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均先生遗作：简述历史上的汉藏文化交流

吴均先生遗作

简述历史上的汉藏文化交流

在我国，藏汉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公元前两千年前，传说中苯教就在青藏高原传播，苯教文化已渗透于我国西部羌人各部，也进而东向与华夏文化交流，藏文化和语言中对华夏人及其以后的汉人始终称为嘉（rgya），这就是夏人“夏”的对音（古汉语中“夏”读为“嘉”），一直使用至今。据苯教史中说，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周部落（即周朝）先王周公季（苯教史中作kong-tse）和苯教的敦巴辛饶是促进周（汉）羌（藏）文化交流的两位大师。敦巴辛饶与周公季交流了占卜学、医药学等，并在今甘肃永靖县（刘家峡水库）的石山下，修建了象征周、羌文化交流的炳灵寺（byams-vbum-gling），寺后山崖上，刻有敦巴辛饶的石像（其后佛教于公元初传入中国，石像改为本师弥勒佛的像）。

羌人，古称西羌，也叫诸羌，是我国西部的最大的部族。汉族历史上的炎帝和黄帝两部族，都生在西部羌人之中，与羌人有血肉关系，通常呼称的“炎黄部族”就是现代的汉族和藏族的史前先民，其发展如下：

炎帝部落（姜姓羌人）－黄帝部落（姬姓羌人）－夏人－商人－周人，在此以前中原各部落已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融合成为华人，夏人，周时称为华夏，藏文古代史中所谈的“四方四国”中“东方之嘉（shar-gyi-rgya-nag-gtsug-lag-rgyal-po）”，周以后，秦统一全国，其后继者为汉朝。自此以后华夏人被称为汉人，相沿至今。

留在西部的羌人，由于部族众多，公元前后，分向不同方向发展，其向南、向西南发展者分别成为现今的彝族、纳西等族，其留在青藏高原者，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心，一直“部落分散”。各个部落，在历史发展中大多以部落之名自称。这一系统中，其东向发展的一支，在公元四世纪，于四川建立过成国，在陕西、甘肃一带建立过前秦、后秦等国，最后于五世纪初合并了鲜卑北魏，融入汉族之中。其留住在甘青一带者，我们看到汉朝时代甘青一带羌人的地名，如榆谷（热贡）、庄浪（vbrong-lung)、姑臧（dgo-tshang）、张掖（vbnmg-yul）、乐都（lung-mdo）等等，都是藏语的地名，因而不难肯定这些羌人都是说藏语的，是现今藏族的先民。四世纪时，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与来自内蒙的鲜卑人吐谷浑部在甘青地区建立了吐谷浑王国（藏文作va-zha），先后历三百五十年；另一部分为党羌（藏文作mi-nyag），处在今果洛及甘、青、川交界一带；又另一部处在康区，分别称为嘉良羌（rgyal-stong-ba），附国（bod）等；又另一部处在今玉树等地区，称为苏毗（sum-pa）、多弥（stod-mi）等；处在今西藏者，则称羊同（zhang-zhung）、藏博（gtsang-bod）和雅隆“卜尔嘉”（spu-rgya，唐时译作讣悉补野）等等小部。

公元七世纪前后，yar-klong-spu-rgya王室兴起，汉文译为吐蕃（stod-bod），先后合并了苏毗、藏博、羊同、附国、党项（党项即党羌，stod-bod）其中一部分，东迁宁夏。后建西夏王国（mi-nyag-gha）等部，在今玛多黄河一线与吐谷浑对峙。与大唐通婚，迎娶文成公主，派贵族子弟钦陵（mgar-khri-vbing）、仲琮等去大唐留学，同时，大唐派僧人到吐蕃协助译经，汉藏文化交流全面展开。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与大唐以日月山为界。公元756年，大唐发生内乱，吐蕃军队越过日月山，逐步东向推进，占领了唐陇右各地，直至今甘肃六盘山、清水、同谷（gong-gu-dmu-ru，今甘肃陇南同谷县）一带（见拉萨大昭寺前唐蕃会盟碑）。陇右地区的百万汉族人和全部羌人，逐步融合于吐蕃之中。汉藏文化交流在唐与吐蕃的推动下有突出的发展（如藏文大藏经的翻译有许多汉族和尚协助），我们还看到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汉族文献被译成藏文。

公元842年，藏王朝朗达玛被杀，吐蕃内乱，其甘肃武山洛门镇将论恐热造反，陇右河湟、洮岷、河西等地，受他的残酷杀戮，赤地千里，吐蕃在甘青一带的统治，全部瓦解（论恐热于公元866年被唐将拓跋怀光从今化隆生擒至乐都处死）。拉萨王室，也分为二，征战不休。公元869年，吐蕃全境爆发奴隶大起义（vbangs-gyen-bg）。吐蕃王国崩溃灭亡，卫藏康一带，仍成为部落分散状态。

公元十一世纪初，阿里王室的后代宗喀王嘉赛（汉文译作“唃厮啰”（jo-sras-lags）及“嘉勒斯赉"（rgyal-sras），公元997-1065），逐步统一河湟、洮、岷、河一带藏族（包括部分汉族），建立了唃厮啰地方政权，其后内部分裂，宋军于公元1103年进入河湟，唃氏子孙归宋，但仍担任地方首领，这一阶段，汉藏文化进一步发展，如点燃后宏期佛法火炬的喇勤贡巴饶赛大师受戒时尊证师有二人为汉族和尚。1074年，宋王朝在岷州修建广仁禅院（僧人为藏族），唃厮啰时代青唐城西（今西宁）的佛寺，都是宋王朝资助修建的。宋王朝进入河湟后，公元1105年，在熙河兰湟鲁置番学，这是中央政府在今临洮、临夏、兰州、西宁等处设置藏族学校，把藏文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的开始。

明清时代，藏汉文化交流规模更加广阔。明朝在内地刊刻了藏文版大藏经（甘珠尔及丹珠尔），分发于藏区各寺院，这是藏文大藏经的最早刻制。明时中央政府设宗教机构，藏族学者都任职其中，明“西番馆”中的《西番馆来文》及《西番译语》，为明代最早在内地刊刻的藏汉合文的词汇及官方文件。清时，官方刊刻《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及章嘉著汉藏梵三体的《贤者之源（dag-yig-mkhas-phavi-vbyung-gnas）》等，都是有关汉藏文化交流的辞书。

民国以后，政府和学者们对汉藏文化交流，极为重视。二十年代北洋政府选派一部分僧人学生，由大勇和尚率领赴藏学习藏文，惜被当时藏军阻于甘孜，不能进藏。其中，以私人朝圣者身份入藏学习藏文者有法尊法师、严定、陈文等。在军阀混战时代，这些人以个人身份为汉藏文化交流而艰苦努力的毅力，实令人钦佩。

1914年前后，湖南人黎丹担任西宁道尹，他自己刻苦学习藏文，后来促进西宁藏文研究社，以“研究藏族文字，促进汉藏文化”为宗旨。青海省成立后，改组为青海藏文研究社，培养的杨质夫、陈显荣对藏文有深厚的造诣，还有蒲涵文、吴均、侯生桢、沈桐清等的许多人才，出版《藏汉小辞典》、《翻译名义大集》、《藏汉汇话》等多种图书。黎丹等人又于1934年亲赴西藏深入研究藏文化，国民政府通过黎丹邀请了西藏著名学者喜饶嘉措赴南京，聘为国立五大学藏文化讲座（教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并以汉蒙藏合璧形式刊行蒙藏期刊，以藏汉合文印行抗战文件，修改藏族学校课本等未尝少息。青海藏文研究社之《藏汉小辞典》，抗战时在北平等书店分别被影印发行，对藏汉文化交流有不少促进。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重视下，汉藏文化交流，藏汉图书刊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本文选自《青藏高原论坛》，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