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聂鸿音“西夏的帝师”讲座纪要

3月29日晚7:0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以“西夏的帝师”为题，发表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讲坛”第二十一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主持。

（线上讲座截图）

一、学术史的梳理

聂老师首先介绍了两条西夏资料里出现的“帝师”：在“俄藏 Дх 2822杂字”中，“帝师”一词出现的位置靠后，居于“皇帝、陛下、皇后、皇子……郡王、嗣王、公主、夫人”之后，这或许暗示出其地位并不是很高；在“俄藏 Инв. No. 748亥年新法”中，有“帝师修寺……”的记载。

接着，聂老师对有关西夏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对于西夏和西藏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开始了相关研究，如N.A. Nevsky论证了西夏一部分佛经或佛教著作是译自藏文的（1926）；王静如列出了佛教专用词的藏、梵、汉、夏四文对照表，论证了西夏文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译自藏文；陈寅恪专门做了《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并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1932）。此外，石泰安（R.A. Stein）通过历史地理和祖先传说探讨了西夏和木雅在历史上的关系，论证了西夏和西藏的关系远比现存文献所记载的更加久远（1947）；西田龙雄于1977年编写的《西夏译佛典目录》对中国、俄国现存的西夏文佛典文献进行了编目，其中明确指出有些著作可以与藏文大藏经里的作品相当。 

二、学术界关注的帝师

早些年利用藏文资料对西夏帝师进行研究的有：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对西夏喇嘛相关信息的整理（1987）、对拔绒噶举在西夏的发展和传播的研究（2004）；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对12世纪中叶从克什米尔到西夏的一名国师的研究（1993）；邓如萍（Ruth W. Dunnell）对西夏佛典文献翻译历史的研究（2009）等等。

藏文的帝师（ཏི་ཤྲི། ti shri/shrī）一词明显是汉语的音译。在藏文文献里，目前能够确定的帝师仅有两名：藏巴帝师和帝师热巴。

（1）藏巴帝师，又名藏波巴·贡却僧格（Gtsang pa ti shri，གཙང་པོ་པ་དཀོན་མཆོག་སེང་གེ或གཙང་སོ་བ།?-1218/1219年）是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དུས་གསུམ་མཁྱེན་པ།1110-1193年）的弟子，曾代其师应夏仁宗（1140-1193年）召请，从楚布寺赴西夏，夏仁宗去世后离职返回西藏。

贡却僧格意思是“宝狮子”。“宝狮子”一词恰好出现于西夏文献中，其具体的记载译成汉文是：“西番中国知晓三乘大巧智宝狮子师”（Кычанов, c. 513），他于1180年前后到西夏，驻锡贺兰山，与其译者慧照同在五明现生寺，传有《菩提萨埵所学道果一并诠释宝炬》，属于萨迦派的“道果法”，可与藏文文献中关于藏巴帝师的记载相验证。该西夏文文献中称“宝狮子师”，并非‘帝师’，或许表明他刚去西夏时还未被封作帝师？

（2）帝师热巴，又名喜饶僧格或桑杰仁钦（Ti shri ras pa，ཤེས་རབ་སེང་གེ或སངས་རྒྱས་རས་ཆེན། 1163-1236年），系藏巴帝师的弟子，1196年继其师任职于西夏，1226年返回藏地。其所传承教派拔绒噶举在今青海囊谦县得到传承和发展。

最近，张晓源《〈帝师热巴传〉史料价值初探》（《西藏大学学报》2021年3期）一文提到在布达拉宫新发现一本《帝师热巴传》，该文献对西夏帝师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和成果问世。

此外，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两名西夏帝师的存在：贤觉帝师和大乘玄密帝师。

（1）罗炤在《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中指出，西夏文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译自藏文佛经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ཡོན་ཏན་རིན་པོ་ཆེ་བསྡུད་པ་ཚིགས་སུ་བཅད，一位叫做“贤觉帝师波罗显胜”的僧人参加了此经的翻译工作。在西夏文献中恰巧也有“贤觉帝师波罗显胜”的名字，译成汉文是“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卧勒沙门波罗显胜”，可知当时西夏确有一位名为“贤觉帝师波罗显胜”的人。“贤觉”可能是封号，“波罗显胜”是名字，他主要负责帮助并代表夏仁宗校勘那个译本，未直接参与翻译工作，当然，这也体现出他作为帝师较高的地位。

张掖市博物馆存有“黑水建桥碑”，立于1176年，碑的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文和藏文。碑阳汉文记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碑阴藏文记载：“སྔོན་འཕགས་པ་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འོད་ཟེར་གྱིས་སྤྱིའི་དོན་དུ་འདིར་ཆུ་བྲུག་ཆེན……”，这里的“圣光菩萨”可能会是贤觉帝师吗？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这一假设。

（2）除贤觉帝师外，中国学术界关注的还有大乘玄密帝师智称。根据陈庆英《大乘玄密帝师考》（2000）《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2000）等研究，可以获知大乘玄密帝师的教义传承脉络大致为：“真实究竟名满（如来）…… >辣麻马巴（བླ་མ་མར་པ། 1002/1012-1097/1100年）>铭移辣罗悉巴（མི་ལ་རས་པ། 1053-1135年）>辣麻辣征（བླ་མ་ལྷ་རྗེ། 1079-1153年）>大乘玄密帝师”。1189年（仁宗朝末期），大乘玄密帝师仍在世，并曾赴印度学习十数年。

在西夏文资料中还有一段大乘玄密帝师慧称的记载，译成汉文是“中国大乘玄密帝师沙门慧称”，这里的“中国”指的是“西藏”，表明大乘玄密帝师在西夏有过活动。不过，在夏乾祐二十年（1189）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施经发愿文》、天庆元年（1194）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后序愿文》中均作“大乘玄密国师”；在《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吉祥上乐轮……要门》等（Кычанов, с. 487-488, 544-545）中，大乘玄密则是以“帝师”的身份传经。因此可以假设，大乘玄密帝师前期以“国师”的身份活动于西夏，后升为帝师。

三、小结

首先，西夏文献中的“帝师”仅见于佛经的款题，未记载具体活动。除贤觉外的帝师似乎都未直接参与政务。

其次，西夏帝师用藏语传授修行法，经人译成西夏文，且这些作品没有刻本、精抄本，可见其流行程度不及汉传佛经的西夏译本。

再次，西夏文献中有几人被称作“帝师”，但至今仅两人得到公认，其活动时间恰在藏文史料记载的两人之前，其先后排序为：贤觉帝师—大乘玄密帝师—藏巴帝师—帝师热巴。其中只有大乘玄密国师主持过皇家法会。四位帝师中，大乘玄密帝师和藏巴帝师之间没有师承关系，而帝师热巴迄今还未找到西夏文献的记载验证。

最后，根据目前面世的夏译藏文佛经，翻译时间最早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无量寿经》，于1094年译成西夏文。最晚的是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无量寿莲华赞》，由八思巴帝师于1258年所作，1293年译主党（Tow）宝幢吉贤译为西夏文。因此可见，一个王朝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一个文化或语言的废弃，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仍会延续使用和持续发展。

讲座结束后，听众提问踊跃，聂鸿音研究员对所提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最后，霍巍教授进行了总结点评。通过聂老师的讲座，我们看到一位严谨学者的治学风采，通过对西夏文资料的精湛掌握，对多语种研究状况的熟稔，对“西夏帝师”相关研究的学术史、现有资料和研究进展进行了细致梳理，从西夏文、藏文、汉文等第一手材料出发的综合研究，剖析细致，结论令人信服，同时也提升了我们关于西夏和藏传佛教的关系、西夏和西藏的关系、西夏研究与藏学研究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感谢聂老师为川大师生和校外听众带来的精彩讲座。

整理供稿：贡秋甲 审稿：张长虹 编辑：孙昭亮

（来源：川大藏学所，文章部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