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2讲：阿里考古新发现

第1编

从远古到唐宋：西藏历史起源与中华文明一体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国一部分，藏族与世居青藏高原的古今许多民族为开发、建设和守卫祖国的西南边地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灿烂文化的发展谱写了不朽的华章。西藏地方的藏族和祖国内地的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也在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历史，走进那让人心潮起伏的遥远过往。

第2讲 阿里考古新发现

阿里是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西北部一个高海拔而偏远的地区，无论从内地角度，还是西藏拉萨角度看，都是十分遥远的边地，甚至还略带一些苍凉之感。但是从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是西藏古代历史的视角看，阿里却是一个谁都不会轻易忽略的地方。因为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一个文明繁盛、文化影响广泛的区域。想要了解西藏历史和文明的起源，不可能不去了解阿里地区的古代历史，想知道被大家熟悉的象雄文化、象雄文明，还有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象雄苯教文化，都无法回避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地域辽阔，以牧业经济为主，有大家熟悉的冈底斯神山、玛旁雍错湖。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生活着以牧业为主、兼营商业贸易的古代游牧人，随着时代的延续，象雄文化逐渐留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很多已经成为记忆或者被忘记了，但是又不时被大家提起，晚期藏文资料有大量追记，描述着阿里地区的古代历史、苯教文明，也包括藏西北草原文化的点滴，大家熟悉的东嘎皮央遗址、穹窿银城遗址、古格遗址，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化遗址就出现在这块土地上，使其成为考古学界的一片热土。

一、卡尔东和曲踏遗址

近40年来，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以西藏地方文物考古相关机构为主，联合四川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通过他们长期的耕耘和辛勤付出，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认识古代阿里地区历史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并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阿里以及西藏早期文明研究开辟了新前景。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汉文史料对阿里地区的记载虽然简单，但是时间上比较早，并且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信仰、民俗等情况。

唐代宰相杜佑所著《通典》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牸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这里讲到了大小羊同的位置，被认为是小羊同西迁后的情形，即从大羊同东南的今西藏江孜一带西迁到阿里西北部地区后的状况。大羊同国有八九万人的军队，以畜牧为主业，没有文字，物产与吐蕃一样，有着独特的被认为是苯教习俗的丧葬仪式，有王权并由四大臣分掌大政。

汉文史料中的羊同，被认为就是藏文“象雄”（Zhang-zhung）的音译，可以相互对应。晚期藏文史料对象雄有颇多记载，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上象雄、下象雄；另一种是三分法，即里、中、外三个象雄。据格桑丹贝坚赞（skal-bzang-bstan-pavi-rgyal-mtshan）《世界地理概说》称：象雄由三个部分组成，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里象雄应该是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巴达先和巴拉一带。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小32个部族，如今已被外族占领。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面一天的路程之外，那里有穹窿银城，还是象雄王国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由象雄十八国王统治，因为这块土地东面和蕃（bod）接壤，有时也受蕃的管辖。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土地，也叫孙巴精雪。包括39个部族，嘉二十五族，这是现在的安多上部地区（今甘肃、青海藏族地区），绝大部分信仰苯教。

越是晚期的资料，对象雄的记载，包括对象雄苯教的记载越加详细，但也可能离象雄的真实情况越遥远，除非这些资料确实是早期记载的新发现。

象雄早期历史依然存在许多疑难点、未知点，让研究者感到扑朔迷离，真伪莫辨。从文化角度来看，象雄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诸如象雄古代的医学，象雄的星象学，象雄的历法，特别是象雄的苯教文明，这些早已成为国内外藏学界十分关注的话题，甚至包括象雄语言，国外学术界也出版过一本象雄语与藏语、英语词典。还有人执着于寻找象雄文字，并认定在现行藏文之前存在一种更加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象雄研究永远像谜一样地吸引着大家，有很多专家终身以象雄研究为己任。

如果放开视野，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来审视，就会发现象雄文明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因素，很值得探讨。象雄位于中原文明、南亚文明和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中间的一个高地，是一个夹心地带。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早期活动在北方草原的雅利安人南下，半月形地带民族的东西向迁徙，以及中国西部地区民族的互动，或多或少都经过这个地区。考虑到这些因素，有理由相信象雄文化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良好的外部条件。

阿里地区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在原来阿里地面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巨大进展。多个地下考古发掘特别是对王城遗址、贵族墓葬的发掘，更直接提供了让人改变对象雄早期历史认知的第一手鲜活材料。

在今天的阿里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遗址、古如江寺遗址，考古学家有了新的发现，有很多重要的成果，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和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它颠覆了大家对这块土地的认识和对过去历史的一些了解。

2012年6—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首次发掘。考古队清理了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发现的古墓葬，在该墓葬周边约20米的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3座较大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形制，深4—6米，规模较大，是阿里地区埋葬最深、分布最为集中的墓群，在整个西藏地区极为罕见。墓葬中发现有丝织品、金面具、铜器、铁器、木器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丝织品是西藏地区考古中的首次发现，也是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带有“王侯”铭文的鸟兽纹锦显示出该墓葬的社会等级以及该地区与南疆的文化联系。马蹄形木梳、四足木案、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随葬器物，表现出与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文化的相关性。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故如甲木墓地的四座墓葬年代为公元2世纪至3世纪前半叶，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时期。

在故如甲木共发掘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包括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丝织物、黄金面具、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料珠及大量人类和动物骨骼等。故如甲木墓地8座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800—1700年，即公元2—3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文献记载的西藏西部象雄政权强盛时期。

2014年，阿里地区噶尔县卡尔东遗址和札达县曲踏遗址的发现，成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有许多亮点值得关注，成为重新认识阿里古代文明，乃至西藏古代文明及其与之相连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

2015年5—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噶尔县加嘎子墓地等遗址进行了调查，出土器物有木柄铁器、陶器、草编器、贝壳、料珠、蚀花玛瑙珠等，包括彩绘木案、方形木梳、带柄铜镜、刻纹木牌、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

二、1800年前的茶叶

科学家在故如甲木遗址发现疑似茶叶的遗留。经过严密的检测和科学的测量，确定为茶叶，而且它和更早时期在西安汉阳陵发现的茶叶可以相互比较，推测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弄清楚茶叶西传的路径和时代问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与国内外同行合作，针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和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食物残体，开展了系统的植物鉴定和年代学分析工作。由于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标志物具有植物分类的潜力和长期保存的特点，他们首先通过分析我国45种现代茶、茶科以及近缘植物的植钙体形态，发现茶叶具有4类植钙体形态和组合特征，可以与其他植物进行区分，该研究成果2014年首次发表在Nature出版集团下属的国际在线开放获取期刊ScientificReports（《科学报告》）上。其次，他们通过对现代茶叶等标准样品的色谱—质谱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鉴定茶叶的两个生物标志物：咖啡因和茶氨酸。此外，他们通过碳十四年龄测定，证明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植物的年龄距今约1800年，属于西藏古象雄王国时期；汉阳陵出土植物年龄约为2100年，与历史文献吻合。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叶向外传播的第一个首发地。在阿里地区发现茶叶不仅是西藏地区的首次，也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广大饮茶地区的第一次，与这里发现的丝绸织锦结合起来看，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也改变了对茶叶传播路线的认识。在这里发现的还有其他一些物品，比如具有高原当地特色的天珠，也是第一次发现，还有一些青铜工具等，显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王侯”织锦与黄金面具

丝绸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最突出的标志，中国丝绸向外传播开启了象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古代丝绸遗物的发展和研究，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认识空间。在西藏的边远地区阿里发现的1800多年前的丝绸，无疑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眼球，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十分难得的是，其中还有“王侯”或“王侯羊王”汉字的织锦。这幅丝织物以藏青和橙黄双色呈现图案，其构图似可分为三层：最下一层为波浪形的曲波纹，类似西方建筑物中的拱形柱廊，每组波浪纹当中有一对相向而立的鸟，对鸟身下脚踩着植物纹样，下面有“山”字形的纹样相衬托，波纹中有四蒂纹显现；第二层为如意树构成的几何形空间，在其间布置以双龙、双凤、双羊等，双龙仅具头部，与两两相从的双凤与双羊头向相反；第三层也为如意树相间隔形成的几何形空间，树之两侧各有一相背而立的狮子，狮口大张，带有三重短羽的双翼，鬃毛上扬。在每组动物纹饰的空白处，都有4个篆体的汉字，有学者释读出它们分别是“王”“侯”两字的正体和反体字。“这些汉字实际上是四个一组，似乎可以释读为‘王侯羊王’四个字。”

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资料和新疆地区同一时期的丝绸织物有着近似性，说明两者可能存在内在联系。织锦上的汉字昭示，它的制造地或者发源地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原地区，而其中传播路径则可能很多。但是在阿里地区却又是第一次，算是首例重大发现，改变了人们对高原丝绸之路出现年代的历史认知。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则是黄金面具。在故如甲木墓地发现一件黄金面具，采用拓展成薄片的金箔制成，有一具在面罩的边缘上钻有小孔，用丝线将丝绸和它连缀在一起，出土时还带着丝绸腐朽后的残段。之后，在札达县曲踏墓地、曲踏墓地与札达县城之间的象泉河畔相继发现2件黄金面罩。

西藏阿里噶尔县故如甲木寺黄金面具

黄金面具形象栩栩如生，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学术界有很多分析和猜测。有专家认为它跟信仰有关，也有专家认为它甚至是灵魂的寄托之处。在汉文史料关于羊同国的记载中，对此有一定的反映。《通典》《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都记载了羊同国的丧葬情况，“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很可能即是这个黄金面具的真实功能。

四、竹木漆器、青铜器、滇文化风格的铜柄铁剑

阿里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珍贵的出土文物，比如竹木漆器，竹器、漆器很可能来自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丝绸之路和茶叶贸易之路，一定承载着更多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的内容，它们出现在西藏西北部的阿里地区，让人联想到这里应该也是古代进入西域地区、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重要通道。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的贝饰等器物，为研究西藏西部与南亚次大陆的物质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材料。

阿里地区出土的文物，不排除通过藏北高原的游牧之路，通过游牧民经由川西地区、藏东藏北地区传进来，也不排除通过今天西藏首府拉萨地区后进入阿里地区，这种可能性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说明高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发生的年代很早，路线亦多，很值得重新认识、重新研究。

这些汉文史料的记载可以关联起来。因为我们注意到汉文史料关于青藏高原，特别是北部西北部地区贸易的一些记载，比如说玉石之路，就连接着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与今天新疆的南疆地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和田玉进入高原地区密切关联，吐蕃人，也包括古代高原的其他民族都喜欢并欣赏玉。玉也是制作告身的重要材料。还有食盐之路、食盐贸易。

《隋书·西域传》中对女国有这样的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这样描述：“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燥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

唐代僧人道宣所著的《释迦方志》则记载：“大雪山北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东西地长，即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诃，北接于阗。”

据汉文史料记载，女国活动在青藏高原和天竺之间，从事食盐贸易，而且因此也曾经发生过战争。还有大家熟悉的麝香之路。青藏高原的麝香通过这条通道进入中亚西亚地区，成为贵族王宫使用的奢侈品。青稞、稻米、粟和黍，蚀花玛瑙珠、贝饰也包含在墓葬出土物中。

五、象雄人的生活及其与外界的联系

从考古材料来看，当时人们采用的是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在饮食上人们食用青稞、粟、黍、稻米、羊马牛肉等食品；丝麻织品、铜贝饰物、玻璃、玛瑙、铜镜、木梳等文物的出土，展现了当时人们在服饰与装饰方面的生活面貌；而城墙、堡寨、弓箭、马匹和铜铁剑等物的发现，则表明古人已具备较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和军事装备；墓葬中杀牲祭祀、二次葬、人殉和对尸体的处理方式以及黄金面具、刻画图案与雍仲符号等随葬现象，表明当时人们已有着丰富多样的丧葬习俗与宗教生活。

今天阿里地区仍被认为是众多宗教信仰的交汇地，冈底斯山被苯教、佛教和印度耆那教等奉为神山，而与之近邻的玛旁雍错又是多个宗教的神湖。应该说，作为西藏地方早期宗教的苯教，它崇拜日月山川、三界神灵，以及动物图腾、祖先灵魂，这些与阿里地区的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象雄故地阿里地区还与多种宗教结缘，称得上存在一条宗教文化之路。

还有经过象雄的玉石之路，《汉藏史集》记载，吐蕃王朝“朗日伦赞曾征服汉人（rgya）和突厥人（gru-gu），将娘氏（nyang）、韦氏（sbal）、农氏（snon）纳入统治之下，据说将十八头骡子驮的玉石运送到吐蕃也是在这一时期”。经过象雄的食盐之路，《隋书》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

经过象雄的麝香之路，古代西藏地区的麝香十分有名，并通过丝绸之路不同支道进入中亚和西方，其中包括通过象雄地方。《世界境域志》记载：“巴达赫尚（Badakhshan），是一个很令人喜爱的国家和商人常去之地。其地有银、金、石榴石、青金石诸矿。其麝香是从吐蕃输入的。”而位于今阿里地区的象雄则是吐蕃麝香进入中亚西亚的主要通道，扮演着贸易媒介和交通枢纽的角色。

当然阿里的考古新发掘，可以确定象雄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十分紧密，丝绸、茶叶等标志性实物的发现即是确证。据汉文文献记载，在吐蕃王朝崛起以前，也即从隋朝开始，羊同国已经派使者到内地中央王朝朝贡，发生贸易联系。唐朝初年作为回访，派冯德遐入高原，与大羊同和吐蕃建立联系，而且“招慰羊同及吐蕃使之印”，应该是贞观八年（634）受命前往招慰羊同和吐蕃的使者冯德遐使用的印。

六、象雄王城今何在

象雄的王城为穹窿银城，关于这一都城的位置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噶尔县的卡尔东遗址为王城遗址；一种观点认为札达县曲龙地方为王城所在。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即虽然这两个地方处在不同的县，分属于噶尔和札达县，但它的实际距离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处于两个县的连接地区，这两个城的地址也非常接近。

为什么说札达县曲龙的古城堡更可能是象雄古都城穹窿银城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音意相同。作为象雄王国都城的穹窿、琼隆，以及今天札达县的炯隆、曲龙，都是来自同一个藏语词汇“khung-lung”的音译，古今相同，延续未变。从藏文意思来看，“琼”是大鹏鸟之意，“隆”即“地方”“山沟”，“琼隆”也就是大鹏鸟居住的地方（山沟）。第二，地貌及自然环境相同。象雄王城“琼隆欧噶”（Khyung-lung-Dngul-mkhar）还是地形地貌的标识。“琼”是大鹏鸟，今天札达县炯隆乡古城遗址，远看就是形象逼真的“大鹏鸟”形象，这也得到当地民间说法的印证。而“欧噶”则是“银色城堡”的意思，这一点同样与该古城的地貌特征相吻合。身临其境，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入眼帘的是城堡宛如银色条带闪闪发光，恰是银色城堡的准确记录。第三，从古代藏文史料记载来看，松赞干布的妹妹在对吐蕃使者芒宗的歌咏对白中，除了表达对象雄地区的古格人、象雄地区实物和牲畜种类的贫乏有所抱怨之外，也对象雄的都城穹窿银城有所描述。法国学者斯巴尼安（ArianeSpanien）的译文为：“我所到达的地区——琼隆，遍布灰尘的堡寨。四周他人异口同声，从外面看来遍是山崖和沟壑，从内观看来皆是黄金财宝。城主吾夫已经局促不安，作为谋生之地，难道尚不为大乎？此妇实为一魔。”黄布凡等译为：“我分内的地盘，一座琼隆银堡（khyung-long-ni-rngul-mkhar）。四周人们都说，外观是悬崖峭壁，内看是黄金珍宝。我在悬崖之前的，住地还不美妙吗？——这疏落的灰白色！”这里译文虽略有差异，但都点出了象雄王城穹窿银城的地貌特征，指出其处在悬崖峭壁，沟壑纵横，外观灰白土色，内藏黄金珍宝。这些文字同样是曲龙穹窿银城古迹地貌的逼真描写。第四，从自然资源和交通环境来看，对于古代青藏高原地区的城堡选址而言，良好的自然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所在地水资源条件和农牧业经济资源条件。穹窿银城则二者兼备，地处喜马拉雅山西段北坡，地势南高北低，最高点乡境南段喜马拉雅山西段无名雪山，海拔6123.6米，最低点乡境北部，索岗绒曲注入朗钦藏布（glang-chen-gtsang-po，象泉河，印度河最大支流萨特累季河的上源）河口处，海拔4376.7米。炯隆乡驻地炯隆村海拔4300米左右。南部边缘为雪山，冰雪融化成河北流，汇流成那佐（nag-tsog）、索岗绒曲北流入朗钦藏布，水资源相对充足，可以满足王城的生活需求。今曲龙乡地区以牧业为主，有耕地22公顷，主要农作物有青稞、小麦、油菜籽等，牧业主要饲养牦牛、马、绵羊、山羊。资源较为丰富，至今该乡依然以牧业资源丰富而保持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该城堡遗址处在古代交通相对较好的位置，既不当孔道，又靠近交通要地。从今札达县曲龙即穹窿银城地方，往西北不远可以抵达古象雄的另一座城堡达巴（mdav-vbab），以及与之邻近的古格王国城堡，或者沿着朗钦藏布往北往西方向抵达印度。往北到今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可以沿着森格藏布（seng-ge-gtsang-po，狮泉河，由玛旁雍错流出，在中国境内行进300余公里后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改称印度河）一直往北，既可以进入西域地区，也可以继续沿着河流进入印度。从曲龙往东可以抵达神山冈底斯山（gangs-rin-po-che，冈仁波切），而往南则可以抵达普兰，再往南则可进入尼泊尔境内。区位优势明显，又免去交通要道的袭扰之忧，保持相对的安全平静，从而得以发展繁荣。第五，从战略位置和古城规模来看，穹窿银城遗址背靠耸立的高山，城堡依山而建，靠山一侧毫无安全之忧，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冬季有阳光照射之温暖，而无狂风扫荡之隐忧，具备西藏地方古代城堡的一切主要特征和优势。城堡区房屋均依山开山凿洞形成，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层第展开，规模宏大，契合王城，房内冬暖夏凉，宛如世外玉宇琼楼。

西藏阿里札达县穹窿银城遗址

七、象雄之谜有待解开

关于象雄的研究，考古资料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步。但是有关象雄依然存在诸多未解的问题，需要更充足的资料和更深入的探讨。比如目前的资料并没有呈现后期苯教文献所提到的苯教繁荣昌盛的情况，反倒是这个地方经常出现被称作“门人”（mon）的案例，有大石文化，有门人的坟墓遗址，那“门”是什么呢？他们与藏南的门或者门巴人有关系吗？只是表达离腹心地区遥远的地方，或者相对后进的区域，还是另有所指，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阿里地区考古新发现和文献记载相结合，让人们对西藏西北地区的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清晰，也对阿里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密切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古代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交通、宗教、政治的了解有所加深。但是，为什么那么鼎盛的象雄政权、象雄文明，包括后来的古格文明，迅速崛起，影响巨大，却又很快消失了，原因究竟是什么？从历史角度来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可能直接影响到高原地区文明发展的方向、规模，同样也影响了阿里地区，特别是象雄文明的兴衰。因为在中亚地区，当时几个大的政权的角逐出现了新的转机，包括西部地区的伊斯兰教东进及其伊斯兰化的影响，还有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兴起，应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对象雄古代文明的认识，特别是晚期史料对它的重新构拟造成的误解和反差。通过考古发掘，应该逐渐形成理性的和科学的认识，究竟哪些比较好地保留了早期历史的遗迹，反映了古代历史的一些真实，哪些是后代的学者重新建构起来的古代历史、古代宗教和古代文化。

青藏高原地区各个政权此消彼长的变化，也对象雄王国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据藏文史料记载，在青藏高原早期历史时期，也就是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存在一个所谓的十二小邦，象雄是其中之一，它和吐蕃王朝的建立者雅隆悉补野祖先一样，都是这十二小邦之一。他们走过了不同的发展历程，雅隆小邦逐渐地强大，进而吞并邻部，最后成为青藏高原分裂局面的终结者和吐蕃王朝的建立者，而古老的象雄文明，则随着象雄政权的衰落和覆灭，以及最后被吐蕃所吞并而走向灭亡。象雄政权的衰落灭亡，究竟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学术界也在进行探讨，包括后来发生在这里的古格王朝的衰落，同样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大家非常熟悉冈底斯山是印度教、佛教、苯教等多种宗教共同的圣地，既是各个宗教出于自身的需要把这里作为崇拜对象，同时也反映了古代阿里地区作为宗教文化乃至贸易中心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认识古代阿里地区的历史，依靠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新发现材料，既有减的方面，也有加的方面，既要廓清迷雾、去伪存真，又要全面掌握、精心钻研。灭亡的象雄文明被吐蕃文明所吸收，成为吐蕃文明辉煌的重要铺垫，而留在象雄地区的遗址和王室后裔，乃至像没卢氏（又作没庐氏）这样的贵族，成为认识象雄不多的遗续，象雄还将以谜一般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持续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欲望。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