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扬：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印度茶叶在西藏的销售及其影响

【摘要】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阿萨姆地区种植茶叶成功，由此开始了向西藏倾销茶叶的企图和行动。辛亥革命后，川边茶在西藏的销售大大下降。当时国内各界普遍认为，印茶在西藏的倾销是川边茶销售不畅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中国方面的强烈抵制，以及藏人长时间形成的对川边茶口味的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印茶并未在西藏形成大规模销售之势，英国殖民者向西藏倾销印茶的企图遭遇失败。与此同时，借助海上运输和价格优势，滇茶弥补了川边茶的缺额，占据了西藏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

【关键词】西藏；印度茶叶；川边茶；滇茶

【作者简介】刘志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原文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F752.9；F753.51；F329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印度茶叶倾销西藏是造成川边茶销藏数量急剧萎缩的主要原因，此为国内外学者惯常秉持的观点。陈一石《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是较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不过该文主要关注点是面对印茶倾销危机，晚清政府致力于边茶业改革的措施，文章对于印茶在西藏的销售情况较少论及。其后董志勇撰文就印茶销藏对西藏产生的影响加以论述，认为辛亥革命前后，印茶大量运入西藏销售，并逐渐占领了西藏大部分茶叶消费市场，造成中国内地销往西藏的茶叶数量逐渐减少，给西藏政治和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

近年来，这种观点遭遇挑战。英国学者布兹认为，19世纪末至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印茶销藏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英属印度在对藏茶叶贸易上并未打破川滇茶叶在西藏的垄断地位。布兹指出，这一时期开始的川茶销藏数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当时川康境内的连年内战，赵尔丰等清政府官员对印茶威胁的夸大，以及川边茶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而非印茶向西藏的倾销。布兹的这一观点之前也有学者提出过，但没有专门撰文进行系统的论述。布兹的观点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关于印茶销藏的“常识”。从他使用的资料方面看，似乎并无新材料的运用，尤其对汉文史料引用较少，且多为转引；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从隆吐山战役后中英于1890年签订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到1903年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这期间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执行条约中关于茶叶入藏的条款。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1903年至1904年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并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904年《拉萨条约续约》签订后，英属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贸易免税开始执行。从笔者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川茶销藏从这时期开始大大减少，当时来自中国报纸杂志的各种相关报道都对印茶垄断西藏茶叶市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1890年之后签订的各种关于印藏通商的条约，甚至荣赫鹏远征军进入拉萨，这些行动都带有为印茶打开西藏市场的目的，条约中甚至还专门设有涉及茶叶的条款。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事实上没有出现印茶向西藏倾销的现象，甚至在西藏很难看到印茶的踪迹。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尚缺乏印茶在西藏销售的文献记载。无论是清末驻藏大臣有泰、曾经到过拉萨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还是民国时期入藏的黄慕松、吴忠信、刘曼卿、邢肃芝、沈宗濂等，包括这一时期英国在西藏活动的重要人物查尔斯·贝尔、黎吉生、巴伯等人，他们的笔记、回忆录、调查报告、著作等都很少提及印茶在拉萨、日喀则等地的销售情况。甚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各种回忆录和档案中依然很难发现有关印茶在西藏情况的记载，从当时人们的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西藏缺茶的情况。

如果布兹教授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要问的是：既然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后，尤其在辛亥革命后，川边茶的数量减少了起码一半左右，而印茶又没有向西藏倾销。在此情况下，各种文献也未见到有关西藏茶荒的记载，那么如此热爱喝茶的藏民族采取何种办法弥补了川边茶的空缺？藏人为何不接受印茶？而这部分布兹教授并未深入探究，却又是问题之关键所在。2020年底《中国经济史研究》刊发的冯翔《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与数据之研究》一文，依据详实的中英档案资料，对印茶是否向西藏倾销提出了质疑，认为印度茶叶从来没有大规模进入过西藏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布兹的观点，这是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最新思考。本文写作时，《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与数据之研究》并未发表，本文所依据的文献和切入角度与其有所不同。本文可对进一步反思印茶销藏问题起到补充印证的作用。

二、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及印茶销藏的企图

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觊觎和渗透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便开始了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1772年，不丹与印度土邦廓启·比哈尔之间爆发战争，东印度公司趁机攻打不丹，获得在不丹南部山坡地砍伐森林的特权；1826年东印度公司通过第一次英缅战争而从缅甸手中夺取阿萨姆地区；1835年向哲孟雄租借大吉岭，作为入藏根据地及贸易中转站；1861年英国人打败了哲孟雄，取得哲孟雄全境的铁路权，从此印藏交通之中路通畅，英国人可以从大吉岭直达中国西藏边境。1865年英属印度又打败了不丹，不丹割地求和，于是不丹到西藏之间的道路也被打通了。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几次战争，一步步将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缅甸、锡金和不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深入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地区。由此开始，英国势力直接到达了中国西藏边境。

在早期，中国西藏与相邻的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实行的是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进入西藏进行贸易或因其他目的入藏的外国人并不限制。1791年廓尔喀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乾隆皇帝派福康安为大将军，于次年率兵入藏，并深入廓尔喀境内，迅速击退了廓尔喀的入侵。战后，清廷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和防御外患，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规定“嗣后外番人员来藏，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廪报驻藏大臣，并由江孜、定日汉官验放后，方可来拉萨”。此项规定对外国人进入西藏进行了限制，尤其使西方人很难再进入西藏。直至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烟台条约》，才开始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但是《烟台条约》遭到西藏僧俗各阶层的一致反对，英国人进入西藏的计划实际并没有得以执行。这种局面一直到1888年隆吐山战役后中英之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893年）后才得到改变。

据文献记载，英国人最早进入西藏约在18世纪末。乔治·伯格尔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英国人。1774年他受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派遣，到西藏寻求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以便棉纱等英国商品能够打入中国西藏和西北地区的市场，并以此交换西藏的黄金、羊毛和药材。伯格尔在西藏日喀则班禅领地活动后（没有被当时的噶厦允许进入拉萨），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贸易协议。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建议黑斯廷斯建立阿萨姆与西藏间的贸易往来。

1783年，黑斯廷斯以祝贺扎什伦布寺成功寻访到班禅转世灵童为借口，再次派特纳入藏寻求与西藏的贸易机会。但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了特纳到拉萨面见达赖喇嘛的请求，特纳无功而返。特纳回去后，详细记录了有关中国西藏与内地，以及与不丹、尼泊尔、孟加拉之间的贸易情况，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茶叶。他说茶叶从中国内地运到西藏后，一部分被藏商转卖到了不丹。另外，特纳在后藏期间，还打探到俄国已经开始与西藏有了联系。这些消息使得英国更加急于建立与西藏的贸易联系。但是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限制了西方人从南亚入藏的可能。

进入19世纪后，随着英国势力在南亚的扩张，英国人对打开西藏市场的兴趣不断增加。1831年，英国皇家艺术、工业和商业学会院士胡德森在尼泊尔进行调查时，对西藏的资源和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评估，他认为西藏有着丰富的麝香、大黄、硼砂、羊毛、矿场等资源，但由于西藏在粮食等方面不能自给自足，非常适合与英国进行贸易活动。此时恰值东印度公司的权力收归英国女王之时，英国商人都想在此权力转换之际分得一杯羹，并在与西藏的贸易中攫取原材料和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一直垄断了英国对外贸易。他们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是其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项，并通过此项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因此，东印度公司根本无心自己种茶。但自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垄断特权的逐步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茶叶贸易中的利润急剧下降。于是，他们开始寻求自己种植茶叶。1840年英国在阿萨姆的公司开始试种茶叶。19世纪50年代以后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英国人经营的种植园大量种植茶叶，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859年为4千英亩，1874年为10万英亩，1905年更增长为53万英亩。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锡兰（斯里兰卡）也开始大规模种植茶树，1878年种植面积为4,700英亩，1885年为100,000英亩，1895年扩大至300,000英亩。于是，南亚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在英国市场取代中国茶叶的地位。随着英国在南亚地区茶叶产量的不断增加，英国在印茶销藏方面的努力越来越狂热，他们对印茶及英货销往西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1884年，依据1876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入藏探路专条》所规定的允许英国人开辟印度与西藏间交通的条款，孟加拉省财务部长马科雷率使团到锡金勘查入藏道路，之后开始修筑从锡金到西藏的道路。马科雷在此次考察中，访谈了一个干坝（今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的西藏地方政府小官员。这个小官员认为印茶进入西藏最大的障碍是寺院的僧侣，因为他们在茶叶贸易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品尝了马科雷带来的印茶后，小官员表示十分爱喝，并连喝了两杯。另外，马科雷一行在日喀则扎什伦布逗留时，其随从向寺院布施了带来的印茶，受到了僧人们的欢迎。马科雷的报告除了想表明印茶在西藏能够打开市场外，也反映出印茶当时在西藏并没有流行，因为品尝印茶的官员和僧人，明显是第一次喝这种茶。不过这两件事无疑加深了马科雷对印茶销藏的信心。马科雷认为，在边界北面居住着人数众多的嗜茶人群，而在边界南边有着大量的茶叶种植园。如果机会合适，商业契机自然会到来。

英国旅行家巴伯自1878年到打箭炉考察后，坚信阻碍印藏贸易的地理因素是可以克服的。他在打箭炉的集市发现大量的印度卢比及英印货物，甚至发现英军军装的纽扣，还有藏人并不清楚用途的酒瓶开瓶器。他认为，“此类货品价格的便宜与种类的繁多，足以说明印藏贸易的便利；同时卢比的大量出现，更足以证明印藏贸易的广泛……。尽管存在着实际上的印藏贸易，可英国政府却与距离印度最近的拉萨尚未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如果不尽快（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那么阿萨姆的茶叶在西藏市场就毫无希望”。他进一步分析道，印茶销藏的阻力主要来自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保守势力，因为他们是内地茶叶销藏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对这些阻力加以排除，印茶销藏是大有希望的。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南亚喜马拉雅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英国和俄国卷入了对这一地区的争夺，都想独占和控制这一区域。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国的英帝国已经占领了缅甸、孟加拉，并意欲染指锡金和不丹，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那一时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走得很近，并想借助俄国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教合一统治。这引起了英国的焦虑和不安，英国人认为西藏是印度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阻止俄国人南下的屏障，担心俄国染指西藏后对其在印度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如何以印茶销藏为突破口，迅速占领西藏市场，并进一步实现对西藏的全面控制，成为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1888年第一次英藏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与英国于1893年12月在印度大吉岭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其中第四款专门提及印茶贸易，“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也就是说印茶在条约签订的五年后，即1898年底后可以入藏销售。但五年期满后，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理睬条约规定，依旧对所有通过亚东和帕里的英印货物抽取10％的关税，并对英印政府的谈判要求加以拒绝。1904年，随英国远征军入藏的麦克唐纳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英国入侵缘由时说，“1903年，印度政府决定派遣使节到西藏，解决关于国际贸易，以及边界各种问题。因为到了这时候，汉人同藏人，对于遵守1888年入藏远征队所产生而订立于1890年的《藏印条约》，渐行松弛，所以国际贸易和边界问题，又趋于严重了”。1903年底荣赫鹏远征军侵入西藏并于1904年占领拉萨。荣赫鹏远征军达到拉萨后，强迫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江孜、噶大克和亚东三地作为商埠，以便英印商人自由往来。在税收方面，“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此协议使得英商在西藏享有免税的特权，但是茶叶销售不在此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印商品销往西藏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过，从现有的资料看，其后的印茶销藏并没有达到英国人所期望的目的。

三、中国方面对于印茶倾销的焦虑

自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印茶的报道。至20世纪40年代，国内各种报纸、杂志和学术刊物登载的有关印茶的文章中，弥漫着对印茶倾销西藏的种种焦虑和不安。

早在1886年，根据《烟台条约》的规定，清政府不得已允许英国人马科雷入藏。马科雷在大吉岭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入藏考察队，论证向西藏倾销茶叶的可行性是他此次进藏探查的主要目的之一。他在面见英国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时说：“（如果能够开通印藏贸易），大吉岭就会成为对西藏和蒙古南部的贸易通道，茶及英国货物将由此涌入西藏。”与此同时，清政府方面对马科雷入藏表现出深深的忧虑，驻藏大臣色楞额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痛陈印藏通商可能带来的川茶危机：

藏中食茶一物仰给于川，销路既广，厘税颇饶。近闻印度亦产有茶，一经与议通商，岂能禁其运藏出售？运费省则价值廉，必使川省之茶无处行售。彼得独专厚利，我乃坐失重资，是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后患之不可言者也。

第一次英藏战争之后，英国乘胜逼迫清政府就印藏通商事宜展开谈判，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其中印茶销往西藏是条约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谈判期间，负责清朝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曾询问四川总督刘秉璋对此的看法，刘秉璋的回复为：“川茶全靠藏销，岁税十余万，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川藏切身之害”。由于印茶销藏会极大损害清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谈判中几次要求不涉及藏茶。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钦差身份查办藏事的张荫棠对印茶进入西藏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西藏向销炉茶，运道艰阻。炉茶市价一钱三分，至西藏须购至二两五六钱。现在印茶力谋进藏，印度报纸载（光绪）三十二年由噶大克运至后藏茶值卢比三十二万，将来可望畅销。印茶无税，运费较轻，炉茶万难相敌”。他认为，印茶如果入藏销售，凭借价格优势，完全可以取代川边茶。同年，四川省官员对于印藏通商后川边茶的前途也十分担忧，“藏地现已许其通商，则印茶断难阻其运售，利权所在，损失堪虞”。宣统元年（1909），打箭炉厅同知王典章在对茶商的演讲中，详细讲述了他从去过西藏的川省委员那里听来的关于印茶在西藏倾销的情况：

他们（英印茶商）现在于西藏、印度交界的打头山起，到大吉岭一带地方，有四、五站路，尽种茶树，有一百多家制茶厂，每家都是雇三、四百人做工，有用人工做的，有用机器做的。中国不论哪处的茶，他能做得出来，还比中国加倍得好，又干净，又细嫩，又不掺假。即如我们行销西藏的茶，以金玉为大宗，英国现在仿造的金玉茶，就选得比我们细，榨得比我们紧，安心要夺我们川茶的销路。他们运茶到藏里，路道又近又平坦，加以他们经商的手段比我们高，心计比我们狠。你们还不赶紧改良，还是作伪欺人，恐怕以后你们茶商就后悔不及了。

尽管王典章转述他人之言的说法不无夸大的成分，但是也道出了当时四川地方官员的危机意识，即印茶可以仿制各种川边茶，又有交通上的便利，随时可以取代川边茶在西藏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此类报道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川边茶销藏数量急剧下降，更加引发了茶商和官员们的恐慌，他们大多数人将川边茶滞销的原因归结为印茶对川边茶的排挤，即“康茶之衰落，日甚一日，其逐年衰落之最重大原因，为印度茶之侵入与倾销”。1937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接见了雅安、荥经、天全等地茶商。茶商代表在致辞中谈及川茶衰落的原因，“略谓康省近年多事，至印度、云南茶畅销西藏，同业尽皆亏蚀，相继倒号若干”。1939年的一篇文章将印茶对川边茶的影响讲得更为详细：

印茶之继起竞争，我以交通的不便，运茶入藏。自雅安而至康定，由康入藏，全恃人力牲畜做交通的工具，日行不过数十里，往返一次即需半年。英国自一八九三年藏印续约，将亚东开为商埠以后，印度境内的铁道，直达我国的边境江孜，英人利其交通之便捷，挟印度的茶叶，自亚东入藏，廉价倾销，与我竞争。藏人贪其价廉而物美，争相购买，边茶的贸易，遂见滞销。

从清初开始，南路边茶每年向藏地销售10万8千引，以每引5包计，共50余万包。民国时期，根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官方说法，从打箭炉销往藏地的茶叶每年50万包，其中销到金沙江以西西藏境内的茶叶为20万包，占茶叶销藏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藏地用来交换茶叶的物品主要是皮毛和药材。抗战结束后，南路边茶的销量只有以前的一半。

当时的国民政府、西康省、学者和报刊媒体将其销售降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印茶倾销”。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当时的物价飞涨，使得茶商经营成本大大增加。仅仅是1948年在产茶地的生茶收购价格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0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

据民国时期档案材料，康藏公司是印茶威胁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并将其与边疆危机、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康藏公司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茶叶垄断企业，其股东均为康藏大商人和官员。从1939至1942年三年间，西康省官督商办的康藏茶业公司垄断了边茶的销售。在这一时期，由于康藏公司压低茶价，茶农积极性大大减低，茶叶产量急剧下降，销往藏地的茶叶数量减少到了20余万包。康藏公司由于涉嫌垄断经营，成立不久便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茶商发生冲突。1942年恢复自由贸易后，销往藏地的茶叶增加至30余万包。

当川边茶遭遇印茶销藏带来的危机时，滇茶却趁势而兴。滇茶销藏自清代以来，迅速崛起，部分取代了川边茶在西藏的地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滇茶进入康区市场，几乎占了康区茶叶销售额的一半。20世纪初，由于滇缅铁路的通车，以及从加尔各答到噶伦堡的铁路完工，特别是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销往西藏的英印货物免税，所以滇茶很多开始从海路运入西藏。根据民国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统计，从海路入藏的滇茶，每年约在3.5至4万包之间。滇茶到达噶伦堡后，商人为了降低成本，会在茶叶中掺入一部分印茶。抗战时期，日本占领缅甸，国际交通线路受阻，于是滇藏之间的陆路通道成为滇茶输藏的主要路线。

四、向西藏倾销印茶企图的挫败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前，印茶不得随便入藏。1890—1892年中英谈判期间，双方就印茶入藏问题展开多次较量，清政府一直坚持印茶不能进藏销售的底线。直到1893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中，清政府才被迫同意印茶在亚东开关五年后可入藏销售。但是五年限满后的1899年，中英两国并未就茶叶入藏达成一致，尽管英属印度不断提出要求，清政府却一直没有退让。印茶始终不能进入亚东关。也就是说，从1894年5月1日亚东海关开关到1904年荣赫鹏率英军进入西藏这10年间，印茶可以说根本无法公开、合法地进入西藏销售。如1901年4月18日印茶商会曾致函孟加拉政府，陈述该商会曾在大吉岭的茶园预备了几百磅的茶叶，委托噶伦堡的藏商运到西藏，可是这些藏商因为惧怕喇嘛和西藏官员对他们惩罚，不敢带印茶进藏。因此印商希望英属印度政府能够尽快打开西藏茶叶市场，使1893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的第四款能够兑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印茶向西藏销售的窘况。1904年后尽管英印货物大量进入西藏，但是印茶依然未能在官方层面获准在藏销售，只能小批量的走私。据1904—1924年间“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英国方面很少关心茶叶贸易，却更加重视对西藏羊毛的收购及向印度的运输。反观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却对印茶销藏尤为在意。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其后的各条约中清政府坚持抵制印茶而英印政府做出让步的原因。1908年4月，中英双方代表张荫棠和韦礼敦在印度加尔各答签署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该《章程》对关税和印茶入藏销售问题也没有具体规定，双方同意留待日后中英政府另行商议。同年9月，噶伦堡巴格奇公司给江孜一家代理行运去四箱印度茶叶，被亚东海关扣留，并退货给代理商运回噶伦堡。第二年7月又有7驮送给江孜英国商务委员的印茶被亚东海关截获，但是经过协商放行。这是第一次正式通过官方途径进入西藏的印茶。1909年3月6日，驻藏大臣联豫就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处开埠设关事宜向朝廷奏称：“印度茶叶现已无人查稽，多由噶大克灌入藏境。”噶大克距离拉萨路途遥远，道路难行，并不利于大宗茶叶的输入。

1894—1914年亚东设关的20年时间里，对于英印货物不收取关税，仅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检验稽查，但唯有对印茶入藏却一直征收关税。英印商人不能进入亚东以内的西藏境内从事商业贸易，英印货物只能在噶伦堡进行交易后，由藏汉商人运入藏境的帕里。所以，锡金噶伦堡和西藏帕里才是进入口货物的交易地。

另外，西藏地方政府对印茶一直持坚决抵制的态度，对印商和锡金商人运茶入藏严加禁止。1909年3月20日英国驻锡金官员写给英印政府外务部的一封信函中，陈述藏官垄断印藏间贸易，不准锡金商人直接与藏民进行贸易，以及藏官压价收购英印货物，然后高价在日喀则出售，赚取高额利润的种种做法。这位英国官员抱怨，以上行为违反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第二、九、十二款有关印藏自由贸易的条文。在税收方面，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于1908年10月28日向英印政府外务部报告称，西藏地方政府在帕里设置关卡，对除羊毛和牦牛尾外所有经过这里的货物都要抽取百分之十的税，这种税收对于印茶进入西藏影响很大。对于印茶销藏影响最大的还是藏商对羊毛、皮革和牦牛尾的贸易垄断。这三项商品是西藏主要的出口货物，也是英国最为需要的。英国政府一直想采取以物易物方式，通过茶叶交换羊毛等物，不过这项计划一直不能实施。主要原因是西藏羊毛贸易为康巴巨商邦达仓家族所垄断，邦达仓可以随意定价，排挤竞争对手。兰姆在谈及1908年和1914年中英关于西藏的贸易协定所产生的效果时，也认为这两个贸易协定对于英属印度与西藏的贸易影响微乎其微。

清廷、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之所以抵制印茶入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英国借此染指西藏。查尔斯·贝尔曾经提到，亚东的藏商如果把印茶运入西藏销售，就会受到清朝驻藏官员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惩罚。另外，清末民初时期，川边茶在西藏市场的一部分份额已经被滇茶所替代。尽管滇茶大部分是由海路通过印度、锡金进入西藏，但是西藏的贵族和寺院依旧能够通过倒卖免税证获利。他们并不愿意同英国人做生意，他们担心与英国人做生意会打破他们对茶叶市场的垄断，这样削弱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

1900年8月，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进藏的俄国布里雅特蒙古人崔比科夫在拉萨市场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他说这里尽管来自英国、印度，甚至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商品种类很多，但茶叶却来自中国内地。1904年8月，荣赫鹏远征军翻译麦克唐纳在老城区八廓街游览时，看到街边摊位有很多的外来商品，如纱布、呢绒、绢绸、肥皂、蜡烛、炮弹、火柴、珊瑚、印度靴子等。然而在他列举的物品里却没有茶叶。如果拉萨市场有印茶的话，他不可能不提及。查尔斯·贝尔从1905年开始担任英国驻藏和锡金的官员，此人深谙藏俗和印藏贸易历史，根据他的回忆，“由印度运入西藏之货物，以棉织品为大宗。其次为毛货、五金家具、珊瑚、宝石、烟草、干果、白糖、冰糖及家庭用品，如火柴、针、肥皂”。可见作为西藏通的贝尔也没有将茶叶列入销藏的英印商品中。

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朱少逸作为随员在拉萨逗留半年，其间对拉萨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其中包括商业经济方面的记述：

拉萨市面上之商品甚多，绸缎、地毯、瓷器、砖茶、马具、哈达等来自内地；皮革、马、羊，来自蒙古；珊瑚、琥珀、小金刚钻石来自欧洲；米、糖块、麝香、纸烟来自锡金及不丹；布匹、蓝靛、铜器、珊瑚、洋糖、珍珠、香料、药材及若干印度工艺品来自尼波尔；红花、干果，来自拉达克；香料、干果、狐皮、土制金属马具来自西康……。拉萨有北平商店七家，各具资本数十万元，经营绸缎及瓷器等物；尼波尔商店约一百五十家，多属小资本，经营杂货业，此来尚有来自各地之流动商人及当地之小贩，类于路边临时设摊交易，数亦可观。至内地砖茶，则分川茶及滇茶两种，川茶来自康定，滇茶经西康南路入藏，一部则取道印度。

从朱少逸的记述来看，拉萨市场售卖的茶叶主要是川茶和滇茶两种，并没有提到印度茶叶。

直至1956年四川藏彝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时期，甘孜仍然是转口贸易的枢纽，四川边茶由这里运往西藏，从西藏过来英印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康区。贩运英印货的商贩全为藏商，主要商品有卡叽、呢子、纸烟、铝制锅碗、手表、水笔等，但文献中无有关印茶的记录。

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民主改革前后的西藏，川边茶（康砖）、云南沱茶和印茶在农牧区都有销售。砖茶最贵，沱茶比砖茶便宜一半，印度团茶价格最贱，多为穷人购买。拉萨附近的居民饮用川茶和云南沱茶的比较多，较少见到关于印茶的记载。如墨竹工卡甲马赤康谿卡的大差巴格桑扎西家每年消费条茶7—8条，沱茶15块。

尽管印茶进入西藏的数量不多，但印茶销藏还是存在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印茶在西藏的存在有三个特点，一是印茶的销售区域主要是藏北羌塘草原牧区；二是部分印茶改头换面，仿制为川滇茶出售；三是随着甜茶的普及，用以制作甜茶的红茶主要来自印度产茶区。首先我们看看印茶在藏北牧区的销售情况。根据1958年对那曲牧民的调查显示，印度团茶进入时间为1914年前后，当时已经在牧区流行，因价格低廉而受到牧民们的欢迎，一块团茶约0.1两藏银，而一块康砖的价格是3两藏银。但是从口味上来说，牧民还是喜欢砖茶，于是贫苦牧民用团茶掺砖茶一起喝。富裕人家每天消费的酥油茶很多，他们做酥油茶用砖茶（特别是大砖茶）。此外，他们也常喝甜茶，甜茶是用印度红茶做成的。中等人家男人每天喝酥油茶，女人只能喝白茶（开水里加一些鲜奶）；贫穷人家大多数都是喝白茶。砖茶和沱茶都是自拉萨或昌都运来，印度团茶则是直接从噶伦堡贩入。由于印茶比四川砖茶、云南沱茶便宜许多，贫困牧民多选择印茶。

印茶仅是在拉萨噶厦政府控制薄弱的后藏和藏北牧区销售，数量并不是很大，到达拉萨等中心区域的数量更少。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当时的中外各类游记、报告、日记、方志、档案等文献中难觅印茶踪迹的原因。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印度、锡金等国上层人士开始学英国人喝加奶的红茶，一些到过这些地方的西藏贵族和商人也逐渐学会了喝红茶，并将这种习惯带回拉萨。1936年，查普曼去西藏大商人擦绒家拜访，擦绒夫人端上好的打击林（大吉岭）茶招待他。贵族帕里·扎西旺久喜欢喝用印度红茶做的甜茶，而不大喝酥油茶。但是，喝红茶在西藏是一件新鲜事物，遭到以寺院僧侣为首保守势力的反对。制作甜茶使用的茶叶为大吉岭红茶。由于甜茶只流行于甜茶馆和部分贵族家庭，因此消费量很小。当时拉萨的甜茶馆只限于小昭寺一带，而且喝甜茶的人大都是贩夫走卒或者噶厦政府的低级官员。川茶和滇茶除了供应西藏本地市场外，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茶叶贸易一直也十分兴盛。西藏商人通过将川、滇茶叶销往印度、不丹、孟加拉、锡金等国，以弥补他们与汉族茶商之间的贸易逆差。

五、藏人口味的偏好限制了印茶在西藏的销售

藏人对川、滇茶的口味偏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印茶在西藏的销售。从不同时期中外各色人物游历西藏后所留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藏人的确存在茶叶口味的偏好。麦克唐纳在任江孜商务代办时，有时用印茶宴请藏人，但他发现“藏人认为（印茶）索然寡味，虽然喝它，但必以糖料”。这说明印茶不适合制作藏族喜好的酥油茶。麦克唐纳的前任，1905年首任江孜商务代表的查尔斯·贝尔对江孜集市的观察也说明了这一点，“江孜商，每晨开市，余曾亲至其地，考察多次。1915年8月，余偕内子与英国商务代理人又复莅临其地。兹将目睹各事，简述于次：市场上所陈列者，有中国运来之茶包，调茶之曹达（碱土），与西藏食盐，均来自西藏北方诸平原”。1867年受英印政府派遣前往西藏绘制地图的间谍纳恩·辛哈从锡金甘托克进入西藏之后，已经感觉到藏人对中国茶叶的偏爱。他在记录中说，“西藏人宁愿要中国的茶砖也不愿饮用价格相对便宜些，运输也不太远的印度茶叶。在金矿中干活的藏人告诉他，他们觉得印茶太‘热’。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总认为只有非常贫困的人才适合饮用它”。

1904年后，英国通过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扫除了印藏间的贸易和关税障碍，羊毛、硼砂和盐向印度的出口已经大大增加，但是西藏茶叶市场依然被来自川、滇的茶叶所垄断。1906年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奥康纳上尉在写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认为，印茶之所以无法与中国茶叶竞争而占领西藏市场，主要原因是印茶不适合藏人的口味。但他乐观地认为，印茶由于具有路途近、关税低、产量大等优势，只要能生产出适合藏人口味的茶叶，那么印茶一定能够取代中国茶叶。为了让藏人买印度茶叶，适应印度茶的口味，甚至有英国官员建议在亚东一带的交通要道开设茶店，向过往路人免费提供酥油茶，以达到推广印茶的目的。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茶叶协会还给班禅喇嘛赠送了印茶，但是他们并不确定班禅喇嘛是否会饮用这些茶叶。查尔斯·贝尔对此也有相同的认识：

在1904年英兵侵入拉萨以前，华人不准印茶入口；1904年后，印茶虽能输入，但西藏人自彼时以迄今兹，仍不之好。西藏人感觉中国茶叶，更为滋补，更卫生，更味美。因此，印茶颇遭贱视，土人认为只可与西藏本地最劣茶叶相伯仲。目前，印茶诚不易销于西藏，除非将其形状与气味，完全变成中国茶叶，则庶几可以在市场中插入一足。

幼年生活在西藏，1930年作为民国政府特使的刘曼卿在拉萨期间也敏锐地察觉到藏人对茶叶的口味偏好，“惟藏人积习成性，非川茶不饮，故英茶销行仍不甚条畅”。她也认为印茶并不适合藏人的口味，藏人对川边茶的嗜好十分固执。

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川边茶的交易量在康定减少很多，但是康定输入西藏的物品仍然以茶叶为主。1943年《康导月刊》登载的一份康区调查报告这样说：

自印藏铁路修达大吉岭以后，藏方输出入物品，均集中于此途，除茶叶因印产未能尽合藏人嗜好，尚有自炉城运入之必要外，其他各货，断与炉城脱离关系。

口味的偏好甚至影响到了南亚环喜马拉雅地区讲藏语人群对茶叶的选择。1900年日本僧人河口慧海从尼泊尔进入西藏时，沿途喝的都是从中国内地运去的砖茶。这说明当时印度茶叶并没有在中国西藏阿里和南亚诸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流行。旅行期间，他还遇到一个赶着八九十匹马的十六人的僧侣商队，他们来自中国西藏阿里与印度克什米尔交界处的一个寺庙。这个商队把克什米尔出产的桃干、葡萄干、丝织品和毛织品运到拉萨，再从拉萨买回茶叶、佛像、唐卡等物。这也说明当时克什米尔一带用的是从内地运去的茶叶，而不是印度茶。

藏人由于不习惯印茶口味，故其在西藏的销量一直不高。一部分英印商人在大吉岭的茶厂开始仿制四川砖茶和云南沱茶，以迎合藏人口味。1905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档案显示，大吉岭的一些茶叶种植园搞不清楚中国砖茶制作工艺，无法模仿出中国茶的味道，因此大吉岭仿制茶在西藏的销售并不通畅。尤其是印茶包装为散茶，在西藏不受欢迎。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奥康纳上尉甚至建议印度茶商派人去四川学习制茶技艺。1906年印度茶叶协会派詹姆斯·哈钦森前往四川边茶产地学习砖茶的制作方法，哈钦森学成后专门写了一本《印度砖茶走向西藏》的小册子介绍川边茶的制作工艺。自20世纪初开始，仿造康砖和云南沱茶的印茶企图携价格优势进入西藏市场。20世纪40年代初，康藏贸易公司总经理格桑悦希在印度噶伦堡考察后发现，噶伦堡有数家印度人、英国人经营的销藏茶叶商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家，一是印度人西日让的商号，用仿造的康砖和云南沱茶换取西藏的羊毛，年产砖茶150担，沱茶700担；二是英国人邦卡巴任的茶庄，仿造的佛海沱茶每年产量可达2000包。但印度仿制茶在西藏市场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1913年亚东关暂行代理税务司事宜的王曲策忍在一份报告中说，尝过这种仿制内地砖茶的人觉得没有内地茶香，其在西藏的销路不会太好。

六、小结

自清末以来，川边茶在西藏的销量不断下降，国内由此产生了川茶销藏的危机，担心印茶会携交通便利、价格便宜的优势挤占西藏茶叶市场。在川边茶销藏不畅之际，英国殖民者采取了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借助武力欲使印茶进入西藏，但印茶在西藏的销售却一直未能形成规模，只是在西藏零星销售。中国茶叶在西藏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从1890年至1906年，英国通过武力，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通商口岸，与中国西藏进行贸易的特权。但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中英双方始终未于印茶销藏方面在条约中达成一致。英国方面希冀借助印茶所具有的规模化生产、价格便宜、交通便利等优势向西藏倾销茶叶的企图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最初英国向西藏倾销茶叶的目的是用廉价的印茶换取西藏的畜产品。英国对西藏贸易的真实企图在于攫取西藏的羊毛、皮革和牦牛尾，以满足国内对纺织品原料的需要，并由此为突破口对西藏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渗透和控制。茶叶销藏失败后，英国迅速找到茶叶的替代品，即20世纪初至50年代在西藏和康区市场常见的棉织品、呢绒、肥皂、针线、五金用品、白糖、烟草等英印商品。这也是英国方面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对茶叶入藏做出让步的原因。

川边茶销藏数量的锐减并未造成西藏缺茶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川边茶在西藏的空缺很快为滇茶所填补。明末清初，滇藏道路开通，滇茶开始从陆路由佛海等产茶地经阿墩子（今云南德钦）销往西藏。直到二战时期日本占领缅甸前，由云南和上海到加尔各答的海上商路都比较畅通，因此中国内地到西藏的货物相当一部舍弃陆路而改走海路，从而大大节省了茶叶等货物的成本。销藏滇茶的制作工艺与川边茶类似，完全可以补足西藏市场中川边茶的缺额。

口味的偏好也导致了西藏人民对川滇茶的喜爱和对印茶的排斥。川滇茶有其特有的渥堆等加工程序，这正是形成川滇茶独特口味的关键所在。被英国人看作是低劣的川茶，其原料很大一部分为老茶和茶梗。但正是这样的茶叶适宜制作味道浓郁的酥油茶，为藏族群众所喜爱。

印茶在西藏的销量很小，散茶、团茶，以及仿制的川滇茶之主要消费对象是藏北地区的贫苦农牧民。印度红茶在拉萨、日喀则等较大城市也有销售，用于制作英式甜茶。由于僧侣阶层对外来甜茶的抵制，因此印度红茶在西藏的销量也不多，仅限于小昭寺附近的甜茶馆和部分西化的贵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