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刘朋乐：20世纪50年代初期十八军“西藏问题研究室”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期十八军“西藏问题研究室”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王川 刘朋乐

作者简介：

王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刘朋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级博士生。

摘要：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为了贯彻中央“政治为重”的解放西藏方略，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领导机关设立“西藏问题研究室”，作为了解西藏、制定政策的咨询窗口，由李安宅（藏名索南多木吉）、于式玉（藏名央金拉毛）、谢国安（多吉卓巴）、戴新三、杨东生（协饶登珠）等一批藏学专家、藏事人员、藏族红军干部等组成。从2月成立到9月解散的7个月之中，研究室从调查研究西藏社会情形、制定进军守则、进行广泛思想宣传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十八军决策层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直接服务于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短暂存在的十八军“西藏研究室”是该军乃至中共中央西南局执行西藏和平解放重任的早期决策咨询机构，其职能虽然逐步被“西藏工作团”等后续机构替代，但其为西藏和平解放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应忽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夕的1950年2月，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研究西藏社会历史问题的专门机构——“西藏问题研究室”，为解放军进军西藏提供咨询，并建言献策以作为决策参考。在十八军“西藏问题研究室”中，汇聚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一批专家学者，如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安宅（1900—1985）及其夫人于式玉（1904—1969）、解放军指战员王其梅、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戴新三（1907—1997）、藏族红军干部杨东生（1918—1982）等成员，他们在短暂的7个月工作中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建言献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十八军进藏的历程关注较多，成果丰硕，亲历者的回忆和纪实性文本尤多，但对十八军进藏诸多历史细节的复原、历史作用的探讨，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关注的“西藏问题研究室”即为一例。本文立足当事人的口述史、自传等史料，通过对目前所见资料的进一步归纳概括，尝试复原十八军“西藏问题研究室”的活动历程，梳理这一机构设置始末、人员构成、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而分析研究室对十八军进藏，甚至日后西藏和平解放产生的历史作用。

一、研究室的组织与人员构成

随着1948—1949年“三大战役”的顺利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势头已不可阻挡。与“三大战役”顺利开展的情形不同的是，1949年的西藏时局却日趋复杂。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进程，1949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者的鼓动下发动了“驱汉事件”。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西藏地方政府切断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络方式，反而与英国、印度等国来往频繁，妄图削弱西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为此，新华社针对“驱汉事件”发表了《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

为了赢得全国解放，解放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略，以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进军两广；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向国民党残存势力发起了围剿。至1949年12月，西南重镇成都迎来了解放，解放成都的第二野战军部队被安排接管四川、云南等区域。其中，由张国华、谭冠三等人指挥的十八军被安排接管川南的宜宾、泸州、自贡等地。由于川南一带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十八军将士接到上级指示后十分欣喜。据阴法唐回忆称，十八军原定去往贵州，后命令前往川南，“川南的泸州、宜宾、自贡等地，较四川其他地区特别是贵州条件要好，大家都很满意”。

十八军指战员正拟向驻防地进发之际，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停止行动的指示，并通知军中主要领导前往重庆开会。1950年1月中旬，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在重庆曾家岩召开。刘伯承在会上连用三个“非常”来概括此次进军解放西藏的任务，即非常重要、非常艰苦、非常光荣。张国华随即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坚决完成任务”，受领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实际上，刘伯承与邓小平在考虑进藏人选时一度犹豫踌躇：西藏海拔高、气候寒冷，风俗与内地有差异，进藏军队最好是有民族地区驻防经验的队伍，如此则应首先考虑驻扎西康的六十二军，但因该军属于第一野战军，刘、邓担心如不派遣自己领导的第二野战军队伍，会引起外界“处事不公”的疑虑。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同意以十八军作为进藏主力，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1月27—30日，十八军党委在乐山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由此，隶属于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十八军开始了进军西藏的历程。

在接到上级“政治为重”的指示后，十八军迅速抽调先前拟安排前往川南一带的干部，于1950年2月在乐山组成研究室，起初命名为“西藏问题研究室”，后更改为“十八军研究室”（以下简称研究室）。研究室成立初期，其人员的主要构成是十八军的干部官兵，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担任研究室主任。这一时期加入研究室的人员主要有李觉（时任十八军第二参谋长）、天宝（桑吉悦希，红军干部）、赵卓如（时任十八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王挺（时任十八军卫生部政治处副主任）、穆俊昌（五十四师保卫科长）、徐达文（一六○团政委）等人，其中徐达文担任秘书，负责机构组建与行政管理等工作。从干部的配备情况看，这些人大多是十八军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如刘伯承曾多次指示进藏部队要学习西藏的社会文化，他对李觉讲：“你是文化人，年纪又轻，在这方面要多发挥作用。”还派遣藏族干部天宝协助王其梅和李觉，以便更好地开展在西藏的政治工作。

十八军主要成员从川南抵达成都后，研究室中吸纳了一批著名的藏学专家。时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专门在成都邀请任乃强、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祝维翰等藏学专家召开座谈会，讨论解放西藏的事宜。在此次座谈会上，贺龙的坦诚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尊重，任乃强教授将自己长期对西藏的研究和盘托出，从进军线路、方针政策等多个方面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李安宅、谢国安等专家学者亦发表了许多积极的看法。会后，贺龙邀请这些专家学者加入正在筹备的十八军研究室，李安宅及其夫人于式玉在2月28日正式加入研究室。大约同时加入的，还有藏学专家谢国安及其助手、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立千等，还有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殿甲、王银仙、朱德明、高伦举、白金如等多人。此外，国民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成员戴新三（曾经驻藏三年，担任办事处第二科科长）、傅师仲、傅湘、刘桂楠等多人因有着较为丰富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亦随军进藏。

来自成都的专家学者的加入，增强了研究室的专业能力。由于进藏路途艰辛，十八军部队大多尽可能地减少人员配备，以减轻辎重，利于行军，但是研究室的规模却不断扩大，各方面人员最多时达到了90余人，其中正式研究人员也有20余人，可见十八军对于研究室的高度重视。是年4月，当队伍到达雅安后，研究室的人员大体稳定下来。截至4月底，共有研究人员30余名，其中专家学者十余人，原蒙藏委员会成员9人，其他相关人员如会计、民运5人，其具体人员信息见十八军研究室人员构成信息表。从表中所列人员及其经历不难看出，由藏、汉族组成的十八军研究室人员有3个特征：

其一，藏汉族学者西藏研究成果丰硕，西藏研究经验丰富。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等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研究室之前的身份就是当时中国知名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为当时藏学研究的一流学者。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在抗战时期前往甘肃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拉卜楞寺潜心治学，对藏族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等有着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撰写了《拉卜楞的藏民文化促进会》《拉卜楞寺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等文章，是新中国藏学研究的先驱和专家。而藏族学者谢国安出生在四川甘孜，除了汉语、藏语之外，还精通英语、梵文等多种语言，著有《西藏与西藏人》等多部颇具影响力的藏学著作。刘立千作为谢国安的助手、女婿，亦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藏学专家，他“从幼嗜好内学”，曾赴西康理化县学习密法，后到康定，1940年翻译第一部藏文典籍《西藏政教史鉴》(即《西藏王统记》），“长期在藏区生活、考察，与藏族同胞联姻，对藏区和藏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较深的了解”，是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李安宅教授聘请的副研究员；戴新三驻藏三年处理政务，经历了当时西藏发生的多件大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发表了十多篇关于西藏的文章，是大多文章所反映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或者参与者，具有独特的价值，为时人了解西藏、研究西藏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由此可见，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对西藏的社会生活十分熟悉，具备深厚的藏学研究功底。

其二，了解党的基本政策，长期从事文化宣传领域工作的人多。研究室大多数人员都了解党的基本政策，具备较强的政治宣传能力。比如5月中旬从南京返回军部并接任研究室负责人的乐于泓，长期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加入新四军并担任《拂晓报》的主编，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豫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有着丰富的政治宣传工作经验。其他成员如赵卓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西华特委干训班小组长，沈丘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十八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等职；徐达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长期在部队做宣传、组织工作，时任五十四师一六○团政委，调研究室任研究员，负责秘书方面的工作。这些人均能充分发挥出“人人都当宣传员，向藏族上层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作用。

其三，有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的人员比重大。研究室成员杨东生，藏族原名协饶登珠，出生于四川省金川县，红军长征经过金川时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成为有着丰富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的干部。在研究室中，占据很大比例的是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成员，有9人之多，即傅师仲、戴新三、傅湘、张中徽、张士杰、谭熹、姜国光、陈强立、刘桂楠。蒙藏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系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专门机构。这些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成员，长期从事与西藏地方有关的工作，如戴新三曾于1940年跟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后任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在西藏生活4年后返川，任川康考铨处主任秘书等职，有较强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

由于形势不断变化，研究室成员的流动性较强。比如，当研究室到达雅安后，原本担任主任的王其梅及成员李觉，因负责进藏先遣部队的指挥，遂离开了研究室，陈竞波接手负责实际工作。到了5月中旬，宣传政治工作经验更丰富的乐于泓从南京返回十八军，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而原蒙藏委员会成员在抵达雅安后，因条件不宜进藏，多数成员在完成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便返回成都。跟随李安宅夫妇进藏的部分大学生，也因条件艰苦自行离队回蓉。其余成员如赵卓如因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后离开十八军，未继续在研究室中工作；较早加入的王挺、龚思雪等人也因工作原因离开。

总之，研究室从1950年2月在乐山成立至5月在雅安活动这一段时间，成员不断有增减，到5月后基本保持稳定直到9月解散，正式研究人员有28名，以及警卫人员10名、通信班8人、随行民运工作人员40余人、伙房十余人，总计先后共计约140人参与研究室的工作。

二、研究室工作的开展

研究室从2月份正式成立，开始工作，就善于调集各方人士的进藏积极性。如曾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科长的戴新三（1941—1944年在拉萨任第二科科长）在1968年回忆道：“解放后，1950年一月份，因我曾经在西藏住过四年，了解一些西藏内情，经人介绍通知我到成都军管会招待所去住下，写述有关西藏的军事布置情况材料，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接受解放西藏的任务，参谋长一再来我家动员参军，问我有何意见和困难，我表示解决西藏问题是我一生的志愿，我将毫无保留的贡献我自己的力量……接着我就随军到雅安去了，给以西藏研究室研究员的职务，四月份离开雅安，五月份到达甘孜，后来研究室撤销后，我就调在前方司令部直政处工作，1951年昌都战役藏军被击溃之后，西藏得到解放，那年我被调在大邑安仁镇十八军教导团担任文化教员，在甘孜我又继续写了西藏教育等情况的材料，在离开甘孜时，我还将我在蒙藏任伪职时，抄写的西藏保密档案二册交给原研究室主任乐于泓同志，我认为我既没有随军进至拉萨，再留下这些旧档案材料就没有丝毫用处，不如交给组织参考，也许还有使用的价值。”

由于多方了解西藏的力量会合在一起，大家集思广益，讨论西藏社会文化，研究西藏社会问题，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撰写出《进军西藏第一期进军计划》《第二期进军补充纲要》《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资料。这些资料的编撰，不仅提高了广大官兵对藏族社会的认识，使十八军将士对进军西藏的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领会，也为十八军决策层提供了政策参考，显示出研究室专家学者精湛的专业水平。

总体而言，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开展，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制定进军西藏行为守则

为了更好地服务进藏工作，研究室专门制定了进军西藏的行为守则，将《进军守则》发到前线部队，要求干部官兵认真学习。《进军守则》主要涉及如何对待藏族民众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语言朴实但内容十分细致。比如，守则规定：将士不得因好奇而乱动寺庙和宗教设施，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和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不经同意不得住寺庙和经堂；战时不得借住或参观喇嘛庙，平时要参观须先行接洽，且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不得收留喇嘛参军；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和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等。

刘立千认为，“康藏的社会，因为物质条件不足，人民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反而快乐，他们的社会也能和谐，推其缘故，莫不是受宗教影响之所致，故佛教的势力能够普遍及于整个的康藏社会，则是此理”。李安宅、于式玉等的类似论述更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室的专家学者才会制定出符合时代背景的《进军守则》。随十八军进藏的藏族干部天宝在其回忆录中讲道：这个守则制定得非常细，如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要保障西藏人民的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和一切宗教设施等。由此可见，《进军守则》的制定，使进藏官兵对藏族及其社会有了一定了解，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十八军官兵对藏族社会的陌生之感，以较为通俗的话语制定了军队需要遵守的法则，有利于化解因历史问题而产生的民族隔阂，对消除士兵与藏族群众之间的误解产生了积极意义。

（二）探讨西藏社会历史情形

研究室制定的有关西藏社会历史的内容，在1950年3月撰写的《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该意见分析了8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以及达赖、班禅的态度问题；对西藏旧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态度；对西藏广大喇嘛的态度；对西藏农牧民的态度；对藏族民众社会福利政策的认识；对藏族乌拉徭役制度的认识；对西藏民族自治区建设的意见等。比如，在论及西藏政教制度时，该意见分析认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要逐步改革，实行政教分离。但由于西藏人民对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所以这种改革必须根据西藏人民的觉悟程度，有步骤、有计划地在相当时期以后才得以达到。对西藏的原有政权机构暂保留，对僧俗官员采取团结的方针，目前可成立军政委员会，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藏人民自治政府。”

李安宅早年便意识到，“宗教在边疆的势力较在内地为大，故欲建设边疆，在文化一方面应以宗教为对象；因为宗教在边疆不但常与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而且常是惟一的教育”。并且，由于青藏高原“地势既然高峻，交通也就困难，又因物质条件不足，无法容纳大量人口，人口也就稍少，但是土地却非常的广大，因此人口分布极其散漫，使彼此隔越。所以他们的社会，到现在还是那原始部落的形态”。因此，研究室的成员立足西藏实际，对藏地政教以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分析较为深入，结合党的政策提出的建议切实、可操作性强。意见中的许多建议和分析，在西南局日后颁布的与西藏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中被广泛采纳。应该说，研究室对于进军西藏方针政策的制定考虑是十分周全的，对于帮助上级领导部门掌握西藏社会历史情况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进行广泛思想理论宣传

除了上述两项工作之外，研究室的核心工作还有进行思想理论宣传。李安宅在分析民国时期治藏成效不显著原因时指出：“过去对于边疆只有军事与外交的方式，即所谓政治，也限于管与教，而未顾及养与卫；更不用说，即管也未彻底，而教只任形式了。彻底的管，实际的教，当与养卫打成一片。”吸取了民国治藏经验后，研究室的专家深刻体会到政治理论宣传的重要意义，于是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室的领导干部、红军、党员组织专家们系统学习了《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件，将其中核心思想在十八军中宣传教育，要求全军将士要一边学习政治理论，一边研究西藏时事。编写藏语教材是研究室专家学者为了让全军将士更好融入西藏社会的重要举措。戴新三亦认为：“中央派往驻藏的人员，多系临时拼凑，未有确当的人事配备，甚至乐用与边务素无关系与兴趣的人，以为可以保持超然，遂致作风无定，怪像百出，引起藏人的轻视。”因此，能够积极主动融入藏族社会，才能更好地完成西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为此，研究室的专家组织编写藏语教材，在部队开展简单藏语的学习，让十八军的将士们能更好地与藏族民众沟通。

到了1950年五六月份，研究室还重新审定了已经编撰好的文件资料，将战士进藏材料、进军口号、对藏军喊话材料等下发部队。此外，在大部队即将进藏前夕，研究室还迅速翻译了以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经西南局审定后发出的“十项条件”，由藏族干部天宝等人传达至康藏地区的格达活佛、大金寺喇嘛、康区南路土司头人等地方僧俗势力处，争取到了康藏地方势力的支持。到了7月中旬，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西藏解放的政策报告，要求交给研究室的专家译成藏文。在认真推敲、反复斟酌后，研究室的专家历时一个月，将该政策报告译成藏文。这份报告在昌都战役打响前，连同之前译好的《共同纲领》《进军守则》等宣传材料，在西藏广泛传播，成为藏族民众了解中央民族政策的重要材料。

三、研究室工作的评价

到了1950年夏季，由于进军西藏的深入，研究室成员的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1950年6月，新的“西藏工作团”成立，研究室部分成员被分配到该机构工作，如乐于泓担任西藏工作团副团长，夏仲远、徐达文等十八军干部成为西藏工作团临时党委成员，杨东生、张向明担任了工作团下设分团党支部书记。此外，原蒙藏委员会成员因担任过国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的官员，由于政治条件不宜继续进藏，只留下傅湘、傅师仲二人随军前行，其余人员分批返回成都。而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高伦举、白金如等也因自身原因自行离队。

昌都战役打响前，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室成立，研究室成员陆续进入新的岗位，乐于泓任办公室主任；张向明、杨殿甲等在保卫科工作；刘立千因精通藏语文到机关统战部担任翻译工作；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暂时到十八军政治部工作，昌都解放后，李安宅、于式玉还在昌都建立起了第一所小学；谢国安进藏时年事已高，后来任西藏干校教授，继续其藏学研究；傅师仲则跟随张国华担任翻译；研究室的其他人员也在昌都战役打响前后被派驻各地担任军事代表，投入到解放西藏的各项事业中。至1950年9月，研究室成员陆续到任新岗位，为和平解放西藏而成立的十八军研究室，在存在了7个月后光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对于一个机构的存在而言，7个月的时间可谓短暂。但是，研究室专家学者、解放军指战员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却不容忽视。

在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方面，研究室的报告中有“积极发展交通”“有计划的发展农牧业”“鼓励贵族发展商业以繁荣西藏经济”“收购土产，抵制进口物资”等详细举措，立足于西藏发展实际，是专家学者们多年研究的心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前瞻性，因而被西南局广泛采纳。而在政治策略上，研究室专家们提出了“暂以保原有的政权机构为原则”“达赖的地位应予尊重”“根据西藏习惯，绝不应以班禅代替达赖，以免引起更大的纠纷”等建议；在信仰习俗上提出“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不予干涉”“对寺庙财产一律加以保护”“西藏人民有发展其语言文字及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原则；在社会发展方面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应当帮助西藏人民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等意见。从内容的表述上看，这些由专家提出、指战员融入党的政策并经过研究室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和建议，是西南局和平解放西藏“十项条件”甚至是以后《十七条协议》中部分内容的重要来源。

如在西南局颁布的“十项条件”中，“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教育”等文字表述，便与研究室报告中的表述高度重合。而类似的表述在后来《十七条协议》中得到很大程度地保留，如“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等。可见，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被《十七条协议》所吸收。

在较短时间内，研究室的专家学者通力协作，遵照上级的指示，对西藏情况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对西藏初步的解放策略。这一时期，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对西藏的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制定了进军的战略战术、深入进行西藏社会历史的调查并提出政策意见等。在整个十八军进藏前期，正是有了研究室专家学者们对西藏自然社会环境细致入微的梳理，以及对整个军队纪律、民族政策直白生动的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军队的行军方针才能在藏地具体落实。从这个层面而言，研究室的活动无疑为服务进藏产生了重要作用。

“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伴同红旗浑忘老，尝尽江山不费钱。半生蹉跎喜梦醒，万岁事业齐心干。愿将余生献华夏，同庆百族共骈阗”，这是李安宅随十八军进藏前所作的诗。对于长期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学者而言，解放西藏是一件难事，更是一件前所未有之大事，“然畏难者无成，不知其难者傄事，知其难而求所以克服之道，是在从事于人本之学者之努力”。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们，克服了进藏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以爱国主义情怀、赤忱之心，用自己的方式投入到解放西藏事业中去，表现出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一年以后，目睹拉萨解放的乐于泓在日记中写道：“窗外街上已有络绎不绝的僧俗人民穿戴节日新装，往罗布林卡涌流。家家门口用白灰洒成卐字吉祥图，屋顶上换上新绿树枝，飘着各种经幡，每个人脸上喜气洋洋，口中念着颂赞的经词，像过年办喜事一样。”雪域高原进入了新时期，西藏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研究室虽然仅短暂存在7个月，但是，它却完成了智力出力、辅助支持解放西藏的历史使命，其政策建议在西南局颁布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中被广泛采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日后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框架和基础。研究室全体成员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建言献策，以及多位成员以后继续为新中国西藏革命与建设贡献力量，不仅为获得新生的西藏各民族永远怀念，而且在新中国“长期建藏”史上亦占有独特的一页。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1年第4期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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