舍剌扎为佛子，剌麻也舍窝为禅师”。不到两个月，正德五年六月壬辰，乳奴领占、舍剌扎又升为法王。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明武宗还对去世的藏族僧人由朝廷破格给以营葬、祭仪，如正德六年己卯，“大慈恩寺大悟法王舍剌札死，命工部营葬，不为例”。正德七年三月己未，“赐故西天佛子舍剌星吉祭葬”。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工部亦据之执奏。不听，且令遂著为例”。正德十年五月辛亥，“大护国保安寺右觉义班丹伦珠为其祖师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礼部执奏无例，上特许之，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

1372年，明太祖定六部职掌，确定以礼部的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决定在礼部设置僧录司，下设左善世、右善世、左阐教、右阐教、左讲经、右讲经、左觉义、右觉义。并在各府设置僧纲司，专门管理全国的佛教僧人，建立起一套管理佛教僧人的系统。早在洪武年间，僧录司中就有藏族僧人供职。在明太祖和永乐帝时期，明朝积极推行其僧纲制度于甘、青、川藏族地区。明朝在乌思藏地区是否设过僧纲司？学术界对此尚无研究。但从史料记载看，明朝至少在一些寺院中设置过僧纲，流传至今的《西番馆译语》的《来文十七》，明确记载乌思藏地区存在都纲一类的僧官。该文书说：“乌思藏辅教王差使臣都纲沙加星吉等奏：上位金体安然，圣意公平，无间遐迩，我乌思藏僧俗人等，时常祝延圣寿万万岁。今赴京进贡，望朝廷可怜见，给与全赏赐。都纲沙加星吉乞与禅师职事，领占扎、远丹罗竹二人乞与都纲职事便益。”明朝认为国师、禅师、都纲等都是明朝僧官系统的官职，其中都纲是与汉族地区的僧官相一致的官职，而国师、禅师以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则是专门封给藏族地区的高僧的僧职。明朝对这些僧职的授予也逐步加强管理，明实录记载：“以乌思藏等处番僧领占坚参等三十八名各袭国师、禅师、都纲、剌麻职事，驳回查勘喃哈坚参三十一名。礼部因奏：‘今岁入贡番僧中，多去年已赏，今次复来。或同一师僧，而袭职异名，或同一职衔，而住坐异地。请以后新袭诰敕，俱开住坐地方及某师某名，不得混冒。又诸番年节袭职，守候诰敕日久，辄令带原赍诰敕回番，待后入贡之年，赴京补给。以故诸番得假借冒顶，夤缘行私。及今不处，则旧诰敕终无销缴之期，非但夷情怠玩，抑且国体未尊。请以后番僧袭职进贡，本部立文簿一扇，将各僧赍到旧给诰敕所载师僧职名、颁给年月及今袭替僧徒名字、住坐地方，分别已、未领有新诰新敕，逐一登记，备行布政司照式置造。如系应贡年分，即以前册查对。如系年代久远，果有老病，方得起送承袭。如已袭，未领诰敕，许起送一二人。其余无得滥放。’报可。”从这一段记载来看，明朝认为国师、禅师、都纲等都是明朝僧官系统的官职，其中都纲是与汉族地区的僧官相一致的官职，国师、禅师以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则是专门封给藏族地区的高僧的僧职。凡封授这些官职，明朝都须给诰敕作为凭据。受封的僧官按制度可以进贡的，要以诰敕为凭。由于僧人是师徒相承，名号复杂，以致出现混冒顶替、新旧诰敕混杂等现象。明朝为了加强管理，只得采取由礼部逐一登记，并将登记的受封僧职人员情况文簿发送各行省布政使司，以便对入贡的藏族僧人进行查对。由此可见，明太祖设立僧纲司管理佛教僧人的办法，在甘、青、川藏族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些僧纲司从明代一直到清代，都还在发挥作用。在乌思藏地区虽然也设置过僧纲司，但是由于僧纲司往往依附于三大法王及阐化王、辅教王、阐教王等，加上明朝中叶以后乌思藏地区各地方势力和教派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僧纲司在乌思藏地区实际上难以发挥明朝中央政府所期望的管束僧众的作用，因此乌思藏的僧纲司系统在藏、汉文史料中都缺乏详细的记载。

明朝对西藏割据一方、具有一定实力的高僧的分封也日益增多，其中地位最高、最为著名的有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明代，在汉族地区只有皇帝的亲属朱姓男子才有可能被封为王，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被称为“藩王”，享受丰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一般不参与地方和国家的行政事务。其他的功臣即使功劳再大，最多也只能封为侯爵。对少数民族的政治首领，在他们表示臣服明朝的条件下，可以被封为王，例如塞北的蒙古各部的首领，有一些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曾被明朝封给王号。而明朝在藏族地区所封的王则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些王是掌管一方的地方首领，但是他们又往往具有佛教僧人的身份。因此，他们的传承有的是师徒相传，有的是侄子继承，也有的是父子传承。因此他们的地位可以说是在世俗的王和明朝所封佛教首领的法王之间，既有掌管一方地区行政的世俗的王的成分，也有与宗教的法王相类似的成分，因此明朝给他们的封号都带有佛教的内容。

１.阐化王（帕木竹巴派）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封帕木竹巴扎巴坚参（《明实录》作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为“灌顶国师”。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其首领遣使进贡，明朝封之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有乌斯藏阐化王请封。世宗遣番僧远丹班麻等二十二人为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对监之，往封诸王。灌顶国师阐化王这一封号，直到明末为帕木竹巴所承袭。

２.赞善王

《明史》记载说：“赞善王者，灵藏僧也。”灵藏大约在今天的四川德格一带，赞善王一系代表了四川青海藏族地区的宗教政治势力。永乐四年（1406），灵藏僧人著思巴儿监藏遣使随智光来朝，被封为灌顶国师。第二年又被封为赞善王，并赐金印、诰命。洪熙元年（1425），其手下的锁南干屑被封为都指挥佥事。成化三年（1467），灵藏僧塔儿巴坚灿被封为赞善王。成化十八年（1482），喃葛坚粲巴藏卜被封为赞善王，弘治十六年（1503）去世，其弟端竹坚昝继位。成化五年（1469），四川都司上奏，赞善王不遵定制，派遣入贡番僧达320多人，且无赞善王印文，今留下十余人，其余遣回。成化十八年（1482），赞善王在派遣430多人入贡后，又派遣1550人来贡，请求袭封。明朝守卫官员以其违背定制，只允许300人来贡，其余的随行人员被遣回。

３.护教王

《明史》记载：“护教王者，名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馆觉僧也。”馆觉，今西藏昌都市贡觉县。永乐四年（1406），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遣使入贡，被永乐皇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赐以诰命。第二年（1407），灌顶国师派遣使臣入朝谢封，又被明成祖封为护教王，并赐金印、诰命，仍享有国师称号。自此之后，护教王每年派人入贡。宣德年间，斡些儿吉剌思巴藏卜去世，因其无嗣，其爵遂绝。

４.辅教王（萨迦派）

《明史》记载：“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思藏尤远。”思达藏即达仓宗，在今天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境内。明成祖即位后，曾命智光和尚持诏前往乌思藏招谕，并赐予银币。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封思达藏僧南渴烈思巴（按《萨迦世系史》其全名为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为辅教王，并赐诰印、彩币。景泰七年（1456），南渴烈思巴派遣使者来朝贡，上陈自己年老，请求以其子喃葛坚粲巴藏卜代替，得到皇帝允许，并被封为辅教王，赐以诰印、金册、彩币、袈裟、法器。成化六年，明朝重申旧制，要求国师以上的各地番僧三年入贡一次，最多不能超过150人，国师以下不许入贡，并规定辅教王由四川雅安入贡。

５.阐教王（止贡噶举派）

《明史》记载：“阐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必力工瓦即是元代的止贡万户，其辖地在今西藏拉萨东北的墨竹工卡县止贡一带，设治所于止贡。明成祖初年，智光携带皇帝敕书入藏后，国师端竹监藏派遣使者随智光来朝。永乐元年到京城，明成祖很高兴，宴请使者，并将其送回。永乐四年（1406），又来朝贡，成祖封必力工瓦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为灌顶国师，赐予衣服、钱币等优厚的赏赐。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又加封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并封其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以印诰、彩币。此后每年一贡，杨三保、侯显、戴兴出使其地时，都曾赐予金币、佛像、法器。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