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项多杰：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传统经济文献暨筹算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西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发展与传承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民俗、古籍等传统学科，传统经济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文书、经济史料、经济档案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下，西藏传统经济研究不断突破静态经济制度的模式，对历代的商品交换、度量衡制度、筹算统计、赋税、信贷及财政的认识愈加细腻和深入，使得西藏传统经济在研究转向、跨学科的学术实践及多元化的范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回顾四十余年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研究成果，对该领域成果的阶段性特点和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此领域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传统经济；筹算；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才项多杰，藏族，1989年生，青海尖扎人，硕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西藏社会经济史与当代发展研究。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2年第6期，原文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F12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22）06-0117-10

一、两个概念的含义

本文中的“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研究”指的是1959年以前西藏经济文献的研究，按照文献种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藏文史籍史料中记载的零散的经济史料的研究；二是敦煌出土的经济文书的研究；三是元明清以来西藏地方收藏的经济档案的研究。按文献内容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税收、贸易、财政、货币、度量衡制度等经济制度的研究；二是市场税率、金属比价、团体财产、粮食账目等社会经济的研究；三是经济纠纷、诉讼、借据、契约、欠册等经济生活的研究。另外，鉴于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历史跨度大，内容冗杂且经济术语多，诸多概念乏于解读，推进研究和拓展遇到了瓶颈，本文特增加了筹算研究的内容。筹算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税收、财政、农牧、贸易等领域使用的一门统计学科，从2世纪开始，这种独特的统计方法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以算筹计数为主的系统理论，成为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西藏地方独有的统计方法。将筹算方法和理论置于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研究中，一方面可以对经济文献研究的总体水平，文献所反映的经济形态、规模、内容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可借助筹算文献的研究成果，对传统经济文献的解读程度和研究深浅作出客观研判。

二、国内对西藏传统经济文献暨筹算的研究

在四十余年来的藏学发展进程中，西藏传统经济研究领域不少力作问世，这些成果为西藏传统经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藏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经济史料、经济文书和经济档案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代表了几个不同传统和旨趣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回顾。

（一）经济史料研究

西藏经济史料研究，主要指借助藏文史籍和史料记载的关于传统经济的研究。此研究与经济文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时间和内容上，虽然经济文书发现的时间要比经济史料早，但从内容上看，经济史料涉及的内容更广，以下将从几个不同的主题回顾这一研究内容。

1．经济史研究

藏学研究中对西藏经济史的梳理和研究较早，这对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研究来说可谓大功一件。但西藏经济文献总量少，且很多内容均需借助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研究，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前人学者不畏艰辛，探赜索隐，收集整理经济史料文献，为该领域学术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具代表性的是多杰才旦与江村罗布主编的《西藏经济简史》一书，该书是西藏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关于西藏经济史的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书较为全面、系统梳理了西藏和平解放后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搜集经济史料文献较为困难，且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书中未能涉猎解放前的经济史内容。

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是继《西藏经济简史》出版以来的第二部关于西藏经济史的著作。该书对西藏高原的社会经济总体面貌、吐蕃时期的农业和畜牧业、商业与贸易、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及庄园经济等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关于西藏封建领主庄园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讨论尤显重要。陈崇凯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简论西藏古代地域经济特点和经济的历史发展》是其专著的补充，文章从西藏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出发，归纳了青藏高原古代地域经济的特点，分析了特点形成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杨惠玲的《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以宋元时期藏族聚居区域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农牧业生产状况和商业，特别是甘青川涉藏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为主线，重点探讨此段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她的研究突破了以西藏为主的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格局，填补了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梁启俊的《清朝对西藏地方经济政策研究》和周伟洲的《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研究》两篇论文，对清代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经济进行宏观分析，前者针对经济政策，后者偏向经济总貌，再现了不同时期西藏地方的经济情况。

2．藏汉经济交流研究

藏汉经济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留下了大量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献。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比较早，持续关注至今，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建林与陈崇凯的《藏汉经济文化交流史》一书，该书运用地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视角，分析了藏汉经济交流的内在原因，并论证了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和西藏的商业往来及其相互交流带来的双向影响，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学界只注重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对西藏的影响，而忽视西藏经济文化影响中原地区的研究倾向。

黄万纶的《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一文，主要以唐和吐蕃之间贡物和生产关系论证了相互间的经济交往历史。王忠的《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对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尤其是生产资料的交往进行了全面论述。薛学仁的《元代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对元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往来进行了重点论述。总的来说，这几篇论文可以代表此时期的研究指向，之后相关研究大多围绕茶马互市及西南西北地区与西藏间的贸易往来方面。“茶马互市”是历史上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贸易往来形式，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这条互市的古道，也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此领域的研究，早期具代表性的有白振声的《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汤开建的《北宋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贾大泉的《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沈祯云《清代茶马贸易制度及其对汉藏关系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以藏汉经济交流为主线，分析了藏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近些年来该研究的内容有所延伸，从藏汉“关系”研究突破到机制和制度层面研究，再到“影响”研究。具代表性的有濮蕾的《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分析了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朝政府通过熟练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涉藏地区、促进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魏泽民的《茶马古道陇南段上的“脚户”和“背脚子”》、张洁的《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察》、王君和李曼曼的《茶与边疆：明代弘治年间西北民族贸易与边防体制》等文章对这一内容作了延伸研究。

3．对外贸易研究

对外贸易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诸国间有着悠久的边贸历史，在汉藏民族的历史史籍中多有记载。早在唐朝时期，吐蕃就与天竺有贸易往来，通过贸易交往促进了双方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到了近代，英印先后发动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打开了西藏的门户，客观上保持并扩大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贸往来”。在此方面的研究中，才让加的《吐蕃时期贸易经济概论》一文，属于早期专题性论文，文中简述了吐蕃时期的生产力，即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狩猎及采药业等，尤其在对印贸易方面进行了重点介绍。陈志刚的《论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的主导权及其影响》一文，以中印和中尼贸易的历史及其变化关系为主线，再现了清政府所辖西南边疆的地域人群与南亚地区长期交往的历史图景，分析了南亚贸易的主导权是如何影响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问题的。王相伟、狄方耀的《近代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一文，从中尼贸易到中印贸易转变的发展上，就“在19世纪后期以前，尼泊尔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近代，西藏与尼泊尔间的贸易由于受到英国势力介入的影响逐渐衰落，其贸易中心地位被中印贸易取代”这一历史进行了重点论述。丰坤元的《浅析近现代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贸易》一文，对近现代中尼边贸发展历史作了细腻的梳理。也有从宏观上进行研究的学者，如李竹青的《试论西藏的边境贸易》、扎西和普布次仁的《西藏边境贸易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情况分析》等，对边贸的整体历史和宏观背景进行了合理的阐述。

中印贸易中的老话题“印茶销藏”方面也有新的研究。印茶入藏和川边茶入藏问题历来是西南边疆史和经济史的重要议题，涉及到四川、云南与西藏的西南茶叶贸易，也关系到整体国家视野下的中央政府与英印之间的博弈。刘志扬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印度茶叶在西藏的销售及其影响》和冯翔的《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与数据之研究》两篇论文，主题和结论均有相似之处，在研究视角和资料运用上也有可取之处，他们认为印茶销藏失败是由中央政府的强烈抵制及西藏地方高度依赖川茶等因素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西藏与不丹的贸易往来也有学者关注。如扎洛、敖见的《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传统贸易的三种模式》一文，利用历史档案分析了历史上中国西藏与不丹帕里、萨布（隆东）、拉康三地的贸易状况及其影响。

（二）经济文书研究

经济文书主要指敦煌本藏文经济文书的研究。此领域涉及社会经济类的文书多属于吐蕃敦煌时期的遗留文献，内容五花八门，有民间经济纠纷诉讼、借据、契约、欠册；官方有关粮食、赋税清册，政府告牒及来往公文；寺庙财产及其粮食账目等。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吐蕃时期及其之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宏观研究上涉猎的成果较多，比如《敦煌吐蕃文选》《吐蕃文献选读》《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敦煌藏文吐蕃历史文献译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等，对敦煌文书的各个内容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为西藏传统经济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微观研究层面，具代表性的有王尧教授的《敦煌吐蕃文书译释》一书，该书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关经济文书进行了解读，并对文书中出现的经济计量单位作了大篇幅的探讨，为研究吐蕃时期的经济和经济计量方面奠定了基础。

陈庆英的《从敦煌出土账簿文书看吐蕃政权的经济制度》（藏文）一文，通过账簿文书中记载的关于吐蕃时期的经济计量单位来分析吐蕃政权的经济制度，认为“吐蕃时期是藏族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吐蕃崩溃后出现的农奴主占有农奴的封建农奴制是在吐蕃政权基础上的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此观点的发表为西藏地方史研究，抑或是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从小内容来窥探大制度，从经济基础来研究上层建筑，而不是以政治史来研究政治史，在转换研究范式和提升研究格局上有范式作用。

杨铭的《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一书，虽然不是专题性研究经济文书的著作，但该书部分章节对吐蕃的经济生活有过探讨，其中关于吐蕃在敦煌施行计口授田的来源、制度及施行的结局等方面进行的论述，为吐蕃与唐朝的经济计量单位的认识提供了新资料。

卓玛才让的《敦煌吐蕃社会经济文书研究》（藏文）一书，对敦煌文献的历史背景、藏文文献出土的大致情况进行了介绍，重点放在吐蕃经济文书的研究上，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商品贸易及其合同文书的研究，二是对租赁和借贷文书的研究，三是土地与税收文书的研究。通过以上内容的研究，在吐蕃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经济作业、生产关系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观点，尤其从吐蕃时期的土地制度与农田所有权之间的关系、税收的分类及其具体经济制度、经济作业和生产关系方面，分析吐蕃得以强盛的内外原因和局限。作为系统研究敦煌出土经济文书的首部著作，该书是吐蕃时期经济文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为西藏传统经济领域研究走向系统化提供了范式。

此外，近些年出现了不少个案研究成果，如徐秀玲的《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雇佣契约研究》、陈继宏的《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畜牧业管窥》等，凸显了对敦煌藏文经济文书的深入和全面研究。

（三）经济档案研究

经济档案的研究，时间上可以界定为元至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所形成的官方档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搜集到的民间档案。此领域的研究，从时间上来看，比敦煌经济文书的研究要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组建了一批专业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强的调研团队，分派全国各地搜集当地的社会历史资料。在20世纪50—70年代，调查组在西藏各地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历史调查，先后出版了六卷本《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此丛书对旧西藏各类庄园的内部结构、生产关系、剥削制度等作了重点调查，并结合很多当时的档案进行比较，成为研究此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重要参考文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后，组建调研团队致力于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在西藏各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借鉴各种历史文献和档案卷宗，先后出版《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藏北牧民》等论著，深刻揭示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财政制度等，为此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经济档案的汇编成绩显著，其研究内容有了质的跨越，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包括税收、借贷、租赁、各种清册的制定（包括土地丈量、田亩牲畜、房屋、人口、度量衡的统一、经济机构）等方面。从查阅到的研究成果来看，涉猎内容较广，呈现出散而杂的状态，但也有代表性的成果。

梁俊艳的《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是在亚东海关档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亚东关档案选编》，其中辑录了亚东海关自1889年1月至1914年3月的1401件（不包括附件）档案，对亚东海关的税务信息和贸易往来进行了详细论述，为研究当时西藏地方海关的税务和经济往来提供了重要参考。

道帷·才让加的《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文书档案制度综述》一文，对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典章制度以及徭役赋税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文中对西藏地方财政机构“孜康”的论述，补充了孜康作为财税部门对各类财税清册制定的职能作用。

扎雅·洛桑普赤的《藏文长卷历史档案〈水羊清册〉》的内容、特点及其价值》一文，是关于西藏地方《水羊清册》（1943）方面的研究，介绍了《水羊清册》记载的清查内容，涉及西藏各地的人口、土地、房屋、山川、税制等，记载类别上有人户名册、户口簿、土地册、资产登记、明细纪要等。该文对清册的保存现状及特点、制定人及体裁、形成时间、制定背景、清册的统计内容等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

《铁虎清册》（1830年，藏历铁虎年）是西藏地方政府为增加财税收入、解决差税负担不均等问题，对西藏地方卫、藏、达工等地部分宗谿土地的差税进行清查，并报地方政府批准审核，汇总编成的普查清册。邹志伟的《清代西藏く铁虎清册〉税赋资料探析》一文，依据《铁虎清册》文献，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税赋进行研究，为西藏地方的差税单位、土地计量方法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论断。赵忠波、黄全毅的《19世纪前期西藏财税状况探析——以〈铁虎清册〉为中心》一文，通过对甘丹颇章、班禅拉章、驻藏衙门等机构财税情况的梳理，分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财税的特点，其中班禅拉章和清政府驻藏衙门的财税情况首次得到梳理。

亓佩成的《新朱利法城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的拉萨簿记》一文，介绍了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乔哈耶茨在拉萨生活期间，记录拉萨百姓的经济生活，其中涉及西藏中部的经济计量单位、市场税率、商品和物价、货币换算等，为研究17世纪西藏经济计量、理解度量衡及其计量单位带来实际帮助。

此外，档案研究中对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的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具代表性的是东噶仓·才让加的《唐以来藏族地区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罗莉的《试析西藏封建农奴制下的庄园经济与寺院经济》、宋秀芳的《浅析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李小艳的《佛教寺院经济的由来与发展》、何一民和邓真的《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等，这些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选择不同的侧面对西藏的寺院经济和庄园经济进行了研究，分析寺院经济和庄园经济的成因。

（四）筹算文献研究

西藏史籍文献中关于筹算的记载并不多，散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娘氏宗教源流》《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诸藏文史籍之中。近几年学界陆续发现筹算计算的理论和方法，如《筹算理论学究明镜之提炼八章》《素算难点明晰注释利益坛城知识》《本仲巴孜本师徒、工布智者等人著的筹算明镜》《德炯智者所撰提炼八章之重要开启百门注释举例幻化钥匙》《迪孜索和卓涵义开明青年盛宴》《土算法隹差等的算式串珠宝贝》《波的大小、喀日隹差土算法的次第宝串》《土算法的急需算式举例启明宝灯》《恰山、隹差、普数等那呷差、银差、氆氇差等的土算法》《致学生的迪乌和土算法结合演示便门举例见者随喜》等，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诺章·吴坚的《论析西藏传统统计学理论学究明镜之提炼八章》一文，依据《西藏筹算究明镜之提炼八章》文献内容，较全面地论述了筹算的历史起源、换算理论与方法、利弊等。其对《西藏筹算究明镜之提炼八章》的解读和释义别具一格，鞭辟入里，为此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应的文献研读方法。

边巴、吉理的《现代数学的视角研究西藏传统筹算的理论》（藏文）一书，从现代数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了西藏传统筹算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是筹算领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与现代数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为筹算计算的具体实践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拙著《文本与统计——西藏传统迪孜文献整理与释义》（藏文）对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出现的筹算文献、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出现的十二本珍贵筹算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由诺章·吴坚、白玛洛追、洛桑朗杰等老一辈藏学家口述阐述具体术语，可以算是该领域首部较全面搜集整理、研究解读筹算文献的一本专著。但是该著仅局限于文献搜集、整理与解读，未能从整体上进行综合研究。

以上学者皆偏重于文献整理与解读，为藏族传统经济文献的研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总体来看，未能从筹算的整理起源、发展演变、换算关系、计量单位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此外，度量衡研究也值得关注，它直接涉及传统经济基础。姜伯勤的《突地考》一文，利用“突”的度量单位，结合敦煌藏文文献中其他民族的面积单位进行考证，得出吐蕃的一“突”（为吐蕃丈量土地的面积单位）是现在的“十亩地”的结论，对理解认识吐蕃时期的计量单位及农业、税收具有重要意义。格藏才让的《吐蕃时期度量衡的标准》（藏文）一文，结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简牍以及大量文献材料，对吐蕃时期出现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考证，梳理了度量衡部分单位的实际大小，但未能从整体上系统性认识度量衡的发展演变。边巴、拉琼的《从藏族传统数学看度量衡标准》（藏文）一文，从藏族传统数学的视角对度量衡的换算方法及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以此来挖掘其数学表达方式。

三、国外对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研究

从公认的西方藏学的奠基者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算起，西方学者从事藏学研究迄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宗教、历史、艺术、语言、文学等领域。而近40年来，随着中国国内藏学研究新材料的发现，有部分西方学者从传统研究转向新的学科领域，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对西藏的农业、牧业、城镇化、人口进行研究，但直接应用经济文献研究的还是少数。此外，借助史料和档案研究西藏传统经济的某个方面者居多，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阿拉斯太尔·兰姆、尼奇格·蕾斯特，美国的皮罗德·卡拉斯科、梅·戈尔斯坦等。

皮罗德·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与政体》一书，1959年出版，1972年再版，被刊为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专著，该书对西藏的基本经济、农业、牧业、政治单位、组织、土地制度、农民税收制、贸易与工业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以此来揭示西藏地方的社会结构。其研究的可取之处是，将研究的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了西藏土地制度上。诚如他说，了解像西藏这样的农业地区，土地所有制是西藏在青藏高原赖以生存和千百年来发展的根基。客观的讲，研究土地制度确实抓住了理解西藏传统社会和经济的关键点。该书的研究局限，首先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西藏土地制度，但其内容仅仅局限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其次，在材料运用上只借鉴西方藏学界对西藏研究的成果，未能用藏汉文史料来佐证，其内容难免有失偏颇。皮罗德·卡拉斯的研究视角独特，但由于作者本身的局限性，用所谓的“国家视角”去割裂历史本原，从而严重影响了成果的质量。

梅·戈尔斯坦关于西藏传统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藏农村发展和变革问题。戈尔斯坦认为，西藏的农牧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总体上贫困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此方面的研究算是现代经济学及人类学范畴，暂不讨论。二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社会的探讨，此方面他写过三篇重要文章，分别为《西藏村庄的结构与差税制度》《农牧及其流动性——对西藏传统社会中的“人役税”制度的考察》《西藏社会制度中的依附与统治：“附加税”和其他无地农奴的抽样调查》，这些研究成果讨论了旧西藏的平民与领主的关系，分析了西藏传统社会中“人役税”“税收”“平民”等的经济和政治内涵，揭示了经济制度对个体的影响及其社会组织中个体发展的空间限度。

南希·E·列维妮的《西藏阿里传统税收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论及西藏西部阿里的传统税收制度及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把税收制度放在宏观经济范围中去讨论，认为税收制度是特殊农业制度的产物。同时该文对大规模的农业、土地使用权的限制、低下的生产力、有限的货币制度和市场体系等特点作了详细讨论。

此外，中国西藏面向中亚和南亚的贸易也是国外藏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英国的阿拉斯太尔·兰姆的《印度与西藏的贸易》一文，通过中国西藏与孟加拉之间的贸易、西藏西部与印度旁遮普的贸易、与拉达克的贸易等，从具体数字上分析中国西藏对外出口与进口贸易所呈现的状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文中关于贸易商品、一些经济计量的表述。美国藏学家白桂思的《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一书中部分涉及了吐蕃的经济与对外贸易。其论文《西藏与欧亚早期中世纪繁荣——吐蕃政权经济史初探》一文，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吐蕃时期与欧亚早期的贸易关系，透视出中世纪早期欧亚经济的“繁荣”与吐蕃经济发展的联系。安娜·阿卡索伊和罗内特·约耶里一特拉里姆的《麝香之路——西藏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一文，以中国西藏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麝香商贸路线的探讨为主线，指出麝香在阿拉伯世界倍受青睐的情况，总结了麝香贸易往来中所产生的文化互动，以此说明麝香之路与丝绸之路具有相似的影响力。法国布尔努瓦的《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一书，通过中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详细研究了西藏的黄金历史与神话传说，黄金的产量、冶炼技术、用途，黄金的市价与尼泊尔制造劣质银币、清中央政府制造的银币等，书中金属的市价及其他区域间的比价计算是该书的亮点之一。

四、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对西藏传统经济文献中经济史料、文书、档案及筹算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体现出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研究水准，也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研究的发展动态。

（一）传统经济文献研究的内容

纵观国内外对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研究，除文献类别、视角、主题、范式和重点差异外，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经济文书中的土地制度、经济契约等的研究，也有档案文献中的统计方法、贸易往来、经济生活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方法论、问题视域、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西藏经济文书、经济史料、经济档案、筹算文献的研究均围绕一个主题，都将西藏传统经济默认为一个共同属性的“政治史”，并把它视作政治史的延伸，而且任何与之相关的经济制度、机构，包括庄园经济、税收、财政，抑或是茶马互市、对外贸易等，均围绕这个“属性”展开。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叙述环境的影响，从而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学术传统。其二是传统经济文献的研究本身资料少，很难有新的突破。因此，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研究，应较为系统地比较现有成果之间的异同，进而对传统经济文献的深层次内涵进行学术反思，以此来推进和拓展研究的新学术格局尤显重要。

（二）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解读

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解读，有众多学者涉猎，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比如从度量衡单位的角度来看吐蕃时期的经济制度，或通过一个计量单位来解读当时的土地制度，这些术语的解读以小见大，一定程度上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和思考路径。但当前文献解读方面的研究，多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很多术语概念上没有进行考证阐释，出现了以讹传讹的尴尬局面。在文献解读上，对敦煌文书、史料文献以及现存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档案中涉猎的关键术语，如粮食、黄金、白银等的计量单位，土地丈量的面积单位，藏茶、酥油等价格单位缺乏系统思维，应通过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进行深入挖掘。

（三）西藏传统经济研究的范围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以个案的形式研究某一政治制度、税收制度、贸易关系或黄金历史等，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某一阶段的历史事件或事实的阐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国内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围绕政治和经济制度展开，其中也涉猎了财税、边贸、商业、度量、统计等领域，总体上专题性研究居多。研究范围上，对传统经济文献的本质研究不够深入，未能更好地揭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在经济领域所呈现的形态和变异特征。

西藏传统经济文献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其研究从弱到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