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13讲：文化交融——元朝宫廷的藏传佛教

第2编　元朝西藏历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统一、隋唐统一之后第三个大一统时期，为中国历史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元朝时期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在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任命官员、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建立驿站、驻扎军队，实施了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辖，让西藏地方更加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有许多人物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许多事件感人肺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壮怀激烈的伟大情怀，看看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第13讲　文化交融——元朝宫廷的藏传佛教

一、皇宫佛事

在蒙古汗国时期，“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即马奶酒），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这就是按蒙古早先信奉萨满教时杀牲祭祀的风俗，元朝称为“烧饭”。“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下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炊以燎肉，有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忽必烈即位后，参用汉法，逐渐采用汉地的祭祖礼仪，设立祖宗神位。中统四年（1263）三月，诏建太庙于燕京，次年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并制定祭仪。直到1269年六月，御史上奏说近年四方干旱，与皇帝没有到太庙祭祖，孝治不够有关，忽必烈才于当年十月到太庙祭祖。大概是忽必烈看到太庙神主的制作和祭祀完全按照汉地旧制，不太合意。他不愿意由汉儒一手包办祭祖的大事，就想到当时刚刚从西藏返回大都的国师八思巴，决定把藏传佛教超荐亡魂的一套仪式用到皇室的祭祖活动上来。当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师奉旨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亦号神主。设大榻金椅位，置祏室前”。又命八思巴在太庙做佛事，“（至元）六年冬，时享毕，十二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为太庙荐佛事之始”。这就是说，在皇室最为重视的祭祖活动中，除了蒙古族固有的祭祀内容外，又加入了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

次年十月，忽必烈又命宗庙祝文书以国字，也即是用八思巴新创制呈献，并由忽必烈下诏在全国推行的蒙古新字。由此可见，八思巴第二次到大都后，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更大规模地进入了元朝宫廷，并形成定制，这种佛事在元代称为内廷佛事。《元史·释老传》称，至元年间内廷佛事的名目，有一百余种，这大概就是八思巴1269年到1271年在大都时所规定的。《元史·释老传》还列举了数十种内廷佛事的藏语名称和对应的汉语意思，对研究当时藏传佛教在宫廷的活动，也有参考价值。

二、游皇城

除组织内廷佛事外，1270年八思巴还在大都组织了有皇帝后妃、官民百姓、军匠僧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白伞盖佛事活动，《元史》称之为游皇城。《元史·国俗旧礼》卷77记载：“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看来八思巴启建这一佛事是经过周密考虑的。白伞盖在汉藏佛教经典中都有记载，汉地佛教称为白伞盖佛顶，《大日经》说释迦牟尼顶上化现作轮王形，是如来众相之顶，以白净大慈悲遍覆法界。又说该佛像为黄色，持莲花，上有白伞盖，号为异相金刚，还有白伞盖顶尊所说之陀罗尼，名为白伞盖神咒。藏传佛教则说白伞盖为千头千手佛母，藏文大藏经中也有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蒙古习俗尚白，白伞盖与此相符，御座之上建伞盖而不塑佛像，寓意佛化现的转轮王即是忽必烈。这与八思巴在《彰所知论》及许多赞颂中称成吉思汗家族为转大力法轮的国王相一致，“以白净大慈悲遍覆法界”也正与当时忽必烈吞灭南宋统一海内的需要相符，所以这一佛事提出后，即得到忽必烈和皇室的全力支持，其规模之大，不亚于汉地的元宵社火。在举行白伞盖佛事时，“十四日，帝师率梵僧500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白伞盖佛事由宣政院、中书省、枢密院主办其事，守卫京城军队、360所官寺的僧人、大都路掌管的120队社火、教坊司掌管的鼓乐、杂戏班乃至妓女杂扮队戏，首尾排列30余里，都城男女倾城出动聚观，帝师、皇太子、皇帝和后妃公主也都参加。

这样把佛教法事演为全民的宗教节日，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吐蕃王朝赤松德赞建桑耶寺后，举行了长达一年的开光庆祝，八思巴将其移用到大都，无疑是为元朝受到佛法护佑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在当时元宋决战于湖北襄樊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它所起到的思想鼓舞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八思巴倡建这项规模宏大的调动社会各界参加的法事活动时，忽必烈正在为最后征服南宋统一中国的战争做准备，因此这项活动很显然带有动员军民、鼓舞士气、为战胜最庞大和最顽强的敌手南宋做精神舆论工作的意味，而且也确实为元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忽必烈对这种僧俗军民参加的宗教庆祝游行十分重视，因此不仅在大都举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即每年在上都也举行一次。

三、兴建佛寺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为了更好地礼遇以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僧人，元朝在大都开始了大规模的佛寺修建。截至元文宗时期，其中有皇家所建藏传佛教寺院12座，额定僧人3150人。这些寺院为皇室出资兴建，多为元代政府中掌管神御殿祭亨诸事的太禧宗禋礼院管辖，地位特殊，多在其中设有神御殿（影堂）。寺内通常设有规运提点所（正四或正五品）、规运总管府（正三品）等机构，负责该寺院的日常经费收支和营缮诸事。元朝皇家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开始于帝师八思巴。八思巴1269年到1271年在大都的这一时期，主持了为皇室兴建佛寺的工作。《元史》记载，1270年12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关于大护国仁王寺的具体位置，因无确切的史料记载，故看法不一。现存的高良河边的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基部石台座四周尚存有元朝帝师八思巴于中统三年（1262）致忽必烈皇帝的新年祝词《吉祥海祝辞》，故有的学者认为今北京高粱河畔五塔寺即其原址，五塔寺是在该寺的基础上建造的。同时认为建寺的缘起很可能是为帝师八思巴而建。该寺建成的年代与八思巴在北京生活的年代相同，其首任住持胆巴金刚上师是八思巴的弟子，在京随侍八思巴左右，同时该寺的管理规格之高也表明了它的特殊身份，故此说有一定道理。还有学者认为该寺位于今北京白石桥西北，即今国家图书馆新址附近。该寺历时十年建成，元朝还专设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财用规运所统领，后改为总管府、会福总管府。成宗时，寺中供奉有元世祖忽必烈和察必皇后御容，因崇奉藏传佛教，故元代的神御殿大多设于藏传佛教寺院之中。1275年4月，忽必烈命八思巴的弟子胆巴住持大护国仁王寺，可见该寺有藏族僧人居住。《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及后来的帝师在大都的住处为大都大寺或称“梅朵热哇”（意为花苑），似乎即是大护国仁王寺。《佛祖历代通载》说，大护国仁王寺“乃昭睿顺圣皇后（即察必皇后）所建，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藏文称其为梅朵热哇，大约即由此而来。如前所述，察必皇后是八思巴最早的弟子，对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的建立起过决定作用，她在大都建佛寺而八思巴此时正在大都，因此八思巴参加或主持这一寺院的设计修建应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后来八思巴创建的白伞盖佛事又改为二月八日迎佛于城西高梁河（即大护国仁王寺），“国家岁以二月八日迎佛于城西高良河，京师尽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马、器服、俳优、优杂子女百戏，眩鬻以为乐。禁卒外卫，中宫贵人大家设幕以观，庐帐蔽野。诸王、近侍、贵臣异服驰骏，盛气以相先后。国家一日之费巨万，而民间之费称之”。

大圣寿万安寺明代称妙应寺，俗称西四白塔寺。据《元史》，大圣寿万安寺修建于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二十五年（1288）完工。元世祖不仅亲自审定了寺院的四界，而且还令中卫军为其伐木供料。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第一代住持名叫知拣，他是万安寺建成后由忽必烈亲自下诏任命的。该寺白塔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由阿尼哥和元朝帝师亦怜真等人主持修建。大圣寿万安寺当时的建筑十分精美，富丽堂皇，“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是一座具有浓郁尼泊尔、印度艺术风格的藏式佛塔与元代宫廷建筑相结合的大型建筑群。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该寺）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月遣大臣致祭。仁宗时期又为五间殿、四座八角楼塑造了140尊大小佛像。大圣寿万安寺建成之后，相继在寺中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佛事活动。至元二十七年（1290）命帝师、西僧在该寺等外做佛事，共72会。

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在该寺主持“国忌日”活动，饭僧达70000多人。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以后，其御容即安置在该寺内。该寺还曾经供奉过在佛教界享有盛誉的旃檀瑞像。即印度优填王誓愿所成之旃檀木释迦像。据传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三月，憍萨罗国国王优填王难禁思慕之情，即请佛大弟子之一目犍连主持，用旃檀香木按释迦牟尼身形雕刻，释迦牟尼从天界返回时，曾经为此像摩顶授记，据说这是世间建造佛像之始，佛教史上称这一佛像为旃檀瑞像。此像为释迦牟尼佛站立像，头发呈涡旋状，通体紧身袈裟纹饰呈水波纹状。左手下垂，结与愿印，表示满足一切众生愿望；右手屈臂举于胸前，结施无畏印，表示能解除众生恐怖。后来泛指仿照这一形式而雕刻（或铸造）的各类材质的佛像为旃檀像。相传释迦牟尼在对该像摩顶授记时说：“我灭度千年后，汝往震旦，广利人天。”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公元3世纪此像由天竺传入龟兹，4世纪传入凉州，然后辗转流传于长安、江南、淮南、汴京、上京、北京。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从圣安寺迎请旃檀瑞像到皇宫万寿山仁智殿（今北海太液池琼华岛）供奉，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亲迎至大圣寿万安寺后殿供奉，直到明初才由万安寺迁往庆寿寺供奉。因此，几乎整个元代，旃檀瑞像均供奉于万安寺内。至正二十八年（1368）该寺因雷击起火被毁，仅存大白塔和东西影堂。明景泰八年（1457）该寺被改为妙应寺后，又被称为妙应寺白塔寺。

大天寿万宁寺位于元大都金台坊中心阁附近，即今北京鼓楼东侧草厂胡同，由元成宗建于大德九年（1305）二月。北京钟楼即是在该寺中心阁的位置上建造的，因此该寺以曾经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而闻名。该寺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塑秘密佛像”，即藏传佛教密宗佛像，由于狰狞恐怖，成宗的皇后布尔罕看到这个佛像后心生恐惧，传旨将其头部用手帕蒙住，不久又下令将其毁坏。中心阁是万宁寺内的重要建筑，是元成宗的神御殿。泰定四年（1327）五月，泰定帝敕令在万宁寺中心阁建造供奉成宗御容的神御殿，称万寿殿。从此这里成为祭祀成宗的地方。

大承天护圣寺，俗称西湖寺，明清时称功德寺，位于元大都西郊西湖附近，地近金山口，即今颐和园昆明湖西北岸，青龙桥西。元文宗敕建于天历二年（1329），至顺三年（1332）建成，因位于西湖（即今昆明湖）之畔，俗称西湖寺。元代该寺是供奉元文宗图帖睦尔及其母亲答己太皇太后御容的场所，以规模巨大、规模恢宏及作为元朝皇帝游幸垂钓处而闻名。至顺三年（1332），大承天护圣寺工程竣工，召五台山万圣寺释迦惠印特赐荣禄大夫司徒主教于寺。明宣德二年（1427）重修后改名功德寺。功德寺是明清时期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清代该寺是直属理藩院管理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大慈恩寺最早称“大庆寿寺”“庆寿寺”，俗称“双塔寺”，又称“双塔庆寿寺”“大兴隆寺”，位于西长安街上今电报大楼西。该寺创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称“大庆寿寺”。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新建二砖塔，故又称双塔寺。在元代，庆寿寺是一座汉藏融合的佛教寺院，该“寺为裕皇（真金皇太子）祝厘之所”，大德九年（1305），元成宗施经一藏，寺内也设有神御殿。元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僧人沙罗巴和达益巴等人曾受命在此驻锡传法。其中沙罗巴1314年圆寂于庆寿寺。在明代，庆寿寺更名为大慈恩寺，为藏传佛教高僧云集之地，明封大应法王札实巴、大济法王领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等藏传佛教高僧在此锡居传法。

大天源延圣寺最早称“卢师寺”，建于隋仁寿年间（601—604年），唐天宝八年（749）重修。元泰定三年（1326），重修真应寺并于该寺内建宪宗（蒙哥汗）神御殿，“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元史记载，“泰定三年（1326）二月，建宪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敕贮金书西番字藏经。八月，天源延圣寺神御殿成，十月，安奉宪宗御容于大天源延圣寺，赐钞二万锭。同时赐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四年（1327）十月，命帝师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元代画塑记》对该寺寺院布局和其中供奉的佛像进行了详细记载，从寺前立铜幡杆一对，寺内供奉五方佛和马哈哥剌等藏传佛教神灵可知，大天源延圣寺在元代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明宣德中（1426—1435年）曰大圆通寺，正统十一年（1446）更名清凉寺。

大能仁寺，又称“能仁寺”，位于北京能仁寺胡同，即今西城区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西段路北。据《元史》，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名必兰纳识里，大德六年（1302），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至顺三年（1331），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他翻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明代大国师智光俗姓王，山东庆云人，少年出家，曾出使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明成祖时授予“国师”后，后授赐“大通法王”。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三年（1428）居大能仁寺四年。成化三年（1467）封藏传佛教高僧扎巴坚参为大悟法王，驻锡北京大能仁寺。

大承华普庆寺，又名大普庆寺，位于元大都太平坊顺承门内街西，即今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宝产胡同路北，元大德四年（1300）成宗为报答母亲徽仁裕圣皇太后的恩德敕令始建，武宗至大元年（1308），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仁宗皇帝）下令扩建。该寺以规模宏大著称，是元代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按姚燧的《普庆寺碑》，其建筑布局仿照大圣寿万安寺而成，只是规模比大圣寿万安寺小。至大元年（1308）设立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具体管理寺院事务。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二月，该寺置仁宗神御殿。泰定元年（1324）四月，置昭圣皇后御容殿。同年八月，遣翰林学士承旨鄂齐尔祀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睿宗拖雷御容于该寺。明成化六年（1470）在其原址上复建寺院，更名宝禅寺，始为汉传佛教寺院。

大兴教寺位于金水河旁阜财坊顺承门内街西，即今西单北大街路西附近，由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敕建，也是元代北京最早建造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寺内因建有成吉思汗神御殿和帝师八思巴殿而闻名，成吉思汗是蒙古汗国和大元基业的开创者，八思巴是元朝第一位帝师，建有成吉思汗神御殿和帝师八思巴殿，说明该寺在元宫廷中的尊贵地位。同时该寺举办的佛事活动被认为是元代诸寺之冠。该寺同时还是元代重要的译经场所，著名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在该寺对勘完成。该寺亦曾为元代“百官习仪之所”。据《元史》记载，元代举行各种朝贺礼仪，“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成宗大德五年（1301）二月赐给大兴教寺地万亩（百顷）。

大崇恩福元寺。也称南镇国寺，位于大都城南，地近凉水河。元大至元年（1308）由武宗敕令始建，皇庆元年（1312）落成。该寺是安放武宗御容的场所，也是元室到皇家御苑“下马飞放泊”渔猎时的休息之地。寺院以中央大殿为中心，在其东、西、南、北各有一座佛殿。中央大殿内塑三世佛。中央大殿北侧的后殿内塑五尊金佛，可能是藏传佛教所崇尚的五方佛。寺院四周廊庑内供奉“诸天神像，变相诡形”，应该是藏传佛教寺院内的护法神殿，内供密宗护法神。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建立南镇国寺规运提点所，属太禧宗禋院，掌南镇国寺财产。

宝集寺。位于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而《京师坊巷志稿》则说，披云楼当在今右安门内。该寺本为汉传佛教华严宗著名道场，元代为北京著名大寺之一，成为元廷指定的书写藏文大藏经的场所，根据《元史》记载，至治元年（1321）三月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般若经》成，置大内香殿。宝集寺还曾保存有著名的大藏经《赵城藏》，即《赵城金藏》。该藏系金代民间捐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了《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因为宝集寺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有密切关系，元初，宝集寺本《赵城金藏》传到了西藏萨迦寺，20世纪80年代在萨迦寺发现《赵城金藏》的经叶。

在八思巴等藏传佛教高僧的影响下，以金汁、银汁、诸宝写经，在元朝皇室也蔚为风气。除《元史》对此有不少记载外，八思巴的文集中有数十篇为忽必烈、真金、阔阔真、奥鲁赤、忙哥剌、启必贴木儿等蒙古帝王后妃写造佛经而写的题跋赞颂。

这一时期，八思巴作为帝师还参与了一些管理佛教僧人的事务。他“集郡国教释诸僧，登坛演法”。《元史》记载，1270年12月，在开始兴建大护国仁王寺的同时，“敕更定僧服色”。也就是规定吐蕃、汉地、河西、大理、畏兀儿等不同民族的僧人穿不同颜色的服装，特别是区别吐蕃与汉地僧人的服色，以便区别管理。此外，八思巴还规定僧人出家受戒的仪轨。佛教教律及出家仪轨大小乘及各部有不同的规定，藏传佛教在吐蕃王朝时赤松德赞规定用小乘的说一切有部（亦名说根本有部）的戒律。由于元朝规定僧人不纳税粮，所以有些人为逃避赋税自行出家，汉地私度僧人的现象也很普遍，为加强管理，由八思巴写了《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摩仪轨》，由其弟子胆巴作序，序言中说：“欲以自佛相承，师资继踵，迄今不替，正戒仪轨，为从善行人一一恒持，精炼三业，坚守四仪，此实圣皇匡正佛法之睿智也。”因此，这一仪轨写出后，忽必烈命弹压孙、合台萨里、安藏等人译成汉文，于1280年12月，“敕镂版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

在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引导下，藏传佛教在元朝宫廷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被忽必烈封为帝师而成为元朝统治集团重要成员的八思巴，对元军南下灭宋的战争是持全力支持态度的。八思巴命阿尼哥塑摩诃葛剌像并命胆巴修法以助元军，在《胆巴碑》中可以得到证实。赵孟頫《胆巴碑》：“至元七年，与帝师巴思八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子也。帝师告归西番，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迦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因为藏传佛教领袖们的这种态度，后来，忽必烈还把投降元朝的南宋小皇帝赵㬎遣送到萨迦寺学佛，借助藏族僧人加以控制。1275年八思巴在返藏途中听到元军渡江后节节胜利、江浙各地纷纷归降、临安已不日可下的消息后，他寄献给忽必烈一封贺信，题为《赞颂应赞颂的圣事》，内容类似于灭宋后群臣向忽必烈所上的《贺平江南表》。正如此贺信的标题所说明的，八思巴是把忽必烈灭南宋统一中国看成是一项值得赞颂的丰功伟业。这封贺信的全文翻译如下：

顶礼上师三宝！向一切福德之源、三界之依怙、殊胜之佛陀虔诚顶礼！

陛下仗先世所积善业海之福德，安定各方及边土之众生。陛下之国政不劳而自成，以一身之福德智慧，任运治理，令人叹为神奇。陛下亲属王族中，或有受他人欺惑而反叛者，复迷途而知返，前来归顺，此亦足称神奇。较之先世众多帝王亲率大军讨伐不臣，陛下未曾亲征，亦未劳神费力，而能治理各地。以此福德，施政于各方，臻于安乐。如此威德，大地之上先前无人有过，故陛下声名遍及三界。陛下一人之福德，世上实无匹敌。亲见陛下之福德受用者，莫不眼神迷离，以为所见俱是幻化神功，不敢置信；听闻陛下之功业威力者，莫不心动志摇，犹如受干渴煎逼之人，闻山雨欲来之风响。陛下之福德使社稷安宁、江山一统，奋转轮之威，合四洲为一。须弥山之上所居众神睹此，亦当疑惑浊世何以竟有如此伟业。如此福业之果已成，众生唯愿享陛下之福荫，具足圆满。能使天下众生享受如此安乐者，先前帝王中未曾有过。颂扬陛下子育黎民、亘古所无之欢悦声，犹如铙钹击响。伏愿陛下圣心喜乐，众生亦得欢悦。

陛下除以法度治理臣民，复播下教法之种，施以水肥，使安乐之幻芽生，解脱之果实熟，自他俱享各种欢乐。犹如福德黄金大地，吉祥之水绕流，无论自他，无论何时，布富足自在之种。陛下洞悉诸种教法，于诸物无不察，于诸教无不通，陛下之英明天纵，非言语所能说明。闻陛下之名声，余心即得康乐。犹莲花之芳香，因轻风而传之偏远，弱小蜜蜂觉之，亦振翅而作响，逢此应赞颂之圣事，余亦寄此而示贺。所有十方佛陀，亦为此赞颂吉祥。愿陛下圣体坚如须弥，福德广如大海，常以如意之宝，满足众生之愿！

因蒙古第五传大皇帝忽必烈之福德，所有国土终成一统，尤其立国已久、王统未尝断绝、社稷稳固、疆土广大之蛮子国归降于人主脚下之莲台，使皇帝福运之光遍照于直抵大海之大地坛城。为赞颂此圣业，比丘八思巴阴木猪年秋八月二十二日吉时写于马尔康地方之赞多新寺。

四、各显其能

继八思巴之后，他的弟子和藏传佛教各派高僧也有来大都和上都活动传法的，其中著名的有胆巴国师和噶玛噶举派的领袖攘迥多吉和若必多吉等。

胆巴国师名贡噶扎，藏语称为噶·阿年胆巴·贡噶扎，是元朝前期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一位杰出的高僧和佛教大师。他活动过的地区，除了他的故乡玉树称多和青藏高原的萨迦、朵甘思地区外，还有元朝的大都和上都的宫廷、五台山、浙江、广东等地。因此早在元代，在一些文献资料中即有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甚至波斯文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对他的记述。在他去世以后，元朝还追封他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并由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碑文，立碑纪念。其碑虽已不存，但是赵孟頫的碑帖作为汉文书法的范本，历代相传，至今仍为习书法的重要教材之一。胆巴国师早年曾经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弟子，其后又是比他年轻几岁的萨迦派的教主八思巴的弟子，随八思巴到元朝朝廷。在萨迦派和元朝朝廷的关系中，胆巴国师发挥的作用可与萨迦班智达伯侄相类比。他在五台山住持寿宁寺，开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建寺的传统。他奉八思巴之命在涿州修玛哈嘎拉法以助元军攻南宋，成为藏传佛教的大黑天修法在元明清三朝影响到宫廷的开端。他住持大都的护国仁王寺，在八思巴之后巩固了藏传佛教在元朝宫廷中的地位。特别是他在广东潮州建寺塑像，在杭州担任汉文大藏经《普宁藏》刻印的功德主（记为功德主柦巴师父金刚上师）。他还受八思巴的委任，以国师的身份主持汉地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的修缮工程，他上书请求以大护国仁王寺的田租作为兴修白马寺的工程费用，得到批准，当时的东宫太子真金也出资相助。到大德四年（1300），白马寺完工，前后历经20余年。重建的白马寺“殿九楹，法堂五楹，前三其门，傍翼以阁，云房精舍，斋庖库厩，以次完具，位置尊严，绘塑精妙，盖与都城万安、兴教、仁王三大刹比绩焉。”胆巴还让宣政院官员达什爱满等上奏，将大护国仁王寺借与白马寺田租的土地赏赐给白马寺，并且成宗还敕有司世世勿夺，实际上成为白马寺的恒产。这些事迹使他作为藏传佛教的高僧却又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噶玛巴·攘迥多吉具有噶玛噶举派转世活佛的身份和教派首领的地位，以及他在当时藏传佛教界的巨大声望，使他引起了在剧烈的宫廷斗争中登上皇位的笃信佛教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注意，终于下诏迎请他前往元朝宫廷。《历辈噶玛巴简传·如意藤》一书中记载：“图帖睦尔扎牙笃于蛇年（公元1329年，这是指图帖睦尔再次即位）即皇帝位之后，于铁羊年（1331）派遣金字使者巩卜丞相等来到西藏。从工布迎请法主（噶玛巴·攘迥多吉），与从萨迦前往朝廷的靖国公贡噶坚赞相会”。该书全文抄录了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迎请诏书：

依仗三宝护持的大福德，皇帝圣旨。赐攘迥多吉。因如来教法将由北方诸帝王弘传之授记之法力，（北方诸帝）对佛陀教法生起胜解。此后，薛禅皇帝（即忽必烈）依止和尊奉众多高僧大德，使佛陀之教法在此方弘扬，显明一切。朕亦愿对佛法善为护持服事，闻得你听闻多广、功德殊胜，故遣巩卜等人为金字使臣前来迎取你。如果你以其他藉口推脱不来，岂不犯了使信仰者灰心失望的过失。沾染不愿离弃自己富足处所之恶臭习气，毁坏广利他人之善愿，造下不为佛法着想的罪业，种下不顾有情众生苦痛之业障?又岂不会因为违背朕之法度大诏命、使朕心中不乐而使佛法受到损害?故此，望你为以朕为首的有情众生着想，而尽快前来！到此之后，佛法之事业都将照你的心愿完成。羊年春三月十三日在大都有的时分写来。

据记载，作为送交这份诏书而赐给攘迥多吉的礼品，有当年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金印等。图帖睦尔还下令沿途驿站对攘迥多吉按帝师、国师的规格接待。

1332年8月元文宗图帖睦尔病死前，遗诏将皇位传给明宗的儿子。文宗死后，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为便于控制，于1332年10月4日立年仅7岁的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皇帝，是为元宁宗。噶玛巴·攘迥多吉正是在这个时候抵达大都的，据《红史》记载，攘迥多吉于10月18日抵达皇宫。元宁宗懿璘质班和大臣们向他奉献了大供养，他为懿璘质班传授了灌顶。《历辈噶玛巴简传》说攘迥多吉十一月十八日到京可能是笔误，从《元史》的记载看，他是十月到京的。

懿璘质班只当了40多天小皇帝就死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主张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为皇帝，遣使从广西接回妥懽帖睦尔。关于妥懽帖睦尔即位的经过，《元史》卷38记载说：“燕铁木儿既见帝，并马徐行，具陈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儿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未决。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铁木儿死，后乃与大臣定议立帝，且曰：‘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诸王宗戚奉上玺绶劝进。（至顺）四年（1333）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有趣的是，藏文史籍对此有“帝位空悬”的记载：“占卜者说：‘和世束之长子妥懽帖睦尔如在鸡年六月前等待，然后即帝位，在位时间可与薛禅皇帝（忽必烈）相等’。对此大臣们说：‘这样将帝位空悬，国政大事由谁承担？’燕铁木儿说：‘你们再好好卜算卦象，果真如此，皇帝圣寿绵长，最好不过，其间的国政大事由我来承担。’因此，将帝位空悬，国政诸事由燕铁木儿担任。到阴水鸡年六月八日（妥懽帖睦尔）在上都即皇帝位”。在这皇位交替之时，噶玛巴·攘迥多吉也参与了皇室的事务，也作出过妥懽帖睦尔鸡年六月即位的预言，并与妥懽帖睦尔（即元顺帝）建立了关系。据说当妥懽帖睦尔1333年正月十五日从江南抵达大都时，千百万人前去迎接，道路拥塞不通，攘迥多吉头戴黑帽，口诵六字真言，众人都为他让路，妥懽帖睦尔在大蒙古包前迎接他，并向他顶礼。皇太后、诸王、燕铁木儿太师等也向他请求灌顶，并任命攘迥多吉的侍从扎尊为太徽院的佥院。当一些大臣暗害燕铁木儿引起大动乱时，攘迥多吉前去尽力使之安定下来。当妥懽帖睦尔在上都即位时，噶玛巴·攘迥多吉为其赞颂吉祥，并承担使国家平安的责任，并派侍从扎尊到西藏去分送布施。

1334年正月，据说观世音菩萨授记攘迥多吉应该返回西藏，恰好这时妥懽帖睦尔因前面的几位皇帝都在位时间不长，寿命很短，向攘迥多吉请求赐给长寿甘露，于是攘迥多吉以到西藏桑耶寺取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长寿泉水为由，请求让他返回西藏，得到当时年仅14岁但一心追求长寿的妥懽帖睦尔的允许。妥懽帖睦尔准许他暂时回西藏，但是要在两年内返回朝廷，攘迥多吉答应了这一条件。当年5月，噶玛巴·攘迥多吉动身时，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赐国师玉印、金字圆符，并赐给他的弟子康区人定增桑布、蔡巴·格迥钦波以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工布扎日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楚布寺兴建元文宗的影堂，在粗垄地方设立管理噶玛噶举派属民的“达尔罕”。这是噶玛拔希之后噶玛噶举派首次得到元朝皇室的大量封赏，标志着噶玛噶举派地位的再次上升。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噶玛巴·攘迥多吉于1336年8月从西藏出发，据说虽然有按照帝师的例规接送和供给的诏书，但是实际上只受到了与金字使臣相同的待遇，连食物供应也没有，所以由藏地的官员和站户依次护送，于1337年3月1日抵达大都，受到盛大欢迎，妥懽帖睦尔本人也亲自出皇宫内门迎接。在大都居住活动近两年后，攘迥多吉于藏历第六饶迥土兔年（1339）五月十四日离开大都赴上都，六月八日在上都患病，太师伯颜曾到病榻前探视敬礼，弟子们向他请问身后之事。据说他答应将转生于工布地方。六月十五日，噶玛巴·攘迥多吉在上都去世，以伯颜太师和国师为首的大臣们为他发丧，将尸体火化，妥懽帖睦尔对舍利进行了大供养，并将舍利运回西藏楚布寺，修建了灵堂，并建造等身金像纪念。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