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背后有这些故事

2022年8月25日，在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翻译在人类文明交流中积极、重要的作用，其中就包括宗教经典的翻译，它是人类文明交流重要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佛经汉译，是指佛教东传后持续10个世纪的佛教经典翻译。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典籍一般是由梵文、巴利文等文字写成，传到西域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比如粟特语、吐火罗语等。为了让更多中国人读懂佛经，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尝试将佛经翻译成汉文。

有一个发生在汉朝的故事，来自大月氏的使者伊存，向当时一位正在太学读书的学生景卢口授一本叫《浮屠经》的经书。“浮屠”正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来翻译为佛陀，《浮屠经》里讲的就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故事。

除了这个故事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也是来自大月氏。先秦时，大月氏人生活在河西走廊，后来被日渐强大的匈奴人不停地攻击，因而不得不往西迁移，迁到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附近。汉武帝为了消除匈奴的威胁，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虽然夹击匈奴的战略没有成功，但是张骞的出使打通了与西域的联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中原。

佛教典籍的翻译带来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并被中国传统文化纳入自身的湍湍巨流之中。佛经翻译过程中，使用了一些创造性词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流传至今。

比如，中国人原用“天下”“宇宙”来形容我们生活的时空，佛经翻译时创造了一个专用词“世界”，形容世代流动的时间和固定边界的空间，成为我们今日的习惯用语。还有形容时间极为短暂的“刹那”，形容世间万物互相联系的“因缘”，形容智慧增长的“觉悟”，形容人生变幻无常的“镜花水月”等等。译经的高僧们在翻译时创造的这些词汇，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观念，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

相应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影响了后来的佛教典籍的形成。比如《佛说净饭王般涅槃经》《佛说孝子经》等劝人行孝的典籍，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征。译经大师安世高在他所译的《六方礼经》中，甚至删去不符合儒家孝道的内容，加入如何奉养父母的教导。通过把佛经翻译成汉文，中国文化向佛教注入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

佛经汉译经过不同的阶段，对融入中国文化的深度也有所不同。最开始时，用一种附会翻译策略，就是用中国文化中的观念术语来直接翻译佛经中的概念，尤其常用道教的术语。比如称佛教为“佛道”，称信佛为“学道”，有时还会称呼僧人为“道人”，把佛教的修行法门“安般守意”译为“呼吸吐纳术及医学之气功”。附会的意图是想借本土原有的宗教概念使佛教更好地融入中国，但是这种方法也会掩盖佛教自身的义理，让中国读者误以为它是与道教相似的宗教。

为此，佛教又发展出一种格义法，就是用中国文化的思想或概念来解释和阐述佛理，使人们更易于理解佛教。译者会用道家、儒家的思想来格义佛教教理，比如用《老子》里的“自然”来解释佛教的“真如”，用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用来格义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魏晋时盛行的玄学，玄学是儒道的结合，玄佛合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儒、道、佛的三教融合。佛经的翻译意味着佛教在概念与思想上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靠近。

十七、十八世纪还发生了一次与宗教相关的翻译活动，其承担者主要是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这次翻译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次双向翻译运动，耶稣会士们将西方宗教和文化经典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介绍西方，同时又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向西方介绍中国。

这次翻译事业的开创者是耶稣会士利玛窦，他采取了主动向中国文化靠近的策略。在翻译天主教的神“Deus”时，有人主张用音译的“陡斯”翻译，有人主张翻译成新造的词“天主”，利玛窦在考虑良久之后，决定用中国经典中的“上帝”一词来翻译“Deus”，表明他有意识地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利玛窦的策略被他的耶稣会同僚所继承，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阳玛诺在翻译《圣经》时，就特别注意采用利玛窦的“合儒”策略。他通过增译、缺译、改译等方法，在翻译时有意在词语使用、篇章布局、内容取舍等方面向中国文化靠拢，尽力融汇中西方的伦理与思想。这些传教士同时还翻译了西方最新的科学著作，这些作品涉及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多种学科，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影响。

利玛窦被形容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他同时还把中国的经典传播到欧洲，首次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1687年，四位耶稣会士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主要内容是《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翻译，以及孔子的生平介绍。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巨大，很快就被转译为法文和英文。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出版《中华帝国六经》，该书包括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以及《孝经》和朱熹的《小学》，是“四书”在欧洲首次完整翻译出版。耶稣会士通过经典翻译以及各种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遵从自然理性、追求道德精神的东方文明世界，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影响了西方的启蒙哲学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意味着各个文明在文化思想上的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正是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体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