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陈庆英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第十一节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1875年3月，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僧俗公推济咙呼图克图任摄政，并请驻藏大臣向朝廷奏报，“火牛年（1877年）（光绪皇帝）赐摄政以“通善”的名号。”从这时起达擦济咙呼图克图正式担任摄政，被称为通善呼图克图。同时由摄政主持，西藏噶厦派人到各地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1877年由八世班禅、摄政、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堪布、噶伦等全体僧俗官员向驻藏大臣呈报，说经过寻访，只找到在工布出生的一名灵异儿童，经各方公认，请求免于金瓶掣签，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驻藏大臣据此上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免于掣签。在光绪皇帝批准后，1879年6月1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的过程，已经有文章作了详细的介绍。应该说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的过程，记载最详细的是藏文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资料，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部传记是摄政热振活佛图丹坚白意希丹贝坚赞在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编写的，在写作这部传记时热振活佛正在主持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事务，因此传记中特别突出了确定灵童出生的方向、在拉姆拉错湖观湖景，以及依照湖景显示的灵童家庭的情况寻访到僧俗大众共同信服的灵童而免予金瓶掣签的内容。这些记载应该是根据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当局的记录整理而成，但是内容详略的取舍可能结合了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进展和需要，实际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这些记载，很显然对热振活佛主持的寻访认定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亲政后不久，于藏历木猪年、清光绪三年（公元1875年）三月二十日早晨在布达拉宫圆寂，时年二十岁。当天中午噶厦即向驻藏大臣报告，驻藏大臣希凯立刻赶往布达拉宫查看并祭奠，将朝廷赐给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玉册玉印、金册金印和图章等装匣封存，并命总堪布和噶伦等人确查达赖喇嘛死因，料理后事。在查明十二世达赖喇嘛确实是因病去世后，在当年四月二十八日向朝廷奏报，同年十一月光绪帝批准功德林阿旺班丹（即济咙活佛）代办西藏事务，负责寻访认定达赖喇嘛转世事。根据西藏僧俗尽快寻找灵童的要求，广做佛事祈祷达赖喇嘛早日转世。

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说：十二世达赖喇嘛是在布达拉宫被称作尼沃噶丹朗色的东寝宫内面向东南圆寂的，当天夜里侍从们将达赖喇嘛的灵体面向正南方向，保持盘腿打坐的姿势停放，到早上发现灵体在无人移动的情况下自己转向东南方。以后又将灵体移至叫做尼沃参期康寝宫内的殓尸亭内，在围起的尸盐中让灵体面向正南打坐，后来在搬开尸盐时发现灵体又自行朝向东南方。《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还说，当时在场的普布觉经师及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其他近侍都多次看到这些情况。

依照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的安排，西藏地方政府于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鼠年（1876年）三月，向前后藏和康区各地的官员、管事等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们传达寻访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命令，将各地新出生的具有灵异征兆的儿童上报。同时，噶厦又请乃琼和桑耶护法神的降神师降神，并请八世班禅等大活佛打卦占卜，据称降神和打卦占卜都显示：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如果出生在东南方，将大大有益于西藏的佛教和众生。按照乃琼护法神之卜示，西藏地方政府将打箭炉（今康定）以上凡属东方和东南方各远近地方均开列了地名，派专人前去寻找。当向护法神请示应该派谁去观湖为宜时，乃琼护法指示：可派拉萨上密院的堪苏（卸任堪布）洛桑达杰从拉萨往东南方曲科杰地方的拉姆拉错圣湖畔，念《十万般若颂》经，并前往观看圣湖显影，自然会明白。

居堆堪苏洛桑达杰带着四十多名随从僧人，从拉萨来到拉姆拉错湖附近，做了念诵《十万般若颂》的佛事。堪苏于佛事将要结束之前，独自来到湖畔观看湖中的“显影”。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说：当时正值（藏历）九月底，往常湖面早已结一层薄冰，而这次湖水还异常清澈，湖面上显现出一个东西两边相距较远的河谷，东部的上方田地重叠，东北面有一座较大的古塔，东南面有一较大的四方围墙，离此不远有一座大约三四层楼的房子。后来又在楼房和古塔之间看到连成一片的村庄。这之后因为寒冷，湖面上大部分水面自然结冰合拢。又看到南面的一角有不少骑马的人往东方走着，似乎又像往西走。上述佛塔、方围墙及房子等，在冰上亦能看得清楚。

在观湖即将完成时，曲科杰地方的官员报告说，在曲科杰地区的塔布地方朗敦村的一个家庭，丈夫名叫贡嘎仁青，妻子名叫洛桑卓玛，于火鼠年（1876年）五月初五黎明时生下一男婴。据说在婴儿出生前发现了预兆：木猪年（1875年）七月三日，一个酥油包突然胀裂，酥油外溢，这象征着吉祥。另外，该年九月间，门前有几株梨树，其中一棵大树，开满了鲜花，该地的男女百姓都看到了。这家人的房顶上，彩虹像支起的帐篷。同时还报告了其他的征兆，如灵童母亲的梦兆等。于是居堆堪苏亲自前往朗敦地方，据说沿途的景物证实了他看到的圣母湖中的显影。堪苏洛桑达杰到朗敦家去，看见了当时才五个月的婴孩，当堪苏抱起他时，婴孩用手指摸着堪苏的额头和脸，当堪苏问婴孩：“您想去拉萨吗？”婴孩露出喜悦之情。后来堪苏说：“我告辞了，不久再见。”婴孩露出喜悦和要跟过来的样子。从这次初见灵童的情况看，这个灵童的许多“预兆”与占卜指示的情形完全相符。

居堆堪苏洛桑达杰返回拉萨后，报告了观湖及寻访的详细情况。以摄政济咙活佛及噶伦、基巧堪布为首的僧俗官员认为：为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各大活佛及四大护法神均打卦占卜和降神指示，尤其是主要护法神乃琼明确指出寻找灵童的方向、父母的名字、出生地的景物等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因此可以说是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灵童。灵童出生日期又逢良辰吉日，均极圆满。塔布朗敦出生之婴孩极其灵异，符合僧俗一致的意愿。噶厦随后又派近侍堪钦强秋朗卓和噶厦仲译拉旺罗布等二人再去核查，核查后的报告与堪苏洛桑达杰所说的完全一样。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以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为首的西藏僧俗上层已经有了认定朗敦的灵童的意向，但是从乾隆皇帝规定藏传佛教的大活佛转世要实行金瓶掣签以来，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都是经过金瓶掣签确定的，所以要确定朗敦的灵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真身，就必须考虑是让该灵童和其他两名幼童一起进入金瓶掣签，真正依凭其“灵异”来取得达赖喇嘛的地位，还是设法仿照认定九世达赖喇嘛的例子，请求朝廷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朗敦的灵童。

看来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等人是在努力争取清廷批准免予金瓶掣签。他们一方面在官员僧俗集会的场合请乃琼护法降神，还请昌珠寺的仓巴护法神、桑耶护法神、噶哇东护法神降神，一致宣示朗敦的灵童是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同时由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带头，八世班禅大师、甘丹赤巴等高僧大德打卦占卜，反复说明塔布朗敦出生的灵童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另一方面，摄政等人对各地上报之其他灵童以不灵异或通过问卜方式全部否定，以此突出朗敦的灵童是唯一合乎条件的候选。按照噶厦原先发往全藏上下南北各宗之文告，各地已将灵异儿童陆续报来，据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称，所报的大部分小孩多系父母亲按各自的“梦兆”等上报，不可信服。其中征兆较好的有：距离拉萨一千里的东方，据达宗（边巴宗）宗堆报告，该地区边巴拉章属下有一户人家，父名拉旺达杰，母名平措白吉，于藏历木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一子。另外，在离拉萨以西二千四百五十里的地方，阿里噶本和普兰宗本也呈报说普兰地区科恰乃曾地方父名仓巴江白丹增、母名次仁贡宗一家，于藏历火鼠年八月七日生一子。对报来的这两个“灵童”，经过打卦问卜，这两个灵童不适合入瓶掣签，摄政即将这两个灵童否定。

在做好了这两方面的铺垫之后，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向驻藏大臣递交了一份呈文，呈文详述了关于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出生方向、父母名称、打卦问卜、观湖显景、上报查验等重要情况，指出有关灵童出生前后之梦兆、前兆、征兆等均极祥瑞。朗敦出生的灵童，经反复查验，全藏僧俗皆心悦诚服，一致确认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请求朝廷免予金瓶掣签，予以认定并准予坐床。接着又以甘丹赤巴领衔，由各大活佛、格鲁派各大寺院的执事高僧、僧众、四个噶伦的名义写了公禀呈给驻藏大臣，请求免予金瓶掣签，认定朗敦出生的灵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争取驻藏大臣同意转奏，这份公禀在写作时费了很多心机。它首先肯定金瓶掣签已成定制，说“乾隆（五十）七年，乃琼护法神与额尔德尼班智达管家阿旺扎西相勾结，随心认定喀尔喀额尔德尼班智达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之故，大皇帝特赐金瓶，置于拉萨。自此活佛转世之认定，均须金瓶掣签，将所寻灵童名签，置入其内，祝祷七日或九日，摇动抽签，已成定制”。接着又说“嘉庆年间，八世达赖喇嘛之转世化身第九世达赖喇嘛，系西康邓科春科土司却江朗结之子，灵异非常，上奏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得以认定坐床。但因西藏佛教众生福分浅薄，年仅十一，遽然早逝”。本来，九世达赖喇嘛的夭折是嘉庆皇帝坚持在认定十世达赖喇嘛时必须实行金瓶掣签的重要理由，因此九世达赖喇嘛的免予金瓶掣签本来不能为请求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提供先例。但是公禀却煞费苦心地要从这里找出一条理由来，果然，公禀突然笔锋一转，又指出：“此后，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均著照圣旨金瓶掣签。不幸十世达赖喇嘛享年仅二十三，十一世也于世仅十八岁，十二世又仅二十岁圆寂。”这就是说，虽然九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后短寿夭折，但是实行了金瓶掣签的三位达赖喇嘛的寿命也不长久，这就为请求恩准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摆脱了一个障碍。虽然公禀接着说“究其缘由，概因卑等西藏众生福缘太浅，致使几代达赖喇嘛一一早逝”，先把原因归结到“西藏众生福缘太浅”上，但是接着在讲述历辈达赖喇嘛的享年情况后，说九世以前的达赖喇嘛除了四世和六世以外，“均享尽天年”。这就比较明显地表露出免予金瓶掣签，达赖喇嘛有可能得享天年的意思，但是这话又不能说得太暴露，于是公禀返回来又说：“高宗纯皇帝赐予金瓶，金瓶掣签系大皇帝之慈悲与神佛之谛语，本当灵验，然因时维浊世，西方众生福分浅薄，故先世达赖喇嘛多有早逝，甚为不幸。”在金瓶掣签本当灵验，但是也有可能不灵验等等假设的概念中转来转去之后，公禀还是归结到这次请求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的主题上：“今寻得之灵童，生于达布朗敦，村后峨岭，其状如象，父名工噶仁青，灵童相貌不俗，虽年幼而言语举止超乎凡夫，无疑是分化人身之大菩萨怙主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曦轮晖晖，何能只手以遮；是非昭昭，何须徒生疑惑。故若能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则实为施恩格外于西方佛教众生。众生必能宽慰，同享福乐。”为加强语气，公禀还从反面作了论述：“余下幼童，均无甚灵异之相，设若一并循例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人福浅命薄，难免阴错阳差，掣中凡童，致使僧俗笃信之达布朗敦灵童失掣，则无疑令僧俗人等遗憾不已，且有碍大体。利弊昭然，不言自明。”

为了使朝廷容易批准免予金瓶掣签，公禀还提出了一个由驻藏大臣和班禅、摄政等人“看验”灵童的办法：“为使主上大皇帝明察，驻藏大臣及摄政通善呼图克图等汉藏官员信服，拟将塔布朗敦之灵童火速迎至拉萨近郊日甲桑木旦林寺，另将班禅额尔德尼亦迎请至拉萨。一则聚集汉藏官员，令灵童鉴认上世达赖喇嘛之本尊佛像及遗物等；再则著上密院卸任堪布罗桑达吉如实呈报查访曲科甲聂堆、探明村落部族、双亲名讳、灵异征兆等情。待验无误，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措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即行坐床。敬请驻藏大臣迅即将此僧俗至诚公意、绝无反悔之念之下情转奏主上大皇帝圣鉴。”实际上这一步骤在前几世达赖喇嘛的认定过程中已经存在，公禀在这里突出强调，也是在为驻藏大臣转奏和清廷批准免予金瓶掣签的行动铺垫一个台阶而已，后来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坐床时这个办法又被沿用过一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国力的衰弱，中央王朝对西藏政教事务的管理也有逐渐松弛之势。驻藏大臣松桂是1876年接任的，接任后就遇到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件大事，在接到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的呈文和甘丹赤巴等人的公禀后，松桂于1877年5月11日向朝廷奏报，奏折中说：“奴才伏查，该呼图克图所称俱系实情，诚恐藏属福薄，以致以假惑真，而失众望。可否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奴才未敢擅便，据情直陈，谨将原禀切结灵异清单，译善妥协，送军机处，以备查核。此系因时制宜，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当时光绪皇帝新即位不久，朝政实际由慈禧太后掌权，6月29日驻藏大臣松桂接到谕旨“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措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也就是朝廷批准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

在得到朝廷批准后，1877年10月14日，按九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之例，转世灵童被迎请到蔡贡塘寺，请两位钦差驻藏大臣宣读圣旨。在蔡贡塘寺的日光寝殿，灵童面东而坐，其后有摄政济咙活佛、经师及僧俗大官员等，驻藏大臣宣读光绪帝的敕谕。宣读完毕，达赖喇嘛向东献哈达以谢皇帝之恩，并将献给皇帝的哈达请驻藏大臣转呈。僧俗官员向转世灵童献了贺礼。1878年正月十一日，摄政和噶厦迎请八世班禅到蔡贡塘寺给转世灵童削发剃度，起名“杰尊阿旺罗桑土丹（土登）嘉措久扎旺秋雪勒南贝嘉瓦贝桑布”，简称土丹嘉措。正月十一日，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摄政及各大活佛、僧俗官员等陪同下，从蔡贡塘寺出发，到拉萨河北面的日加桑丹林寺居住，按传统规定，灵童年龄达到四岁才能正式举行坐床典礼，所以灵童在该寺居住一年多，等候选定日期，举行坐床典礼。1879年2月，摄政济咙活佛向驻藏大臣报告，拟于藏历土兔年（1879年）六月十三日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请转奏皇帝。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六月十三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来到布达拉宫，先到三界殊胜殿，对乾隆皇帝的御像行三跪九叩礼，礼拜布达拉宫各主要佛像，然后进入日光殿，登上达赖喇嘛的宝座，接受僧俗官员的礼拜。六月十四日卯时，在有寂圆满大殿举行隆重的坐床大典。从六月十五日起的几天中，噶厦所属官员及拉萨三大寺、各教派之寺庙、活佛、各地百姓等均陆续前来庆贺。

清朝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仍然是当作一个特例来处理的，十年以后的1887年9月，在确定八世班禅的转世时，清朝仍然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殿乾隆皇帝的御像实行了金瓶掣签，从三个候选灵童中掣定了九世班禅曲吉尼玛。

1886年掌办商上事务的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逝世后，经光绪帝批准第穆呼图克图继任摄政。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受了比丘戒，按照佛教学经程序，已经完成了一大阶段。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年届二十岁。三大寺和噶厦僧俗官员借口“神意”，迫使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辞职，要求达赖喇嘛亲政。当年8月，达赖喇嘛接受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的辞呈后，在布达拉宫的司西平措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大典。达赖喇嘛亲政后不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7月，噶厦假护法神之口，称原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桑称勒阴谋不轨，在献给达赖喇嘛的鞋子中暗藏符咒，诅咒达赖喇嘛，将第穆活佛禁毙狱中，查抄第穆拉章的财产。同时加罪第穆活佛的属下罗布顿珠等，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是威服全藏。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丹吉林事件”或“第穆活佛被害事件”。此后，西藏僧俗上层的内部矛盾又发展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之间，《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班禅往朝达赖，由布达拉宫前击鼓而过（鼓为佛前之仪仗），达赖怒为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遂罚银一千五百两，自此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

1904年2月，英军在荣赫鹏的率领下，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勇的西藏人民奋起抵抗，但由于缺少清朝的有力支持和武器装备悬殊，以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最后仍为凶狠狡诈的英军所败。光绪三十年（1904年）6月15日夜，十三世达赖喇嘛率领几十个护卫出逃，穿越唐古拉山、柴达木盆地和河西走廊，直奔外蒙古首府大库伦。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出逃十分关注，当获悉他已逃到外蒙古的情报后，立即派官员前去库伦“看望”，并带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送给达赖喇嘛的礼品。1906年春季十三世达赖喇嘛动身返藏。4月2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派钦差大臣郭左、理藩院衙门大臣、笔帖式等，前去看视达赖喇嘛。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了外蒙古地界，经陕甘总督辖境，到达西宁，又移住塔尔寺。1907年11月29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奉旨从塔尔寺起程入京，先到五台山居住。1908年8月27日，清朝中央政府特派军机大臣和山西巡抚前来五台山，要达赖喇嘛立即动身赴京陛见。这样，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在九月初四日到达北京。9月2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朝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个月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遂于1908年11月由北京起程返藏。

190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西藏时，清朝中央政府正在西藏推行革新政策，清朝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入藏，威胁到西藏僧俗上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起清廷和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部分僧俗上层的矛盾，这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坚决抗英转变到依靠英国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还在返藏途中，他就命令伦钦夏扎班觉多吉调集藏军和民兵阻击川军进藏，并请英国公使出面胁迫清廷停止川军入藏。1909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首先正式任命亲英派贵族夏扎·班觉多吉等三人为伦钦，执掌大权。1910年2月，由钟颖率领的川军到达拉萨，随即与藏军发生零星冲突，这使本来就与驻藏大臣联豫关系紧张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卧不安，立即命令策墨林活佛为摄政，留守拉萨，自己带领伦钦夏扎等少数官员逃走。联豫派兵追赶，在曲水遭藏军阻击，没有追上。2月底，十三世达赖喇嘛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清廷根据驻藏大臣联豫的奏请，再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而英国则对他热情接待，安排他游览印度各地，在大吉岭为他提供住房和生活用品。让达赖喇嘛在大吉岭设立噶厦，和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联系，遥控西藏的事态发展。英国虽然表面上宣称不干涉西藏事务，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加紧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的形势，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准备。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月，孙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还规定民国政府参议院的议员，西藏也与各省、内外蒙古一样，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代表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这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中一直明确记载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说“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袁世凯即下令恢复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派人前往印度册封，因英印阻拦而未果。

英帝国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立即利用西藏的混乱形势，进行挑拨离间，英印总督明托赶到大吉岭和达赖喇嘛商谈，向达赖喇嘛提供武器和经费，由达赖喇嘛派其亲信达桑占堆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组织上万民兵，围攻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同时下令全藏僧俗不准与汉人新政府来往，断绝给川军和汉人官员的粮草供应。1912年夏天，四川和云南两省曾发兵援救在藏川军，已经打到江达地方，由于英国出面干涉，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命令四川、云南停止进兵。在藏的川军在辛亥革命后内部已经分为几派，争斗不止，加上孤立无援，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后来，由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出面做调解人，钟颖等人和达赖喇嘛派来的伦钦强钦巴谈判达成停火办法，川军将枪支弹药交出，由尼泊尔和英国官员负责其安全，从江孜、亚东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到1912年12月底，联豫、钟颖等官员和在藏的川军等全部离开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12月中旬回到拉萨，立即惩办在战斗中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属于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僧人，还有哲蚌寺的一些僧人和贵族也因支持过川军受到惩罚。他还提升在反对川军战斗中的有功人员，将达桑占堆封为扎萨，继承被杀的亲汉派擦绒噶伦的贵族地位。他又召集西藏地方头人代表开会，征求对西藏今后应采取的方针的意见，结果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下层的僧俗群众不赞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断绝联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军队就在工布江达以东地区，这又使达赖喇嘛受到种种制约，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在徘徊犹豫的状态中，不敢下决心去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尽管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乱局势用尽一切手段策动“西藏独立”，但是历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国的血肉联系谁也无法割断。1919年，甘肃省按中央指示派专员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1921年，他又派亲信堪布贡觉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宫任职。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将达赖喇嘛的信交给国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进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1930年，贡觉仲尼带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复信返回南京，达赖喇嘛加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1931年设立了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当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达赖喇嘛方面要求西藏代表全由达赖喇嘛派出，班禅方面要求平均分配，经蒙藏委员会调解，达赖喇嘛方面以贡觉仲尼等六人为代表，楚臣尼玛等三人为列席代表，班禅方面以洛桑楚臣等四人为代表，邵章等五人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从1923年起就避居到内地的九世班禅大师也到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还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不仅以历史事实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对中央的正常的隶属关系，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大师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颁给玉册玉印。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大师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商讨西藏事务和班禅返藏问题。1933年4月，九世班禅大师派安钦活佛等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欢迎班禅大师返藏，并答应班禅大师返藏后将其原来的辖地交还，但是此事还未实行，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藏历十月三十日在拉萨病逝。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发电报向国民政府报告，并通知九世班禅大师。国民政府发布了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命令，并在南京举行追悼大会。九世班禅大师从内蒙古到南京参加了达赖喇嘛的追悼大会，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

【选编自陈庆英陈立健著《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