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王尧：我与藏学

 王尧(1928.3-2015.12)，男，汉族，江苏涟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

我与藏学  

文 /王尧

01

让我来说“藏学”，有点惶恐，可老辈相继作古，又感到责无旁贷。首先要做一点解释：什么是“藏学”？简单地说，“藏学”就是研究西藏的学问。这一学问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我接触、进入藏学领域，正是从学习藏语文开始的。

1951年5月初，奉调离宁，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拜辞了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诸位师尊（如今都已作古了，思之泫然）和同学（中有周勋初、包忠文、顾黄初、穆克宏、郭维森诸位卓有成就的学长，如今已在各自学术领域发挥长才，而郭恬兄却过早谢世，令人惋惜），只身北上，来到北京。那时对于西藏和西藏学简直是一窍不通，毫无了解，胸中茫然无绪。只想到临离南大前潘菽校长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参加到保卫国防、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去，是十分光荣的任务，是与抗美援朝同样光荣的。当时正是举国上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轰轰烈烈的全民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时期。年青人的热血汹涌奔腾，“去吧！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年青人最响亮的口号，正是我们这一批年青人响应祖国号召，发誓要为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做贡献的最好时机。就在我到北京不久，尚在筹备中的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中央民族大学）以极大的热情接待我们，我与先期到达的从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调来的同学们一起欢庆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欢乐通宵，兴奋不已。来自西藏高原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阿沛同志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我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并为他充当翻译，乃后话）、凯墨·索南旺堆、土丹列门、土丹登达和桑颇·登增顿珠跟我们见了面。看到他们穿着光彩艳丽的丝绸长袍，梳拢着光可鉴人的辫发，听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心里感到好生奇怪！想到祖国的需要，西藏的需要，急于想早日学会藏语，早日承担起祖国交给自己的任务。

感谢于道泉教授，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诱导我们如何学习藏语。他认为先学会口语，然后，在通晓语言的基础上，再去学习藏文，可能会快一些。因为藏文和藏语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如果一开始就学藏文，难点太集中了，效果不会太好。他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拼写藏语的方案，编出若干课的口语教材，生动，有趣。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他广博的语言知识和宽容谦和的态度令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十分钦佩。他邀请在京定居的藏族老学者曲吉洛卓先生（来自拉萨，曾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取汉名李春先，并宣称自己是随同文成公主入藏的唐宗室官员的后代，所以姓李），以标准的拉萨口音讲授。我们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学习语言。还有云南藏族钟秀生先生和巴塘藏族格桑居勉先生作为助教帮助于教授做辅导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于道泉教授不辞辛苦的安排，使我对学习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引起了学习的浓厚兴趣。不久，我们远离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

20世纪80年代初，王尧（左二）同于道泉教授（右二）在一起 

贡噶活佛是我们到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他曾担任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经师，有关于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有极高的威望。他将我们接到贡噶雪山上的贡噶本寺（依藏文名称“康松扎”，意思是“名闻三界寺”），和噶玛堪布一道教导我们，选用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的哲理诗《萨迦格言》作为教材，让我们精读这一部杰作，这使我能初窥藏文古典作品的门径，颇有身置庄岳仰之弥高之感（后来，我在随堂听讲之余，把它译成汉文，曾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好几个月，又结成集子出版）。贡噶活佛又推荐了一部《佛陀释迦牟尼赞注》，让我们了解印度佛教史和佛陀本身故事，饶有趣味，这一切对于研究藏族文化、历史极为重要，使我们终身受用，永远难忘。1954年春天，贡噶上师应中央民族学院之聘，作为客座教授来到北京，真正实行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来了。一时，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前来求法的、求教的、参拜的熙熙攘攘。其中有李济深先生，他以共和国副主席之尊，前来拜望。记得那一天，先来了好几位解放军，警卫森严，把贡噶上师的寓所前后把定，李先生一进门纳头大拜，称弟子礼。还有著名抗日将领十九路军司令、佛学家陈铭枢先生，哲学大师梁漱溟先生都曾先后来拜，执礼甚恭。足见上师道行感人之深。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上师被聘为大会藏文翻译处的顾问，与于道泉教授、法尊法师、才旦夏茸活佛、黄明信先生、桑热嘉措活佛等藏文专家合作共事，完成了《宪法》等五部大法的藏文翻译。我作为学徒，随侍在侧，受到很多实际教益，听到老一辈学者的谈话、议论，对藏语文中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各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之间的分歧和共同点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02

藏文是藏语的书面形式。传统的说法认为藏文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一650）时文臣通米桑布札参照梵文创造的。关于创造藏文、推广藏文的故事很动人，说是通米桑布札等十六位西藏青年被赞普派到天竺去，学习梵天文字，十五位在印度得病身亡，只有通米桑布札一人学成回藏，以梵文的兰查体和瓦尔都体的字母为基础，参照藏语的实际，创造出三十字母和四个元音符号的藏文（正楷和行书），并制定了拼写规则和文法、规范的词语实例等，献给松赞干布。赞普大喜，乃亲自学习，并下令在全藏推广。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藏文。于道泉先生非常同意贡噶上师的观点，完全遵循古代的传统，而且认为藏文就是古代藏语的遗留，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和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而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所以一句成语就产生了：“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bla-ma re-re chos-lugs re/lung-pa re-re skad-lugs-re.）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遵循于道泉先生和贡噶上师的教导，我一直努力地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6月号的《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我第一篇描写藏语声调的论文。那是根据赵元任博士在《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中对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归纳后得出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书面语（也就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这一篇小小的论文居然受到王力（了一）先生的重视，他在《汉语史稿》第一分册中加以征引，使我受宠若惊。60年代，民族学院举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敦请西藏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来主持讲席，我承乏一些教学助理工作，与他共事。事实上跟他朝夕晤对，随处学习。东噶·洛桑赤列活佛与我共事前后十多年，又几次一道出国参加会议（1985年德国的慕尼黑、1992年挪威奥斯陆和意大利的西安那、1995年奥地利的格拉茨），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他虽然身为活佛，饱学经典，但思想活跃，不落流俗，颇能适应新的时代潮流。锐意吸收新的知识和新的理论，能开拓新的视野，绝不囿于陈说，是最为通达的大师级的藏学权威。记得1985年在慕尼黑第四届国际藏学会上，他发言之前说了一句：“今天能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来参加会议非常高兴。”与会的西方人为之侧目，有人问我：“东噶喇嘛是共产党员吗？”1997年7月12日竟以骨癌重患不治而往生了。他留下了一大批著作，一大批弟子，一大批未完成的项目撒手而去，令人伤悲。

1985年王尧先生与东噶·洛桑赤列在法国

由于藏文研究班工作的无声催促和实际的需要，我便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讨上，而吐蕃时期最可信的文献有三大类：一、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二、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三、从新疆、青海等地地下发掘的简牍文字。我以极大的兴趣去钻研敦煌写卷。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最出名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上。1940年在巴黎出版的“Documents de Toung-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Paris，1940）是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考（J．Bacot，1873．1965，他是于道泉教授的老师）、杜散（Ch．Toussant）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F.W. Thomas，1877-1956）三人通力合作的一本最重要的古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和解读。此书是利用巴考、拉露、托玛斯和杜散几位在精选法藏和英藏的敦煌藏文写卷编成的，1941年巴黎出版，虽然在二次大战最严重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人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这本书。于道泉先生鼓励我在这方面努力，并把他从海外携来的原本交我，谆谆嘱咐用心研读。在当时我无法看到原卷，只好把上述书中转写的藏文一一还原（为藏文），再逐字逐句去揣摩，参考他们提供的译文。十分感谢马雍兄，当他知道我在研究这一本书，便把他从法文译出的汉文底稿交我，使我得到很好的参考。马雍兄是最勤奋的中亚学家之一，孜孜不倦，积劳成疾，1985年英年早逝，令人慨叹。学术之不幸也。一直到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仍未敢忘怀此项工作。1969一1972年的三年中，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以待罪之身监督劳动时，我仍在坚持，为了躲避那些“革命”先生们的举报、监视，我把上述那本书的藏文原文抄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就便装在上衣口袋里，可以随时翻阅、琢磨，而又不露声色。但是，还是被“革命派”发现，被斥为“贼心不死”！直到“文革”结束，好了，拨乱世之风，反正当之途。1979年，青海民族学院教材科在藏文教师王青山同志的推荐下，大胆地把我抄在练习本上的藏文原文和汉文译文排印成册，供有关的同行参考。这可说是这本书的最早版本。后来，1980年陈践同志参加进来，协助我改进了译文，增加了注释、考证之后，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定名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还敦请闻宥教授题签了书名。闻老苍劲古朴的书法，雄浑而有生气，使人见了顿觉思想萌动，精神为之一爽。此后，我编著的《吐蕃金石录》（1982年版）和《吐蕃简牍综录》（1986年版，也与陈践同志合作），都敦请闻老手书题签。如今，闻老早于1985年驾鹤而去，他老先生遗留下来手泽历历在目，人亡琴在，令人泫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出版后，受到藏学界同行的热情关注，初版三千册，很快售罄。我又得到去巴黎和伦敦两地图书馆调阅藏文原卷的机会，校正了若干由于转写和还原过程中的舛错，乃改订了原书，附上了原卷的照片，1992年重新出版了增订本，与《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二书一致，成为三本一套的吐蕃文献丛书。与此同时，我发表了《吐蕃文献学导论》一文，对古藏文的特点、文献情况等做了力能所及的较全面的介绍。

在此基础上，参照了国内外时贤的论点，我设计了一个方案，把藏语发展分为五个时期：

一、上古时期，或称原始藏语时期。为公元6世纪以前藏语的统称，目前并无文献及实物资料可证，仅能从古代宗教——本教（Bon）的传统、仪轨、咒词中，以及嘉戎、安多方言中发现若干古语古词。

二、中古时期，或称吐蕃时期。时间为公元7世纪至10世纪之间。因为有了文字，有若干著作和翻译作品可资印证。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和竹木简牍这三大类文献，再加上许多早期译出的佛典，可作为中古藏语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凭证。我的工作在一段时间里集中搞了这一档事。

三、近古时期。吐蕃王朝崩溃，各地豪强势力割据称雄。同时，教派林立，众说蜂起，各地方势力拥有自己的学者，或著书立说，或翻译佛经，或托古埋葬文献。因之语言中新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但旧有的古语古词的影响尚未泯灭，新旧并存，十分活泼清新，就是这一时期语言的特点。

四、近代时期。13世纪以来，元王朝与西藏领袖人物合作，完成了西藏地方纳入祖国版图的重要步骤。以后的明清两代，逐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政令统一，教派活动也逐渐规范，学者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出大量著作。而且藏文《大藏经》的结集、雕版流通，都是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藏语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繁荣。异彩纷呈，戏剧、传记文学、历史和哲学乃至全集，一批语言大师的著作问世。

五、现代时期。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都卷入了时代的激流，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方也不例外。清王朝被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战火绵延，政治动荡，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藏语文迅速地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报纸刊物、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从电影和广播更可看出语言的变化非常明显。新词术语大量增加，新的表现方法不断涌现，修辞更加讲究，文法更加严密和规范。

以上的语言历史分期是个人构想的一个框架。而方言的歧异，也往往就是历史的反映，我曾以一篇论文《藏语mig（目）字古读考》（1984年）来表明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我认为代表最古老藏语特点的是嘉戎方言，其次是安多方言，再次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尤其是拉萨话）是代表了发展最快、距离古代藏语最远的方言。然而，它正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潮流和方向。至于敦煌藏文写卷则是记录最古老的藏语实况的资料，十分可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又写了《吐蕃文献学概述》一文，加以阐明。同时与陈践同志合作解读了大约五十个藏文写卷，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吐蕃的兵制》、《吐蕃的法制》和《吐蕃的官制》三篇论文。《吐蕃仪礼问答卷》和《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的解读和译文都曾引起了同仁的兴趣。后来，我们把这些资料结集为《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出版（1987年）。以上是我学习、研讨藏语文的简要回顾。

03

于道泉先生最服膺的人物是陈寅恪。而陈先生以语文知识治史叫做“以汉还汉，以唐还唐”，或者叫做历史语言学派。这也是于先生经常给我们介绍的，他一直希望我们用藏语为工具来了解藏传佛教（他自己在30年代初就曾以《明成祖和宗喀巴来往书信译释》做出过范例），而佛教是藏族人民普遍信仰的宗教。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唐朝文成公主和尼婆罗赤尊公主二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先后把佛教信仰带进藏区，留下千古佳话。首先是赞普（藏王）和宫廷的后妃信仰了佛教，又逐步推广到大臣和群众中去。我在贡噶上师处接受了文化教育，也接受了宗教教育，算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信士。贡噶上师选出噶举派最重要的上师米拉日巴（1040～1123）的传记让我们诵读学习。这一位苦行高士，以避世静修，遁迹山林，历尽磨练，锐意于心性澄圆，证得菩提。他的故事令人感动。这一本传记，虽然是噶举派的传人在公元15世纪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搜集编辑成书，但却非常动人。单说汉文译本就有王沂暖、刘立千和张澄基氏三种。均发表应世。以王译最早；刘译较为详实，译注更为周密；张译本比较口语化，往往又以信仰者的态度作一些诠释，引人入胜，使我对藏传佛教有了一些基本概念。为了丰富藏文研究班的学术活动内容，组织开设专题讲座，奉命去邀请周叔迦先生讲授“中国佛教的十宗”，法尊法师讲授“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和“西藏佛教的后弘期”，高观如先生讲“佛教与中国文化”，喜饶嘉措大师讲“藏族的佛教信仰”，同时也请牙含章先生讲“无神论与宗教信仰——党的宗教政策”。这些讲座对我来说也是吸收营养的大好机会。特别是有两门课我承担辅导工作：其一是由张克强（建木）先生（1917—1989）主讲藏文本的名著《印度佛教史》（rgya-gar chos-byung），这是16、17世纪藏族学者多罗那它（1575—1634）的著作，被后人认为是补足印度佛教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的专门作品，早有俄文、德文、日文和英文译文，影响颇大。克强先生选择此书作为“藏文古典名著”这一课程的教材是独具匠心的。另一门课程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的历史著作《西藏王臣史》（Deb-ther dpyid-kyi rgyal-movi glu-dbyangs），是由东噶·洛桑赤列活佛主讲，我随堂作一些翻译和辅导工作，实际上，我是从头学起，跟着研究班同学一起通读了全书。这本出了名的难读的书，是因为作者喜欢用藻饰语词来表达思想，打个比方吧，好似京戏里，不说太阳落、月亮出，而歌唱吟弄“金鸟坠、玉兔升”一样，你就得下工夫去学，太阳一个词的藻饰体就有六十三个之多。幸亏东噶活佛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大家，他把这本书弄得烂熟，讲起来眉飞色舞，生动而富于情趣，我一边听课，一边做翻译和辅导，还把它译成汉文。后来，王森先生（1910—1981）在撰写《关于西藏佛教的十篇资料》（即后来正式出版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时嘱我把据《西藏王臣史》译出的《萨迦世系》和《帕珠世系》两章汉文稿，交他附在他大作之后，作为附录，得以印过若干册。我的全译稿上交给教研室负责人保管时，却在“文革”中遗失了。不管如何，这一本书的教学辅导也是极为难得的机遇，使我在藏文古典作品学习上迈上一个台阶。从那以后，我在阅读其他一些专著如《西藏王统记》、《土观·宗派源流》、《萨迦世系史》、《红史》和《巴协》等书时，就比较轻松而愉快了。在此基础上，我曾写过两个中篇的文章：《吐蕃佛教述略》、《西藏佛教文化十讲》，先后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上发表，应该说都是在上述几位老师帮助下，读书、思考的心得而已。现在，当我写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都已远去了。 

04

1984年6月，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以国际研讨会的形式纪念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sama，1784-1842）这位欧洲藏学研究的先驱，我国也派人参加了。据说这位匈牙利（当时还属奥匈帝国的臣民）血统的哲学博士，1823年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学位后，为了寻访自己匈牙利民族的根，只身东行，长途跋涉到达印度境内的藏人居住区拉达克，就停了下来，进入一座佛教寺庙，锐意潜修，学习藏语藏文。一住九年。真正过着禁欲的宗教徒苦修生活，按藏人说他的生活是清茶糌粑，一盏酥灯，全部精力用在研讨藏文、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上。1834年，从寺庙出来，到了加尔各答，受雇于英国殖民政府——东印度公司图书馆，就在这个野心勃勃的殖民公司支持下，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专书：《藏文英文字典》、英文的《藏文文法》和《藏文大藏经分析目录》。后来，乔玛又奉东印度公司派遣，前往拉萨，想进一步去敲开西藏的大门，不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边境上染热病去世，算是赍志以终，至今还在他的墓地上立有碑文。从此，这位行径古怪的学人就成为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藏学研究的引路人，他的三本书名副其实地成为藏学入门的津梁。匈牙利科学院设有“乔玛纪念奖学金”，鼓励青年学习藏学，自本世纪70年代起，并以“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形式每三年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固定在匈牙利举行，偶而也在奥地利举行，因为奥匈原为一国嘛。1981年8月，我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这个研讨会。对我来说，固然是初次出国，这也是中国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学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当波音飞机展翅飞翔，在漆黑的夜空中离开祖国西行时，我心中是忐忑不安的，我们与西方世界隔绝已久，平常只听到一些不友好的消息和对立的报道，不知道在会议上会遇到什么情况？一切是那么难以捉摸。可是到了维也纳，出人意料，首先就受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也是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的斯坦克奈尔教授（Dr．E．Steinkellner）的热情接待，他亲自驾车到机场来接我，一见如故，十分和蔼可亲。又指定他的助手莫哈博士（Dr．Much）专门负责安排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在会上见到了旅美的长者李方桂教授和夫人徐樱女士，张琨教授和夫人贝蒂·谢芙茨女士。李先生、张先生都是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老人，与于道泉先生同事，是我的师辈，他们二位十分关切国内藏学研究的发展情况，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当我发表论文时（我在会上提交了两篇论文：一、《藏语mig（目）古读考》；二、《宋少帝赵显遗事》），二位先生一再鼓励我。在发言当中，我离开手上的英文讲稿，用藏语向在座的藏族学者们致意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因为外国藏学界在当时很少有人能讲藏语口语的。二位先生十分高兴，会后对我说：“国内搞藏学研究有充分的条件，搞好口语训练非常好、非常正确。”从那以后，我又与二位先生多次相会，多次请教。如今李先生和夫人均已谢世，张先生和夫人也已从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退隐。但他们亲切温婉的关怀一直留在记忆之中。在那次会议上还第一次见到旅居德国的藏族学者邦隆活佛和旅居法国的噶尔美博士，结下了友好的情谊，从那以后还一直保持联系、来往，或在会议上相遇。我去德国、法国访问、教学时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回国、返乡也曾到北京访问。最令人难忘的是与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教授的相会。乌瑞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藏学家之一。他曾就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民族关系、考古以及在中亚史上的重要地位等发表过一百余篇重要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译成汉文发表过。他的文章一贯作风严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阿不谄，与西方某些学者借题发挥、恶意反华、煽动分裂者不同，备受同行称赞。当他1991年七十大寿时，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为他征集国际藏学界同仁著文出版一部厚重的祝寿文集。可惜就在当年的7月17日，他却因病不治溘然去世了。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秋，我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是接了他的位置。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匈牙利的共产党人，他是怀着对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的感情来对待我的。可惜他身体一直不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受到疾病的折磨，十分痛苦。直到去世，也未能实现到我国访问的愿望。这位才思敏捷、文笔清新、立论公平、通晓多种语言的藏学界朋友，一位秉赋甚高的国际友人，永远值得怀念。

在维也纳的会上还见到一位“名人”，奥地利的汉尼斯·哈拉（Heinrich Harrer）。此公曾以《在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一书轰动一时，系二战期间纳粹余孽，逃亡西藏，巴结上察绒（tsha-rong）噶伦，亲近达赖喇嘛家属，于是出入“达拉”之府（Yab-gshis Stag-1a）（十四世达赖的亲属府邸），成为一名洋人帮闲，帮闲自然有点帮闲的本事，声色犬马、斗鸡走狗，再加“照相机”、“瑞士表”一些洋玩意儿，把个十来岁的、正在成长的小达赖逗得不亦乐乎。他也得其所哉，在西藏混得蛮像回事儿。一混七年，这就是这位洋帮闲的本钱。临走带走了西藏大批文物、唐卡和银币。在印度写出了那本迎合西方人士对西藏雪域的神秘而好奇的心理的书。一时纸贵洛阳。好！这下子这名前纳粹帐前的走卒，居然摇身一变成为熟悉西藏统治阶级内部事务的专家，反华阵营的帮手。于是，他就更忙了，奔走于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韩德孙门下，在锡金、印度上蹿下跳。参与炮制了一系列反华反共、为西方阵营出谋划策，以阻挠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的种种阴谋（见于高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时事出版社1994年8月版）。这名帮闲，又成为十足的帮凶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一一失败了。他也就缩回维也纳，出售他从西藏弄回来的赃物，吃他的巧克力、黄油面包去了。本来他不是学术界中人，但这次也来参加这个藏学研讨会。他不提任何论文，又羞羞答答不愿面对人们的询问，只是打打招呼，就再也不见踪影了。算是我在这次会上开了眼，见到此公，用奥地利女藏学家奥尔夏克教授（Blanche．C．Olschak）的话说：“那个老流氓！”（那是1994年奥尔夏克与哈拉二人同时来中国旅游时，同住在友谊宾馆，约我前去晤谈时亲口对我说的话。——引者注）这里我还能对此公说什么呢？至于美国迪斯尼乐园老板用他的那本书改编成电影向全世界发行，也不过是“沉滓的泛起”罢了！话头还得拉回来，那次会使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国际上有那么多人对西藏学有兴趣，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下决心要办一个刊物，专门刊登介绍国外藏学家论著的汉译文，这是参加国际藏学会后在思想上的一大收获。后来在几位青年同志带动下搞了起来，叫做《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至今已出十三辑，共约四百万字。都是与通晓法文、英文、德文、日文、俄文的同志合作，由他们翻译出来，供搞藏学研究的同志们参考、借鉴的。还出过三种专辑（两本敦煌学专辑和一本语言学专辑）。据有关同志反映，确实对了解情况、沟通中外、交流学术起了一些作用。

1982年秋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教了一年书，为客座教授直接去教外国学生，对自己也是锻炼。我要加紧提高英语表达能力，努力把课堂上的事弄妥贴，也是够忙的。到了1983年春天，去了巴黎。那是石泰安教授（Prof．R．A．Stein）的精心安排。当从维也纳直达巴黎的火车到站时，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许女士举着牌子来接站，旅馆、图书馆借书证、访问日程等都安排得停停当当！旅法藏族学者噶尔美博士（Dr．S．Karmay）在1981年维也纳的会议上已经结识。这次，我应邀来巴黎访问，又是石泰安教授（他的导师）的客人，噶尔美博士当然分外热情，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即由他陪同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去阅读敦煌写卷文书。科恩主任确实是难得的好人，悉心接待，不厌其烦，我一再调阅写卷，都如愿以偿，使我能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中，尽可能多地阅读到重要的藏文卷子，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包括的几个卷号都一一做过核对，纠正了我们原书中的若干错误，也补足了几处重大的阙文，心满意足。而后在海瑟·斯脱达（Heather Stodard）的陪同下游览罗浮宫，一睹蒙娜丽莎的芳容。当然也忘不了去拜访周恩来总理当年留学巴黎时住过的旅馆，忘不了去凭吊一番巴黎公社社员墙遗址、协和广场和凯旋门。前面提到的石泰安教授是法兰西学院汉学和藏学讲座教授，是继沙畹、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Maspero）、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以后的汉学藏学并举的重要人物。在30年代，他逃避希特勒纳粹党徒的迫害，从德国逃亡到巴黎，与于道泉先生结为密友，旨趣相投，共同的理想缔结了牢固的友谊。二战后，音讯隔绝了几十年，直到1980年，经由于道泉教授出面邀请，他才又一次来到他时时念想的中国，并且遍访了甘肃、四川等省。我曾陪他在北京参观、访问。由此缘故吧，当他知道我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时，便应邀来到维也纳大学短期访问和作学术报告，这就又一次见了面。接着，我就自然地作为他的客人去巴黎了。离开巴黎，我又一鼓作气去了伦敦，主要还是为了调查收藏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和若干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当然不会忘记到海格特公园墓地去瞻仰卡尔·马克思墓园，在他的半身塑像前献上一束小花。同时，回过头来，又在海格特访问一下于道泉先生旅英期间的故居。通过这次在巴黎、伦敦的访问，写了一篇《最近十年国外学者对敦煌藏文写卷研究的述评》，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算是一个交待。1985、1986到1987年接连访问德国（当时叫做西德，或者正规地称为联邦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和临时首都波恩 （我国台湾省的人却喜欢叫她“波昂”）开会、教书。旅德的藏族学者邦隆活佛，色拉寺出身，曾获拉然巴格西（头等格西）荣誉，又在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一直在巴州科学院亚洲研究所与于伯赫博士（Dr．H．Uebach）合作编写《藏德大词典》。他的本寺是云南中甸大寺，出生在昌都地区，学经受教育在拉萨。纯粹是偶然的因素茫茫然地漂流到印度，然后又到了西德。经过一段艰难痛苦的文化“休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以《佛经律藏中的故事》一篇四百多页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一切都顺利了。他以一名流亡者、难民的身份越过了社会等级，跨进了西方的学术圈子，得到应有的尊严和荣誉。他几次回国、回到故乡、回到云南中甸，所见所闻，觉得宽慰。特别是昌都军分区解放军医院为他的老母亲医好了白内障，使老人能重见光明，真让他万分感激。见面时一个劲儿地说“解放军真好！”大大地缩短了存在已久的与当地政府的疏离感，转而变成非常亲切的朋友。在波恩大学中亚学系工作的扎雅活佛（昌都管觉人）、普康活佛（山南琼结人）和白马才仁喇嘛（四川白玉人），他们三位分别从事“现代藏语”、“佛教文化艺术”和“宁玛派经典”的研究和教学，都已入了德籍，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生活都很不错。因而都能以正常的心态看待西藏的变革，对发展的前景也抱有希望。特别是白马才仁喇嘛1986年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亲眼见到家乡的巨变，兴奋不已，拍摄了大批照片。当时，正逢第十世班禅大师在四川考察，还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他更感到无比光荣。回到波恩，连续几天，用“故乡见闻录”的名义，在系里集会上放映幻灯。边放映边解说，极为生动活泼。其中，幻灯上出现了他的妹妹和弟弟等家中老小的镜头，他解释说：他们都成了共产党的人了（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如今，都是很有体面的人，家里生活过得很好……他的行动，颇让某些搞分裂活动的藏人不高兴，扬言说：白马才仁被共产党收买了！后来引发了他跟达赖喇嘛之间的一场文字辩论。看来，“事实胜于雄辩”，“日久见人心”。

1985年第四届国际藏学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1989年第五届国际藏学会在日本东京召开。1992年第六届国际藏学会在挪威奥斯陆-法根尼斯召开，与上几届不同，我国派出了二十五人参加，再加上台湾来了六人，实际上，有三十一位中国人参加。队伍可谓大矣！反映了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队伍的壮大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1995年6月的第七届国际藏学会在奥地利·格拉茨举行时，我国有二十六位代表参加。今年，1998年7月第八届国际藏学会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布鲁明顿校区举行时，我国又派出了二十八位代表参加，仅西藏自治区就有西藏社科院和西藏大学的人员十人。实际上，我国藏学研究的进展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了。我们以充分的信心迎接下一个世纪的藏学热或藏学研究的高潮到来。

（本文原刊《学林春秋》二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第470-493页。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