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广礼、戴永红 | 边境安全共同体：中国—尼泊尔边境安全的协同治理

【内容摘要】中尼两国传统友好、互相依存，“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以及相似的边境安全威胁使得构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成为可能。边境自然环境恶劣、跨境犯罪频发、尼泊尔治理能力偏弱、政局更迭频繁、美西方国家和印度的干扰给中尼边境安全治理带来挑战，威胁边境安全稳定。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通过共同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方式实现，构建边境安全共同体是边境协同治理的最终目的。首先，通过建立边境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保障我国边境的安全。其次，重视尼泊尔的战略价值，加强与尼泊尔的协同合作，确保中尼边境的共同安全。最后，统筹边境安全与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实现中尼边境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安全共同体；边境协同治理；中国；尼泊尔

【作者简介】姬广礼，男，汉族，安徽亳州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南华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政治学。戴永红，单位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孟加拉湾沿岸国家安全格局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7ZDA045。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响应，边境地区逐渐从偏远地带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以及与邻国交流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成为各类安全威胁的聚集地。在我国，边境安全被纳入边疆治理之中研究，伴随着边境安全的凸显，边境的安全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学者们对边境安全的议题、风险来源进行分类，提出了边境安全治理的思路和方案，将边境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认为“边境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最集中、最直接、最典型的反映，透过边境安全这扇窗就可以概览总体国家安全的全貌”；面对多源头的安全威胁，应该构建一种新型周边关系，即体现多层次性、共生性和开放性的周边关系；建议加强治理主体的合作，构建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以及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等合作型治理模式。边境是两国之境，我国学者对边境安全治理的研究重视我国一侧，对邻国一侧情况、外源性安全威胁以及如何与邻国开展安全治理合作的研究还有所欠缺。随着边境的开放与发展，边境安全威胁呈现复杂化、隐蔽化等特点，安全治理也应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的目的是构建边境安全共同体。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线长达1400多千米，中尼边境我国一侧均在西藏自治区境内。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藏自治区面临的安全威胁较为复杂，边境地区表现最为突出。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和“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这说明了西藏自治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尼泊尔边境安全治理的成效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中尼关系传统友好、政治互信为两国边境安全的治理提供条件，但中尼边境仍然面临外源性和双源性安全的威胁，特别以美国为首的第三国的干扰成为中尼边境安全威胁主要来源。近年来，国内学者多把研究聚焦在中尼关系发展、两国经贸和人文的合作和尼泊尔响应“一带一路”等领域，对中尼边境安全治理的研究有待深入。鉴于此，本文拟梳理中尼边境面临的安全威胁，并利用协同治理理论与安全共同体概念探讨构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策略，旨在维护中尼边境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

一、相关理论与概念的阐释

本文研究中尼边境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如何通过协同治理，构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有必要厘清协同治理理论和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一种手段，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合作，主体间的沟通与互动是治理是否成功的关键。治理主体不仅是政府，还可包括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协同治理不是协同与治理简单的拼凑，而是治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平等合作，相互配合，最终实现多元主体间相互依存、共同行动、共担风险。“协同治理的最大特点是跨界性，跨界协调是超越组织和机构的协调活动”，强调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方式多样，目标相同。边境安全状况特殊且复杂，需要治理主体间的分工与配合，统筹多种治理模式，可见协同治理理论与边境安全治理的内涵十分契合。“边疆安全治理无法仅仅依靠政府或单个部门通过自上而下或控制性的路径，而必须转向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协作的安全治理方式”。我国的边境治理应以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政府、军队警察、公司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主体协同配合，统筹各类资源，整合多种策略，最终实现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中尼边境的安全治理还需要与尼泊尔的协同合作，增加互信，共同抵御安全风险，共享边境的长治久安。

（二）安全共同体概念

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提出，后被卡尔·多伊奇阐发。多伊奇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集团，而该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进行物质上的争夺，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建构主义学派对安全共同体进行再定义，伊曼纽尔·阿德勒和迈克·巴尔尼特将安全共同体称之为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将之视为“主权国家构成的跨国地区，该地区人民对和平变革保持可靠的期望”。安全共同体即共生共存，两国间或区域内国家为了共同安全与利益，往往会通过合作方式，抵御外部干扰，构建一个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共同认同”，相互依存，彼此信任，命运与共。

边境安全共同体是相邻国家安全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相邻两国或区域更多国家拥有相似的认同，价值观和利益基础，即两国间均认为边境的安全构建非常必要，并且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能够维护两国的共同安全。两国仅有意愿尚不足够，还需要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共同应对边境面临的安全威胁。中尼两国是传统友好邻邦，一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是大小邻国和睦相处的典范，更易构建边境安全共同体。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应以中尼两国各自边境安全为基础，探讨如何通过两国协同合作构建边境安全共同体。无论是我国边境的安全，还是中尼边境的共同安全都需要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与相互认同。维护我国边境的安全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责任，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需要。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影响因素更为复杂，难度更大，需要中尼两国的共同努力。

中尼边境的安全不仅是我国边境一侧的安全，而且是中尼两国边境的共同安全。尼泊尔的不安全或政局动荡，作为邻国，我国可能会因此承担潜在的安全风险。尼泊尔的安全威胁处理不当，将会通过边境传导至我国。中尼边境安全的协同治理，就是要通过各主体的协同配合，解决两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构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中尼两国命运与共，只有建立安全共同体，方能处理好边境安全问题，特别是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家的安全威胁，确保边境的长久安全和繁荣发展。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我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我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同时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

二、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

（一）中尼友好互信为安全共同体构建奠定政治基础

尼泊尔是我国传统友好邻邦，“中尼双方交往可以上溯到1500年以前，东晋法显、唐代玄奘都曾到访过尼泊尔”。1961年两国签署《中尼边界条约》，标志着中尼边界问题正式解决。中尼两国互帮互助，政治互信，中国坚定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活动。近几年，中尼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两国关系提升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国相互支持，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疫苗等医疗物资，释放中尼两国世代友好、双边关系蓬勃发展的积极信号。中尼亲密友好的关系，两国的互信互助，为边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协调，边境安全共同体构建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面临相似的安全威胁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创造机会

尼泊尔处于中国与印度之间，地缘位置重要。长期以来，尼泊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严重依赖印度。印度利用绝对的优势，干涉尼泊尔内政，对尼泊尔实施边境封锁，经济制裁，蚕食尼泊尔领土。面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安全威胁，尼泊尔国家能力有限，仅能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寻求中国的支持，以期维护本国安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希望利用尼泊尔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拉拢尼泊尔加入所谓的“印太战略”，试图牵制并遏制中国发展。中尼边境处在断裂带上，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加之跨境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中尼边境安全带来挑战。两国面临相似的安全威胁，需要协同配合方能共同维护边境的安全，确保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机遇。

（三）“一带一路”合作与政策支持为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保障

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个繁荣的边境环境。“一带一路”倡议为边境的繁荣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2017年5月，中尼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尼泊尔成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员，有力提升了中尼关系，深化了两国互联互通。“西藏边境作为面向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将是国家西南、西北经西藏通向南亚的陆路交通枢纽和战略空中走廊”。党中央先后7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把西藏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统筹全国之力，援助西藏自治区发展，增强西藏自治区特别是边境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994年至202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9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6330个，总投资527亿元，并选派9682名优秀干部援藏”。西藏自治区不断加强与尼泊尔的互联互通，真正意义上成为面向南亚的通道，服务国家战略。中尼边境发展可有效降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发生，为边境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高度重视，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保障。

三、中尼边境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

中尼两国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友好合作，但受制于自然环境以及尼泊尔特殊地缘环境的影响，中尼边境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中尼边境发展相对滞后，跨境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尼泊尔政局动荡，美西方国家和印度的干扰等因素给中尼边境安全治理提出挑战。

（一）美西方国家和印度的干涉为中尼边境安全制造障碍

尼泊尔地处中印两国之间，由于独特的地缘价值，尼泊尔成为美西方国家和印度干涉和利用的对象，借其威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遏制中国发展。“印度希望将尼泊尔纳入到自己的安全框架之中，拓展自己的战略纵深”。上世纪50年代，印度曾在尼泊尔北部建立18个军事检查站（military check posts），每个站点派驻20至40名军人驻守。在尼泊尔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印度1969年才被迫拆除这些检查站。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周边小国的投入与拉拢，这给中国周边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美国以反恐为名将其势力渗入尼泊尔，在尼的影响大有超过印度之势”。美国在尼泊尔北部与尼泊尔开展军演或帮助尼泊尔进行军事培训，借助千禧年挑战协议干涉尼内政外交。千禧年挑战协议“服务‘印太战略’，美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形成对中国的围堵，阻碍‘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建设进程，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以美西方国家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在尼泊尔北部木斯塘、努瓦科特、新都巴尔乔克等地区的寺庙、社区农村提供教育、医疗、饮用水、道路建设等方面的帮助，借机传播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根据尼泊尔社会福利理事会数据统计（见图1），在社会福利理事会注册的28个国家的23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美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多达70个，英国37个。

数据来源：尼泊尔社会福利理事会，网址：https://www.swc.org.np/pages/389。

图1尼泊尔境内国际非政府组织情况统计表

近几年来，随着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印度积极向美国靠拢。“美国的‘印太战略’能够向印度提供的是印度满足民族虚荣心所需要的强国形象和大国地位，以及这种形象带来的民众狂热情绪”，印度因此放松了对美国进入其传统势力范围——南亚的警惕。2022年2月27日，饱受争议的尼美千禧年挑战协议的通过足以说明印度已默许美国进入尼泊尔，美印两国在尼泊尔有联手之势，这给中尼边境安全造成潜在安全威胁。

（二）尼泊尔政局频繁更迭，给边境安全治理造成困难

政局更迭频繁是尼泊尔的政治生态特点。自2008年尼泊尔进入民主共和制以来，尼泊尔政局由于内外原因，动荡不安。2017年，尼泊尔举行地方、省级和中央三级选举，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组建竞选联盟，赢取了省级和中央的选举，并联合组建新政府。两党于2018年5月宣布合并，成立尼泊尔共产党，在议会占据近三分之二议席，成为尼泊尔第一大党，有望打破尼泊尔政府长期执政不稳的魔咒。但尼泊尔共产党内部矛盾不断，派系斗争激烈，加上反对党大会党的挑唆，美国、印度等外部势力的介入，2021年3月尼泊尔共产党分裂。尼泊尔政局在维持3年多后再次陷入动荡，这给中尼边境的协同治理带来不稳定因素。2021年7月，尼泊尔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当选总理，政府的变换使得尼泊尔政策不连贯，对华态度有所起伏。德乌帕政府与美国、印度关系密切，推动通过了千禧年挑战协议，并组建边界委员会，对所谓中尼边境胡姆拉“争议”地区进行调查，德乌帕政府的不理智做法对中尼边境的安全治理发起挑战。

（三）中尼边境发展滞后，自然环境恶劣影响边境安全治理

边境安全治理需要良好的边境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尼边境的自然环境恶劣，尼泊尔北部山区与我国相邻地区较为贫困。加之两国贸易额度偏小，“2021年上半年，中尼贸易额8.2亿美，中国对尼出口8.1亿美元，自尼进口0.1亿美元”，中尼边境发展滞后不利于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同时也与中尼关系的定位不匹配。中尼边境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尼泊尔一侧道路状况不佳，基础设施落后。2015年的“4·25”大地震对中尼边境造成严重破坏，樟木口岸临时关闭，口岸两侧居民撤离，目前樟木口岸仅保持货运功能。中尼贸易的不均衡，边境自然环境恶劣，发展较为滞后，需要中尼两国协同合作，积极推进边境发展，为边境安全治理创造条件。

（四）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增加中尼边境安全治理的难度

中尼边境自然环境复杂，给边境巡逻，打击贩毒、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增加了难度。尼泊尔是世界上大麻及大麻制品的重要输出国，吸毒和贩毒的人员呈上升趋势。根据尼泊尔内政部报告，2019—2020财年，尼泊尔警方共抓捕近4300名贩毒人员，吸毒、贩毒人员呈年轻化趋势，达13万人。由于中尼边境通道多而隐蔽，地势险峻，贩毒人员利用执法部门的薄弱环节和民众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足，不断通过边境向我国贩毒。“向西藏输入毒品的通道主要为由尼泊尔加德满都经西藏樟木口岸入境后，再销往内地。”科技的进步也让中尼边境的贩毒方式不断更新，以前来自尼泊尔的毒品向西藏边境输入的方式为徒步越过中尼边境的山脉，采用最原始的人力搬运方式，现在犯罪分子通过航空、物流、体内藏毒等新方式向我国走私毒品，贩毒走私更加隐蔽化，防不胜防，给中尼边境安全治理增加难度。

四、中尼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中尼边境安全威胁共担，命运与共。两国边境的安全除受中国和尼泊尔自身因素影响外，越来越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中尼协同对边境安全治理，努力构建边境安全共同体十分重要、迫切。中尼边境安全的协同治理分为两个步骤：一是中尼边境我方一侧，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同配合对边境的治理；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尼两国协同合作，共同解决边境面临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应对美西方国家和印度对中尼边境的干扰，维护中尼边境的安全，构建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

（一）安全共同体：构建边境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确保我国边境的安全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不安将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中尼边境的安全治理，首先应确保我国边境的安全。维护边境安全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职责，而且是各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鉴于西藏自治区的特殊性，中尼边境的治理需要打破一元结构，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安全共同体。

第一，中央政府领导，多主体参与，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一”是指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边境安全治理的统一领导，这是边境安全的根本保障。“多”是指边境安全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由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中央关怀、全国支援的援藏格局和对口支援与协作关系形成，为西藏边境建设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这也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一盘棋，上下协调，将西藏自治区边境安全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框架内，统一领导，多元参与，确保边境的安全稳定。

第二，坚持系统思维，提高安全意识，建立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边境是我国发展较为落后的一个区域，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尼边境的安全治理要坚持整体和系统思维，采取协同治理模式，实现中尼边境安全与发展。中尼边境安全威胁最为突出，受到双源性和外源性安全的多重威胁，治理更为复杂，必须提高安全意识，把边境的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建立立体化的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体系，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参与，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边境治理从核心——边缘的单向互动，转为双向互动，最后转化为多元互动，相互协同。现代化的安全治理体系完善，有助于中尼边境安全的协同治理和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第三，注重以人为本，发挥边民作用，筑牢边境安全铜墙铁壁。边境的安全治理归根到底是人的治理，需注重以人为本，发挥边民治边重要作用。中尼边境居民熟悉当地环境，适应高寒气候，是协同戍边的理想人选。边境安全治理需要边民积极参与，边民不再被动地接受管理，而是要积极参与维护边境安全的治理中。为调动边民的积极性，要想方设法发展边境经济，改善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凝聚民心，增进边民对国家的认同，主动参与边境安全治理，形成良性互动，保障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边境安全问题复杂多变，要树立“大边防”和“大安全”思想，广泛发动边民参与边境治理，加强军民融合，与边防力量形成配合，打造维护边境稳定的铜墙铁壁。

（二）安全共同体：加强中尼协同治理，维护两国边境的共同安全

中尼是命运与共的邻国，边境面临相似的安全威胁，加强两国的协同治理，方能维护边境的共同安全，构建边境安全共同体。“安全合作是解决跨境安全问题的关键环节”，边境安全治理仅靠中国一方还不足够，需要尼泊尔的积极配合。尼泊尔一侧的安全威胁如不能消除，将影响中国边境的安全。中尼应将边境安全治理纳入到安全共同体的框架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鉴于尼泊尔治理能力弱，对中国有较高期待和依赖，中尼在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中，需向尼泊尔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尼泊尔共同实现边境安全治理。

第一，增进安全共识与政治互信，坚决应对美西方国家和印度的安全威胁。长期以来，中尼两国在各领域相互支持，共同进退，但由于尼泊尔政局动荡，经济落后，地缘位置重要等因素，美西方国家和印度在尼泊尔活动频繁，干涉尼泊尔内政外交政策。“印度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区外大国一起积极介入尼泊尔内部事务，直接威胁到我国西南地区的安全和南亚的和平”。鉴于此，中尼两国需要增进安全共识和政治互信，共享安全治理成果。中尼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的成果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渗透与干扰。考虑到尼泊尔治理能力的欠缺，北部发展较为落后，在边境安全治理中，在确保我国边境安全的情况下，我国可以向尼泊尔提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支持，促进尼泊尔认识到边境安全和主权安全的重要性，积极引导尼泊尔与我国配合。同时注重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鼓励中国的民间组织到尼泊尔北部开展公益活动，建立民生项目，构筑民心工程，增加尼泊尔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消减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夯实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民意基础。

第二，强化机制建设，加强执法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安全。随着中尼关系的深化，边境贸易的推进，加之边境复杂的地理环境，跨国犯罪发生率不断上升，给中尼边境安全造成威胁，两国协同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安全已十分紧迫。中尼联合打击非法越界和跨境犯罪已多次写入中尼联合声明中，已签署多项边境治理相关文件（见表1）。中尼两国应不断深化在边境管控、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维护中尼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尼引渡条约正在积极商谈，两国执法部门建立各层级机制，安全领域的合作明显增强，为推进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撑。

表1中尼签署的边境治理相关的文件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使馆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第三，加强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的协同治理。中尼边境处在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上，山体岩石疏松，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给边境居民带来安全威胁。尼泊尔与印度为开放边境，在尼印边境，两国公民无需任何证件自由通行，给新型冠状肺炎、疟疾等公共卫生疾病的传播带来便利，为尼泊尔疫情防控造成困难。受印度新冠疫情的影响，尼泊尔国内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疫情防控难度大，并有通过边境传入中国境内的风险。中尼边境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尼两国互联互通的深化，增加了非传统安全的风险。“非传统安全威胁把生存与否的严酷挑战摆到全人类面前”，中尼两国只有加大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领域安全的协同治理的力度方能实现边境的安全。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给尼泊尔人民带来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西藏自治区也受到影响。中国在忙于自身救援下，第一时间向尼泊尔提供总价值1.4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物资援助，宣布向尼泊尔提供30亿元人民币一揽子重建援助，两国商签了25个灾后重建项目。中国与尼泊尔一道抗震救灾，防灾减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尽快恢复中尼边境的通畅，将安全风险降到最小。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多次向尼泊尔提供疫苗等抗疫物资，与尼泊尔一道在边境口岸开展联防联控工作。未来两国可扩大安全治理的范围，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疫苗研发和公共卫生等方面合作，服务于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三）安全共同体：统筹边境安全与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中尼边境的治理，安全是首要，但不能仅追求安全，而不要发展。边境动乱、外部势力渗透，往往与贫困落后相关。边境的安全与发展是辩证统一，安全保障发展，发展促进安全，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边境安全与发展同步进行，以发展促进安全。经济发展，边境繁荣，边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才成为可能。中尼边境发展可有效抵制美西方国家对边境的干扰，维护边境的安全。

第一，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两国的互联互通，带动中尼边境的发展。中尼“一带一路”需要中尼两国共治，推进政策协同、加强加大两国的互联互通。中尼的互联互通首先要保障两国边境口岸（见表2）畅通，重点保障樟木和吉隆两个重要口岸正常运行，落实好中尼过境运输议定书。口岸的通畅将增强两国的贸易往来，密切边境人民的交流。中尼两国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可以增进尼泊尔的信心，帮助尼泊尔贸易多元化，减少对印度的绝对依赖。

表2中国—尼泊尔开放的边境口岸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关于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使馆网站。网址：http://np.chineseembassy.org/chn/ zngxs/zywj/201307/t20130717_2039447.htm.

阿尼哥公路和吉隆—加德满都公路是中尼两国贸易的重要通道，保障两条公路的通畅，对两国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中尼两国应加强协同治理，积极开展吉隆至加德满都跨境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共同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打造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最终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安全与发展成果。

第二，加大开放力度，增进认同，以发展促安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的西南大门，应积极配合做好国家的战略政策，扩大对尼泊尔开放，打通面向南亚的大通道，为中尼边境发展创造条件，以发展促进安全；加大边境城镇化建设，促进边境居民留在原地，大力繁荣两国边境，增加中尼边境的人气，共同参与中尼边境的建设。中尼边境居民同根同族，尼泊尔北部的宁巴、塔芒、古龙等民族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与西藏人相似，夏尔巴人更是中尼跨境民族。中尼边境发展将增进中尼边境居民的交往，以及尼泊尔北部民族对藏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中尼边境文化相通，藏传佛教信众们有自然崇拜的传统，希望到神山冈仁波齐转山，在圣湖玛旁雍错转湖，这为中尼人文交流提供良好契机。中尼两国应加强协同合作，深化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的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充分发挥西藏独特宗教文化的作用，这也可对南亚相关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起到润滑剂作用”。

第三，协同兴边富民行动与守边固边有机衔接，发展与安全共进。兴边富民关注的是发展，守边固边的目的是安全。2021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要更加突出守土尽责，协同融合，有力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这就要求中尼边境要将兴边富民行动与守边固边兴边强边有机衔接起来。在西藏边境治理中“要从政治高度，从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的高度，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兴边富民行动规划的贯彻落实”。作为与尼泊尔经贸往来的主要地区，发展与尼泊尔贸易是西藏自治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尼边境通过有效的开发和建设实现快速发展，就不再是一种可能，完全能够成为现实。中尼边境应安全与发展并进，在确保边境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繁荣中尼边境两侧经济，助力尼泊尔边境发展，只有两国边境共同发展，方能保障共同安全，才会减少尼泊尔对美西方国家和印度的依赖，抵御外国势力干涉。

结语

中尼边境的安全治理不仅影响边境居民的幸福感，也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尼关系的发展以及整个地区的稳定。鉴于中尼边境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边境安全是首要任务，但边境适度的发展有益于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中尼边境的安全治理，应是由内而外，层层推进，既注重我国一侧的安全治理，也照顾尼泊尔一侧的安全问题，增进尼泊尔人民对中国的认同，夯实中尼边境的民心相通，共同推进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构建。

随着美国不断向南亚推进“印太战略”，美国利用尼泊尔开展反华、遏华活动将是中尼边境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也是干扰中尼边境安全共同体构建重要因素。我国应重视尼泊尔的战略价值以及尼泊尔的稳定与发展对中尼边境安全的重要意义，加大对尼泊尔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尼泊尔参与中尼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共同抵制美西方国家和印度对中尼边境的侵扰，更好地为我国安全战略与外交大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