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陈庆英等：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之“活佛转世的出现”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之活佛转世的出现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最早出现在噶举派的一个支派噶玛噶举教派中。在藏语中，“噶”是佛语或语旨之意，“举”是传承之意。“噶举”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一切护持传习佛法之三藏和四续的传承者，也就是佛语的继承者之意，也可以解释为秉承传习密教金刚乘部主金刚持经过萨乐和、龙树等传至德洛巴的“四大语旨教授”（藏语称噶博希，即：1．父续密集；2．母续胜乐轮；3．梦境修和中阴修；4．往生和夺舍），即语旨教授传承者之意。第一种解释可以通指佛教的一切传承和流派，因为佛教总源于佛陀之语录，第二种解释则专指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因为噶举派的四大语旨教授等殊胜教法皆源于德洛巴祖师。关于噶举派教法的渊源，噶举派的典籍中说，德洛巴被金刚持佛所摄授并传授给四大语旨教授，德洛巴的弟子那若巴领得德洛巴的四大语旨教授，并使之条理化，归总为著名的《那若六法》，而那若巴的明妃智慧空行母妮谷玛被金刚持所摄授传法，后传出内容与《那若六法》大同小异的《妮谷六法》。萨乐和、德洛巴、那若巴都被归入古印度大乘佛教的密教八十四大成就者，可见噶举派从一开始就是特别重视密法的教派。

噶举派在西藏的祖师是玛尔巴（1012-1097年）、琼波南觉、米拉日巴（1040-1123年或者1052-1135年）等人。琼波南觉去古印度学法以后，在西藏南木林一带传法，形成的传承称为香巴噶举。玛尔巴出生在今山南地区洛扎县的秋切卓窝隆村，父名玛尔巴·旺秋维赛，母名嘉姆萨朵德，出生后取名达玛旺秋。因为小时性情暴躁刚烈，又极好饮酒争斗，所以，父亲把他送到当地一名上师处学习佛法，取名曲结洛追（法慧）。十五岁时来到今日喀则地区拉孜县的芒卡木古龙寺，从卓弥·释迦益西（994-1078年）译师学习翻译，求闻佛法。由于卓弥译师不轻易向人传法，传法时要向弟子索取很多黄金，玛尔巴认为与其交那么高的学费在西藏学法，不如直接到古印度去。虽然遭到父母亲的阻拦，他还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兑换成黄金，毅然去尼泊尔和古印度学佛。玛尔巴曾多次到古印度学法，拜那若巴等古印度高僧为师，学习了《那若六法》《胜乐金刚》等教法。玛尔巴回到西藏后定居在卓窝隆寺，其所作所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青史》说玛尔巴“对真实的证悟似流水不断，但劣等凡夫只看见他占有妻妾，与乡人打斗，尽干修房种地等事。而具缘者看来，他曾实施四次‘夺舍’法，是仲毗巴的真实化身”。玛尔巴的弟子很多，有四大付法弟子，四大心传弟子，四大有缘弟子等。四大付法弟子又称为“四柱”，其中俄、楚、梅三人继承讲说传规，米拉日巴秉承修行传规。米拉日巴出生在拉堆芒域贡塘地区（今吉隆县）的甲俄杂。这个地方原属于阿里，被称为阿里下部，曾有过阿里贡塘王，现在属于日喀则地区。米拉日巴出生时他的家庭在当地是有声望、家境富裕的一家。但是在米拉日巴尚未成年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产被叔父和姑母所霸占瓜分，母亲依靠为乡邻作纺线活来养育米拉兄妹俩。为了报仇，米拉日巴的母亲卖掉仅剩的一块土地，供米拉日巴去学习法术。遵照母亲的意愿，米拉日巴前往卫藏地区，跟雅隆地区的雍顿曲杰学习咒术，咒死叔叔和姑母家的亲朋三十五人，又学会降雹术，摧毁了家乡的庄稼。为此他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自觉罪孽深重，产生学习佛法消除罪孽的念头，又辗转到玛尔巴那里学法。他三十八岁时到玛尔巴处，直到四十四岁时离开，共依止玛尔巴六年多。玛尔巴并未立刻为米拉日巴传法，而是不断变换花样刁难折磨他，叫他用咒术对付自己的仇敌，让他建造碉堡和寺庙，并常常羞辱他。米拉日巴的背部溃烂了，脓血像水一样流淌，而且常遭到上师的谩骂和羞辱，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对上师的信念。最后玛尔巴终于接受了米拉日巴，并剪下他的头发，传授居士戒和菩萨戒，取名多结坚赞（金幢），又在《胜乐金刚》曼荼罗中传授灌顶、教授并赐密名协贝多吉（笑金刚）。其后米拉日巴回到家乡，这时他母亲早已离开人世，熟悉的房屋也已倒塌，只留下残垣断壁，而心爱的妹妹也不知去向。米拉日巴心生无限悲哀，也感受到世事无常。于是在家乡附近的山中修持六个月，获得拙火定的成就。米拉日巴创作了许多道歌，他每到一处或每遇一个弟子、每做一件事情时总要唱出道歌，内容包括讲述佛教的道理、降伏凶神恶鬼等，歌词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影响很大，以此引导具缘弟子趣入成熟解脱道。米拉日巴有许多弟子，其中的塔波拉杰建寺授徒，传出了塔波噶举教派，因此人们称玛尔巴译师为塔波噶举派的初祖，米拉日巴为二祖。塔波拉杰（1079-1153年），又译作达布拉杰，原名达尔玛觉。“塔波”是古地名，指今西藏加查县、朗县、隆子县一带。“拉杰”为藏语对医生的尊称，合起来意为塔波地方的医生，因为达尔玛觉早先精通医学，是一个有名的医生，故人们尊称他为“塔波拉杰”，他出家时取名索南仁钦（福宝），故人称其为塔波拉杰·索南仁钦。又因为他跟从米拉日巴学法后，在加查县和朗县交界的地方兴建了塔拉岗波寺，并在那里长期传法，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岗波巴。塔波拉杰出生在西藏塔波涅地区（今隆子县）的斯瓦隆村，家族为尼瓦氏，这是当时塔波地区的著名氏族，他少年学医，以医术高明著称，并娶妻生子。后来其妻儿在一场瘟疫中死去，他由此认识到人生无常，决心出家学法。他先学噶当派和宁玛派的教法，在三十二岁时听到米拉日巴的事迹，立即产生特别的信心，就前去投奔，拜米拉日巴为师。据说塔波拉杰在后藏扎西岗地方见到了米拉日巴，即向米拉日巴献上黄金和茶叶作为拜师礼。米拉日巴对他说：“黄金不合我意，我又没有煮茶的灶具，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米拉日巴拿一个盛满酒的颅碗给塔波拉杰，让他把酒喝完。塔波拉杰因为以前在噶当派中受过比丘戒，所以犹豫了片刻，但最终还是遵照米拉日巴的吩咐，把酒喝得一干二净。此时，米拉日巴就在心中确信塔波拉杰将来会成为自己法脉的继承人。米拉日巴询问了塔波拉杰的家庭和学习噶当派教法的情况，对塔波拉杰讲了噶当派不注重传习密法的局限，并对他说：“供养三世诸佛不如供养上师一毫毛福德大。不折不扣地修证上师的教授，才最有福德。”又说：“一个对此生没有任何依恋的弟子，向合格的上师求得教授并修持不断，那么，最好的能即身成佛，差一点的能在中阴界成佛，最差的也能在七到十六世中得到解脱。”由此可见，米拉日巴把“视师为佛”和“即身成佛”的思想当作自己教育弟子的主要原则。塔波拉杰跟从米拉日巴学习一年多，然后返回山南。1121年他在岗波山上兴建了塔拉岗波寺，广招门徒，创立了噶当派道次第和噶举派大手印相结合的塔波噶举派，因而名噪一时。他住持塔拉岗波寺直到1151年，在三十年中，他不仅传授那若六法等密法，而且重视传授显宗的经典，并自己著书立说。塔波拉杰有许多弟子，有雪绒帕巴、僧辛·益希宁波、色贡·益希宁波、壤尼哇·曲吉雍仲等四大成就者，塔波·贡巴楚臣宁波、帕木竹巴·多吉杰波、拔绒巴·达玛旺秋、噶玛巴·都松钦巴等四大继承法系的弟子，所以由他开始的教法传承被称为塔波噶举。

1151年，塔波拉杰在他圆寂前两年，把塔拉岗波寺交给其侄子塔波·贡巴楚臣宁波管理。贡巴楚臣宁波生于1116年，是塔波拉杰兄长加瓦色日的长子，也是塔波拉杰的付法弟子之一。他在任期间，扩建了塔拉岗波寺，新建了佛殿和禅院。由于塔拉岗波寺在雅鲁藏布江边的高山上，交通十分不便，所以他后来又在堆龙修建了楚布拉龙寺，曾将卫藏康三地的大量僧人集中于此地。1160年拉萨地方的巴、热二派发生长期混战，贡巴楚臣宁波依靠雄厚的财力和宗教声望，出面调解，并把遭战火摧毁的大昭寺维修后交给当时在拉萨和山南地区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弟子贡塘喇嘛尚（即蔡巴噶举派的创始人）。1169年，贡巴楚臣宁波圆寂，由他的弟弟塔波贡穷·喜饶绛曲（1130-1173年）继任。但是塔波贡穷·喜饶绛曲在任仅一年，就因意外事故从悬崖上掉下而去世。看来塔波噶举派在开初也和萨迦派等教派类似，教派首领的传承采取家族传承的办法，由首领的出家侄子或者兄弟继承。不过到塔波贡穷·喜饶绛曲以后，因为他突然去世，而家族中又没有男性成员继承，所以在他以后由塔波拉杰的弟子塔波都增继任塔拉岗波寺的住持。但是他的继任遇到了许多困难，寺内出现一些矛盾，一些僧人离寺出走，他不得不宣布自己去闭关修行八年。这时塔波拉杰的弟子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贡巴·仁钦贝出来帮助他，把他从闭关地迎请回来，支持他担任塔拉岗波寺的住持。塔波都增以后由止贡巴·仁钦贝的侄子温·喜饶迥乃继任。这样造成了塔波噶举的主寺塔拉岗波寺的住持要由其分支教派止贡噶举的止贡寺来委派的局面。作为噶举派最主要的一支，它的分支帕竹噶举、蔡巴噶举、噶玛噶举，乃至帕竹噶举的分支止贡噶举、达隆噶举都发展成为大的教派，而塔波噶举本身却衰落到仅限于塔拉岗波寺的系统。这表明宗教首领由其家族传承的办法，往往与该家族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家族衰落的时候，寺院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累，也会随之衰落。

塔波拉杰的大弟子都松钦巴是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他1110年出生在西康者雪（tre-shod），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境内的朱倭下区热达地方，父名多杰贡（rdo-rje-mgon），据说是修持密教《大威德金刚》的一位瑜伽行者，母名拉妥萨冈江梅珍（lha-thog-bzav-sgang-lcam-me-vdren），据说她是自性瑜伽母。看来他出身于一个修持旧密法的家庭。他自幼从父母学佛法，十六岁时即1125年随阿阇黎恰·僧格扎出家，取名却吉扎巴。在他成名以后，弟子们宣称他能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所以号称都松钦巴（dus-gsum-mkhyen-pa“都松”的意思是三时，或译三世，“钦巴”的意思是知者），而不称其名讳。1128年他动身前往西藏，次年到堆龙德庆之嘉玛寺，拜噶当派桑浦寺系统的著名善知识嘉玛哇和恰巴·曲结僧格为师，学习中观、因明和慈氏诸大论，在显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开初是噶当派的僧人，并在噶当派中受了比丘戒。都松钦巴三十岁时即1139年来到塔拉岗布寺，与塔波拉杰叔侄相见，拜塔波拉杰为师，从此改学噶举派教法，成为塔波噶举派的僧人。他在三十八岁（1147年）时，曾到康区的类乌齐（ri-bo-che）附近的噶玛地方（今属昌都县）建噶玛丹萨寺（karma gdan-sa，噶玛噶举派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寺，一说此寺建于都松钦巴七十六岁的1185年）。他一生主要活动地区在康区，据说他在西康聚有徒众千人，曾调解当地头人之间的纠纷，并以大量财物献给塔拉岗波寺和前藏其他寺院。晚年，他又到前藏，劝说向蔡巴（zhangtshal-pa）勿复与人争斗。1187年，他七十八岁时（一说1189年八十岁时）在堆龙（地在拉萨西北）建楚布寺（mtshur-phur），并住持此寺，一直到1193年在楚布寺去世。

都松钦巴即是后世公认的第一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他一生从事学佛和传法的事业，对藏传佛教噶当派、萨迦派、宁玛派的教法都有深入的了解，三十岁以后成为塔波噶举派的弟子，在五十多年中奔波于康区和卫藏各地，在藏传佛教各派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还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创建了噶玛丹萨寺、楚布寺，吸引和培育了大批弟子，并形成了塔波噶举的一个主要的支派。他的名声甚至引起了远在黄河河套地区的西夏王朝的注意，《贤者喜宴》记载，西夏国王曾派遣使者到楚布寺迎请都松钦巴到西夏去，都松钦巴这时年龄太大，没有前往，而派遣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替他前往，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格西藏波哇送来了黄金、铜等物品。按照他的事迹和贡献来说，他确实已经具备了传出转世的高僧的条件。作为一个传授噶举派大手印密法的上师，在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弟子和信徒提到过他是某个菩萨或者高僧的转生，所以《青史》在讲述他的事迹时提到他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名僧嘉哇却央和噶当派高僧博多哇的转生。在后来的藏文史籍中也有他临终时留下了关于他将在某地投生的预言的说法，但是在他去世时，藏传佛教中还没有过活佛转世的例子，楚布寺和他的弟子们并没有提出给他寻找转世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去考察或者寻找他的转世，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七天将他的遗体火化，并建塔纪念他。

都松钦巴去世后，楚布寺的住持务由他的弟子继承，“由塔拉岗波来的拉雅巴任住持三年。他离开后堆松钦巴的弟子堆龙真巴哇和让迥桑杰住持寺院六七年。继由甲瓦冈巴、继由温波嘉措喇嘛任住持。此后由温波嘉措喇嘛的温波仁钦扎任住持”。这样看来，楚布寺在都松钦巴去世时采用的还是当时通行的师徒传承的继承办法，并没有考虑到要给都松钦巴寻找转世或者都松钦巴的转世会来住持寺院的问题。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个康区的青年僧人噶玛拔希被宣称为都松钦巴的转世，并且在楚布寺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来到楚布寺，可能这种师徒传承的方式还会在楚布寺一直继续下去。

在都松钦巴去世十年以后，噶玛拔希出生在康区。噶玛拔希（karmapakshi，1204-1283年，《贤者喜宴》说生于火虎年，即1206年，《青史》认为生于木鼠年，即1204年），汉文又译噶玛巴什、噶玛八合失，旧译哈立麻拔希等。“拔希”是蒙古语“八合失”之音译，“八合失”据说来源于汉语的“把式”，就是“师傅”之意，因此“噶玛拔希”实际上是其本名却吉喇嘛之意译。噶玛拔希出生在康区金沙江流域的止垄丹巴却秋（vbri-lungdam-pa chos-phyug）地方，大约在今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其家族为哉波务家族，父名粗擦章达（tshur-tsha-myang-thar），母名为森萨芒吉（seng-za-mang-skyid），是他们三个儿子中的幼子。他幼时起名曲增，五岁时就精通文字读写，九到十岁时就能熟识佛典，十一岁时跟从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出家，取名却吉喇嘛，听闻《大手印俱生导引》等噶举派教法。由噶托巴强巴崩作亲教师，仁波且崩扎巴作轨范师，京俄芒布哇为屏教师，受比丘戒。对噶举派的《脐轮火》《幻身》《光明》《大手印》等密法广作闻思修，生起证验。受奔日地区施主之邀前往奔日建寺弘法，曾经入禅定修行十一年之久。对噶玛拔希一生的命运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的，应该说就是他的这位给他授戒的上师崩扎巴（sbom-brag-pa，《洛绒史籍》作som-brag-pa）。据《青史》记载，崩扎巴是都松钦巴的弟子桑结热钦的弟子，而桑结热钦是山南雅隆地方人，他先结识了都松钦巴的几个弟子以后才在三十七岁时拜都松钦巴为师的。这样看来，桑结热钦是都松钦巴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收的一个弟子。而崩扎巴是在十四岁时拜桑结热钦为师的，这样崩扎巴和都松钦巴的年龄差距应该比较大，所以即使考虑到都松钦巴活了八十四岁，崩扎巴有可能在都松钦巴晚年时见过都松钦巴或者和都松钦巴有过接触，但是他和都松钦巴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且《青史》还说都松钦巴去世时桑结热钦正在康区传法，是后来才返回楚布寺追悼自己的老师的，而崩扎巴当时也在康区传法，所以他们虽然是都松钦巴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但是从楚布寺这方面来说，他们并不是都松钦巴弟子群中的主要成员，对于都松钦巴以后的楚布寺的事务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所以藏文史籍中记载的他们的事迹中和楚布寺并没有多大的联系。

但是在都松钦巴去世二十年之后的某一天，当在康区传法的崩扎巴第一次见到虚岁十一岁的噶玛拔希时，一件将来会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悄悄地发生了。《青史》记载当时的情形说：“本来他（噶玛拔希）未和崩扎巴见过面，可是崩扎巴一见他就认识他。当崩扎巴和他见面时，崩扎巴对他说：‘今天虚空中现见勇士空行如云来集，你是一位由空行加持的人士。’当天晚上崩扎巴给他灌顶后说：‘你是一位有福缘者，都松钦巴等噶举派诸师都明显地来到了。现在我给你传授教法，你去修持吧。’”如果我们假定《青史》的这一段记载是准确的，我们就可以看出，崩扎巴在这里实际上正是要表示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转世的意思。对一个十来岁的还没有受沙弥戒的幼年僧人，立即宣称他是“由空行加持的人士”，这在注重密法修持的噶举派中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受空行加持的人应该就是像都松钦巴这样有成就的上师，而崩扎巴这样称赞一个刚刚见到的幼童，显然是把这个幼童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重要人物来看待的。在给噶玛拔希传授灌顶后所说的话，更是对噶玛拔希以成为都松钦巴这样的噶举派的上师相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崩扎巴可能是闪过一下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转世的念头，但是他并未能直接说出来。他可能宣称他似乎一见面就认识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孩，但是还不能说他认识这个小孩就和都松钦巴幼年时一样，因为崩扎巴见到都松钦巴的时候，都松钦巴已经是老年人了，所以他只能是表示从精神上认识到噶玛拔希是他的老师的老师都松钦巴的转世的意思。在以后的几年里，崩扎巴一直把噶玛拔希当作都松钦巴事业的继承人来培养。《洛绒史籍》说，从崩扎巴与噶玛拔希见面后，崩扎巴就没有离开过噶玛拔希，一直到崩扎巴在康区的寺院中去世。当崩扎巴去世时，还对噶玛拔希叮嘱道：“你应该思考如何努力来弘扬法王都松钦巴的教法。现在，直至楚布寺以下的都松钦巴的这一教法，你应当抚育一下。”又说：“噶举派这一教派，弟子比上师的事业还大。我以前的噶举派的一切事业，都将比不上你的事业大。”在这里，他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要噶玛拔希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至于如何继承，显然崩扎巴考虑过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转世的问题，也想到噶玛拔希总有一天要到楚布寺去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可以说，崩扎巴已经做了后来的那些培养自己的上师的转世灵童的佛教高僧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只是由于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转世灵童的先例，所以崩扎巴只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进行一种崭新的探索，他在许多年中默默地努力，但是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能够公开地清楚地说明自己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把噶玛拔希培养成为都松钦巴的转世，并且要进入楚布寺去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生动有趣而又意义深远的一幕，也即是庄严神秘的活佛转世的序幕。在距离楚布寺上千公里的康区的一个寺院里，一个年老的高僧正在对他的年轻弟子进行精心地培养，而培养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弟子在将来到楚布寺去继承寺院创建者的事业，继承他的宗教和经济地位，让楚布寺僧众承认他是都松钦巴的转生。而这时楚布寺的几百名僧人包括接连几任担任住持的高僧们，对此却全然不知，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个远方的僧人以上师转世灵童的身份来到寺院继承他的事业。而这一老一幼的僧人要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只是老年的僧人是寺院创建者弟子的弟子，曾经见过这个著名的祖师，他是自动地而不是受到委托地在选择和培养自己祖师的接班人，而且他确信自己传给幼年僧人的教法就是祖师正宗的传承，可能他还给这个幼年僧人传授了一些本教派的历史典故和祖师的传法经历等。但是，甚至到老年僧人去世的时候，他的计划还是看不到实现的前景，不过他却把多年真诚的愿望和坚强的信心一起留给了自己的弟子，并坚信弟子作为转世灵童一定会实现自己设想的目标。这样的场面，在以后的藏传佛教历史上，在许多地方和寺院注定要大同小异地重复上演，并且逐步地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规则。

但是在当时，崩扎巴如何在见到噶玛拔希以后立即想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计划，并且用自己余生的全部精力来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践？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在一些历史学者和社会人士看来，人们宁愿相信这是因为藏传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由于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出于解决宗教首领的继承问题而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崩扎巴最先得到这样一种“灵感”，而且他培养的弟子噶玛拔希在后来取得了成功，才走出了影响后来历史的第一步。在佛教人士和信徒看来，人们宁愿相信这是佛、菩萨对崩扎巴的授记，或者说是一般宗教意义上所说的“神启”或者是“天启”，即是得到神的启发而想出了这样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宗教首领的继承方法，这本身就可以构成活佛转世神秘性的一部分。事实上，菩萨和神灵的授记和启发等等，很快就在以后活佛转世的事例中出现了，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噶玛拔希的成功可能有他幸运的成分。崩扎巴去世后，他并没有直接到楚布寺去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而是继续在康区传法授徒，积聚力量。直到1240年蒙古军队进入西藏之前的一些年，楚布寺由于管理不善而衰败，殿堂坍塌而无力修复，寺院的僧人不少离寺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噶玛拔希才能够从康区来到楚布寺，顺利地从温波仁钦扎的手里接过楚布寺住持的职务，并把温波仁钦扎送到宗布寺去当住持。噶玛拔希在担任住持的六年中，运用自己的财力和能力，完成了修缮楚布寺殿堂的工作。看来噶玛拔希是得益于楚布寺遇到经济困难的机会，才顺利地实现了崩扎巴对他的期望的。反过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楚布寺在师徒传承的几位堪布的治理下发展得很好，或者在噶玛拔希进入楚布寺以前有一个精明能干的领袖人物长期担任楚布寺堪布，在楚布寺形成一个巩固的宗教和经济的领导核心，那么崩扎巴和噶玛拔希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也可能在他们之前确实已经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对一个自己见到的最聪明而且活泼健康的幼童进行精心培养，然后寻找各种理由把这个幼童说成是某个大寺院已故的著名高僧（在许多情况下就是策划者自己的上师）的转世，送到那座寺院去继承高僧的事业和地位。这种尝试常常会遇到两种情形，或者是策划者本身就在该寺院担任职务，他想培养的幼童就在僧众的视线以内，这样他的想法就需要僧众立即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决定，这样往往会受到习惯于恪守成规的寺院的抵制而不能成功，或者是策划者在远离寺院的地方，并不能对寺院施加必须的影响，他的计划能不能实现是很大的未知数，所以实施计划的人在中途就往往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而放弃了。

关于都松钦巴去世后楚布寺衰落的原因，继任的几位堪布能力不足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都松钦巴的去世使得楚布寺在当时拉萨附近的几个教派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正是在楚布寺1187年建寺前后，在拉萨附近兴建了蔡巴噶举的蔡巴寺（1175年建寺）和贡塘寺（1187年建寺，在今拉萨市城关区蔡贡塘乡），止贡噶举的止贡替寺（1179年建寺，在今拉萨市墨竹工卡县），达隆噶举的达隆寺（1180年建寺，在今萨市林周县），修赛噶举的修赛寺（1181年建寺，在今拉萨市曲水县），加上100年前兴建的噶当派大寺院热振寺（1056年建寺，在林周县）、杰拉康寺（1012年建寺，在林周县）和桑浦寺（1073年建寺，在堆龙德庆县），形成了拉萨附近寺院密集的局面。都松钦巴建楚布寺时年龄已经很大，他原来主要是在康区和山南达布地区活动，在拉萨地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兴建楚布寺主要靠他在康区的信徒和弟子的支持。因此他在楚布寺建寺后六年就去世，使得楚布寺在这些大寺院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我们只要看在元代，蔡巴、止贡、达隆都是万户府，而楚布寺并不能建立一个万户，就可以看出噶玛噶举在拉萨附近不能和这几个同门的噶举教派相比拟的情况。也可能正是因为噶玛噶举派的主要信徒和高僧在康区而主寺楚布寺在拉萨的地理分布的特点，使得活佛转世首先在噶玛噶举派中出现。

从更广大一些的角度也即是从当时亚洲的宗教和政治的变化形势来看，应该说崩扎巴和噶玛拔希的这个行动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噶玛拔希生于1204年，而这一年刚好是古印度佛教高僧喀且班钦进藏的一年。从佛教开始传入藏族地区开始，或者是寂护、莲花生、阿底峡、喀且班钦等古印度佛教大师入藏，或者是仁钦桑布、玛尔巴等西藏的大师到古印度求法，藏传佛教在教理和修行等方面主要是接受古印度的高僧的教导。到喀且班钦入藏的时候，佛教在古印度已经彻底衰亡了，古印度在宗教上被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所控制。所以喀且班钦以后再没有古印度的佛教大师进藏传法的记载，喀且班钦可以说是到西藏传播佛教的最后一个古印度佛教大师。喀且班钦的进藏标志着藏传佛教最后一次从古印度接受教理和宗教指导，然后转入依靠自身发展的时期。在新的时期里，藏传佛教已经感觉到推出藏族本身的佛教大师的需要，而这样的大师，从后来的藏传佛教历史来看，一种是像萨迦班智达、八思巴这样的在教派和家族紧密结合的政教势力中，出身于宗教首领的家庭，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并受到社会上政治势力的推崇和供奉，从而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一种是像布顿大师和宗喀巴大师这样的出身于民间，自幼就出家学佛，经过终生的勤苦钻研和修行，最后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还有一种就是藏传佛教独有的像五世达赖喇嘛这样的自幼被认定为转世活佛，被确定为终生奉献给佛教事业，在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并受到特别的精心培养教育，在信徒们的眼中他们从出生不久的幼童时代就取得了佛法高僧的地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世代继承的佛教大师。用活佛转世的办法来培养佛教的领袖人物，是藏传佛教界隐约感觉到的一种需要，而崩扎巴和噶玛拔希的尝试，是这种社会需要的一个表现，他们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