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陈庆英等：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当噶玛拔希进入楚布寺并顺利地继承了都松钦巴的事业也即是成为噶玛噶举派新的领袖人物的时期，在青藏高原的东北方向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1206年成吉思汗成为新兴的蒙古汗国的大汗，在西征中亚，兵锋及于西北印度之后，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西夏王国于西藏和藏传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西夏王朝的后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僧人曾经活动在西夏的王廷，并受到西夏王室的封赏，有的藏传佛教僧人还当过西夏王国国师、帝师的职务。所以西夏王国的灭亡应该会使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领袖人物产生重大的震动，他们也随即被卷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

1239年，驻守在凉州负责管理西夏故地的蒙古皇子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地区出发，到达西藏。约在1240年，蒙古军队在拉萨北面的地区击破以噶当派寺院为主的抵抗力量，摧毁了杰拉康寺，杀死抵抗的僧人500名。杰拉康离楚布寺不远，蒙古军的到来对楚布寺自然会产生极大的震动，噶玛拔希离开他刚刚住持了六年的楚布寺，经过工布地区返回康区。所以在随后的阔端邀请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到凉州去会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提到想邀请噶玛拔希的记载。而是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应邀去了凉州，完成了西藏地区归属蒙古汗国的会谈，和蒙古建立了政治关系，使得萨迦派在元代成为蒙古皇室尊崇的主要的藏传佛教教派。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汗派他的弟弟忽必烈带兵出六盘山，穿过藏族地区东部远征云南大理，以实现对南宋的包围。可能是考虑到进军大理正要经过噶玛拔希活动的康区区域，因此忽必烈在驻兵六盘山时，除了召请在凉州的八思巴以外，也派人去召请噶玛拔希。噶玛拔希接到忽必烈的召请书后，对于是不是应召前往仍犹豫不决，他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255年忽必烈已从云南军中返抵汉藏交界的绒域色堆地方时，他才到达忽必烈的营账。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可能是看到忽必烈的地位并不太稳固，考虑自己的寺院在蒙哥汗的幼弟阿里不哥的封地之内，想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直接建立关系，因此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然后到了噶举派以前就有传教基础的宁夏一带，修复了许多被战争毁坏的佛寺。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邀请，于1256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刺兀鲁朵的诸王会聚之所。当时蒙哥汗正在那里召集诸王百官商议大举进攻南宋。据《红史》记载，噶玛拔希给蒙哥汗等人传授了灌顶，使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等皈依了佛教，每月守护分别解脱三时戒律，发菩提心，并下令在每月的四个吉日中任何人不准欺凌别人，不准杀生食肉，不准危害僧众，使其护持各自的教法。蒙哥汗尊噶玛拔希为上师，还赐给噶玛拔希一枚金印和一千锭白银。噶玛拔希还在哈刺和林新建了一座大寺院。后来被噶玛噶举派奉为重要宝物的黑帽系活佛的黑色僧帽，应当也是在这个时期由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1259年，蒙哥汗在四川军中病死，蒙古皇室随即发生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争位的斗争。1260年，忽必烈先自称可汗于开平，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亦称可汗于和林，当时噶玛拔希可能是留在和林阿里不哥的身边。忽必烈在取得这场争位斗争的胜利后，因为对当初未能挽留住噶玛拔希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噶玛拔希又有帮助阿里不哥的嫌疑，所以忽必烈认为噶玛拔希是阿里不哥一派的人物。据说忽必烈派三百名士兵拘留了噶玛拔希，对噶玛拔希百般加害。《红史》说：“故忽必烈下令对他（噶玛拔希）施行火烧、抛入水中、用兵器砍、喂毒、头上钉铁等刑罚，并派人分三班轮流看守，七天不准进食。”其弟子随从等亦受牵连，据说有两人被处死。噶玛拔希还被流放到海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忽必烈考虑到噶玛拔希毕竟是藏传佛教一个教派的领袖，在康区还有重要的影响，才将噶玛拔希释放，并准许他自由传教。1264年年底，噶玛拔希动身返藏，一路讲经说法，先到康区噶玛寺，后前往楚布寺，历经八年回到楚布寺。回楚布寺后，他在寺院中生活了十多年，又一次对楚布寺进行修缮，并建造佛像，组织抄写佛经。他还在楚布寺会见过从大都返回萨迦的帝师八思巴。1283年噶玛拔希在楚布寺去世。

噶玛拔希一生的经历确实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他在崩扎巴的培养下取得了丰富的宗教学识和领导噶玛噶举派的能力和经验，当他成为楚布寺的住持并开始发展楚布寺时，由于历史潮流的推动，他又和萨迦派的领袖一样，也参加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宫廷中早期的传播，积累了藏传佛教和中原王朝的宫廷政治相配合的经验，并且有了在其他民族中传播藏传佛教的经验，他活动的区域之大，在藏传佛教以前的僧人中是没有过的，但是由于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没有从一开始就拥护忽必烈，结果在和萨迦派的竞争中失败，又成为一个终老于自己寺院中的僧人。这一点正如王森先生所指出的：“看起来，噶玛拔希在中央同萨迦派的斗争虽然以失败结局，可是他在康区以至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活动，却增加了噶玛派的影响和宗教势力。从他这一辈开始，才确立了噶玛派的转世相承的制度。”

噶玛拔希在楚布寺的最后十几年中，可能对自己的一生和噶玛噶举将来的发展作了认真的思考。他考虑到当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所处的形势，特别是在1280年前后在萨迦派和止贡派之间发生的战乱“止贡林洛”（即止贡寺院之乱）带来的各教派斗争的形势，看到要保持噶玛噶举派的地位和前途，最重要的是保证噶玛噶举派有一个有威望的宗教领袖人物。他从崩扎巴培养他的过程中体会到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对噶玛噶举派是一个最适合的方案，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安排。他在多年的传法活动中培养了一批弟子，但是对后来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他去世前一年才收的一位弟子邬坚巴·仁钦贝（1230-1309年）。邬坚巴是安多地方人，幼时随伯父学法，十六岁时离家出走到珀东艾寺从珀东法主仁钦孜摩听闻因明、中观等。后从主巴噶举派高僧郭仓巴·贡布多杰受沙弥戒，二十岁时从珀东仁钦孜摩受比丘戒，学习《时轮》各类传规。后依止郭仓巴学习主巴噶举派教法。曾赴古印度、邬仗那等地朝佛、学法、修行，还以北方大德身份施财修缮中印度圣迹，因此被称为邬坚巴（即去过邬仗那的人）。他在1282年五十三岁时才到楚布寺拜噶玛拔希为师，但是他受到噶玛拔希的特别重视，在1283年噶玛拔希去世时委任他继承楚布寺住持的职务并把寻找自己转世灵童的任务托付给他。《红史》记载噶玛拔希去世和认定他的转世灵童的情形说：“大成就者噶玛巴临死之前说过：‘我之身躯请停放七天，不要动。’故将尸体移至寓所内，他变化为彩虹前往天界，众天神献大供养，历时八天，他前去夺舍复生时，见以前之躯体已被火化，楚布河谷充满哭声，见众生如此悲苦，他伤心得昏迷过去，他苏醒后，又去寻找夺舍之尸体，在堆龙帕仓找到一个完整无损刚满三岁的小孩的尸体，夺舍转生后，刚转动眼珠，死者家的人认为死人转动眼珠不祥，其母立即用针将其眼珠取下，安在脸上。他想没有眼睛就不能做利他之事，于是又脱出再找尸体，在北面的外房中只找到一只长着虫子的死鸽子，因此大为灰心，准备前去兜率天宫，守护地方之二十五空行母前来劝其还是转生为人。他说再至人间甚难，二十五空行母在六十二胜乐佛之坛城中为其灌顶，赞颂吉祥。并授记他将降生于芒域贡塘秀莫雪山边上的沃玛龙堪塘之扎普龙雪地方，送他踏着彩虹之路，来到上为水晶房下为中阴界的地方时，据称爱欲道的血浪涌来，所有空行母都逃走了，登九重天有九层天梯，他只登上一层，故未逃脱，大声喊道：‘业缘解脱之道如此困难啊！’晕倒过去。醒后，他感觉到身体特别疲劳。此事记载于他的传记之中。此后，按以前之授记，攘迥多吉于阳木猴年（1284年）一月八日降生，父亲名叫阿强却贝，是一旧密学者，但生活贫困，以制作陶器为生。此儿子出生后有多种奇特之征兆，生幻化之梦，能述说前世及转生情景。攘迥多吉对读、写和一切教法都一学即通，并深晓其意，在家乡渐有名声。两三岁时，被带去参加朗科法会，见圣像放光，故得护佑，深晓一切善教。他祈请父亲传授教诫。当堪布色康巴询问时，他讲述了自己前世和中阴界之事迹。他在吉隆观世音像面前预示伟大菩提心，启知其为大成就者噶玛巴钦波之转世者，故给大成就者邬坚巴捎去一顶黑帽和三身像，并带话说：‘以后我自己前来，以此作见面之因缘。’大成就者邬坚巴答应与其相会，他们到达浦扎的当天晚上，大成就者邬坚巴的本尊显现说：‘大成就者明天会到此借宿。’邬坚巴醒来后对近侍们说：‘今天噶玛巴钦波会到此，你们奏乐前去迎接，看究竟谁来。’近侍们出去一看，没有别人，只有一对制作陶器的夫妻二人领着一个小孩。近侍们回来禀报后，邬坚巴说：‘正是他们，请把这一小孩邀请到此。’小孩进来后，同邬坚巴并肩坐于左右座位上。邬坚巴平素具有无限福泽和身威，修习秘密主法时，其见地之威严更甚，故父母跪下礼拜，但小孩不礼拜，并毫无惧色地摇弄佛前面的铃铛。邬坚巴看后笑着说：‘这个顽皮的小孩，具有特别殊胜之因缘。’然后让其坐在坐垫上，问：‘你是何人？’这个小孩答道：‘我就是著名的噶玛巴，心中具有圆满法力，但身体四大力未圆满，故到此祈请你护持。’邬坚巴说：‘既然如此，对我来说也得到多种清净显象。’所以邬坚巴十分喜爱和高兴，如同保护眼睛那样护持他，并授予居士戒，使其产生愿心，授给灌顶教诫，修习深密之教法，如同大海中的水层出不穷。以后，并教给他许多道歌。七岁时，他跟随堪布衮丹喜饶出家，起法名为攘迥多吉，此为前世噶玛巴的密宗名。”

从这一段记载看，当时为转世设想的理由是，噶玛拔希本来是要对自己的遗体进行夺舍复生的，但是因为遗体已经被火化，于是找到一个三岁小孩的尸体进行夺舍，但是又被不了解情况的母亲刺瞎了眼睛，只好再去寻找夺舍的对象，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夺舍的对象时，才在空行母的鼓动下，用投胎出生的办法来转世。可见在开始的时候活佛转世的策划者和宣传者认为，去世的成就者用夺舍的办法来转世，是最容易被大众认可和接受的转世办法。按照这种办法，应该是在前一世的高僧去世时，在附近有一个刚去世的小孩或者成人“死而复活”，并且表明自己是去世的高僧的转世。用夺舍的理论来说，这就是去世的高僧的灵魂用夺舍的办法进入了新的躯体。但是这种夺舍转世毕竟是难以实行的。据说在整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事例中，只有格鲁派的东科尔活佛实行过一次，是夺舍转世到一个死去不久的十八岁的青年的身体中，成为新的东科尔活佛。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设想了投胎转世的模式。但是从一开始投胎转世的模式就遇到如何认证的问题。从当时的过程来看，首先是在贡塘地方出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出现一些奇特的征兆，父母亲的梦境，小孩宣称自己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等。不过最主要负责认定转世灵童的邬坚巴的活动，他和要认证的幼童的会见，似乎有预先经过安排的意味。但是在另一部攘迥多吉的传记中提到邬坚巴和幼童的对话，就代表了后来人们认为的认证转世灵童应该有的内容，即认识前世用过的物品，或者记得前世的某一事情。《贤者喜宴》中说，攘迥多吉五岁时来到楚布寺，楚布寺的住持邬坚巴为了考验其真伪，入金刚手菩萨禅定，但没有威慑住他。他进殿后也不向邬坚巴顶礼，拿起金刚铃摇了起来，随后径自走到法座上。邬坚巴问：“你是谁？”他说：“我就是噶玛拔希。”邬坚巴问过去他们师徒二人的交往情形，他一一回答。最后邬坚巴问：“你曾给我什么东西？”他说：“黑帽和经书。”攘迥多吉说罢从法座上下来，向邬坚巴顶礼说：“虽然以前我是你的上师，但现在请你护佑我。”邬坚巴说：“你如果是我的上师，应该会读经文。请你读吧！”说着把经书交给他。他有的经文念得很顺利，有的念得不熟练，有的读得含混，并笑着说：“比这可笑的经文没有读到过。”说完笑了起来。当邬坚巴询问其出生年月后就说：“我的上师是羊年九月三日圆寂的，而你生于猴年一月八日，怎么中间只有五个月？你不是我的上师的转世。”他说：“我把灵识投入到已怀孕四个月的胎儿身上。”邬坚巴问：“其他还有什么记忆吗？”他把曾试图在楚布帕尔仓施夺舍未果之事告诉了邬坚巴。为辨真假，邬坚巴立刻派人去核实，结果一切真实无疑。《红史》是蔡巴噶举学者贡噶多吉著的，成书于元末，但是关于攘迥多吉的这一段记载可能是在明代加进去的。而《贤者喜宴》是噶玛噶举派的学者巴俄·祖拉陈瓦写的，成书于1566年。这两位噶举派的学者讲述的认定攘迥多吉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的过程大同小异，但是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别。这说明至少在噶举派当中关于第一个转世活佛的出现和认定，当时就有一些不同的传说，一些人可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来看待这一新出现的奇特的事情的。

邬坚巴是在攘迥多吉五岁时认定他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的，他随即为他授居士戒并起名。但是与后来的转世灵童在认定后立即享有前世的地位的做法不同，攘迥多吉并没能马上登上噶玛拔希的法座，成为楚布寺的首领，甚至他都没有能够在楚布寺住下来。看来邬坚巴还需要对噶玛拔希的其他弟子们和寺院的僧人进行说服，使他们相信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两年以后，攘迥多吉受了沙弥戒，在楚布寺的噶玛拔希的主要弟子对攘迥多吉是噶玛拔希的转世消除了疑问以后，才由当时任楚布寺堪布的年热巴为首的僧人把他正式迎接到楚布寺。尽管这样，据说当时还是有一部分僧人不相信这个孩子就是噶玛拔希的转世，于是攘迥多吉显示了他的神通：“攘迥多吉来到一块岩石上说：‘如果我是噶玛巴，岩石底下流出泉水。’话音刚落，干涸的岩石底下立刻喷出泉水。又把一根烧了半截的棍子插在地上说：‘如果我是噶玛巴，这根棍子会马上生长，如果我不是噶玛巴，就不会生长。’话音刚落，插下去的棍子就生长起来。此水称为修行水，此树称为修行树。至今犹存。”这样才使得楚布寺的僧众全都真正相信他确实是噶玛拔希的转世。这说明活佛转世这样一个新事物，尽管一些高僧已经从教理上做了解释和说明，并且作了精心安排，但是要得到寺院僧人广泛一致的赞同，也仍然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无论如何，经过邬坚巴·仁钦贝的努力，按照噶玛拔希的安排，实现了认定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的工作，攘迥多吉作为噶玛拔希的转世顺利进入了楚布寺。这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包括了活佛转世的传承办法从酝酿到实现的全部过程。活佛转世这一新的事物，在噶玛噶举派中确确实实地出现了。

【选编自陈庆英陈立健著《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