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

李安宅（1900—1985），河北迁安人。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1938年赴甘肃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调查，后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1947年到1949年在美英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进藏任教。1963年任教于四川师范学院。1985年逝世。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的研究。宗教方面的专著有《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宗教与边疆建设》等。

于式玉（1904—1969），山东临淄人。1924年随父赴日，先在早稻田东洋音乐学校学音乐，1926年又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攻读文史。1930年回国在北京燕京大学教日本史并在燕大图书馆日文部担任编目。与李安宅结婚。1938年夫妻离开北平同往甘肃，在拉卜愣寺从事边疆教育工作。1942年与丈夫先后赴成都，应聘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教授。1949年参加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组建，随军进藏。筹办昌都小学、拉萨小学。

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

——忆李安宅、于式玉教授

王先梅 /文

入伍西征

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全国人民出生入死，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宣布实行国内各民族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得到各兄弟民族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为最后统一祖国大陆的伟业，党中央、毛主席1951年1月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党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把这个神圣、光荣而艰巨的“第二次长征”任务交给二野十八军。

“西藏”在军首长脑子里非常陌生，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地理条件、历史沿革等，脑子里还是个空白，只知西游记唐僧取经时遇到的许许多多艰难。长征时二、四方面军虽到过甘孜、道孚、炉霍，但金沙江以西尚未涉足，急需要了解情况，制定政策。

贺龙老总是及时雨，向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推荐两位知名学者，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到十八军。于教授是陈云副主席的夫人于若木、钟赤兵将军的夫人于陆琳的胞姐，她们曾向贺老总介绍过李、于教授的情况，贺老总知道他们多年从事边疆研究，并实地在藏族地区考察工作过，精通藏语文并操有一口流利英、日、藏语，是著名社会学、藏学专家，撰写过许多藏学论著，进军西藏正需要这样有专长、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两位教授的到来，军首长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张军长、谭政委亲自接收他们入伍，亲手发给他们军装。他们脱去西装洋服、花裙旗袍，换上草绿色的军装，神采奕奕，威风凛凛，顿成两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张军长兴奋地说：“留美、留日的教授、华西大学社会系主任、教授，研究西藏问题专家，他们也是我的好老师”。张军长接着说：“邓政委说得好，我们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靠政策吃饭，靠政策走路，以后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股力量，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王其梅副政委兼任军政策研究室主任，就介绍你们到他那里工作吧！”于是他们到了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

有一天，王其梅和李安宅站在地图前正谈着什么，军第二参谋长李觉来政策研究室，王其梅向他介绍李安宅，并说：“我们这里除李、于教授外，通过他们的关系又招来原蒙藏委员会和边研所的研究人员，现已集中十多位同志。有谢国安、祝维翰等民族学家、藏学家”。

李觉问：“李教授也准备进藏吗？”

“当然要进！”李安宅豪迈的说：“我们参军进藏可是贺龙司令员特批的”，他指着身上的军装“这身军装还是张军长、谭政委亲手发的呢！”王其梅手指着桌子上七言律诗：“这首七律就是李教授写的”。李觉拿起朗诵着：

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

伴同红旗浑忘老，尝尽江山不费钱。

半生蹉跎喜梦醒，万岁事业齐心干。

愿将余生献华夏，同庆百族共骈阗。

他赞叹地连声称：好诗！好诗！情真意浓啊！李教授谦虚地说“见笑了！”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的生平

李安宅，1900年3月31日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澈河桥白塔寨村一个书香世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他把所学的中国传统经典与文、史、哲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坚实的基础，对他后来研究中国社会大有裨益。他长期随父、叔在外，见多识广，思想比较开放，追求新事物。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学习刻苦勤奋，锲而不舍。中学时期就能把一部英汉字典背下来，堪称奇才。1923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24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社会系研究班，1926年经戍之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工作，被派到张家口苏联领事馆任英文秘书，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领事馆关闭，返回燕大边教边读，学毕留校，先后任社会学、哲学系助教，国际研究所编译员。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主要是民族学，发表了《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以中国为例评孟子论心》、《美学》、《意义学》等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当时学术界所瞩目。

这期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当地酒坊张家之女结婚，婚后他把妻子带到北平，在平民学校读书，不久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做平民教育的宣传组织工作，生一女不到周岁，妻子即死于肺病，他孤身无法抚育女儿，便把女儿送给他在齐鲁大学的挚友、我国著名藏学家于道泉。1930年于道泉的妹妹于式玉从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回国，经哥哥介绍和李安宅结婚，婚后李安宅有意识地让她多接触劳苦大众，第一次请她吃饭是到一个拉洋车人吃饭的小摊上吃的。他们开会也让她去通知，她骑车要跑上百里，这对一个二十年代家教很严书香门第的女子，又是国外留学生是件很难的事。李的这种主导思想对于式玉影响很大，她不但无抵触而且很快就适应，就通过了“劳苦大众关”。他这种主导思想，也始终贯穿在以后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学术思想和实际工作中。

他认为边疆这一概念不是以地理位置来确定的，而是以文化、经济状况来确定的。天津、上海、广州都在国土的最边缘上，但不被认为是边疆地区，反而是经济文化中心。内蒙、西康、甘肃、河南、河西走廊在地理位置上都相当靠近中部，因为文化、经济落后，所以被视为边疆。因此，为巩固国防，必须使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方面繁荣昌盛起来。他认为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是使他们摆脱贫苦、实现自强之本。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肌体的组成细胞，细胞强，肌体才会壮。少数民族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富了，边疆也就巩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兄弟，汉族有责任帮助落后的少数民族兄弟，为他们服务。

1930年北平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安宅的组织关系时断时续，1934年他接受罗氏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留学深造,和组织完全失掉关系。他在美留学中曾赴美国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从事印第安民族社会教育研究，这期间他写出《印第安祖尼的母系社会》，常为国际同行专家所引证。1936年又到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翻译了英国民族学家功能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和《两性社会学》，对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编译了《巫术与语言》一书。1936年末回国在燕京大学执教，同时撰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论著数十篇在报刊发表。1938年以《社会学论》集为一册由燕大出版部出版。

他治学严谨，一贯强调“社会学”应从社会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提出办法，而不应以政要的意志为转移，使学术符合政要的意志。所以，他在40年代初就以此闻名。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一位中国人随军记者萧乾的引路人。他虽曾两度在美国生活，但他毫无崇洋媚外之心理，民族自尊心很强，民族脊骨很硬，“七•七”事变后，燕大来了一位日本生物学博士驹并，他对司徒雷登校长说：“我是日本天皇特使，奉命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希望能介绍一个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敢说真话的人。”司徒雷登提出要保证谈话人绝对安全后，把李安宅介绍给他。

驹问：你认为这次战争将是谁胜？

李答：这场战争必将以日本战败而告终。

驹问：现在战场上中国一直节节败退，日军很快打到南京，中国首都都丢了，还不就是战败了吗！

李答：如果日本占领了南京，中国还可以迁都武汉，你再占武汉还可以迁都重庆。

驹问：日军追到重庆呢？中国就完了吧！

李答：还可以再迁都拉萨。

驹问：日军再追到拉萨，你还住哪里迁？

李答：你们要是真的追到拉萨，你再回头看看，东边的大部已经又回到中国人手里，可能首都还是在南京。

驹问：怎么会呢？

李答：日本是个小国，有多少人?能派到中国来的兵力最多一百多万吧，就算两百万！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县吗？两千个，一个县你最多只能派1000日本兵，可是一个县至少有几十万中国人，消灭你们那1000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日本能派到中国来的兵力，除了大城市，交通要道，军需重地必须重兵防守外，分到各县的兵力恐怕连300人都摊不到，所以，你们占领的地盘越大，消灭你们越容易，你们战败的就越快！

40年代在华西大学任教授期间，校内有很多美国、加拿大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他们在校趾高气扬，对中国同事有时粗暴、蛮横，美国兵开着车在街上横冲直闯，这种事要是被李安宅碰上，总要和洋人吵上一架。回家后就对家人说：“又骂得洋鬼子灰溜溜的说不出话来，这些洋鬼子不学无术，在国内可能连饭也吃不上，跑到中国耍威风。”家人说：“你把洋人说的那样草包，人家英语总比你好吧！”他说：要说物理、化学、医学，我不能跟他们比，我没学过，恰恰是英语，美国人比得上我的也找不出几个来。”“人家从小就说惯了母语，怎么会不如你呢？”他说：“中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中国语言水平高的有多少？够得上汉语专家的又有几个！一般中国人的语言水平恐怕也比不上外国的汉语专家。美国人像我一样下功夫把一部英汉字典都背下来的恐怕也找不出几个来吧！”

少数民族在汉族面前能取得平等地位，中国人在洋人面前能取得平等地位,是他希望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各民族繁荣富强起来，是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平等的基础。

于式玉，山东省临淄县葛家庄人，1904年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是山东省知名的教育界前辈，于式玉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924年随父赴日就读早稻田音乐学院，因不能忍受周围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辱骂弃学归国。她爱好音乐，善吹洞箫，性情开朗，乐于助人。1926年日本创办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复奉父命东渡考入该校本科，攻读文史，1930年毕业回国。在燕京大学担任日本历史课的教学，兼作燕大图书馆日文部编目工作，同时还兼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日本历史课教学。

她不仅是贤妻良母，丈夫的好助手，而又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她把丈夫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外甥女接来北平读书，在她夫妇的影响下，李的四妹和于的两个妹妹于若木、于陆琳在“七•七”事变后都去了延安，投入抗日洪流。她不仅赢得丈夫全家人的爱戴，而且也赢得丈夫家乡人的敬重。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北平办一所女子文理学院，请她出任院长，接受就是当汉奸，不接受必被杀害。正巧李安宅负有燕大派他去甘南考察的计划，出于民族大义，她决定和丈夫离家出走。她拒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事，一方面遭到公婆的反对，同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也出面劝说，要她和日本人合作，出任院长，否则就不给李安宅考察经费，连薪金也停发。她和丈夫说服了公婆，拒绝了司徒雷登的劝说，不要他的经费和薪金，把三个未成年的儿女留给公婆，忍受着抛家离子的痛苦，毅然和丈夫离开北平，经天津、上海绕道香港、越南、云、贵、川、陕等地，奔赴艰苦的西北边陲甘南拉卜楞藏族地区，这一别竟是十二年，其中三年音讯全无。她在京时曾教会儿子唱一首儿歌:“手心手背，狼心狗肺，小日本鬼，就怕中国的大刀队”，她担心儿子什么时候唱出来被日本汉奸听到了会惨遭毒手，她担心思念儿子，常常作恶梦吓醒、哭醒。

在拉卜楞的日子里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甘肃、青海、四川的主要寺院，保存着大量藏族历史文献和经书，是黄教有代表性的寺院。因为他们是从事人类学和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专门研究，他们开始实地调查研究藏族宗教问题，为了研究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情况，李安宅专诚师事寺中高僧旦爵窝撒尔喇嘛，感情很深，曾撰文《纪念我的喇嘛老师》一文。当时他们碰到两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这两个在群众中经常散布中国必亡的失败论调，李、于教授出于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常和他们进行辩论和斗争，最后他们处境孤立，便悄悄地溜掉了。

1925年的拉卜楞寺全景

他们到拉卜楞后生活很艰难，每月靠李安宅从郑州科院领取15元薪金维持生活，租一间一丈见方小屋，生活起居会客写作均在里面，为了和藏民打成一片，他们取了藏名，李叫索南木多吉，于叫央金拉毛，生活藏化、穿藏装，吃糟杷，喝酥油茶，刻苦学习藏语文。为了能站稳脚，取得当地上层人士的支持，他们广交朋友，当地驻军司令黄正清钦佩李、于夫妇的爱国献身、服务求实和吃苦精神，便结为好友，对他们的调查给予必要的支持，并聘请李任他的顾问，于任他夫人的汉语教师。

1939年争得当地上层人士的支持，于式玉创办了一所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女子小学，招收藏汉回族学生130多人，靠募捐和义务教学来维持。她以卓越的教学方法，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官办学校五年的全部教学内容。她与藏胞同忧患共欢乐，对贫苦学生像自己的儿女，教她们讲卫生，帮助她们梳洗打扮，他们的生活虽已很艰难，但还要从每月15元生活费中节省下一点资助贫苦学生，深受藏胞的爱戴和信任。

她除了办学以外，还和丈夫一起从事藏族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等社会调查研究，她的藏语文水平优于李安宅，在调查研究中她作记录，提问题，查资料，把她所知的情况提供给丈夫去进行研究，自己作无名英雄。

这期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李安宅写出了大量的藏族宗教、文化、民俗等方面的论著，如《拉卜楞的藏民文化促进会》、《拉卜楞寺大经堂一一闻思堂的学制》、《论回教非即回族》、《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拉卜楞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类别》、《从拉卜楞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拉卜楞寺的概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西藏系佛教僧教教育制度》、《拉卜楞藏民年节》、《关于藏之 （赞普）世系年代辩证》、《藏民祭太子山典礼观光记》等文章，不愧为中国藏学的先驱和专家。

于式玉随情所至也写了一些文章，除介绍一些藏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外，最主要的有两大主题：一是披露藏族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女子苦难的一生；二是和挑拨策划“西藏独立”的舆论针锋相对，从各方面论证藏族是祖国大家庭的兄弟成员，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的共识。

她著有：《藏民妇女》、《我们同院一个藏族女性》《藏民妇女之一生》、《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拉卜楞红教喇嘛现况与其起源及其各种象征》、《黑水民风》、《浪帐房》、《“拉娃”西藏人的巫师》、 《一个藏族借尸还魂的故事》、《娘奶》、《兰临途中见闻记》、《麻窝衙门》、《西北民歌》、《西道堂的商旅》、《漫谈番例番规》、《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 《桑科呼滩欢迎辅国阐化嘉木样呼图克图由藏返拉记》等。

她认为藏民大多数人的生活贫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和农奴制度，再者就是贫苦藏民的文化素质低，影响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她们怨恨前世业果不好，把现世看成苦海，因此，不得不为来世超生乐土而聚资财，不惜把今生所有统统布施出去，到处乞讨流浪也无不可。所以于教授特别强调重视帮助藏民提高文化知识。

她认为寺院在藏民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的中心，他们将古圣、先贤的著述遗业、文学、历史都制版成书。藏族有很高的文化，全部集中在寺庙里，应把集中的文化分布到民间加以扩展和充实起来。把没有训练的脑筋加以训练，十年之后就会另换一个世界，这是绝无问题的。所以她办学也是从我做起。

他们在拉卜楞艰苦辛勤的工作，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注意，说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否则，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地方，为贫苦藏民服务？!反动势力破坏、刁难、威胁、甚至寄子弹恐吓。李安宅1941年被华西大学聘为社会系主任、教授、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于式玉一人留在拉卜楞继续任教，处境更加困难，有不怀好意的上层人物，处处给她刁难，受到她的反对之后，就更想方设法的对她的教学加以阻挠、破坏，这样也达不到他们的目的，最后他们竟然向县政府诬告她有违法犯罪活动，当法院传到法庭讯问时，还找她的学生出庭作证，当这个学生看见她时不忍说话，后在他们施加压力下，这位女学生只好勉强说“她教我们学汉语、汉文”。女学生的话引起轰堂大笑，这场风波才急忙收场。但次年暑期，当地政府强行占了她的小学校舍，她被迫含泪离去到了成都，被聘任华西连续研究所副教授兼作藏文资料工作。1946年应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之聘，到图书馆作日文图书编目，还编写了约60万字的《藏学目录索引》。

1947年李安宅也应聘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任客座教授，讲授藏学。1948年应邀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藏学研究。这两年英美鼓吹“西藏独立”之风甚为嚣张，他根据在拉卜楞和西藏的调查，写成20万字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说明自古以来藏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宗教、政治等方面早已是中华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交耶鲁大学出版，因回国后不久中美断交，失去联系未得出版，1982年被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中根千枝教授发现，才由该所出版。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深入详细的调查报告。

十八军政策研究室

在进藏之初，中央和西南军区就从北大、清华、川大、西陲文化学院以及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散居在成渝两地的人员中调请专家教授十多人随军进藏。李、于教授入伍后也被分配到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两人非常兴奋，因为多年来他们自发的爱国行动，他们的学识，他们为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为社会人类学、藏学实地考察，调研所吃的苦得到了肯定和欢迎。有比较才有鉴别，现在他们的学识、专长，对国家、对兄弟民族的作用，比在拉卜楞时有了用武之地，这对他们夫妇来说，比什么都高兴。1950年初研究室全体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就迈上了进藏之路。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在高原缺氧、补给困难、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对西藏情况熟悉的条件，查资料，作调研，对拟定进军西藏有关政策方面，以主人翁的态度，认真负责的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人情、生活习惯、历史沿革作了尽己所知的介绍，并提出建议。领导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即写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基本政策》20多条，经军党委反复讨论、修改后报西南局，为西南局、党中央提供了制定《进军西藏十大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以后和平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都有重要的参考使用价值。李安宅、于式玉和其他专家对此均付出积极的劳动，作出卓越的贡献。

创办昌都小学

1950年10月19日昌都战役结束后，李安宅、于式玉即随军进抵昌都，12月27日昌都地区各族代表会议形成决议：“为发展藏族地区人民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应普遍建立小学”。1951年1月2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立即委托文教组负责人李安宅、于式玉两教授会同昌都各阶层人士共同协商办学事宜。1月12日召开了昌都办学董事会，会上推选昌都寺二活佛谢瓦拉为董事长，解委会副主任（昌都战役起义的藏军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摄金次噶、甲本慈诚、李安宅、于式玉和魏克为董事。董事会商定先办冬学，收生不受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信仰的限制，上层贵族和各族贫百姓均可入学，以学藏文为主，选修汉文。校址设在昌都西北角一座破旧城隍庙里，董事会成员像办大喜事那样为学校的筹办忙碌张罗。解委会和驻军52师给予大力支持，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就抽调藏汉族优秀干部。52师还派文工队员去学校帮助教语文、数学、教唱歌跳舞。

20世纪50年代的昌都小学

1951年元月中旬冬学开学了，格桑旺堆副主任和她的女儿拉觉旺姆、儿子强巴格桑以及佣人的子女阿宝，都是学汉语文的学生，同时也是教藏语文的老师。学员中有昌都寺大活佛11岁的帕巴拉•格列朗杰，二活佛谢瓦拉•察雅活佛，11岁的罗登协绕以及校董甲本慈诚等，还有许多成年人和儿童。藏汉文课都要开。教这样各阶层人士，文化程度悬殊的学生难度很大，别说是中、高师毕业生担当不起这个任务，就是师范大学毕业生也难适应这个特殊情况，幸好有热心于藏族人民教育事业的李安宅、于式玉教授。不久冬学发展为小学——昌都小学，这是全西藏地区首创的第一所小学。毛主席1955年2月23日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曾说：“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不多，修通两条公路，办了两个小学……”。这两所小学指拉萨第一小学和日喀则小学，但西藏高原办得最早的还应该数昌都小学。而毛主席把修路和办小学并提，可见办小学的重要。

两位大学教授为了发展藏族人民的教育事业，屈尊于小学老师，令人敬佩。他们一面负责小学的领导工作，一面当起藏汉语老师，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现编现教。于教授对学藏文的成年和儿童，先从30个藏文字母学起，李教授对几位特殊的学生，如帕巴拉•格列朗杰、罗登协绕、谢瓦科•格桑旺堆、甲本慈诚和学汉文课的学生，先从汉语拼音和中国、西藏、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等汉文名词教起。这些学生在两位教授的热心教育下，成绩显著，不但自己学到了文化，还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回到家中又教给父母、弟妹和亲友。当帕巴拉•格列朗杰和罗登协绕两活佛学会用汉字写“毛主席万岁”时，甲本慈诚5岁的儿子和蔡家荣的小儿子蔡东祺也可以写“解放军叔叔”啦！两位教授不但是学生的好老师，也是学生的好家长。李教授不仅管教学，连学生的生活、穿衣戴帽都管，对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也随时纠正。于教授对待女生象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关怀爱护，帮助她们梳洗发辫，扎各种花结，给孩子们讲故事，很快收到良好效果，普遍反映：孩子们比在家时聪明、伶俐、漂亮、懂事多了，家长们看到孩子们的可喜变化，都非常高兴。学生们不仅学习了文化，也学会了唱歌跳舞，把一个多年荒凉冷清的城隍庙变成了昌都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文化中心，昌都小学很快成了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新生力。

小学也是接受传播科学、卫生知识的阵地，1951年春天，学校召开家长会议，讲述防病治病的意义和重要性，会后在校生都种了牛痘，在学生的影响下校外的270多名儿童也种了牛痘。当地藏族老人回忆民国四十四年昌都流行天花，14岁以下的儿童就死了480多人，这种伤痛至今仍难忘怀。学生的家长格隆感激地说：“过去有钱的人才能种这种吉祥痘，我们农奴的孩子是没有这个福分的，今天金珠玛米给俺孩子种了牛痘，带来了大福”。学生的妈妈益西芝玛说：“过去我们有病无法治，现在是还未生病解放军就先给种了牛痘，再也不担心孩子生天花了，穷苦农奴娃子真有好日子过了。”昌都小学起到了民族政策宣传员的作用，对加强藏汉民族间相互了解、增强团结、民族和睦起了极其良好的作用。

在两位教授的努力工作下，学校发展很快，学生不断增加，城隍庙已不够用，决定扩建，谢瓦拉活佛的父亲拉旺想乘机发财，忙派乌拉差役砍伐一批木材，要价很高。董事甲本慈诚对此极为义愤，亲自带领他管辖下的藏民百姓到杂曲河上游的原始森林去砍伐木材，在外待两个多月，因受原始森林寒冷和潮湿的侵袭，身染重病，当我医生闻讯赶到抢救时，病魔已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临终遗言，还嘱咐伙伴们“回去后向解委会领导和李、于教授致歉，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要告诉我的妻子和子女们，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好好帮助解放军……”。昌都小学师生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为这位维护藏汉团结的爱国主义者，热心办学的董事，李、于教授诚实可亲的藏族挚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路过昌都时，听到这位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甲本慈诚的事迹深受感动，专程前去慰问他的家属。

“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因工作需要，李、于教授要随军去拉萨，消息传开后激起很大波动，校董和家长们纷纷去找解委会领导，要求把两位教授留下来，动身前几天，从早到晚都被三五成群的学生们缠着，恳求他们不要走，两位藏族女教师娜珍和尤珍也缠着要求他们留下，要不就带着她们一起走。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竟有这么多的学生、教师、家长、校董和他们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成为大家需要的人，离不开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幸福！如果说他们也有个人追求的话，这种幸福就是他们的追求！

开办藏语文训练班

1951年他们随军部进驻拉萨不久，在仲吉林卡开办了藏语文训练班，谭政委任董事长，徐爱民任训练班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李安宅任教育长，于式玉任教务办公室主任，董振华任行政科长，张振元任供给科长。训练班主要学习藏语文，同时设有印度乌尔都文和尼泊尔文班，后随着形势发展，又开设了英语文和汉语文班，共收学员1250多人，编5个队，多数是部队连排干部和地方机关一般年轻干部，也有部、处级干部数人，文化程度中学生占多数，也有一部分大专生和极个别小学生。专家、学者汇集藏训班，曾被誉为“西藏当代的高级学府”。师资力量很强，有社会学家李安宅、于式玉，精通英、尼、藏、汉语文专家谢国安，精通藏语文的刘立千、张西申、傅湘以及语言学家金鹏，佛学专家韩镜清，社会学家林耀华和研究生王勇等。

李安宅、任乃强、刘立千三位老友在一起

在创办藏训班的过程中，藏族上层高级知识分子察珠活佛，姜乐金公和才旦卓嘎等给予了支持。还聘请了雪康吉仲、土登尼玛、霍尔康色、金钟•坚赞平措、汤麦、贡觉伯姆、车仁•钦卓玛、桑林、次仁白珍、桑颇晋美、崔科、德央、赤旦布则、索朗班觉、央金卓嘎、江建、扬兼、卓嘎、次仁央宗、错哥、德洋、贡曜喇嘛、孜仲•强巴旦达以及英语文教师噶雪、登珠、三多仁青等。还有通晓汉语文的回族教员马嗣信、丁毓明、马效耕。多系义务教学，他们认为在藏训班教学负有政治声望，因此积极性很高。住宿条件很差，学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进藏途中用过的破旧不堪的帐篷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具除临时做几块黑板外别的没有其他东西，在露天坝上课，膝盖当课桌，忍饥受冻，毫无怨言。边学习，边备战（闹伪人民会议），边修建校舍。李安宅教务长带领于式玉、谢国安、金鹏、韩镜清、祝维翰、傅湘、张西申等老师通宵达旦编教材。他们有的已年过半百，有的已年逾花甲，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日夜操劳。徐爱民同志当时曾写诗一首“杨柳丛中数盏灯，深夜仍闻读书声。藏训班里几尊翁，编译教材到鸡鸣”。

创办汉语文班——社教班

1952年“五•四”青年节后，十余名贵族青年要求入学，又成立了汉语文班，又称“社教班”。很快发展到60—70人，西藏“伪人民会议”对贵族青年进社教班很不满意，用造谣、威胁、恐吓、引诱等软硬兼施办法进行破坏。相反，他们越破坏来的学生越多，这些贵族青年大多数在国外读过书，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和革新要求，他们敬重学识，李、于两位教授在美国讲过学，任过教，在贵族阶层和学员中有一定的威望，很受敬重。这批青年在社教班学习很活跃，雪康吉仲、土登尼玛、汤麦、贡觉白姆、桑林、次仁白珍、崔科、德央、才旦普赤、桑颇晋美、姜乐金、央金卓嘎、白玛生格等在宇妥小礼堂登台跳舞，影响很大。因此，社教班在拉萨也颇有一点名气。

通过家访上层知识界重要人物，有个别嘎伦，多数是扎萨以下官员，达赖喇嘛的哥哥、姐姐、姐夫也不断来藏训班参观，因此，藏训班有“小统战部”之称。通过社教班进一步摸清拉萨各阶层的政治态度，贵族八大家的世系和他们之间派系斗争，对我们当时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民族政策带来一些有利条件。1952年10月藏训班改为藏语文干部学校，谭冠三政委兼校长、党委书记，慕生忠兼第二校长，于式玉任副教育长兼教育办公室主任，她编教材、刻蜡版、推油印机，还要组织专家编写教材，经常带病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一反过去寺院教藏文逐个字母教学和先讲繁琐语法的老式教学方法，改用规范化的拼音教学法，这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汉族学员在三个月内就学会讲藏语，并能登台用藏语宣讲。

李安宅于同年8月调出，和多杰才旦、陆一涵去创办拉萨第一小学，张国华任名誉校长，达赖的经师任校长，李任第一副校长，这所小学就是毛主席说的“办了两所学校”的其中一个。

李、于两教授在藏工作五年，为发展西藏民族的教育事业，他们亲自任教，耕耘拓荒，用心血培育成长起来的藏族学生们，现已遍布全西藏各行各业。在两位教授桃李满天下的今天，藏族人民怀念两位教授。

由部队转业内调

1956年西藏工作收缩前夕，两位教授内调转业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张军长希望李教授回内地设法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走时，他们特别珍惜参军进藏后的这段生涯，他们一贯想要实践的事业，在组织关怀支持下顺利进行了，实现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体验到了做一个为大家所需的人的幸福。因此，他们选择保留了军队级别。李为正师级（地方11级），于为正团级（地方14级），这样她就不够教授级了（13级和教授级才算高干）。但她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看重金钱和物质享受，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一位知名学者、教授可以到艰苦的西藏屈尊任小学教员，自编自教，可见其品德高尚。她可以省吃俭用，从最低生活水平中节省下一点钱来资助贫苦学生，到西南民族学院后也是如此。但她对自己的子女却要求甚严，一再告诫：“要学会省吃俭用，过清贫的苦日子，钱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只会养成大少爷作风，大少爷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

两位教授在藏工作五年，深受藏族各阶层人民的爱戴。“李教授、于教授”在藏族和汉族干部中是个响当当的“尊称”。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位教授被列为地主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被冤、被整、被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的于式玉教授因患乳腺癌于1969年8月6日含冤逝世。李安宅教授于1985年3月4日去世。

1987年国务院和民委决定出版李安宅、于式玉两教授的全集，并拨款20万元，同年9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二位教授的遗著编辑委员会，1990年底文集已全部出齐。

（本文选自《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作者王先梅，十八军老战士，曾长期在昌都、拉萨工作。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