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薄辉龙：“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吉隆口岸社会治理风险研究

【摘要】作为西藏与尼泊尔边境重要口岸小镇的吉隆，历史上因起过“五道”的连结作用而闻名；现今，因“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现代道路网络的建设与畅通，昔日的边境小镇逐渐变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边境交通商贸重镇，呈现出经济中心化、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的特征；潜藏着社会结构性分化、边界人口互动、文化冲突等社会风险；为边境口岸区域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本文从路学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于道路影响下吉隆口岸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风险及边境口岸社会治理问题；提出边境口岸区域及边疆地区治理应完善以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平衡经济发展红利分配、加强边域合作等具体解决边疆社会风险、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办法。

【关键词】边境口岸地区；社会变迁；社会治理风险；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徐君，女，1969年生，河南固始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康巴地区近代史、涉藏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薄辉龙，男，1990年生，河北衡水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汉藏交流现状及特点研究（改革开放至今）》（批准号：17JJD850001）阶段性成果；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暨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研究成果；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4-0074-06

作为密切联系中心地区和国家外部边疆的中间区域，边疆因其多元复杂性及政治敏感性，一直被学界关注。学界对边疆的研究往往涉及跨界民族、地缘政治、中心地区与边疆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等话题。研究者们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在边疆地区所采取的优惠政策扶持、经济援助、教育扶持等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政策措施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等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热情，而对连接内地和边疆的道路没有给与足够的关注，正如周永明曾指出的，中国近二三十年经历了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得媒体和游人趋之若鹜，而学界似乎相对比较沉寂。不过这种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道路沟通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国家认同等诸多面向的问题。

道路的修建与畅通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与推进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对加强边疆与中心地区、外部边疆的联系，推动国家一体化的进程起到重要作用，进而对边疆地区社会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周永明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建立跨学科的路学研究，对道路与整个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做全面综合的深入探讨。本文以一个历史悠久、沟通中尼的重镇，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联通南亚的重要口岸城镇——吉隆镇为考察对象，从路学的视角对其在历史上通道作用及今天的道路畅通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多元性、社会空间开放性等问题进行考察。试图以吉隆镇的个案，回应路学研究倡导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展现“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状态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为因应新时代“走出去”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边疆社会治理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一、吉隆：历史上的“五道”与“一带一路”下的口岸重镇

横亘中国与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构成边境地带地势险峻的天然屏障，河流的横切也形成了多处历史悠久的民间通道。其中历史最为悠久、在中尼边界起重要作用的要数吉隆河谷，今天被称为吉隆口岸的吉隆镇。吉隆河谷被认为是中尼及中印之间的商贸通道，政治往来的官道，迎娶赤尊公主的迎亲之道，往来求法、传法的佛法之道，战争发生的主战场。因此，吉隆镇也流传着“西藏半部历史在吉隆”的俗语，凸显了吉隆河谷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今天还依然香火旺盛的帕巴寺印证了中尼文化的交往史；吉隆镇冲堆村旁的清军墓和招提壁垒昭示了清朝官兵抗击廓尔喀军队的历史；据边境内热索桥头居民讲述，边境两侧的边民具有悠久的边境贸易传统，如今的热索村仍然是边民互市的一个重要地点。处于“五道”上的吉隆生动展示了中原地区、西藏与尼泊尔文化互动和人员流动的历史，曾是一个跨界社会体系的典型。

时至今日，吉隆被认为是西藏与尼泊尔边境线上75个通道中最具历史底蕴、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通道。吉隆镇是吉隆河谷最重要的一个边境城镇，距离日喀则地区549公里、拉萨市829公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60公里。镇所辖区域主要沿吉隆沟铺开，延绵30公里，平均海拔约为2900米，与东北部70公里外的吉隆县形成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景观反差。在距中尼泊尔边境24公里的吉隆镇驻地设立的吉隆海关，197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二类陆路口岸，曾经设有海关、商检等部门。后因樟木口岸的繁荣，吉隆口岸进出口贸易基本停止，海关、商检等部门随之撤销。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但由于樟木口岸的繁荣，吉隆口岸一直处于萧条的状态。在口岸闭关和萧条的情形下，吉隆镇一度呈现经济落后、社会封闭、文化单一的社会状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大通道建设倡议的提出，吉隆口岸的道路、停车场、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2015年地震之后，樟木口岸被迫关闭，原经过樟木口岸的货物都转经吉隆口岸，货物流通量急剧增长，随着物流的增长，人流以及话语效应下的经济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吉隆镇也因此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吉隆镇现共有9个行政村和2个居委会，分别是冲堆村、冲色村、吉普村、江村、郎久村、乃村、热玛村、玛嘎村、扎村，以及帮兴居委会和吉隆居委会。吉隆镇常住人口数为3012人；流动人口数量较大，务工的汉族人口最多时达到2000多人，也有一些常住的汉族个体工商户，大概300人左右；回族一般为经营饭店、摩托车维修、土特产店等产业的个体工商户，大概有70人左右；除此以外还有尼泊尔的务工人员、经商人员和从事跨境贸易的商人，据访谈材料证实目前在住尼泊尔人口为1200多人，主要集中在帮兴居委会和吉隆居委会。

二、“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推动吉隆镇社会变迁

道路由于其自身的联通性和日常使用的普遍性，越来越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首先体现在“道路”这一人文景观的建设上。政府对内一方面通过青藏铁路连接陕甘宁区域，另一方面推进粤藏中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营，形成连接西藏与中国西南、西北的交通网络体系；对外积极推动中尼公路的维护和铁路的修建，加强外通道路网络建设。道路的建设吸引大量四川、青海、甘肃、广东等地区人口和尼泊尔境内邻近吉隆的边民加入到这一联通进程中来，增强了吉隆镇与内地甘青地区、粤藏沿线及尼泊尔等区域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联系。在与内外区域互动增强的基础上，吉隆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一）经济市场化加速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无论在官方的宣传语中，还是人民的意识形态里，道路已经成为发展的标志。吉隆镇由于交通因素的限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至20世纪80年代中央开展了一系列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边疆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由于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制约，吉隆镇传统的农牧业生计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始终作为一个远离市场经济的小镇存在。随着318国道的修建和拉日（拉萨——日喀则）铁路的开通，吉隆镇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发生转变。现在，吉隆镇已经成为连接甘青、义乌、福建、广东、北京等地区与南亚市场的中转中心，成为国内外人口和货物流动的中转地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边民积极参与这一经济过程当中，凭借地域身份成为“一带一路”贸易中的重要一环，深刻影响了吉隆镇居民的生计方式和产业结构。由于从甘青、义乌、福建、广东、北京等地运送的货物需要在通道与边境交叉形成的节点进行中转，吉隆镇成为广东、北京、甘肃和浙江等区域与南亚市场的世界性物流园，吸纳了周围闲暇的劳动力；文化差异性和道路的修建刺激了西藏——尼泊尔旅游线路的繁荣，吉隆镇借助边境这一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成为这一线路的重要旅游景点，司机、导游和家庭旅店经营等职业成为吉隆镇居民生计方式的选择。道路的移动性在边境地区受到国家主权有限性的限制，呈现为海关形式的重要节点，这一移动性与区隔性的共同作用，改变了吉隆镇居民简单的生计方式。吉隆镇经济格局中的转变也刺激着吉隆镇传统农牧业产业结构的转变，促进了农业、边贸、旅游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吉隆镇已经形成了以天麻、贝母、酥油等地方特产为优势的农业；以竹编、木碗、氆氇编制等民族工艺特色的手工产业；以门面房、商品房为租赁形式的商业。

作为物质意义上的道路具有增强区域与区域之间连通性的功能，将甘青地区、广东等沿海地区与吉隆镇原本分离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改变了拉铁摩尔笔下第三种边疆对内地与边疆联系的制约。但道路从来不仅仅是一种作为物质性的地理景观存在，还涉及到人文意义上的经济因素。施坚雅在对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阐述中指出，与中心区域连接的道路是边缘区域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关键所在。国道在改变地理空间通达性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吉隆镇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边疆区域纳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中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或是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了当地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居民的生计方式，使边民享受到发展的权利。

（二）社会开放性扩大

社会开放性是相对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叙述的中国乡村之间隔膜关系而言的，费孝通强调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使农民天生与土地联系在一起，限制了人的流动，同时其自我满足机制也让村与村之间形成“隔膜”状态，使乡村社会呈现出地方性。由此可见，社会的开放性与否和该区域的经济模式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吉隆镇传统的农牧混合生计方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社会的开放性。虽然在清朝时期，吉隆镇成为西藏与尼泊尔交易的要冲，但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之后，其贸易就受到边界因素的限制。英国势力入侵后，其贸易主要集中在亚东、樟木一带，吉隆的双边贸易也受到一定限制。改革开放后，边民可以在边界线20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也设置了相应的贸易点，但据吉隆边境村落——热素村村民的回忆：由于道路通达性的限制，商品的种类较少、数量比较匮乏，价格也较为昂贵，从事边贸的人员也比较少，其与尼泊尔的联系也相对受到限制。随着318国道和中尼公路的修建，吉隆镇成为中心地区市场与南亚市场的中转区域，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市场经济打破了人对土地的依赖，区域内游动的边民达曼人，在取得中国国籍后也越来越频繁地到西藏核心城市拉萨以及内地四川、陕西等地区务工，带动了人员外流。同时四川、青海、西安等地的汉族、回族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延伸而流入吉隆镇。由于中尼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大量尼泊尔人为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涌入吉隆镇；从而使吉隆镇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内地和尼泊尔市场。目前，吉隆镇大型超市和热素桥头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从电饭锅、保温饭盒等日常生活用品到红酒等高档生活消费品应有尽有。这些生活用品逐渐成为吉隆镇藏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尼泊尔跨境购物者最喜爱的商品。据统计年鉴和访谈数据显示，吉隆镇的货物进出口额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受“4·25”地震影响，吉隆口岸暂时关闭导致贸易额下降；2016年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至33.54亿元；2018年度的货物进出口额达到了34.05亿元。

从吉隆镇这一道路节点的变化情况来看，道路的移动性在其节点上表现为地方社会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根源于经济结构的转变，使道路沿线区域的人——地依赖关系打破，促进了市场经济中人的流动，增强了社会分工情景下地域与地域之间的依赖。“一带一路”打破了地理空间和政治边界的限制，建立在互惠理念的经济活动将尼泊尔与内地的人口和货物聚集到吉隆镇，人们也在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中形成了友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因此，道路突破了人类建立的政治边界和自然边界，使边疆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性的社会空间、跨界的社会体系。

（三）文化多元化

历史上，吉隆县的民族成分较为单一，藏族人口占比99.2%。虽然偶有因战争、经商等原因遗留下来的尼泊尔人和内地的其他民族，但县境内社会文化依然是以藏族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战争原因游聚在吉隆镇的达曼人，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藏族的传统文化，他们说卫藏方言、从藏俗，虽保留有部分尼泊尔风俗，但在生活策略的选择下更多呈现出藏文化的成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地汉族、回族等族群开始涌进吉隆。四川、陕西等地区的内地人沿着国道逐渐将自己的亲属网络延伸到吉隆镇，相当一部分人已在吉隆扎根十几年，主要经营商店、餐馆、旅店、理发等业务，还有些在当地修建房屋等产业。他们说家乡话，保持原有的地方风俗。来自甘青地区的回族主要从事虫草礼品售卖、餐饮等行业。随着回族人口的增多，他们逐渐形成了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社会团体，保有传统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在吉隆镇形成了以清真为特色的餐饮聚集区。寻求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的尼泊尔塔芒人也成为吉隆镇社会的重要群体。据走访调查，目前约有1200余尼泊尔边民在吉隆镇宾馆、餐饮服务及建筑工地等行业工作。他们也以地缘关系组成了许多稳定的小团体。在吉隆镇的街上，经常看到三两成群的操着尼泊尔语年轻人，他们或在帕巴寺转寺、闲逛或工作之余一起聚餐闲聊。在帕巴寺转寺、聚集，体现着身处异国他乡的塔芒人以本国历史上尺尊公主作为情感链接的纽带，地缘关系也成为他们日常活动组织的桥梁。在经济主导的民族互动过程中，人数不再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语言是民族互动过程中变迁最为显著的外在表征。由于商业贸易的交流的需要，尼泊尔人大都选择学习汉语，内地来经商的汉族或回族为经商便利首先学习的是尼泊尔语，而非藏语。吉隆镇也因此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区域。

道路对一个地域的影响绝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一个多棱镜，散射出该区域多维度的变化。随着中尼铁路修建和南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族群开始向边疆口岸地区流动，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和族群文化。在市场经济元素注入的情境下，各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区位，并各自保存相对稳定性。流入的族群一方面会借鉴其他族群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也会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道路的联通属性必然重新塑造文化空间，不同地域、族群的共同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人口的流动推动了文化的流动，使多元文化在吉隆镇这一节点聚集，改变着社会单一文化的空间状态。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风险

社会各系统的变化孕育着社会风险，边疆地区经济市场化的转变，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衡的风险，加剧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社会的开放性使边境地区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的程度更深，增加了人员和货物流动带来的风险；文化多元性增加了文化冲突的风险，也增加了社会治理客体的复杂性，给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增加了风险。

（一）市场化加速使民族结构性差异加大

民族之间的差异分为文化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其中结构性差异是引发民族矛盾的根本诱因。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边疆口岸地区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潜藏着民族结构性差异拉大的危险。

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在访谈的过程中向我们吐露苦恼：当地少部分藏族存在一种“优越感”的心态，对政府提供的清洁员和工地的工作存在偏见，认为诸如此种工作比较低微或过于劳累。在对吉隆居委会的清洁员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也证实了这一问题，很多清洁员都是定日县的藏族，而非当地的藏族居民。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存在保守性和滞后性，不利于抓住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反而拉大与其他民族发展的差距。此外，知识技能掌握能力的落后，导致边民融入现代社会能力较弱。走在吉隆居委会和达曼村的时候，经常看到许多青年坐在路边晒太阳。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得知，由于尼泊尔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工地上许多较为简单的工作被跨境务工的尼泊尔人挤占，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又无法胜任，因此他们无法很好地融入到城镇化的进程中来。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获取生存和生活资源的能力。对知识技术较弱的掌握能力意味着面对社会发展红利的机会，寻求和抓住自我发展机会的能力低。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以及资本的流动性和逐利性，使得口岸经济发展的红利可能会被外来的资本掠夺。

在缺乏及时、调节性政策的情况下，群体结构差异风险将会日益增加。据吉隆相关工作人员反映：在吉隆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多以转移性支付扶持边民的发展，即为输血式调节政策。但转移性支付无法转化成边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也使边民在发展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积极性不高，无法促成收入持续的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对发展红利的非平衡分享不仅会削弱边民的国家认同，也不利于民族和谐关系的建立。

（二）社会日益开放潜在着地缘政治风险

边疆口岸区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的前沿阵地。口岸区的社会空间由封闭转向开放，人口跨境流动随之频繁，人口流动性、货物的流通性以及思想的蔓延性无疑给口岸区域的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

吉隆跨境流动人口主要分为三类：跨境购物、跨境务工和跨境旅游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跨境流动具有不同的特征：所需资质不同、逗留时间不一。跨境务工人员可以凭借边民证到吉隆口岸公安局换取暂住证居住，暂住证的有效期一般为3个月，到期后还可以凭边民证再次换取；跨境旅游的时间不固定，但逗留时间一般不能超过3个月；跨境购物逗留时间不能长于24小时，一般要在当日海关关闭之前返回本国。据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反映：跨境务工人员时有发生偷盗后跨境回国而无法追回财物的情况，员工与雇主之间也时有欠薪的状况。道路移动性与边界的断裂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人口的流动可以跨越政治边界，但政治权力却不带有相应的流动性，这就导致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管理权和政治主权相互错位的矛盾，不利于政治权力充分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

社会空间的开放性和政治权力空间错位的状况，也导致非传统安全危险。吉隆镇是一个典型的边境乡镇，与尼泊尔的村庄Timure相接。由于边民互动的频繁性以及相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跨界整体性，吉隆镇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具有国际性，需要双边的社会治理主体加强沟通与合作，但双边的沟通机制显然还未真正达到相应的效果。如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讲述，中方认为尼泊尔跨境务工人员年龄偏小，向尼泊尔警方提出提高跨境务工人员年龄的要求，但一直未能得到满意的回馈。至今，双方并没有形成对于边境地区管理的良好沟通协作机制，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力。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因此，双边管理沟通的主体也应当多元化，即相应的社会组织也需要加强互动和联系，但这些都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治理合作协议。

（三）文化多元性增加族群主体间冲突风险

文化因素既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资源。人是文化流动的载体，随着人口流动，吉隆镇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聚居地。吉隆镇上的商店是展现该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窗口，清真字样、尼泊尔文字、藏文文字、彰显着四川、甘肃等地域特色的商店及餐馆的招牌琳琅满目。文化的差异并不必然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但文化作为群体行动的逻辑，对人的社会行为和认知有指导作用。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接触地带，文化碰触的初期，不同的文化群体往往产生交往不足、接触不充分等现象，导致群体之间无法形成深入的理解和尊重。此外，宗教的排他性也将成为各民族之间充分交往的障碍，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良性的互动，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的情况看，在吉隆这个以经济主导形成的多元文化空间，对文化差异、族群交流等问题的社会治理还有待进一步重视。

随着人口流动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吉隆镇社会组织数量、种类越来越多，而且在社会秩序稳定运行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民族地区的宗教是影响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宗教文化与政治权利之间的张力也会增加社会治理风险。吉隆镇的回族，多是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模，而且具有较强的开展宗教活动的诉求。本地的藏传佛教寺庙对当地藏族的日常生活、丧葬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尼泊尔塔芒人形成的类似于“同乡会”的地缘组织也较为典型，都在当地社区实践中发挥着作用。社会组织数量越多，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多、也越复杂。社会治理虽然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但是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党的绝对领导为前提。政府如何增强自己的主导能力，发挥好主导作用，妥善处理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与矛盾等都成为政府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四、结语

“一带一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打破“地形阻力”和文化边界的间隔，促进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作为一项国际性倡议，“一带一路”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边界之内，而是要冲破边疆。但不可否认在道路与边界交叉的空间形成了一个时空矛盾体，表现为口岸形式的重要节点。节点是道路连接性和边界的区隔性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道路移动性带来的社会的开放性，也具有边界带来的封闭性。正如费孝通描述江村水道作为运输的用途在入河口处设有栅栏来防止坏人利用此道威胁村民安全，口岸具有类似的功能，呈现出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但边境地区社会并非像水道环境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具有复杂互动的区域社会。道路将边疆地区卷入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催生了边疆社会复杂的连锁反应。正如吴楚克强调，边疆经济发展是边疆社会摆脱“依赖性”、凸显社会“主体性”的关键，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其他领域的变化。通过吉隆镇个案研究发现，道路首先将边疆地区卷入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其次，市场经济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人地关系和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再次，在经济主导下的族群互动，打破了当地原来族群文化一支独大的文化形态，使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路学视角的切入对边疆社会治理研究给出了有益的启示：既将边疆纳入到更大的区域背景中来思考，又需从边疆社会系统内部来考量；从社会文化系统多元性特点的角度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文化多元主体的协调提供正确方向、路径和机制的同时，整合并发挥社会力量对社会风险的调控作用；引导当地群众及时调整观念、适应新形势；适时调整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与地方发展的政策、合理平衡社会发展红利的分配比例，增强边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感，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从区域视野看，边境地区社会开放性的特点需加强国际事务处理合作的机制和平台，也急需创建相应的国际事务的法律体系、建立区域性的合作组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