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等：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之首位转世活佛攘迥多吉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之首位转世活佛攘迥多吉

噶玛巴·攘迥多吉1290年被迎请到楚布寺以后，邬坚巴·仁钦贝当然成为噶玛巴·攘迥多吉的老师。但是在不久以后，由于邬坚巴在藏传佛教界有很高的声望，元世祖忽必烈召请他到朝廷。《贤者喜宴》说在此之前忽必烈曾打算派遣军队经过西藏去攻打古印度和尼泊尔，由于邬坚巴去过古印度，所以派大臣来询问沿路的情况，邬坚巴以河流流向不同说明古印度和西藏差别很大，劝止用兵，并给忽必烈写了奏章，所以忽必烈派人来召请他进京。邬坚巴于1292年到达大都，为忽必烈等人传授了时轮灌顶等教法，并给许多大臣传授了胜乐金刚的教法等。当忽必烈赐给他大量财物并准备对他加封时，他连赏赐品都没有要就不辞而别，返回了西藏。从当时的情况看，忽必烈已经年近八十，年老多病，可能希望供养藏传佛教的高僧以祈求延长寿命，才是召请邬坚巴的原因。《元史》说当时忽必烈还准备在五台山为萨迦派的高僧胆巴国师建寺，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形。至于邬坚巴不辞而别地返回西藏，可能是在忽必烈去世以后，在元成宗在位时才离京返回楚布寺的。邬坚巴在朝廷的活动虽然没有为噶玛噶举和楚布寺取得特别显著的利益，但是他可能最先把刚刚转世的攘迥多吉的奇特的情形介绍给皇帝和大臣们，为后来攘迥多吉的进京埋下了最先的伏笔。

攘迥多吉七岁时跟从绰浦哇·贡丹喜饶出家并受沙弥戒，按他的前一辈噶玛拔希的密宗名字起名为攘迥多吉，十八岁时（1302年）又从堪布宣努绛曲、根敦仁钦等人受比丘戒，并听受戒律。作为首位转世活佛，攘迥多吉像普通僧人一样举行出家和参加僧团的仪式，并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拜师，请有资格传授戒律的上师授沙弥戒和比丘戒，成为一名正式的比丘。这对后来的转世活佛也是一个例规，它表明从活佛转世一出现，活佛转世的理论和主持人就认为经过投胎转生的转世灵童虽然继承了前辈的功德和学识，但是从儿童开始又要经历一个新的人生，因此要成为一个寺院和教派的领袖人物，也就必须履行出家受戒的手续，取得比丘的资格。这样，又将转世活佛暂时地和形式上地拉回到普通僧人的行列，使得转世活佛可以兼顾其佛菩萨转世和普通僧人的双重身份。这在开初可能只是使攘迥多吉容易被楚布寺的僧众所接受的一种权宜的办法，但是在成为一种定规以后却对活佛转世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更加明确了活佛转世的目的是为僧众培养具有权威的首领人物，转世活佛必须是寺院中的出家僧人，而且是履行了正规的出家和受戒手续的比丘。反过来说，如果某个儿童被宣称为某某高僧的转世，但是不被该高僧的寺院所接受，或者寺院寻访到某个儿童是其高僧的转世，但是没有履行出家受戒的手续而成为该寺院的僧人，这种转世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排除了寺院掌控以外的转世，把活佛转世和众生的六道轮回的转生的界线区划得更加清楚。第二，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以后，出现了将一些世俗的国王和贵族说成是某个菩萨的化身的学说，如宁玛派一些高僧首先宣称吐蕃王朝的“祖孙三法王”即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热巴巾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的化身的说法。转世活佛的出家受戒就把活佛转世和菩萨化现国王作了明确的区分。第三，转世活佛出家受戒，规范了转世活佛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转世活佛必须像一般僧人那样遵守戒律，并且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显密佛法，这就对防止具有转世活佛身份又如同不守戒律的游方僧那样行事的人的出现，促进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巩固。第四，转世活佛拜师受戒，就必然形成转世活佛和另外一些高僧的师徒关系，转世活佛的师傅又成为一种特别的高僧的标志，后来的一些转世活佛的师傅又成为新的转世活佛系统建立的起点，促进了活佛转世从单个向群体的演变。

大约攘迥多吉受戒的当时，邬坚巴已应召动身赴朝廷，所以没有担任为攘迥多吉传戒的老师。但是在邬坚巴从朝廷返回楚布寺以后，实际上邬坚巴是他最主要的上师，直到1309年邬坚巴去世。攘迥多吉不但跟从邬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曾多次到各地学法修行和讲授佛法，足迹遍及后藏的拉堆、昂仁、萨迦、江孜以及前藏的拉萨、工布、塔布等地，他在类乌齐附近修复了噶玛拉顶寺，派他的弟子主持在索曲河上架设过铁索桥，还曾到青海黄河上游一带调解过阔提（kol-ti）地方的纠纷。在拉萨时他还调解过蔡巴万户与康区的纠纷，为拉萨大昭寺的觉卧佛像造过黄金宝盖。在这种情况下，攘迥多吉成为噶举派各支派中一位有很高名望的活跃的宗教首领。可能是由于噶玛噶举派在前藏和康区拥有的巨大影响和它没有参与反对萨迦派的“止贡林洛”，所以萨迦派对攘迥多吉比较敬重，八思巴和他的侄子达玛巴拉相继去世之后，因八思巴的另一个侄子达尼钦波桑波贝被忽必烈流放到江南，所以萨迦款氏家族无人掌权，由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三部弟子中的夏尔拉章的绛漾钦波·仁钦坚赞执掌萨迦派的法座达二十多年。1305年，绛漾钦波·仁钦坚赞作为萨迦派的主持者之一，受元成宗完泽笃（铁穆耳）的迎请前往大都时，途中曾在朵甘思地方会见过攘迥多吉，交谈佛法，据说当时出现了菩萨们会见时的景象。另一方面，噶玛巴·攘迥多吉也似乎在努力与萨迦派修好。他曾经向萨迦等寺院的僧伽和佛殿布施法器用具等。因此，据说他到达萨迦寺时，萨迦的僧人们都向他请教佛法并请求他给予加持。

除了像噶玛拔希一样以修炼密法获得成就著称因而被称为法力广大的“大成就者”之外，噶玛巴·攘迥多吉还撰写过一些有影响的佛教著作。至今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里还保存有他写的《佛百行传》《甚深内义注疏句义明解论·嘉言大宝鬘》等木刻本两卷和手抄本一卷。另外，攘迥多吉研究了宝石、植物和动物的性能，并研制了八百三十多种药物，其著作《药名大海》中记述的药物比《四部医典》增加了两倍，为后来的藏医研究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噶玛巴·攘迥多吉具有噶玛噶举派转世活佛的身份和教派首领的地位，以及他在当时藏传佛教界的巨大声望，使他引起了在剧烈的宫廷斗争中登上皇位的笃信佛教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注意，终于下诏迎请他前往元朝宫廷。

关于图帖睦尔迎请噶玛巴·攘迥多吉进京的经过，在《历辈噶玛巴简传·如意藤》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图帖睦尔扎牙笃于蛇年（1329年，这是指图帖睦尔再次即位）即皇帝位之后，于铁羊年（1331年）派遣金字使者巩卜丞相等来到西藏。从工布迎请法主（噶玛巴·攘迥多吉），与从萨迦前往朝廷的靖国公贡噶坚赞相会。”该书还全文抄录了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迎请诏书：“依仗三宝护持的大福德，皇帝圣旨。赐攘迥多吉。因如来教法将由北方诸帝王弘传之授记之法力，（北方诸帝）对佛陀教法生起胜解。此后，薛禅皇帝（即忽必烈）依止和尊奉众多高僧大德，使佛陀之教法在此方弘扬，显明一切。朕亦愿对佛法善为护持服事，闻得你听闻多广、功德殊胜，故遣巩卜等人为金字使臣前来迎取你。如果你以其他借口推脱不来，岂不犯了使信仰者灰心失望的过失。沾染不愿离弃自己富足处所之恶臭习气，毁坏广利他人之善愿，造下不为佛法着想的罪业，种下不顾有情众生苦痛之业障？又岂不会因为违背朕之法度大诏命、使朕心中不乐而使佛法受到损害？故此，望你为以朕为首的有情众生着想，而尽快前来！到此之后，佛法之事业都将照你的心愿完成。羊年春三月十三日在大都有的时分写来”。

据记载，作为送交这份诏书而赐给攘迥多吉的礼品，有当年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金印等。

这份诏书，在文字体例上与1244年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的诏书十分接近，大约是蒙古皇室写给那些与他们关系还不大密切的佛教领袖的邀请信的通用格式。诏书中的金字使臣巩卜，噶玛巴传记中称为巩卜丞相，有可能指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起担任中书右丞的巩卜班，后至元五年（1339年）初为甘肃行省平章。据《元史》记载，这份诏书发出的羊年三月（元文宗至顺二年 1331年）正是图帖睦尔大封佛教僧人之时，就在这一个月中“特命沙律爱护持（佛教总统）必剌忒纳失里为三藏国师，赐玉印”，“以西僧旭你迭巴答剌班的为三藏国师，赐金印”，所以图帖睦尔迎请贡噶坚赞和噶玛巴·攘迥多吉，很可能是他广封佛教僧人的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约是担心忽必烈在位时与噶玛噶举派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的关系，以及攘迥多吉的师傅邬坚巴曾经不辞而别，会使得攘迥多吉拒不奉命，图帖睦尔还专门命宣政院给萨迦等西藏各地的高僧和首领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协助金字使臣们完成使命。这道命令说：“奉皇帝圣旨，谕令贡噶坚赞、德嘉沃都元帅、意希贝、贡噶多吉、绛曲坚赞等：命你等与奉旨前往迎请喇嘛噶玛巴的金字使臣巩卜等人一起，无论噶玛巴上师住于何处，你等均应协助。”这里提到的贡噶坚赞是萨迦派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生于1310年，属萨迦款氏家族的拉康拉章，当时他在西藏已经受封为靖国公、国师，入朝后被晋封为帝师。这里的贡噶多吉即著名的《红史》的作者蔡巴·贡噶多吉，他从1323年起担任蔡巴万户长，1324年曾到朝廷朝见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这里提到的绛曲坚赞更是藏族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担任帕竹万户长。由此可以看出，图帖睦尔为了迎请攘迥多吉到朝廷，确实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力气。图帖睦尔为什么突然对楚布寺的攘迥多吉这样重视，把一个没有官职和封爵的僧人与帝师、万户长、宣慰使等人并列起来，要他们协助迎请攘迥多吉到京城，这里面攘迥多吉转世活佛的身份是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是，攘迥多吉似乎对前往大都还有一些疑虑，他在拉萨的蔡贡塘与帝师贡噶坚赞会见后，贡噶坚赞劝他前往朝廷，他答应了。于是贡噶坚赞动身先去大都。当噶玛巴·攘迥多吉走到当雄一带时，隆冬响雷，天空出现了日食，他说：“皇帝将有违碍，恐怕不能见面”。于是返回楚布寺渡过冬天。这一方面可能是他对自己到朝廷去后的吉凶还有些担心，因而他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决定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对图帖睦尔上台前后皇室内部激烈的争夺皇位的斗争情况比较了解，觉得图帖睦尔的皇帝宝座还未完全坐稳，因而不急于前往大都。

次年二月一日，攘迥多吉再次从楚布寺出发。他的随从人员似乎不少，据说沿途需要一千名乌拉差役，他为了不扰害百姓，自备马匹驮牛。当他走到朵甘思地方时，图帖睦尔从汉地派热扎答知院和桑巴沃二人前来迎接。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诏书说：“皇帝圣旨。赐大德攘迥多吉。朕派遣巩卜前来迎取你，闻得你不违朕之诏命，动身前来，故遣热扎答知院和桑巴沃二人携带文书礼品前来。望你不要在临洮停留，二月二十日前赶来皇宫中。猴年（1332年）正月二日，大都有的时分写来”。为了保证攘迥多吉一路顺利，中书省的大臣们还发给了一份路引文书：“奉皇帝圣旨，闻说噶玛巴法师自备马匹前来，彼已有金字牌符，对其自备马匹，应供给草料，官员人等应按喇嘛钦波来往时的例规迎接”。这里说的喇嘛钦波，是元代对担任帝师、国师的藏族僧人的称呼，图帖睦尔下令沿途驿站对攘迥多吉按帝师、国师的规格接待，说明了他对攘迥多吉入朝一事的重视。元朝对入朝的藏族僧人厚给赏赐，从藏族地区来的僧人不绝于途，朝廷又发给他们牌符，命沿途驿站供应，给西北一路的驿站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曾说：“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这还是一般僧人往来的情形，如迎取帝师，规模还要盛大得多，“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迎送。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对于比攘迥多吉早动身的帝师贡噶坚赞，图帖睦尔“遣兵部尚书也速不花。同佥通政院事忽纳不花迎帝师”。所以《历辈噶玛巴简传》中所录引的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诏书、路引文书以及派遣热扎答知院等远至朵甘思迎接的记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但是正月发出的诏书要攘迥多吉在二月二十日以内赶到大都似乎有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攘迥多吉及其随从要在一两个月内从朵甘思赶到大都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尽管攘迥多吉加快行程，也是在十月赶到大都，所以很可能是《历辈噶玛巴简传》在抄录时将“十二月”误为“二月”。《贤者喜宴》记载，1332年藏历八月十二日，发生地震，攘迥多吉知道是皇帝遇到违碍，赶到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时，皇子阿剌忒纳将他奉为根本上师，并修建了噶玛噶举派寺院，当时已知元文宗图帖睦尔去世，虽然信使还未到达，攘迥多吉就立即为图帖睦尔作了除障和超荐法事。元文宗图帖睦尔坐稳皇帝宝座后，也想到要保证以后由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排除侄子参与争位。1330年4月，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害死明宗皇后八不沙，将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大青岛中，不让他与外人接触，过了一年，又下诏说明宗在漠北时曾说妥欢帖睦尔非其儿子，又将他迁移到广西静江。在去除这一障碍后，1330年12月，图帖睦尔立自己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但是不到一个月，阿剌忒纳答剌就死去了。1332年8月元文宗病死前，因为原先夺了他哥哥的皇位，在蒙古诸王中遭到非议，为了在死后留下个好名声，遗诏将皇位传给明宗的儿子。文宗死后，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为便于控制，于1332年10月4日立年仅七岁的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皇帝，是为元宁宗。噶玛巴·攘迥多吉正是在这个时刻抵达大都的，据《红史》记载，攘迥多吉于藏历十月十八日抵达皇宫。元宁宗懿璘质班和大臣们向他奉献了大供养，他为懿璘质班传授了灌顶。据《元史》卷三十七宁宗本纪记载，十月甲子，“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剌麻哇”。燕帖古思是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次子，比懿璘质班小，所以称为皇弟。对照藏汉文史籍看，可以确定《元史》中所说的“西僧加儿麻哇”即是噶玛巴攘迥多吉，“加儿麻哇”是噶玛巴的异译。

懿璘质班只当了四十多天小皇帝就死了，燕铁木儿及群臣主张立燕帖古思为帝。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不同意，主张立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为皇帝，遣使从广西接回妥欢帖睦尔。关于妥欢帖睦尔即位的经过，《元史》卷三十八记载：“燕铁木儿既见帝，并马徐行，具陈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儿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未决。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铁木儿死，后乃与大臣议定立帝，且曰：‘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诸王宗戚奉上玺绶劝进。（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有趣的是，藏文史籍对此有“帝位空悬”的记载：“占卜者说：‘和世束之长子妥欢帖睦尔如在鸡年六月前等待，然后即帝位，在位时间可与薛禅皇帝（忽必烈）相等’。对此大臣们说：‘这样将帝位空悬，国政大事由谁承担？’燕铁木儿说：‘你们再好好卜算卦象，果真如此，皇帝圣寿绵长，最好不过，其间的国政大事由我来承担。’因此，将帝位空悬，国政诸事由燕铁木儿担任。到阴水鸡年六月八日（妥欢帖睦尔）在上都即皇帝位”。在这皇位交替之时，噶玛巴·攘迥多吉也参与了皇室的事务，也作出过妥欢帖睦尔鸡年六月即位的预言，并与妥欢帖睦尔（即元顺帝）建立了关系。据说当妥欢帖睦尔1333年正月十五日从江南抵达大都时，千百万人前去迎接，道路拥塞不通，攘迥多吉头戴黑帽，口诵六字真言，众人都为他让路，妥欢帖睦尔在大蒙古包前迎接他，并向他顶礼。皇太后、诸王、燕铁木儿太师等也向他请求灌顶，并任命攘迥多吉的侍从扎尊为太徽院的佥院。当一些大臣暗害燕铁木儿引起大动乱时，攘迥多吉前去尽力使之安定下来。当妥欢帖睦尔在上都即位时，噶玛巴·攘迥多吉为其赞颂吉祥，并承担使国家平安的责任，并派侍从扎尊到西藏去分送布施。

1334年正月，据说观世音菩萨授记攘迥多吉应该返回西藏，恰好这时妥欢帖睦尔因前面的几位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寿命很短，向攘迥多吉请求赐给长寿甘露，于是攘迥多吉以到西藏桑耶寺取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长寿泉水为由，请求让他返回西藏，得到当时年仅十四岁但一心追求长寿的妥欢帖睦尔的允许。妥欢帖睦尔准许他暂时回西藏，但是要在两年内返回朝廷，攘迥多吉答应了这一条件。在返回西藏的路上，攘迥多吉朝拜了五台山，在西夏故地修复了一些战争中被毁坏的佛教寺院，并委任这些寺院的僧职人员。1335年8月，攘迥多吉到了藏北达木地方，西藏各地的高僧和首领都前来迎接，攘迥多吉宣布了妥欢帖睦尔所赐的三道诏书，向众人分发了礼品，据说因为他带来的物品中食品少而礼品多，所以受到众人敬仰。冬天，攘迥多吉住在桑耶寺的秦浦地方，一面为徒众传授佛法，一面为妥欢帖睦尔取长寿泉水。他还将妥欢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的金银交给蔡巴，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丹珠尔》，共计一百六十函，并为其举行开光仪式。在这期间，妥欢帖睦尔多次派遣使臣带着大批礼物前来迎请攘迥多吉回大都，其中1336年1月太皇太后所发的书信为：“依止三宝之护佑，太皇太后之懿旨。送法主仁波且噶玛巴尊前。去年喇嘛西去之时，曾以良善之心意，答应完成利益我等之善业后尽快返回。如今喇嘛离去已有两年，回忆喇嘛所说佛法，对喇嘛更生信仰。先前已派出迎请之金字使者，但是至今仍未听到喇嘛何时动身前来的确实消息，故又遣以格西顿仁为首的金字使者前来迎请，望喇嘛为吾等着想，为利益佛法尽快前来。假如喇嘛不能遵守诺言尽快前来，将使具有信仰的弟子们灰心，而其他对佛法持邪见的诸人则会说：‘像他这样不遵守诺言前来，其他话语又怎能真实’，会对佛法产生危害。故望此次金字使者们到达后，上师为吾着想，为服事佛法、利益众生，尽快前来。随同此书信之礼物有袈裟一整套、黄金一大锭献上。鼠年正月十日写于大都。”

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噶玛巴·攘迥多吉于1336年8月从西藏出发，据说虽然有按照帝师的例规接送和供给的诏书，但是实际上只受到与金字使臣相同的待遇，连食物供应也没有，所以由藏族地区的官员和站户依次护送，于1337年3月1日抵达大都，受到盛大欢迎，妥欢帖睦尔本人也亲自出皇宫内门迎接。关于攘迥多吉的这次进京，《元史》中也有不太明确的记载，《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二，后至元三年末尾记有：“是岁，·····征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印。”对照藏汉文史料，可知“西域僧加剌麻”即是噶玛巴·攘迥多吉，“加剌麻”应为“加剌麻哇”或“加麻哇”，是《元史》在转抄时漏掉一个“哇”字，“加剌麻哇”也是“噶玛巴”一词的异译。

攘迥多吉到大都后，在许多天中为妥欢帖睦尔传授灌顶和佛法。此时掌握朝政的是太师、中书右丞相伯颜，而攘迥多吉与伯颜也建立了关系，据说有一次只有妥欢帖睦尔、伯颜、攘迥多吉三人在一起商议护持佛教及安定国家的大计，攘迥多吉将从桑耶取来的长寿泉水献给妥欢帖睦尔，妥欢帖睦尔献给他黄金四锭。攘迥多吉第二次进京后的另一件大事是他预报了1337年3月大都的大地震。《红史》记载：“牛年八月，（攘迥多吉）察知将发生叫做‘鸡鸣山’（gim-mi-shari）的大地震，法主从房中出来，住在平地。大地震动，村庄毁坏，汉人全都逃出，请求法主护佑。法主师徒所住之处丝毫未受损害。”《贤者喜宴》则说：“（攘迥多吉）在鸡鸣山（gyi-mi-shan）居住时，知有发生地震的危险，说：‘我们到外面去住’。在外面寝帐居住。皇帝亦听从上师之话，在蒙古包居住。阴土牛年八月，发生大地震，村镇全部毁坏。先前听从法主劝告的，以及前来请求护佑的师徒、施主们，都未受到任何损害。”据记载，当时大都地区确实是接连发生过几次地震，《元史》记载，元统二年（1334年）八月：“辛末，·····京师地震，鸡鸣山崩，陷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众”。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壬午，京师地大震，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皆坏，压损仪物，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补御殿壁仆，压损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损人民甚众”。可见《红史》作者是因鸡鸣山在地震中崩坍，误以为鸡鸣山在汉语中即指地震，《贤者喜宴》作者知道鸡鸣山为一地名，以为攘迥多吉地震时住在鸡鸣山，将1334年8月的地震和1337年8月的地震混为一次。实际攘迥多吉于1334年5月离开大都回西藏，1337年3月才返回大都，因此攘迥多吉所遇到的京师大地震，只能是1337年8月的这一次。

攘迥多吉在大都时，还参与了为维护佛教僧人的利益而与主张限制僧人的大臣们的辩论。据说当时因汉地、脱思麻一些不良僧人的行为，不喜佛法的大臣们商议，下令将各处不净的僧人（指娶有妻室的僧人）全都勒令还俗，让他们支应赋税、兵差、劳役，并拆毁他们的寺庙。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生效。这时攘迥多吉突然赶到皇宫中，在午门前群臣聚会的地方，对以伯颜太师为首的大臣们说：“是你们王臣将我等以帝师为首的僧人们强行招来，如今为何不服事佛法，还定下这毁坏佛法的规矩？你们以为我们是今生衣食不足来向你们乞求的吗？难道是薛禅皇帝等先帝做错了事，要由你们来纠正吗？如果你们能担起保证皇帝圣寿和社稷的重任，那你们就承担起来，我们全部都回西藏去”。由于攘迥多吉的指责，大臣们都惧怕了，立即发布了由国库修复旧有的佛殿，僧人无论净与不净都不受地方官管辖的诏书。同时在大都和临洮修建了噶举派寺院，给止贡和帕竹派的法座赐给玉印，给楚布寺的法座赐给金印。有一次，妥欢帖睦尔对攘迥多吉说：“别的上师都要求我赐给施主和土地，你没有这样的请求吗？”攘迥多吉回答说：“我在东方工布地方有大约十万户人家。”妥欢帖睦尔说：“那就作为我的布施，将管辖该地的官职献给你。”攘迥多吉回答说：“那是我自己向观音菩萨祈愿用佛法教化之地，如果当地方的官员，是不能教化的。”尽管当时噶玛巴·攘迥多吉在朝廷的地位迅速提高，对妥欢帖睦尔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当时元朝的整个统治已接近崩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已无法遏止，虽然妥欢帖睦尔愈加把挽救自已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佛教及噶玛巴·攘迥多吉等高僧的护佑，然而攘迥多吉也没法挽救佛教在汉地的势力随着元朝的没落而没落。此后又有哈丞相等不喜爱佛法的大臣限制佛教僧人，使攘迥多吉大为失望，要求返回西藏，妥欢帖睦尔又不同意。在这种郁闷的气氛中，攘迥多吉于藏历第六饶迥土兔年（1339年）五月十四日离开大都赴上都，六月八日在上都患病，太师伯颜曾到病榻前探视敬礼，弟子们向他请问身后之事。据说他答应将转生于工布地方。六月十五日，噶玛巴·攘迥多吉在上都去世，以伯颜太师和国师为首的大臣们为他发丧，将尸体火化，妥欢帖睦尔对舍利进行了大供养，并将舍利运回西藏楚布寺，修建了灵堂，并建造等身金像纪念。

噶玛巴·攘迥多吉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首位经过认定而继承前世的地位和事业的转世活佛，在他一生的事迹中，他在元朝宫廷的活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其实活佛转世从一开始就是和西藏地方的政治以及西藏和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的。他两次进京的过程中，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代表了噶玛噶举派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在西藏和中原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经过他以及他以后的噶玛巴·若必多吉，噶玛巴·得银协巴的努力，在萨迦派之后噶玛噶举派成为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藏传佛教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注意的是，1334年5月，攘迥多吉动身返回楚布寺时，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赐国师玉印、金字圆符，并赐给他的弟子康区人定增桑布、蔡巴·格迥钦波以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工布扎日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楚布寺兴建元文宗的影堂，在粗垄地方设立管理噶玛噶举派属民的“达尔罕”。我们知道，在元代西藏十三万户中并没有噶玛噶举派的万户，噶玛噶举派被排斥在西藏的行政系统之外。而这时元顺帝赐给攘迥多吉封号印信，尤其是设立管理属民的“达尔罕”，显然是为攘迥多吉而设立的。

1267年八思巴从西藏返回大都时，仿照蒙古封建主的怯薛制度，为自己设立了十三种侍从官员的职务，建立起自己的拉章，从而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人物参与行政管理、实现政教合一的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元顺帝为攘迥多吉设立管理属民的“达尔罕”，标志着攘迥多吉有了自己的属民和与寺院剥离开的单独的土地、财产等，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这是转世活佛的社会经济地位发展的结果，也是转世活佛设立自己的拉章的开始。而具有拉章办事机构，是转世活佛特别是一些大活佛政治、宗教、经济活动的基础。在楚布寺的管理方面，从攘迥多吉开始出现由噶玛巴活佛任命楚布寺的住持。《青史》记载说：“此后由噶玛巴的外甥任住持，故名温仁波且；此后由噶玛拔希的侄子喇嘛乃囊瓦和噶玛拔希的兄弟祖多觉的儿子阿旺益希旺久以及益希旺久的儿子喇嘛扎西崩巴任住持。此后由扎西崩巴的兄弟温波阿贝的长子喇嘛旺仁任住持。他取得因明班级的班智达称号后任住持六个月后去世，也有的说喇嘛旺仁任住持数年。后由法主攘迥多吉委任喇嘛乃囊瓦的侄子喇嘛仁钦贝为楚布寺住持，此师别名喇嘛那布（意为黑色上师）。此后由喇嘛那布的父系兄弟喇嘛曲强任住持，尔后阿贝的二子喇嘛曲杰任住持很长时间。此师先获国公职务及金印，后又被封为灌顶国师，得水晶印、诰书和属民。”《红史》说：“法王攘迥多吉生前居于楚布寺时，委任噶玛拔希的侄子、侄孙为历任楚布寺住持。”这也就是说，攘迥多吉由于自己经常需要离开寺院到各地去传法，或者应邀到大都去，因此自己并不直接担任楚布寺住持的职务，而任命噶玛拔希的一些亲属担任寺院住持的职务。这种情况开了后来的“寺主活佛”的先例，即活佛并不出任寺院的具体的堪布、住持等僧职，但是对寺院的一些重大的人事任免和事务等，拥有决定的权力。

【选编自陈庆英陈立健著《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