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金鹏、刘文珍：“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理论意蕴、历史逻辑及实现机制

【摘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西藏发展领域的具体运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发展与共享三个维度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从上述三个维度处理民族问题与涉藏问题的延续与发展。在实践中，需要从理念、机制、措施等三个层面加以落实。

【关键词】西藏；高质量发展；价值论；实现机制

【第一作者简介】万金鹏，男，汉族，山东潍坊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1BKS168）。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部分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22）01-165-006

2020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描绘了“总蓝图”、提供了“总纲领”。会议提出，“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工作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西藏发展领域的具体运用，是推动新时代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理论意蕴，明晰其产生的历史逻辑，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理论意蕴

从内涵上来看，“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体现的是社会主体与客体——发展之间的意义关系，而意义关系在哲学上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反映的是社会主体与发展之间的价值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行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因此需要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出发点。在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掌握和占有客体，利用客体的属性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关系就是价值关系。满足需要的关系与满足需要的意义关系不能完全等同。满足需要侧重于物质需要，而意义关系则包括文化、道德和对人自身作为人的素质相关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说，某事某物能满足主体需要就是有价值的，不能满足主体需要就是没有价值的。具体到西藏的发展来说，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发展满足了社会的经济需要或者群众的物质需要，就认为这种发展是有价值的，还必须从精神、政治、社会等维度出发进行考虑，只有发展满足了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意义，我们才能说这种发展是有价值的。

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从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发展与共享三个维度领会“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理论意蕴。

（一）“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科学把握

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来看，“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意味着我们需要体现物质层面的“发展”在增强精神层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非完全同步性。社会意识经常在社会存在变化之后还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不能充分体现社会存在的发展与进步。反映在民族地区和西藏，这就意味着物质层面的“发展”不会自动或者按我们设想的节奏转化为我们需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去“赋予”。通过我们的“赋予”，将发展的物质成就尽快转化为各族群众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认识和我们党可以依靠的“人心”。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需要赋予，也是由意识的状态需要从潜在向觉醒转变决定的。通常状态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潜在的、隐蔽地沉淀于社会主体的内心深处，一般情况是不易察觉和难以自觉表现出来的。从意识模糊，到意识觉醒，再到意识强化，自然情况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也可以短时间内实现，这就需要人们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外界的客观刺激作用。实现“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就是要唤醒各民族群众脑海中潜在的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意识，并不断强化这一意识，使其从自在走向一种自觉的状态。

（二）“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科学运用

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看，“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待西藏的发展问题，而且要从政治的角度认识西藏的发展问题。要深刻理解到，西藏的发展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价值甚至超过了经济价值。

唯物史观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法律设施和政治权力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反映。同时，政治也不只是被动的反映经济，它还能通过自身掌握的公权力制定系列法律和政策保护和促进自己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又千方百计地排除自己及其经济制度的对立物。因此，列宁就说，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2]历史上封建制国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就是典型的例子。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需要从巩固工人阶级政权的角度进行经济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因此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先发动革命取得统治地位，然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加强自身的经济生产关系。从这一角度理解，要求我们为西藏的经济发展规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的角度谋划西藏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必须有坚实的经济联系作为基础。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经济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幅员辽阔，地形面貌多样，形成了多种自然地理文化单元。中原地区以农耕经济为主，东北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蒙古高原以游牧经济为主，新疆地区和青藏高原农耕与游牧并存。由于边疆地区经济方式较为单一并且较中原地区落后，为了生存与发展，就迫切需要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交换生活必需品。在非常时期，战争也是这一交流的重要形式。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向心力，驱使周边各民族都向中原地区靠拢与交融，成为中华民族形成的经济动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西藏由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还是相对最弱的，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加强这一联系，为国家统一、民族间的交流创造更加坚实的经济条件。

（三）“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与共享关系的科学理解

从发展与共享的辩证关系看，“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指明了西藏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发展的目标和归宿，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民经济刚刚恢复，中国共产党就立即采取“五年计划”的形式，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重要任务推进。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近30年经验后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3]依据这一认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实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升。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尺，但不是唯一标尺。除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以外，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是社会文明水平的另一大标准。在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存在天然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上决定了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实现经济生产关系上的彻底变革，同时利用国家的力量实行新的分配制度，才能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之后，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制定了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方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4]“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党中央这一政策理念在西藏的具体体现。

二、“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和涉藏问题方面关于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发展与共享等三个维度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一）“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

民族问题不只包括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还包括各民族的思想认同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以发展为基础的理念到物质与精神并重的理念，再到更加侧重精神的理念的转变过程。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总结前两次民族工作会议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强烈发展愿望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5]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6]基于这一认识前提，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从资金、项目、人才等各个方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各民族地区正确处理中央支援与自力更生的关系，积极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和民族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本地优势产业，社会各个方面均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和改善，夯实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基础。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使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对我国的民族政策产生了不同看法。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起到了统一党内外思想认识的重要作用。会议强调，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7]而且要求全党同志认识到，物质方面的力量和精神方面的力量是互相独立的，不能彼此替代。在此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要增强“四个认同”的重要任务。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思路上的重要变化，把精神放到了与物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各民族地区包括西藏，管肚子与管脑子双管齐下，不断解决各族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西藏，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决占领思想阵地，取得了扎实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面临的民族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际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的分化打压变本加厉。从国内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也有一些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地方，滋长了一些人的狭隘民族意识。因此，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8]此次民族工作会议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体系化的举措和创新性的战略部署。这些论述是对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升华和发展，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工作思想的延续与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和新高度：在物质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之后，把精神问题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看待和解决涉藏问题的战略思维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看待和解决涉藏问题的战略思维，经历了和平解放初期以政治团结为前提、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从经济角度解决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三个阶段。

在和平解放时期，我们党从政治上看待和解决涉藏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战略和政治上认识西藏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1/8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9]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西藏在领土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把西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制定了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亲力亲为，为西藏工作呕心沥血。二是确立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伊始，毛泽东就告诫西藏的同志：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0]为了局势稳定，把西藏的民主革命也分为两个环节，先反帝后改革封建农奴制度。为了团结西藏地方的上层人士，1956年，中央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又作出了六年不改的指示。在民主改革即将全面完成的形势下，面对一些干部的急躁情绪，中央又做出指示：从1961年算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11]这都体现了党中央首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发展西藏的重要思想。

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依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从政治上看待西藏工作，从“三次会”的“三个涉及”到“四次会”的“四个事关”，再到“五次会”的“两屏四地”，都是重要的体现。但在解决涉藏问题的思路上，更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政治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12]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也主要从经济角度进行考虑，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要能给各族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对于西藏来说，就是要“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3]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的诸多政策措施，优先解决经济问题。在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发展是解决西藏一切问题的基础”，要求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理论创新的层面。

“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从政治上认识涉藏问题在新时代的延续，也是对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升华，体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看重西藏的政治地位，“六次会”提出关于西藏“两屏两地、一通道一前沿”的战略定位，要求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七次会”提出了关于西藏的“两屏、一前沿阵地、一重点地区”的新政治定位，并且要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西藏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央提出“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对上述问题的根本回答，也是关于西藏发展思路的哲学化表达。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五期叠加”的西藏阶段性特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西藏的发展问题，用政治为西藏的发展规定方向，加快实现经济视角向政治结果的转化。

（三）“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现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

发展西藏，使西藏人民与全国一道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追求。“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是新时代对这一追求的系统性表达和高度凝练。

和平解放之前的西藏，由于封建农奴制的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非常低下，人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和平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把发展西藏的生产放在了重要位置。1952年10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就指出：“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14]这一时期，入藏的官兵和党员干部修桥筑路，给藏族老百姓发放粮食种子，救灾抢险，建立学校和医院等，初步发展西藏的各项事业。民主改革作为一次伟大革命，为西藏发展解除了制度上的桎梏，使人民群众吃穿住用等基本问题得到很大改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西藏完成了社会制度上的跨域，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条件。

改革开放之后，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以及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中央采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专题研究西藏的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西藏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顶层设计。“一次会”开启了西藏的改革开放，把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二次会”强调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政策。“三次会”在出台各项对藏特殊待遇的基础上，作出了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决策。这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在西藏的率先实践与践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次会”和“五次会”，以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制定了跨越式发展的各项措施，西藏的发展日新月异。“五次会”开始，党中央在强调西藏发展的同时，开始注重民生改善，加快西藏的社会建设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西藏的社会事业发展。“六次会”提出的治藏原则中，把“富民兴藏”作为重要一条，并且要求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提出精准脱贫的重大思想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脱贫常常记挂心头，对于西藏更是如此，多次对西藏的脱贫攻坚作出具体指示，亲自确定了“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各项援藏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建党百年之际，西藏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跨越。未来，我们需要按照“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找准发展的薄弱环节，破除系列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征程。

三、“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实现机制

“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需要从理论层面明晰其内涵，更需要在实践层面加以落实。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更新工作理念、健全工作机制和创新工作措施几个方面着手。

（一）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需要更新工作理念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破除两个理念误区。一是唯GDP论。相关部门需要认识到，西藏的发展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辩证统一。经济发展不能仅仅是GDP的增长，更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管肚子与管脑子，经济发展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统一，发挥经济发展在思想认识、政治稳定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价值。二是不发展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约束，中央对西藏经济发展没有总量上的考核，不需要西藏对全国经济做出超出实际情况的贡献，但这不意味着西藏可以不抓经济发展，不意味着西藏的干部和群众可以不努力奋斗，而是必须以新的理念指导新时代西藏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基础上的全方位进步。

（二）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需要健全工作机制

理念层面的新思维需要新的工作机制加以保障才能落实。要做到“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在工作机制层面，必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宣传思想、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职能嵌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发展之前，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方向对经济发展进行规划；在发展之中，以改善民生和带动各族群众的高质量就业为导向；以发展的结果，及时对各族群众进行思想宣传引导，让各族群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加强思想引导的形象性、直观性和深刻性，切实增强宣传引导的实效。（见图1）

图1“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工作机制

（三）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需要创新工作举措

一是从政治的高度谋划西藏的发展。要从有利于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和增进国家统一的角度推动发展。比如大力推进城市化、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吸引内地企业家到西藏投资兴业，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条件。大力推进川藏铁路和入藏公路的高速化改造，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通连接力度。坚持融入大香格里拉经济圈、成渝双城经济圈和陕甘宁青经济圈，加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二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所有的经济工作都是民生工作的思想，以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不断加强教育、就业、医疗、社会等民生建设。三是更加注重发挥群众在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观能动性。要通过发展的物质成就，使各族群众主动认识到，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才能有当今有来之不易的美好局面，中华民族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实现伟大复兴，从而使民族团结的意识、国家统一的意识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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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局译.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80.

[3][1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195.

[4]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N].人民日报,2020-10-30(001).

[5]张勇.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新发展[J].满族研究,2006(3).

[6]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OL].搜狐网.ht tp://news.sohu.com/20050527/n225733778.shtml.

[7]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49.html.

[8]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 08/28/content_ 5633940.htm

[9][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89.

[10][11]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年卷）[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28,136.

[1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