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摘要】文章探析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特征兼有、宗教氛围浓厚，还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分裂势力活动猖獗的西藏地区，开展维护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制度变革、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改造和形成治藏方略的成功历程，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的传播，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主要内容、实现方法、基本路径、重要标志，旨在厘清史实脉络，彰显其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张云，1960年6月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原文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D633

西藏地方是大陆最晚解放的省区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复杂的国际环境、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曲折的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方的工作走过了几乎完全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历程，具有突出的特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积累下宝贵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经营西藏的实践中先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然后开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西藏传播的历程，在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藏族及西藏地方发生某种联系，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红军经过四川康区，还包括红军离开后，曾经担任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副主席的五世格达活佛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到西藏，在哲蚌寺学经十年依然保存着博巴政权的印章和红军遗物；藏东革命党拉萨茶馆的地下活动；根敦群培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并在为“西藏革命党”设计的党徽中包含共产党党徽元素等。

但是，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方既没有建立根据地、党组织，也没有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前并没有在西藏地方传播并扎下社会根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一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主义势力影响和破坏，还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介入中国西藏地方事务的美国政府，都对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持抵制扼杀立场，其所支持的西藏地方分裂势力更视共产主义思想为洪水猛兽。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性造谣丑化宣传，在西藏这块相对封闭的地方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形势，特别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不正常的关系，噶厦政府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措施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支持下发起的“驱汉事件”（驱除在藏官兵），1949年达扎领导下再度掀起的“驱汉事件”（驱除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既严重破坏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乃至阻断了人员往来联系，还让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力量遭到迫害打压，形成了白色恐怖的局面。四是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西藏宗教上层当权者既担心共产主义会导致自身失去固有权益，又顾虑“无神论”思想对佛教信仰带来冲击；信教群众既受到旧思想控制而相信轮回宿命，又受到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污蔑性宣传的影响，西藏地方缺乏新思想传播的社会土壤和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史来看，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在西藏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并发展共产党员，因此谈不上在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影响和发动群众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在西藏地方缺乏组织建设和思想舆论基础，却有着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包括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年代业已走向成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并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全新的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全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局面初步形成并迸发出建设美丽国家的豪迈情怀。相比之下，西藏地方则呈现迥然不同的状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社会呈现出黑暗、落后和停滞的状态；农奴遭受残酷的压榨和掠夺，没有人身自由，更无生产积极性；掌握政教大权的三大领主绝大多数颟顸无能、浑浑噩噩，缺乏变革和促进西藏地方发展进步的意识，而支持西藏地方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美、英等帝国主义势力，只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并给中国制造麻烦。这就让党和国家有充足的资源和充分的自信来解决西藏问题，至于采取军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主动权完全在党和国家的掌握之中。

（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政治解决西藏问题

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时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按照“北平方式”实现大陆剩余地区解放的可能性增加了，提出“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以强大军事做后盾，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已成为党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共识。

1949年2月，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指出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有利于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但是，境内外分裂势力错误估计了形势，开始加大“西藏独立”步伐，促使中共中央将解放西藏纳入优先解决事项议程。1949年7月8日，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从而制造了“驱汉事件”。1949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决定派所谓“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而此前的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露丝·培坎（Ruth E Bacon）在备忘录中提出：“假若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整个中国，或者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对待。”1949年8月，美国罗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父子以“哥伦比亚广播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达扎进行了密谈，鼓励西藏建立游击队，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英明的决策，保证了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顺利贯彻和执行。

（二）高度重视经营西藏的特殊和重大意义

藏族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解放西藏的决策到慎重稳进方针的制定和中共中央决定西藏重大事项出台，再到毛泽东亲自谋划西藏巨细一切事务的工作方案，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经营西藏和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西藏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在对进藏战士的动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说，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在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目的是引起广大官兵的高度重视。

（三）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近代以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人民将理想变为现实。帝国主义侵略是产生“西藏问题”的根本原因，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粉碎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的“西藏独立”阴谋，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立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营西藏的过程中，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放在核心位置，坚持不懈地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1950年10月21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在向中方递交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备忘录的同时劝诫中方说，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章汉夫指出，中国参加联合国和中国解放西藏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希望西藏能以和平方式解决。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同月28日，毛泽东批示回应印度的“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在涉及国家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来没有半点妥协和含糊的地方，不给外国势力插手西藏事务任何机会和幻想。

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结束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促成各民族的大团结是一项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会上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要解决民族团结的问题就必须先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给十世班禅回信中强调了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中指出：“今天汉族和藏族的团结和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样，是反帝爱国的团结。”把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统一起来，相辅相成。10月18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人不分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都可以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

中央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汉藏民族的团结，而且也包括西藏内部的团结。1954年中共中央指出：“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针对当时国际国内一些人试图从分裂主义立场出发，把中国等同于汉人，把少数民族地区视同为国家的恶劣做法，毛泽东亲自加以驳斥。1959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的资产阶级骂我们平叛，“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很……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同年10月22日，在同班禅等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领袖亲自做纠正谬误的理论宣传工作，明辨了是非。

（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西藏，发展经济、文化、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了西藏必然和全国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只是分反帝反封建、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等，要把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还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中央的帮助下发展西藏地方经济、人口和文化的具体构想，毛泽东指出：“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西藏人民必须经过民主改革，才能获得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造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我们主张的民主改革，不管采取多么和平的方式，都不能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在民主改革中，要成立农民协会或者农牧民协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的领导权应当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1955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出：“在党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经过国家对西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多的长期的援助，同时在西藏民族内部完成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上，西藏民族可以通过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自己的道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选择。

（五）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请示中央拟定的和谈四条件中，在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之后，便是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同样，《十七条协议》中的第三条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与西藏地方领导人谈话，或者有关会议中，反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并与国内其他各民族建立像兄弟一样的友爱互助关系，共同建设新中国和新西藏”。

1952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区民族代表致辞时提出，要“更有计划地大量培养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更有效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生、教育及其他经济文化事业，更加注意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同年12月16日，中央进一步指出：“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的对象大体有三种人，即爱国知识分子，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人民有联系的中上层领袖人物。在西藏地区，目前将以僧俗爱国知识分子和在人民中有影响的中上层人物为主”，在条件成熟的昌都、日喀则地区办短期政治训练班或学校，在卫生机关和贸易机关开办初级训练班等。

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同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政协副主席。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参观团时说：“实行区域自治的各民族的事情都归本民族自己管。”1956年2月，毛泽东再次对藏族代表人士说：“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既是前一个阶段贯彻《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成果，又为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8年，已吸收和培养6128名藏族干部和学员，发展了1190名藏族党员，1934名藏族团员，建立和发展了爱国青年、妇女的组织，从而为实行民主改革、建设西藏打下坚实的干部基础。

（六）依法治藏、长期建藏、慎重稳进、中央决策、争取人心、夯实基础

在20世纪50年代西藏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工作原则，包括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央决策西藏事务的原则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则同样是经验和智慧的凝结，诸如遵守《十七条协议》，依法治藏。《十七条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认真协商后确定的，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毛泽东反复强调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原则立场，他在《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5月26日）讲话中指出：“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

长期建藏的思想在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即已形成，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由三年一轮换，以励士气，到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转换。与此相关的是富民兴藏，早在1952年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毛泽东就强调，中央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进藏人民解放军就是这项政策的执行者、践行者，他们义务为百姓治病防疫，根据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统战工作赢得了部分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而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得到了西藏广大群众的真诚爱戴，通过看了八年，比了八年，群众做出了跟共产党走的坚定抉择，成为西藏顺利开展平叛和民主改革的重要保障。

至于修建七一、八一农场站稳脚跟，1954年修通青藏、川藏两条公路，并开展与南亚地区的贸易，1956年建成当雄机场，以及实行民主改革、培养干部，大力兴办教育、医药事业，采取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等，都为西藏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七）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动宗教改革，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在西南局1950年5月11日提出的关于解放西藏的四条原则、6月2日的十项谈判条件，以及最终的《十七条协议》中，始终保持的其中一条就是实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

1950年11月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贺龙、邓小平颁发公告，郑重宣布：“我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为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之风俗习惯，必须切实保护各地喇嘛寺庙，未经寺庙主持人许可，不得在寺庙驻军，不得损毁寺内之一切建筑、经典、佛像、法器等，不得干涉僧众举行宗教仪式。”这些政策在藏传佛教广泛信仰地区，既赢得了西藏上层的理解，又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对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和沟通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评论说，中共当局采取分化瓦解西藏宗教集团的策略，得到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的公开支持，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诺的信心，这样，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保障。”应该说，戈尔斯坦说对了一半，前半部分说得并不正确。因为当时西藏地方达赖、班禅方面长期处于隔阂乃至对立状态，恰恰是中央政府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班禅的历史地位问题，促成了格鲁派两大活佛之间、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之间的团结。

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26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极端谨慎对待宗教问题等的四点指示》发布，其中第一点就是“必须充分估计到佛教在西藏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人民中享有的很高的佛教信仰，同时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国际关系、在西藏地区怎样对待佛教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时，参观团团长拉鲁·次旺多吉说：“以前，听到解放军要来有点害怕。真正来了以后，看到解放军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帮助人民解决困难，顾虑打消了。”可见，这些工作确实推动了一部分宗教上层人士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1959年西藏地方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宗教问题：“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关于如何进行改革，毛泽东在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指出，“我赞成有几千个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就是要逐步改革藏传佛教传统的学经方式和学习内容，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传播是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开始的，人民解放军既是这一理论的传播者，又是践行者。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大量身体力行做意识形态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一）进军西藏，成立党的机关工委

经营西藏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实践的过程。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给中央并转西南局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和西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经营西藏。西南局当即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报告，拟定以第二野战军的第十八军入藏，在党组织方面，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1952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在拉萨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共西藏工委的组成及各部委人员名单。1952年3月7日，中央确定由张经武任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任第一副书记，谭冠三、范明为第二、第三副书记。西藏工委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贯彻和执行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西藏情况，提出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筑路运输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复杂艰苦的工作，从而领导和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这个时期的西藏工委不仅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还为西藏后来党的工作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9月1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张国华为第一书记。

（二）从释迦牟尼代表老百姓利益，是一个改革家谈起，解决围绕佛教与共产党无神论之间的所谓冲突问题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提道，不仅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也要把世界的事情搞好，并借助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为免除众生的痛苦，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的故事，强调在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痛苦这一点上，信佛教的人和共产党人“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与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再次谈起释迦牟尼王子不做，和老百姓在一起，做了群众领袖。为把长期被歪曲的共产党的宗旨纠正过来，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初衷谈起，并在帮助普通百姓和解除压迫剥削这一根本共同点上关联起来，引起了共鸣，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达赖、班禅思想方面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地方，赢得了他们高度认同。

（三）通过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适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领导作用

1951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班禅的电报中指出，“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这里突出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1953年3月8日，毛泽东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指出“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这些都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1955年2月23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达赖喇嘛表示：“正如主席指示的，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还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达赖本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

1955年10月23日，在毛泽东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时，青年团负责人悦希凭卓说：“我1951年在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青年团……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带动广大青年参加祖国建设，并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西藏地方上层代表人物的发言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不断增强和巩固。

（四）兴办干部培训班，创立西藏公学等，既培养了人才，又初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1949年11月14日）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培养藏族干部始终是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有效途径。

西藏的干部培养，20世纪50年代前期以培养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为主；后期则以培养翻身农奴及其子弟为主，并且从民主改革以后积极在藏族中发展党员，他们积极掌握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开展工作，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

民主改革既是一场社会变革，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西藏地方从以政教合一制下的传统佛教神学思想为主导过渡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分水岭，实现这一转变的方法也是非常成功的。

（一）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党的干部，建立各级党组织

1959年3月22日，中央指示，“必须注意从积极参加斗争的藏族劳动人民中，培养和提拔大量的干部”。5月10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传播并占据西藏地方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等谈话时说：“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同班禅额尔德尼再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真正从基础上、思想上逐步改造西藏地方社会的结构，从而使党的领导拥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影响和核心地位，加之他长期对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人士做工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改革西藏社会制度使得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英明决策，以及接着在全国掀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等，均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地方传播并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坚持政教分离原则，逐渐解决宗教干涉政治、教育和司法等问题

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在民委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上的报告指出：“西藏是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离。但是，为了照顾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情况，中央在1954年宪法草案增加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按照毛泽东的话说，“现在西藏是达赖管事情，如按照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相继被撤销和结束工作。西藏民主改革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特权及其内外各种剥削制度，有效保障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为西藏实行人民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三）在西藏地方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社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逐步深入到西藏地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西藏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1961年4月21日，中央指示西藏要“向群众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西藏工委根据中央要求，“要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既要使广大农民明确现阶段党的方针政策，安心而又积极地发展生产，又要使广大农民群众明确方向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及其自治机关成立，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了政教分离的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传播开辟了广阔前景。

（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西藏历史宗教研究

知识界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学术研究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一些著名藏族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撰写了学术名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是中央民族大学（后调任西藏大学）的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和他撰写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一是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员和他主编的《西藏通史》一书。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利用大量藏文史料的基础上，首先根据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书中对政教合一的定义，即所谓政教合一是指世俗国王和教主由一个人来担任，确定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时间，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进行简明而又深入的分析，阐述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的历程，以及最后被废除的历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同样发掘和利用大批藏文新资料，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该书能够取得重大创新成就的关键因素。正如恰白·次旦平措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才能写出一部确能如实反映西藏历史进程，以及西藏和祖国关系的书。”拉巴平措在该书序言中评价称：“如果说根敦群培的《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带入了人文科学的轨道，那么这部《西藏通史》则把藏族史的研究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步引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藏族史研究的重大进步。”历史和宗教研究领域是西藏思想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上述两项重要成果的产生具有象征性和标志性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奠基于和平解放时期，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和发展西藏地方经济、人口、文化等基本原则，丰富和完善于20世纪50年代党在进藏部队贯彻《十七条协议》工作实践之中，具体表现是长期建藏、慎重稳进、中央决策等各项治藏原则的贯彻和执行。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的传播同样起始于人民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工委富有成效的工作实践。1959年的民主改革是重要转折点，是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占据西藏地方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关键环节，而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其重要标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进藏人民解放军在其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既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结束了西藏地方长期以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更形成了党在西藏开展各项工作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则和方略，并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打下坚实的基础，是辉煌灿烂的历史一页，值得纪念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