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陈庆英等:九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发布时间:2022-08-14 15:40:00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陈庆英 陈立健 | 责任编辑:

第九节 九世达赖的认定

1804年年初,八世达赖喇嘛患了重病,噶厦通过驻藏大臣向朝廷报告,“皇帝派来俄大臣和汉族御医。当他们到达四川成都府时,得知达赖喇嘛已经圆寂。大皇帝得奏后,命俄大臣等人继续进藏,按汉地风俗吊唁。办理丧事期间,加尔果齐等官员先后抵藏,办完丧事后回京”。当年7月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嘉庆皇帝命令济咙活佛丹贝贡波担任摄政,同时下令寻访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这是在清朝制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后,首次遇到寻访认定达赖喇嘛这样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一方面西藏的传统习惯力量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完全按照旧例办事,另一方面摄政和驻藏大臣等主管其事的官员还缺乏经验,僧俗信众中许多人对寻访转世灵童仍然持固有的认识,因此寻访和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受到旧习惯的很多影响。最先从四川邓柯地方传来那里有一名1805年在当地出生的男婴具有多种奇特证相的消息。于是,摄政济咙活佛丹贝贡波和四位噶伦共同协商后,在1807年派遣侍从饶丹嘉措进京时将这个儿童的情况报告嘉庆皇帝。同时在当年9月,就把灵童及其父亲迎请到蔡贡塘寺,并呈报驻藏大臣,请驻藏大臣转奏,等候嘉庆皇帝决定。虽然当时又有两名灵异儿童报来,但是看来摄政济咙活佛心中已经认为邓柯地方出生的儿童是转世灵童。为了说服众人,10月1日,在日光殿摆设供品,请来大护法神,摄政达擦诺门罕、四位噶伦、索本堪布、森本堪布、却本堪布等人问大护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尚有争议,请明示哪位是真正的呼毕勒罕?”大护法金刚授记说:“母亲顿珠卓玛的怀中宝光圆满。”班禅大师向拉木降神师仓巴(Tshang-pa)问卦,回答与大护法相同,而顿珠卓玛是邓柯地方出生的儿童的母亲的名字。在这之后,摄政又将驻藏大臣和噶伦等僧俗官员请到蔡贡塘寺聚会,把灵童从楼上卧室接到大经堂,让他辨认前辈达赖喇嘛的器物。上茶后,驻藏大臣玉宁对第穆活佛说:“请你让灵童辨认器物。”第穆活佛说驻藏大臣的这句话如同让一个凡人去考试佛一样,使他感到非常惊慌。但是,他又不能不听从驻藏大臣指示,只好顺水推舟,呈上前世达赖喇嘛的用具,让灵童辨认。首先呈上前辈达赖喇嘛的本尊像、阿底峡曾经随身携带的度母授记过的度母像和宗喀巴大师的佛像扎西多喀玛,以及铃杵、鼗鼓、半月形大氅等,每件都有真假两样。然后问灵童哪尊像是真的,哪件物品是真的?据称当时灵童一一指点着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全部辨认无误。10月26日,驻藏大臣当着全体喇嘛和官员的面缮写奏折,上奏皇帝。称:“呼毕勒罕确实认出佛像、器具,行为举止与众不同。”这一记载,出自后来继任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图丹晋美嘉措,如果说像他这样地位很高的活佛在一个据宣传有灵异的有可能会成为新的达赖喇嘛的幼儿面前尚且有这样的敬畏心理,那么对一般的僧俗信众来说,只能是更进一层。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环境中,在认定达赖喇嘛这样的掌握一方政教权力的大活佛的转世时,较早被宣称具有灵异和得到寻访人员及摄政等人首肯的儿童比其他儿童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就增加了实行乾隆皇帝设想的从三个儿童中掣签选择的办法的难度,这可能是乾隆皇帝当年所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经过驻藏大臣和班禅、摄政一起进行的这次考察,即由摄政和噶厦请求,认为这个儿童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真身转世,希望两位驻藏大臣联名向皇帝上奏,请求免于金瓶掣签,批准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由于摄政和西藏僧俗大众一致请求,驻藏大臣转奏,嘉庆皇帝又刚继位不久,对金瓶掣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于是在1808年1月批准了免予掣签的请求。嘉庆皇帝颁旨说:“康巴垫曲科(康区邓柯群科)土司丹增曲窘之子,确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自幼会诵经,明辨佛像及用具等,无可怀疑。设当我皇考(乾隆)时,遇有此奏,必立时加恩,无须于金瓶掣签。盖不疑何卜,前志可稽,因即降旨,令将其作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并特赐呼毕勒罕哈达一个、无量寿佛像一尊、钤杵一份、灵珠记仿碧霞念珠一挂,令成都将军博清额赍赴西藏颁发。”关于为灵童剃度的问题,驻藏大臣与夏卜拜(噶伦)赤门、堪布贝丹、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一起商议后上奏。得到批复后不久,迎请班禅大师丹贝尼玛为灵童剃度,起法名为洛桑丹贝迥乃阿旺隆朵嘉措(Blo-bzang-bstan-pavi-vbyung-gnas-nag-dbang-lung-rtogs-rgya-mtsho)。

“二月初三日,大皇帝就以前的奏折作出批复。摄政诺门罕、地方政府官员、钦差两位驻藏大臣等人······一起来到(蔡贡塘)寺大经堂,在宝座前面铺设红色方形缎褥,请灵童入坐,面朝东方。两位驻藏大臣等汉藏官员列队,禀报呼毕勒罕说:大皇帝已定尔为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原文如此—著者)。献上译成藏文的圣旨。施主福田法物关系圆满。当时,小灵童未经任何人提醒,说:‘大皇帝颁发此旨,谢谢!’说话慢而清晰,向大皇帝敬礼。”

当年9月份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九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清朝中央政府特派喀喇沁亲王都楞、噶勒丹席力图活佛作为专使到拉萨看视坐床。

尽管嘉庆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但是皇帝的圣旨中同时也说这是一种“加恩”,是皇帝看了驻藏大臣转奏的西藏僧俗的请求以后,也认为“无须于金瓶掣签”,批准了免予金瓶掣签,因而只是皇帝的一种特别的处置,而不是说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都不需要实行金瓶掣签。因此,摄政和转世灵童也把这当作皇帝的一种恩典,要特别地表示感谢。在九世达赖喇嘛坐床的第二天,西藏僧俗首领和驻藏大臣等专门到本应举行金瓶掣签的地方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殿皇帝的牌位和画像前,表示感谢。《九世达赖喇嘛传》对此记载说:“坐床后的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为报答大皇帝钦准免于金瓶掣定之宏恩,在三界尊胜殿乾隆皇帝肖像和嘉庆皇帝牌位前奉献五供。达赖喇嘛、摄政诺门罕、钦差大臣、两位驻藏大臣、经师嘉赛活佛、第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热振赤钦活佛、赞布诺门罕、阿钦诺门罕、策却林活佛、赛巴活佛等色拉、哲蚌二寺的诸大活佛以及南杰扎仓的轨范师、翁则、诵经僧一起诵经祈祷。之后,达赖喇嘛念诵回向经,祝愿佛法昌盛,国政兴旺,皇帝万岁。他的声音洪亮,悦耳动听,使众人诚服,十分欣慰。”

虽然九世达赖喇嘛是以自幼极为灵异、为僧俗信服而免予金瓶掣签继任为达赖喇嘛的,而且在西藏的奏报和嘉庆皇帝的诏书中都有他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真身再世的说法,显然他们都是希望九世达赖喇嘛能够像五世达赖喇嘛那样长寿和享有威望,但是和大众的期望相反,九世达赖喇嘛只活了十一岁,在1815年年初就去世了。在这几年中,西藏发生了几件重要的大事。一是在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10月,印度总督明托派曼宁入藏,曼宁曾去朝拜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荣赫鹏之《英国侵略西藏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1811年12月17日,曼宁往布达拉宫朝见达赖喇嘛,彼随带大呢若干,瓷瓶两对,摩擦净洁之上好铜烛台一对,中置蜡烛两只以夸示之,作朝贡之礼物,又带有放光之银饼三十枚,锌饼数如之,此外尚有纯真之司米土香水若干,又有大量的南京茶,此物在拉萨为稀有珍品,不易得者也’。抵一广厦,即行礼如仪,向达赖喇嘛三叩首,首相(摄政)一叩首,方彼行礼时,蠢笨之侍仆正启香水瓶塞,放出香水。彼将礼物呈献于达赖喇嘛后,即脱帽恭献其剃光之头,受喇嘛摩抚。礼毕,就座距喇嘛御榻不远之垫褥上,御茶点,然喇嘛美丽有趣之容貌与风采,几占其全部之注意,彼认喇嘛容貌之美,富有诗意,而极动人,彼当时年约七岁,具有良好教养与高贵儿童之朴素天真态度,尤于其凝视曼宁时,微露之笑容。几至失声而成轻浅之大笑。曼宁率直记之云:‘逗彼发笑者,无疑为余之灰髭与眼镜也’。此幼小之达赖喇嘛向曼宁缀陈数言,以藏语告中国舌人,舌人以中国语告曼宁之中国书记,书记更以拉丁语述之曼宁,曼宁自记云:此次与达赖喇嘛之晤见,使余受极大之感动。一种奇异之感觉,几使余出涕。”这说明当时在印度地点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已经在图谋进入西藏,并试图接近西藏政教首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二是在1814年,木狗年,根据水牛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大小寺院的喇嘛、僧人须登记造册”的规定,完成了对西藏和康区、内蒙古喇嘛活佛的登记造册。以藏文名册再次与驻藏大臣的汉文名册详加对照,增补抄写名册,在前言中写道:“木狗年,驻藏大臣瑚图礼和祥保下令:凡是达赖喇嘛之属下历辈活佛的降生、出生地、名字、年岁等,务从原有名册与汉文名册进行核对,新造名册”。名册共收大小活佛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汉地、蒙古地区活佛三十三人,西藏和康区活佛一百三十四人,记载了从第一辈到当时那一辈的名字、出生地、卒年、年龄。显然,按照清廷的命令进行的这次对活佛的登记造册,也是为了加强对藏传佛教特别是活佛转世等事务的管理,最直接的就是,金瓶掣签并不能够对所有大小活佛都实行,朝廷可行的办法也只有管理一些重要活佛的转世问题,所以要在区分出在册的和不在册的活佛以后,才便于对登记在册的活佛实行金瓶掣签。

九世达赖喇嘛坐床后,噶厦给他的父母也拨给了庄园和农奴,但是他的父亲丹增曲窘不久后便去世了。据说在九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因为一些矛盾,他的母亲与叔父含恨返回故乡。根据有关记载,他父母的庄园产业“归并索康”,有可能是他父亲的亲戚私自归并到索康家族。所以在民主改革前,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噶伦庄园”,属于贵族索康家。

【选编自陈庆英陈立健著《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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