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涉藏外事研究

发布时间:2021-12-09 16:58:54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 | 责任编辑:

(五)涉藏外事研究

伴随国家整体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以及西藏持续的发展稳定和改革开放,2017年涉藏外事研究出现较大程度的推进,在各个分支领域都出现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涉藏外事研究主要围绕五方面开展:一是国外涉藏政策研究,主要是美国、印度等主要涉藏国家的相关政策;二是中国的涉藏周边外交研究,主要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中的涉藏因素研究;三是国外涉藏舆论斗争态势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主流媒体涉藏宣传报道的讨论;四是国外特别是西方人的西藏观研究,主要涉及西方人对西藏错误知觉及其来源;五是西藏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相关研究。

温强《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过程中的印度因素》(《美国研究》第5期)以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出台经过为例,将“西藏问题”置于中美印三边关系中进行考察。该文认为,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于“西藏问题”的博弈中发挥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而“西藏问题”也最终成为美国打入中印关系中的一个楔子。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美国重新开始在联合国大会中推动涉藏决议的通过。为了顾及印度的态度,美国没有再决议中置入主权议题,而是以人权话语为主。该文指出,美国借此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树立起美国捍卫人权、自决权的形象;诋毁中国声誉,强化对华遏制孤立;在中印之间打入制造矛盾的楔子。这份决议是冷战时期影响中美印三国关系演变,以及西藏问题被国际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周振《毛泽东与“珠峰”归属问题的解决》(《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谈判中关于珠穆朗玛峰归属问题的解决入手,分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涉藏渉边政策以及周边外交方针。该文指出,珠峰归属问题涉及中尼两国民众的感情,是中尼边界谈判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为此付出大量精力,促使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该文认为,珠峰归属问题的解决,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一向倡导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是毛泽东心系西藏的情感体现,为中尼友好关系以至南亚的整体稳定提供了保障。

韩磊、郭永虎《近代英国媒体视野下英俄在西藏的“大博弈”——以〈泰晤士报〉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2辑)通过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泰晤士报》对于俄国向西藏派遣“科学考察团”、德尔智使团访俄、英国第二次侵藏期间与俄国的博弈等一系列涉藏时间,研究了《泰晤士报》的涉藏立场。该文认为,英国将西藏看作势力范围,对俄国企图染指西藏保持高度戒惧。这一时期《泰晤士报》的涉藏报道并没有体现客观独立公正原则,相反为英国政府出谋划策、积极引导国内舆论、充当政府喉舌,体现鲜明的国家主义特点,其为英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保守新闻价值观显而易见。

韩青玉《〈纽约时报〉涉藏新闻采写研究》(《新闻研究导刊》第17期)通过对《纽约时报》近30年来涉藏新闻稿源和稿源地进行分析,论证了《纽约时报》在涉藏新闻采写上的非专业性和非客观性,进而论证其涉藏新闻报道偏见的来源。该文认为,《纽约时报》近30年的稿源地主要是在美国,尤其是编辑部所在地;即使是发自中国的报道,稿源地也主要是北京,而非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从信息来源看,大部分报道采纳的是海外支持“藏独”人士的来信,而非实地走访所得。该文指出,《纽约时报》这种“闭门造新闻”的不专业做法,致使涉藏误读消息一再播发,西方民众因而也难以看到西藏的真实面貌,大量歪曲西藏的消息致使民众对西藏的误读不断固化。

张皓《〈泰晤士报〉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关注和态度》(《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通过对《泰晤士报》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一系列报道进行分析,从侧面揭示了这一时期英国主流社会对于西藏和平解放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看法。该文提出,《泰晤士报》的报道态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昌都战役之前,关注西藏法律地位,声称西藏是“自治”的,指责人民解放军进军为“侵略”。二是昌都战役发起后,关注人民解放军进军、谈判举行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与实施。三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开始谈判后,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条件是西藏自治得到尊重”。但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顺利恢复了治藏主权,因而宣称《十七条协议》是强加的。这一切反映了《泰晤士报》作为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英国的主要喉舌在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面前的无可奈何。

杜永彬《当代美国藏学研究评论——以洛培兹为例》(《国外藏学研究集刊》第1辑)研究了美国当代藏学家唐纳德·洛培兹的学术经历及其对藏传佛教和更敦群培的研究。论述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藏学的整体发展历程,从地理方位的角度回顾了美国藏学整体发展变化情况。该文重点分析了洛培兹的佛教、藏传佛教研究以及更敦群培研究,对其藏传佛教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并从国内外更敦群培研究的进展、洛培兹与更敦群培结缘、洛培兹对更敦群培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三个视角分析了其对更敦群培研究的成果。该文认为,洛培兹的学术研究不仅奠定了密歇根大学在美国藏学界的地位,而且推动了美国藏学整体发展以及中美学术交流。

韩青玉《西藏涉藏“误读”现象解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研究了西方社会对西藏的“误读”及其成因。该文认为,西方对西藏的“误读”,有“有意”和“无意”之分。大众传媒“物质层面”的技术限制和“人为层面”的“先前经验”和现实“利己因素”作用,导致了西方涉藏“误读”的不可避免性。该文指出,在面对西方对西藏的误读时,国人应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表达,而应在对西方涉藏误读现象深入、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发声,用中国的声音向世界讲述“人间”真实的西藏故事,以此消解西方对西藏的“误读”。

韦仁忠、朱金春《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认知与路径探讨》(《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回顾了中央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对西藏地位和作用的逐步确立过程,分析了西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与短板,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了自治区政界、学界与企业界相关人士对西藏融入“一带一路”两个方向上的不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该文指出,西藏作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具有中央重视和扶持、区位和资源优势、宗教文化影响力、旅游吸引力等优势,同时也受制于环境和交通制约、邻国消极态度、维稳和反分裂压力、人才瓶颈等短板。该文认为,应将西藏发展定位纳入国家层面;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口岸对外开放力度;促进西藏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互鉴;着力发展西藏跨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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