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法唐：一部伟大光辉的历史文献的诞生——写在《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首发式

编者按：2001年，在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编纂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岀版发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为此专题撰文《一部伟大光辉的历史文献的诞生——写在〈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首发式》，发表在《中国藏学》杂志2001年第4期上。今天，我们再次阅读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坚定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在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以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编纂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岀版并开始发行了，这是一件意义重大也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这一珍贵的文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多杰才旦同志和我之所以积极建议和支持编纂出版，是从西藏51年血与火的斗争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第一代其他领导人支持、参与下，出于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及对西藏的热爱和关注，为使西藏人民早日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对西藏解放和革命、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指示又多又及时，还特别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可以这样说，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极其复杂的西藏问题。

50年前，祖国大陆最晚解放的西藏地区，内受封建农奴制的桎梏，外有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有民族、宗教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特别复杂，斗争特别尖锐。解决西藏问题的工作非常艰巨和艰苦。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作出一系列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策略和战略战术的指示，使一些问题迎刃而解，甚至有时是转危为安。《文选》中收集的毛泽东同志1949年至1961年这十多年关于西藏工作指示的电报、书信、谈话等文稿，涉及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维护执行协议和平息西藏叛乱、民主改革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又特别精辟。这些指示，既有从全面着眼的施政方略和大决策，也有看起来好像仅仅是细微末节，但都同毛泽东同志宏伟的战略思想相联系，具体地反映出他解决西藏问题的构想、布局和观点、方法。

伏案灯下，阅读《文选》，抚今追昔。5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冷静沉着地洞察一切，在复杂尖锐斗争面前的运筹帷幄，为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精心研究，谨慎对待，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所采取的灵活机动的策略等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不禁又浮于眼前。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处于水深火热的西藏地区和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西藏”的图谋，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就毅然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决策。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鉴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从总体战略上考虑，早已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问题纳入“向全国进军”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既定目标，并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做过几次调整。1949年8月6日，在发给西北战场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开始他曾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第二野战军，但由于西北战场发展较快，又确定由西北局担负进藏的主要责任，西南局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后来根据彭德怀同志关于“西北进军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的报告，于1950年1月2日再次将进藏任务交给了西南局担负。从此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敏锐果断，为我们解放西藏赢得了先机。

毛泽东同志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性，方式方法的灵活性表现的非常突出，这也就是他英明、伟大之所在。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解放之，但美英帝国主义等多方威胁干涉，阻挠解放军进藏。毛泽东同志顶住他们的压力，排除他们的干扰，提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还曾提出，西藏问题任何外国无置喙的余地。就是在美国侵略朝鲜，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没动摇解放西藏的决心，但都是以外交原则灵活地做了恰当的处理。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特别是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极力对抗和阻击人民解放军进藏。解放军虽然必须进入西藏，但毛泽东同志表示“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这一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中央决定进藏的开始就非常明确，但能否实现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在我党从各方面利用各种渠道釆用各种方式争取实现和平解放西藏无效，我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时，毛泽东同志仍明确提出“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放”。说明毛泽东同志虽然坚持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但又非常灵活，两手准备，需要打时还是要打，只不过是以战求和。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后，以十八军为主的几路部队，根据协议进军拉萨等国防要地，随后就是如何站稳脚跟和维护执行协议问题。我们刚刚放下背包不久，西藏地方政府以司曹（代理摄政）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首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就操纵伪“人民会议”公开反对协议，制造骚乱，妄图将我军赶走。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一方面坚持协议主要精神，敦促达赖撤销了两位司曹的职务，严肃处理了伪“人民会议”事件，但在实际上又做出了重大让步，对两司曹只撤职没査办，毛泽东同志指出：“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他还指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这是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坚持原则和灵活处理问题的又一重要事例。

西藏解放前，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汉藏民族间的严重隔阂和西藏内部不和。毛泽东同志把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作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根据协议和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把统战工作定为西藏的主要工作。西藏上层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人物，有相当的代表性。达赖当时占有西藏绝大部分地区和群众，在西藏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其他藏区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叛逃前的政治态度处于中间状态，常常是摇摇摆摆，有时又是两面应付。为解决西藏问题，当时把他作为主要争取的对象。后来发现他支持叛乱和出逃，毛泽东同志改变了态度。班禅一直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理所当然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团结扶持对象。因此，当时统战工作的重点是“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在此前提下开展影响群众工作。从1956年起，西藏发生局部叛乱，为了团结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方面要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事件严肃处理，但同时又要求进藏部队通过积极工作，化解矛盾和加强自卫。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后，毛泽东同志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中央明确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但就是在这种时候，对未叛地区仍实行和平改革，对未叛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从而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到最低限度，达到了既消灭剥削阶级，又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目的，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处理问题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所遵循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针，就是特别强调“慎重稳进”和“稳定发展”。协议签订后的当天下午，就特别交待时任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同志，“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52年4月1日，他又指示“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考虑到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和我们缺少经验，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五十年代，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在1952年4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明确规定“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正是这一“慎重稳进”方针和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使我党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得以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很快得到纠正，保证了西藏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事实证明，那些不谨慎，没有认真按照中央指示和规定做的，都碰了钉子，造成了损失。

1956年，由于我们仍对形势估计不当，过早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但因工作基础、工作准备、上层态度等条件不成熟，毛泽东同志发现后立即刹车，果断地确定至少“六年不改”。平叛改革后，我们急于搞合作社，并搞了一些试点。毛泽东同志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他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改革，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并明确规定，在民主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以后，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西藏急于搞的合作社试点不但不能搞，搞了的都退了回去，并确定5年不办社，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个体经济。所以西藏从平叛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一时期被人们誉为第一个黄金时代。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一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把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的文稿收集成册，以翔实的史料向人们展示了毛泽东同志当年作出的英明决策和党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毛泽东文集中关于民族工作的空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宝库，是我党理论工作者为后人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一大贡献。当前，在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下，西藏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内外各种复杂的新情况。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解决西藏问题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天搞好西藏工作，带领西藏人民早日实现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来源：《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作者阴法唐，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原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