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木雅贡布和他的藏学人生

木雅贡布（1923—2008），藏族，著名藏文文献学家，研究馆员，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文古籍版本目录对勘和古籍鉴定专家。曾任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藏学》学术委员，青海大学、青海师大、青海民大、青海省委党校、西北民大等特邀教授，荣获“北京市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荣誉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木雅贡布和他的藏学人生

文 /晓明

（选自《中国西藏》1997年第1期）

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可依然保持着一个藏人的生活习俗和气息。在沙发上落坐后，贡布老师掏出口袋里的鼻烟壶，打开盖，倒出少许在姆指盖上，深深一口吸进去，伸展了一下身体。贡布老师今年已经74岁了，可腰直眼明，步履轻捷，像一个六十出头的人。十年前，他就从北京民族宫图书馆研究馆员的位子上退下来，可他几乎一天没有闲过，这些年他每天忙着编书写文章，接待国外藏学家的来访，解答方方面面有关藏学的种种问题，出任民族宫有关西藏的各种展览的顾问、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就连我们也没有少麻烦过他。

他腰杆笔直地坐着，两眼平静地望着我们说：

从哪里谈起呢，我的经历在许多我编的书后面都有介绍，你们找一本看看就行了。

我们一齐笑起来。在我们的坚持下，贡布老师开始讲起了自己，平凡而又动人。

木雅贡布接受记者采访

我是1923年出生的，前后共经历了三个藏历绕迥（藏族传统的纪年法，一个绕迥60年）。我的家乡在康定萨旦地方，离康定城60多公里，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母亲是一个富人家的帮佣，与姐姐同住，姐姐是家里的主人。母亲一生从未结过婚，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一个私生子。父亲自己有家有妻子有孩子，我出生后他从未抱过我，更不要说抚养过我，是母亲一人将我拉扯大的，我是我母亲的生命、希望、寄托，总之是一切，我母亲好像就为我活着。

我5岁时，母亲将我送到康定附近的一座贡嘎寺当扎巴，第五世贡嘎活佛为我剪发剃度，取法名为嘎玛索朗嘉措。贡嘎寺是嘎玛噶举派的寺庙，前世贡嘎活佛曾担任过嘎玛巴的经师，佛位很高。5岁的我，第一位老师是一生都在闭关修行的舅舅，几十年足不出户。我跟他学藏文背经书，一学就是7年，把当扎巴的一套全部学完了，除了识字诵经做法事，连吹吹打打，制作祭供物品都学了。

1937年，我14岁时，贡嘎活佛在贡嘎寺办了一所正规的僧学院，我成为其中的一员，正式开始跟贡嘎活佛学经，主要是佛学的大小五明。记得当时贡嘎活佛很喜欢我，说我是他徒弟中最聪明的一个。确实，那些深奥的经书我一学就懂，一读就会背。辨经时我口齿伶俐，一些比我年长的老僧人有时也不是我的对手。学到20岁，五明中的主要著作都学完了。相比之下，藏医学和因明学学得比较一般，不是特别系统，这与贡嘎僧学院的学习重点有关。这6年的学习奠定了我终生的事业根基，这就是文字学、史学和诗学研究。

从我出生到我20岁，我的全部生活来源都是由母亲供养，在我每天无忧无虑的读书之际，母亲都在辛勤劳作，将她用血汗换来的糌粑、酥油、氆氇送到寺庙来。而我能报答她的，除了优秀的学习成绩再无其他。20岁那年，母亲得了伤寒病，一病不起，终于永远离开了我，而这一年我也从僧学院毕业了。母亲的恩情我一生一世都记着。

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作为贡嘎活佛的弟子陪同大师一起到内地进行传教讲经，到了成都、重庆、云南的昆明。到处都有贡嘎活佛的信徒，对于贡嘎活佛传授的密宗，人们非常有兴趣。而对我这个刚刚从山沟里的小寺院来到大千世界的佛教徒，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在外部世界呆了一年多，坐过火车、飞机、轮船的我，不愿意再回到寺院里去了，不愿意再受佛教各种戒律的束缚，在社会上过起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时上山打猎，有时也读一些书。贡嘎活佛回寺后，我就躲着他，怕他让我重返寺院。

1950年，康定解放了。为了培养一批藏族自己的干部，康定成立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招收一批有文化懂藏文的人当学生。贡嘎活佛找到我，动员我去学习。我有点怕贡嘎活佛，没商量就去了。记得当时去学习时还填了一张表，我在成份上填了“扎巴“，在文化程度上填了“大学”，是个佛学的大学生，熟知大小五明，书法很好。在气功方面，研习的纳绕六法中幻身术的“麦那姆”，能够解析梦境。“麦那姆”认为梦境与现实是一体的，通过对梦境的分析能知道现实景况。那时贡嘎活佛时常召我去析梦。而我自己在做梦时，有现实意识，知道是在梦境里，因而在梦中仍能冷静对待。修研“麦那姆”，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影响，认为现实与梦实质上是一样的，是虚幻的，而梦又是现实的写照。因而对现世有一种超脱的认识，这种世界观影响了我的一生，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敌特分子”，我也没有消沉绝望。

一年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康定自治州（当时康定还属于西康省）文教局教材编写委员会工作，与汉族同志合作，编译和编写各种教材。在州文教局我一干就是6年。这些年里，我除了编教材，还在业余藏文学校给一些汉族干部教藏文，讲藏文知识。那个年月，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好，到当地工作的汉族干部，都要学习藏语藏文。差不多每个周末，我都要到部队机关去教藏文。教到后来，因为教得好，确实教出名气来了。于是就调我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培训那里的藏语教员。在地方文教局我是行政19级，调到民院后调为高教7级，当时叫作高级讲师，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那是1956年，我才30出头。我在那里一直干到1965年。我的学生以后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副教授，还有的是研究员，现在大多退休了。

1963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5岁出家，当了一名僧人，尽管我差不多1947年就离开了寺院，但从来没有想过要还俗。参加工作十多年了，一直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生活。突然，一个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叫曲珍，美丽质朴，她的父亲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当年与我同为贡嘎活佛的弟子。在周围现代生活的影响下，在美丽姑娘的吸引下，我结婚了，那年我40岁。

从1965年开始，受“左“的风气影响，学校不再重视民族语文的教学，像我这样的人在学校已成多余，于是我又调回甘孜州，被安排去了文史研究组，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被作为贡嘎的弟子、“敌特报务员”、“里通外国的坏人”，关了7个月。贡布老师指着脸上的一块疤说，这就是当时被打后留下的痕迹。

他们斗争我，我一点不怕，我相信共产党，相信法律，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当时天宝、沙拉也被关着，他们都是长征干部，他们都挨整，我吃点苦不算什么，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时我的思想从未有什么损伤，一种超脱的信念一直支持着我，我觉得我只不过在演戏，在演反面人物，演反动学术权威，演喇嘛活佛的弟子，卸了妆，我还是我。

落实政策后，我又回到了甘孜州文教局，但不是编教材，而是管基建，修房了，还到康定林场干过几个月，炊事员、保管员、事务长三位一体，我还干得不错，离开时，林场的人还真不舍得我走。

1977年，这次是真正的落实政策了，我又回到文教局干编教材的老本行。过去编得教材全烧了，一切又从头开始。可是这个工作我是轻车熟路，做的得心应手，我喜欢这个工作。

1979年，北京来调我去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现在的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工作，专门搞马列毛泽东著作翻译，我几乎没有犹豫，就举家迁来北京了，从此就在北京定居了。翻译局的工作对我是个新课题，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著作《费尔巴哈的终结》、斯大林著作第一卷第二卷、毛泽东选集，我都参加了翻译。但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审稿定稿，作最后的把关工作。这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但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道理，什么生产关系，什么消费，还是有所提高的。对一些哲学著作，我觉得困难小一些，哲学中的一些辩证法与佛学的因明学有共同的地方，理解起来就不是那么困难。

1980年民族宫图书馆借我整理藏文古籍，开始时一个星期去上二三个半天，后来民族宫就想把我彻底调过去。他们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调不调，相比马列主义翻译与藏文古籍整理，我更愿意搞古籍整理，我同意调，这一调就是好几年，翻译局也不想放我，一直到1984年我才真正调过去，那一年，我已经62岁，到了60岁我才干上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从此，我就一直搞古籍整理至今。现在尽管已经退休了，这个工作并没有放下。

民族宫图书馆的藏文古籍是很丰富的，大约是五十年代后期从西藏拉来的，幸亏拉下来了，要不“文革”中就烧完了。拉下来的这一部分保存完好，而且多年来整理得很有成效。1994年西藏要回去一部分。据说这一部分有的进入了档案馆，有的还给了寺庙。这些古籍是民族的文化财富，还给寺庙就供起来了。当然，还给寺庙是对的，这些东西是寺庙的珍贵财富。但是这些文献也是藏民族的文化财富，应该设法充分利用，否则就太可惜了。我知道，这些古籍大多数还没有进行微缩。

说到这里，贡布老师叹了口气，八十年代末，民族宫图书馆还没有完全使用电脑整理古籍。我们为贡布老师这种惜爱民族文化财富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休息片刻，贡布老师接着谈起来。

说起来，从1984年至今，是我最有成就的时期了。这时期我编写了《民族宫藏文典籍目录》一套三本，数百万字，涉及到了7000多部藏文典籍，每条目录都有典籍的简要介绍和作者介绍，涉及到的作者有180多个。在此基础上，我又编写了《藏族名人录》一书，约200多万字，介绍的人物有157个。这部书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我还写了大量的文章，许多我已经记不住题目了。

就笔者读到的，就有《江嘉•若必多吉传》《觉囊•多罗那它传》《司徒•却吉迥乃》、《楚臣仁钦传》《土观•罗桑却吉尼玛传》，还有《巴塘和巴塘人》《西藏的原始社会》《怎样写甘孜州地方志》等等，其中《巴塘和巴塘人》这篇文章，是在贡布老师4次去巴塘后写下的，不仅写了巴塘的历史、景物、风俗，还写了巴塘今日的变化和当代的巴塘人，发表后反响很大。

我后期的写作，比较着重历史和文学。我写的这些人物传记，都是把他们作为人来写的。历史上也有他们的传，但都写成了神和超人，一本书读下来，连他们的生卒年都没有记录。我则不一样，把他们写成普通人，更接近现实的人，真实地记述他们一生中重大的事迹和作为，通俗明白。我发现我这样做以后，像我这样写的人多起来，这正是我的初衷。我还为许多书写作序言，如《萨迦格言》《普东巴传》、仁达娃的《因明学》《逻辑学》等。我还在藏文文学期刊《章恰尔》（藏文意为“甘露”）上开办了一个专栏，叫“智慧老人”，专门解答有关藏学方面的各种问题。

我1987年就退休了，那年我65岁。退休了在家里还一样干，而且身兼多职，现在除了还是民族宫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外，还担任了西藏民族学院的兼职教授，高级佛学院佛学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藏研中心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去年被评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领取了由国家颁发的特殊津贴，同时还被评为北京市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面对这些荣誉我还是那种超脱的思想，我很平静。

问我现在做些什么，忙着呢。退休了，忙家务，买菜做饭。我有5个孩子，2个男孩3个女孩。我结婚晚，孩子都比较小，小女儿今年18岁，今年年底才从外事职高毕业。他们还要成家立业，我还要操很多心。

手上正在写的是一部贡嘎活佛的传记，他是我的老师，只有我能写好他。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明年能出版。

我还准备写一部藏族气功流派研究的书，用诗体写，写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现在有的地方将气功吹得天花乱坠，都神了，还有一大堆人盲目追随。藏族的气功是科学的，要科学地介绍，客观地讲明它的历史渊源、演变、修炼方法、功用，或许更有用些。

贡布老师自信地笑了。

木雅贡布先生在学术交流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